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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批示，指出纠“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今年，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将解决一系列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形式主义作为“四风”整治中的老大难，究竟有哪些具体表现？在对其治理过程中又应注意哪些问题？就此，廉政瞭望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学研究所廉政建设与社会评价研究室主任蒋来用。
廉政瞭望：形式主义，是我们一直都在反对和整治的。但是究竟什么是形式主义，许多人还不是很清楚。
蒋来用：首先，要搞清楚“四风”，也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形式主义作为“四风”之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和作风。它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重视實效，是脱离实际的。并且形式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具体形态。
廉政瞭望：形式主义被列为“四风”之首，对它的治理与对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的治理，有什么不同？
蒋来用：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多涉及经济上的浪费，这些处理起来相对容易。把钱卡死一点，管理制度上严格一点，查处力度加大一点，整治起来相对容易，因此这“两风”不存在发现难、判断难、处理难的问题。
但形式主义的整治比较麻烦，首先它较为隐蔽，很难发现。其次，即使感觉到它存在，但要对它定性也有困难。一个人对待工作，究竟是认真还是应付了事，很难下定论。你说他搞的是形式主义，但他会振振有词地说，“我在认真做，你看我多累啊。”我们发现，实践中查处公款吃喝等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多，因搞形式主义被立案的非常少。
廉政瞭望：在现实查处中，究竟依靠什么来判断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呢？
蒋来用：如果有纪律规定来依照是最好的。但目前的话，这些规定很难制定。所以往往是看最后的实际效果，跟当初制定这个政策时的目的是否吻合。但一些政策实施后，往往不能一下子看出成果，需要等一段时间。如果出现了问题，就需要逆推追责，来看是什么时候出的问题，如果出现严重后果，调查追责难度较大。
廉政瞭望：形式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蒋来用：形式主义问题在建党初期就曾出现。党的历史上，我认为与形式主义的斗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当时杜修经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导致了湘南战役中29团几乎全灭的惨败，还有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当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提出“大跃进”口号后，我们制定了许多脱离实际，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指标。为了完成这些高指标，就出现了全国“大炼钢”“浮夸风”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弄虚作假、偷工减料、做表面文章以及敷衍塞责等问题。如云南昆禄公路“豆腐渣工程”、辽宁沈四高速公路青洋河大桥塌陷等。
廉政瞭望：您通过对历次形式主义危机的研究，对形式主义的特点有什么发现？
蒋来用：形式主义用几个词来概括就是：规律性、顽固性和社会性。而克服形式主义危机则具有推动性。
我们通过总结发现，形式主义的发生是有规律的。它们都违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识与实践脱离、主观与客观脱节、形式与内容脱节、行动和效果脱节。
顽固性则是指形式主义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比如说有的形式主义者会让别人觉得他的党性很强、工作卖力，这也正是形式主义在众目睽睽之下，却很难被发现的原因。即使发现了，“兢兢业业工作”的假象也是他的“护身符”。
此外，形式主义虽是党内的不良作风，但也是一种社会不良现象，这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但反观每一次对形式主义危机的克服，都会大力推动党的事业取得大发展，我相信这次形式主义危机的解决将会使中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廉政瞭望：当下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蒋来用：十八大以来，形式主义放在“四风”之首被提出，可见经过多年整治，形式主义问题依然突出。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中的形式主义，如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不力问题、陕西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都是典型。新时代的形式主义不仅是政绩观错误、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还与腐败交织在一起，成为又一显著表现。
还有一点，搞形式主义的人很多时候不会受处分，相反还能捞到好处，出成绩，提拔得也快。比如公路两边的建筑是不是都很漂亮，墙壁是不是都刷得白白的？但是墙的另外一面呢？往往都是很难看的。这就是明显的形式主义。
廉政瞭望：您之前也提到，形式主义出现得很早，也很普遍。那么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蒋来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个人主义长期存在。不过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有所不同。个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个人主义是非正义性的，它把自己的利益摆在最优先的位置，这就扭曲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除不掉这个病根子，在面对众多的利益诱惑的时代，形式主义就会多。
