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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中，李特特的经历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颇为特殊。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大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入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最早的女党员——向警予。从小成长在这样—个“革命世家”，李特特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
妈妈，一个冰冷的壳
李特特的家里，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合影。谈起父母，李特特显得既生疏，又感伤。
1928年，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个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4岁的李特特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个大家庭。“后来舅舅蔡和森也来了，他们都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很少回家。我们搬家很勤，—搬家，外婆就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和经费，我的任务是拿睑盆盛一盆水，然后把外婆烧掉的纸放进水里，倒进马桶。”
李特特儿时常听见“尾巴”这个词，却不知何意。每次询问，总会招来母亲的严厉训斥。“啕欢搬家，妈妈都给我改姓，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妈妈老让我说谎？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问妈妈：‘我怎么老改姓啊！’妈妈严厉异常，‘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
在李特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眼。“那时我们家住在一幢三层小洋楼里，我和爸爸、妈妈住三楼，聂荣臻和张瑞华阿姨带着聂力住在二楼。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妈妈送给聂力—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刨、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时我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谈起母亲，李特特哽咽了，久久没有说话。上世纪40年代初，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和来开会的母亲有过—次深入的交谈。“当时，我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和你亲热，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日本帝国主义。’我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妈妈的表情很复杂，她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我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妈妈沉默了许久，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炼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个。’我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战争让她成“轻机关枪手”
1938年，中共中央将一些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李特特也在其中。和她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我感觉太幸福了，这里吃喝都不用管，到了礼拜天，洗澡、换衣服，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李特特和国际儿童院一些较大的孩子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加战斗。17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她还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荣誉证书。
李特特还在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一筐筐断胳膊、断腿收集起来埋掉。“我护理过—個年轻的士兵，他长得很英俊，但被截去了四肢，只剩下一个躯干被摆放在草垫子上。小伙子请我给家人写信，告诉父母不用挂念，他一切都很好，战争结束后就能回家了。我写着写着，泪水就止不住往下流。”在零下4°C的天气里，她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面渗出来，后来就干脆不戴手套，任凭血和泥土混在—起。”
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24岁时，她与—位俄罗斯小伙结婚了。1年后，她生了—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这本该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李特特却委屈地哭了，“我没有做过女儿，倒先做了妈妈。”
邢大军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刘畅/文整理
妈妈，一个冰冷的壳
李特特的家里，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合影。谈起父母，李特特显得既生疏，又感伤。
1928年，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个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4岁的李特特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个大家庭。“后来舅舅蔡和森也来了，他们都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很少回家。我们搬家很勤，—搬家，外婆就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和经费，我的任务是拿睑盆盛一盆水，然后把外婆烧掉的纸放进水里，倒进马桶。”
李特特儿时常听见“尾巴”这个词，却不知何意。每次询问，总会招来母亲的严厉训斥。“啕欢搬家，妈妈都给我改姓，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妈妈老让我说谎？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问妈妈：‘我怎么老改姓啊！’妈妈严厉异常，‘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
在李特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眼。“那时我们家住在一幢三层小洋楼里，我和爸爸、妈妈住三楼，聂荣臻和张瑞华阿姨带着聂力住在二楼。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妈妈送给聂力—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刨、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时我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谈起母亲，李特特哽咽了，久久没有说话。上世纪40年代初，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和来开会的母亲有过—次深入的交谈。“当时，我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和你亲热，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日本帝国主义。’我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妈妈的表情很复杂，她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我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妈妈沉默了许久，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炼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个。’我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战争让她成“轻机关枪手”
1938年，中共中央将一些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李特特也在其中。和她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我感觉太幸福了，这里吃喝都不用管，到了礼拜天，洗澡、换衣服，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李特特和国际儿童院一些较大的孩子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加战斗。17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她还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荣誉证书。
李特特还在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一筐筐断胳膊、断腿收集起来埋掉。“我护理过—個年轻的士兵，他长得很英俊，但被截去了四肢，只剩下一个躯干被摆放在草垫子上。小伙子请我给家人写信，告诉父母不用挂念，他一切都很好，战争结束后就能回家了。我写着写着，泪水就止不住往下流。”在零下4°C的天气里，她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面渗出来，后来就干脆不戴手套，任凭血和泥土混在—起。”
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24岁时，她与—位俄罗斯小伙结婚了。1年后，她生了—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这本该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李特特却委屈地哭了，“我没有做过女儿，倒先做了妈妈。”
邢大军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刘畅/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