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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国文学作为当今国内阅读素材的重要组成，在进入到国内市场前一般都要经历译制加工。从我国第一本外国文学《茶花女》译本的出版至今，国外文学译本在中国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发展，读者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对作品译本的阅读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常态。为让读者能够更好地通过译本体会原著的风格，本文以《老人与海》为蓝本对其译本进行赏析，以供借鉴。
關键词：《老人与海》;译本;文体学
前言：文体学也被叫作风格学，主要研究文本的题材特征、本质与规律，介于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与美学之间，是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学科[1]。李龙植认为文体即是在特定交际领域根据表达目的而选择的表达方式与手段的总称，而文体学即是研究这些体系的科学，文体学的萌生与发展就是为了探寻表达思想的更有效方式，其研究过程主要是对语言材料与其运用原则的选择。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文体学也算是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科。英国的哈特曼与斯托克在《语言与语言词典》中将文体学解释为修辞学、风格学，这种对文体学研究内容的直接概括显然更为简洁、贴切。本文从文体风格角度对《老人与海》的译本进行赏析，以期为这部名作的阅读带来更全面的指引。
一、《老人与海》内容概述与译本总体风格的解读
《老人与海》自1952年于美国发表，作者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小说不算长，主线明确，主要描写了一个古巴渔夫出海打渔并与一条大马林鱼一路搏斗的故事，但这样并不复杂的故事情节却被刻画得骨肉丰满、寓意深刻，无论是渔夫处于绝境时挑战命运的不屈态度还是作为一个暮年人对岁月的眷恋心情都以一种美好而又残酷的风格彰显出来。这一反差的魅力为这部小说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对其翻译工作提出了考验。《老人与海》自上世纪传入我国后先后译成了不同版本，其中朱海观与宋碧云的译制版本在原著与读者阅读习惯之间平衡得最好，读者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原作整体措辞朴实，力求言简意赅，这两个译本基本也都以洗练的汉语高度还原了原作的风格，如小说的高潮“渔夫杀鱼”部分，原作用了4057个单词占据全文的1/8，朱宋的两个版本也是十分贴近，其中宋碧云版本更是与原作相差不到1000字，而朱海观的译本则更符合汉语阅读的习惯。
二、《老人与海》译本句子处理与修辞风格的研究
基于《老人与海》原作的朴实风格，几乎所有译本都在句子处理方面尽可能的做了简化。《老人与海》全文共1919个句子，每个句子长约14个词且句子结构简单，基本围绕简单句、并列句来展开，鲜少应用复杂的长句，其本意是去掉所有浮华的表述，仅将事物的本来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老人与海》最早的中文译本出自张爱玲之手，其严格遵循了原作的语言风格对翻译做了处理，将每句句长维持在15个词之内，与原著所差无几，但在一些句型处理中仍是体现了其个人特色，如“The old man was thin and gaunt with deep wrinkles in the back of his neck。”被其翻译成“老人瘦而憔悴，颈后有深的皱纹”，即是很符合其自身的语言风格[2]。从文体学角度来看，修辞的处理在译本而言更具研究价值，但《老人与海》言辞简练，其译本要达到情感表达和简练风格这一双重标准并非易事。这一点上朱海观译本的处理获得评价较高，在对“The myriad flecks of the plankton……that was a mile deep。”翻译时，其应用了诸如“万点霞光”“深邃蔚蓝的海水”等形容，既保持了语句的干练简洁，又同时实现了对原文情感的完整传递，修辞拿捏得可谓十分精准。
三、《老人与海》译本人物塑造与蕴含寓意的赏析
除修辞风格外，在文体学角度而言，译本对原著人物形象的二次“塑造”和对全文寓意的呈现也颇具鉴赏价值。《老人与海》主要刻画了渔夫桑提亚哥、小男孩以及鲨鱼这三个形象，其中主角桑提亚哥执着、倔强，是小说精神的体现，译本对这个形象的翻译也都基本贴合原著，如对桑提亚哥一些列动作的翻译等。动作是语言之外最能体现人物性格、内心特点的描写形式，成功的翻译除了要做到基本还原原著风格外，还要通过对原著人物动作的揣摩来对人物的形象进行二次的“塑造”[3]。而在对原文寓意的完整传达中，《老人与海》的朱海观译本做了诸如以下的设计“他的右手放在水里很久”，以勾勒一个倔强“老头”的形象，并传达出他执着不屈的精神，仅是这一细节动作的描述，便将小说所蕴含的寓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结语：对国外文学作品的翻译加工无异于对作品本身的二次创作，而文学作品的翻译既要符合原著表达，又要让作品中的寓意、意境等以另一种语言高度还原，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过程，国外文学的译本也便多了一分鉴赏性。读者在鉴赏《老人与海》的译本时，可从文体学视角对不同版本或某一版本的风格、修辞、人物形象表现等方面进行鉴赏，以在增添阅读乐趣的同时提升自身对作品的全面理解。
参考文献：
[1]闫常英. 《老人与海》中译本之比较对翻译的启示[J].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39（003）：104-106.
[2]范雯静， 贺安芳. 从语言层面看张爱玲《老人与海》汉译本中译者的主体性[J]. 戏剧之家， 2020（2）：178-180.