其次是“唯书”“唯上”的文化土壤很深厚。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个体长期存在的文化水平上的差异，导致了社会中一种文化——“唯书”“唯上”，大众很容易盲从文化教育程度高的人。但如今这种形式主义的迷惑性已经减弱很多了。
第三是国外输入性因素的干扰。只要崇洋媚外的心理不改变，即使我们国家发展至今，“输入式”形式主义也会有存在的可能。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时常脱节，也是导致出现形式主义的原因。其实上下级之间除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外，还应有监督与被监督、信任与被信任、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等。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过于强化，其他关系则运用不充分或不对称，常有自上而下的批评和监督，但自下而上的监督和批评却相对很少，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形式主义。
廉政瞭望：形式主义的整治和政治生态有什么必然关系吗？
蒋来用：可以说，形式主义是党的建设和发展状况、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当有严重的形式主义出现时，党的建设往往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而形式主义被控制得比较好的时候，也就是党的事业飞速发展的时候。
廉政瞭望：多年来，我们党对于形式主义，持续出招整治。这么多年我们党积累了哪些经验，形成了哪些成果？
蒋来用：形式主义是作风建设中的顽疾，治理难，易复发。所以说反形式主义是持久战，与形式主义作斗争贯穿党的建设整个历史阶段，这就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这些历史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
首先，我们找到了与形式主义斗争的基本方法。要从方法论上认识形式主义，然后有根据有区别地攻破。其次是发现了检验形式主义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要通过实践来证明。第三是如同之前讲到的，认清了形式主义的要害与本质。
廉政瞭望：对于未来持续整治形式主义，您有怎样的建议？
蒋来用：要解决形式主义，必须从党章里面找答案。经过那么多历史教训，党章凝聚了全党智慧，里面有很多管用措施，如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形式主义整治要克服一蹴而就的“急躁病”，必须常态化，要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去做到“常常抓”“反复抓”。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经过一段时间强力整顿之后，发现仍有不少问题，就对整治形式主义失去信心，产生“悲观论”。
形式主义作为“四风”整治中的老大难，究竟有哪些具体表现？在对其治理过程中又应注意哪些问题？就此，廉政瞭望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学研究所廉政建设与社会评价研究室主任蒋来用。
我们党与形式主义的三次斗争
廉政瞭望：形式主义，是我们一直都在反对和整治的。但是究竟什么是形式主义，许多人还不是很清楚。
蒋来用：首先，要搞清楚“四风”，也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形式主义作为“四风”之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和作风。它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重视實效，是脱离实际的。并且形式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具体形态。
廉政瞭望：形式主义被列为“四风”之首，对它的治理与对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的治理，有什么不同？
蒋来用：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多涉及经济上的浪费，这些处理起来相对容易。把钱卡死一点，管理制度上严格一点，查处力度加大一点，整治起来相对容易，因此这“两风”不存在发现难、判断难、处理难的问题。
但形式主义的整治比较麻烦，首先它较为隐蔽，很难发现。其次，即使感觉到它存在，但要对它定性也有困难。一个人对待工作，究竟是认真还是应付了事，很难下定论。你说他搞的是形式主义，但他会振振有词地说，“我在认真做，你看我多累啊。”我们发现，实践中查处公款吃喝等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多，因搞形式主义被立案的非常少。
廉政瞭望：在现实查处中，究竟依靠什么来判断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呢？
蒋来用：如果有纪律规定来依照是最好的。但目前的话，这些规定很难制定。所以往往是看最后的实际效果，跟当初制定这个政策时的目的是否吻合。但一些政策实施后，往往不能一下子看出成果，需要等一段时间。如果出现了问题，就需要逆推追责，来看是什么时候出的问题，如果出现严重后果，调查追责难度较大。
廉政瞭望：形式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蒋来用：形式主义问题在建党初期就曾出现。党的历史上，我认为与形式主义的斗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当时杜修经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导致了湘南战役中29团几乎全灭的惨败，还有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当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提出“大跃进”口号后，我们制定了许多脱离实际，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指标。为了完成这些高指标，就出现了全国“大炼钢”“浮夸风”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弄虚作假、偷工减料、做表面文章以及敷衍塞责等问题。如云南昆禄公路“豆腐渣工程”、辽宁沈四高速公路青洋河大桥塌陷等。