[3]李晓丹， 王继昂. 文体学视角下对《老人与海》译本的赏析[J]. 北方文学（下旬刊）， 2018， 000（004）：215-216.
關键词：《老人与海》;译本;文体学
前言：文体学也被叫作风格学，主要研究文本的题材特征、本质与规律，介于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与美学之间，是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学科[1]。李龙植认为文体即是在特定交际领域根据表达目的而选择的表达方式与手段的总称，而文体学即是研究这些体系的科学，文体学的萌生与发展就是为了探寻表达思想的更有效方式，其研究过程主要是对语言材料与其运用原则的选择。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文体学也算是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科。英国的哈特曼与斯托克在《语言与语言词典》中将文体学解释为修辞学、风格学，这种对文体学研究内容的直接概括显然更为简洁、贴切。本文从文体风格角度对《老人与海》的译本进行赏析，以期为这部名作的阅读带来更全面的指引。
一、《老人与海》内容概述与译本总体风格的解读
《老人与海》自1952年于美国发表，作者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小说不算长，主线明确，主要描写了一个古巴渔夫出海打渔并与一条大马林鱼一路搏斗的故事，但这样并不复杂的故事情节却被刻画得骨肉丰满、寓意深刻，无论是渔夫处于绝境时挑战命运的不屈态度还是作为一个暮年人对岁月的眷恋心情都以一种美好而又残酷的风格彰显出来。这一反差的魅力为这部小说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对其翻译工作提出了考验。《老人与海》自上世纪传入我国后先后译成了不同版本，其中朱海观与宋碧云的译制版本在原著与读者阅读习惯之间平衡得最好，读者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原作整体措辞朴实，力求言简意赅，这两个译本基本也都以洗练的汉语高度还原了原作的风格，如小说的高潮“渔夫杀鱼”部分，原作用了4057个单词占据全文的1/8，朱宋的两个版本也是十分贴近，其中宋碧云版本更是与原作相差不到1000字，而朱海观的译本则更符合汉语阅读的习惯。
二、《老人与海》译本句子处理与修辞风格的研究
基于《老人与海》原作的朴实风格，几乎所有译本都在句子处理方面尽可能的做了简化。《老人与海》全文共1919个句子，每个句子长约14个词且句子结构简单，基本围绕简单句、并列句来展开，鲜少应用复杂的长句，其本意是去掉所有浮华的表述，仅将事物的本来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老人与海》最早的中文译本出自张爱玲之手，其严格遵循了原作的语言风格对翻译做了处理，将每句句长维持在15个词之内，与原著所差无几，但在一些句型处理中仍是体现了其个人特色，如“The old man was thin and gaunt with deep wrinkles in the back of his neck。”被其翻译成“老人瘦而憔悴，颈后有深的皱纹”，即是很符合其自身的语言风格[2]。从文体学角度来看，修辞的处理在译本而言更具研究价值，但《老人与海》言辞简练，其译本要达到情感表达和简练风格这一双重标准并非易事。这一点上朱海观译本的处理获得评价较高，在对“The myriad flecks of the plankton……that was a mile deep。”翻译时，其应用了诸如“万点霞光”“深邃蔚蓝的海水”等形容，既保持了语句的干练简洁，又同时实现了对原文情感的完整传递，修辞拿捏得可谓十分精准。
三、《老人与海》译本人物塑造与蕴含寓意的赏析
除修辞风格外，在文体学角度而言，译本对原著人物形象的二次“塑造”和对全文寓意的呈现也颇具鉴赏价值。《老人与海》主要刻画了渔夫桑提亚哥、小男孩以及鲨鱼这三个形象，其中主角桑提亚哥执着、倔强，是小说精神的体现，译本对这个形象的翻译也都基本贴合原著，如对桑提亚哥一些列动作的翻译等。动作是语言之外最能体现人物性格、内心特点的描写形式，成功的翻译除了要做到基本还原原著风格外，还要通过对原著人物动作的揣摩来对人物的形象进行二次的“塑造”[3]。而在对原文寓意的完整传达中，《老人与海》的朱海观译本做了诸如以下的设计“他的右手放在水里很久”，以勾勒一个倔强“老头”的形象，并传达出他执着不屈的精神，仅是这一细节动作的描述，便将小说所蕴含的寓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结语：对国外文学作品的翻译加工无异于对作品本身的二次创作，而文学作品的翻译既要符合原著表达，又要让作品中的寓意、意境等以另一种语言高度还原，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过程，国外文学的译本也便多了一分鉴赏性。读者在鉴赏《老人与海》的译本时，可从文体学视角对不同版本或某一版本的风格、修辞、人物形象表现等方面进行鉴赏，以在增添阅读乐趣的同时提升自身对作品的全面理解。
参考文献：
[1]闫常英. 《老人与海》中译本之比较对翻译的启示[J].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39（003）：104-106.
[2]范雯静， 贺安芳. 从语言层面看张爱玲《老人与海》汉译本中译者的主体性[J]. 戏剧之家， 2020（2）：178-180.
[3]李晓丹， 王继昂. 文体学视角下对《老人与海》译本的赏析[J]. 北方文学（下旬刊）， 2018， 000（004）：215-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