形式主义具有规律性、顽固性、社会性
廉政瞭望：您通过对历次形式主义危机的研究，对形式主义的特点有什么发现？
蒋来用：形式主义用几个词来概括就是：规律性、顽固性和社会性。而克服形式主义危机则具有推动性。
我们通过总结发现，形式主义的发生是有规律的。它们都违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识与实践脱离、主观与客观脱节、形式与内容脱节、行动和效果脱节。
顽固性则是指形式主义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比如说有的形式主义者会让别人觉得他的党性很强、工作卖力，这也正是形式主义在众目睽睽之下，却很难被发现的原因。即使发现了，“兢兢业业工作”的假象也是他的“护身符”。
此外，形式主义虽是党内的不良作风，但也是一种社会不良现象，这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但反观每一次对形式主义危机的克服，都会大力推动党的事业取得大发展，我相信这次形式主义危机的解决将会使中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廉政瞭望：当下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蒋来用：十八大以来，形式主义放在“四风”之首被提出，可见经过多年整治，形式主义问题依然突出。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中的形式主义，如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不力问题、陕西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都是典型。新时代的形式主义不仅是政绩观错误、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还与腐败交织在一起，成为又一显著表现。
还有一点，搞形式主义的人很多时候不会受处分，相反还能捞到好处，出成绩，提拔得也快。比如公路两边的建筑是不是都很漂亮，墙壁是不是都刷得白白的？但是墙的另外一面呢？往往都是很难看的。这就是明显的形式主义。
廉政瞭望：您之前也提到，形式主义出现得很早，也很普遍。那么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蒋来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个人主义长期存在。不过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有所不同。个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个人主义是非正义性的，它把自己的利益摆在最优先的位置，这就扭曲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除不掉这个病根子，在面对众多的利益诱惑的时代，形式主义就会多。
其次是“唯书”“唯上”的文化土壤很深厚。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个体长期存在的文化水平上的差异，导致了社会中一种文化——“唯书”“唯上”，大众很容易盲从文化教育程度高的人。但如今这种形式主义的迷惑性已经减弱很多了。
第三是国外输入性因素的干扰。只要崇洋媚外的心理不改变，即使我们国家发展至今，“输入式”形式主义也会有存在的可能。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时常脱节，也是导致出现形式主义的原因。其实上下级之间除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外，还应有监督与被监督、信任与被信任、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等。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过于强化，其他关系则运用不充分或不对称，常有自上而下的批评和监督，但自下而上的监督和批评却相对很少，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形式主义。
整治形式主义，戒急躁也不悲观
廉政瞭望：形式主义的整治和政治生态有什么必然关系吗？
蒋来用：可以说，形式主义是党的建设和发展状况、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当有严重的形式主义出现时，党的建设往往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而形式主义被控制得比较好的时候，也就是党的事业飞速发展的时候。
廉政瞭望：多年来，我们党对于形式主义，持续出招整治。这么多年我们党积累了哪些经验，形成了哪些成果？
蒋来用：形式主义是作风建设中的顽疾，治理难，易复发。所以说反形式主义是持久战，与形式主义作斗争贯穿党的建设整个历史阶段，这就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这些历史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
首先，我们找到了与形式主义斗争的基本方法。要从方法论上认识形式主义，然后有根据有区别地攻破。其次是发现了检验形式主义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要通过实践来证明。第三是如同之前讲到的，认清了形式主义的要害与本质。
廉政瞭望：对于未来持续整治形式主义，您有怎样的建议？
蒋来用：要解决形式主义，必须从党章里面找答案。经过那么多历史教训，党章凝聚了全党智慧，里面有很多管用措施，如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形式主义整治要克服一蹴而就的“急躁病”，必须常态化，要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去做到“常常抓”“反复抓”。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经过一段时间强力整顿之后，发现仍有不少问题，就对整治形式主义失去信心，产生“悲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