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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祝福》是鲁迅小说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篇，以“我”回乡为故事的起点，通过“我”回到故乡的见闻和回忆，向读者讲述了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揭露了辛亥革命后的旧中国，尤其是依旧被封建迷信、传统礼教束缚着思想的农村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小说中叙事者的作用以探析作者蕴含在文本之下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鲁迅；《祝福》；叙事学
《祝福》写于1924 年，是首篇被收录进小说集《彷徨》的中篇小说，其中通过“我”在旧历的年底回到故乡鲁镇并与祥林嫂重逢，借“我”的见闻向读者讲述了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曾说过弃医从文的原由，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924年，这一时期的鲁迅基本上还是对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的，面对现实就不免发生怀疑，感到失望，他把这一时期的小说集叫做《彷徨》，正是反映了其时自己迷茫而悲愤的心情。对辛亥革命的希望与对革命后黑暗现实的失望，在当时的鲁迅心里产生了巨大的激荡。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军阀官僚的统治，中国的广大人民仍然在封建社会的格局里茫然又混沌地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尤其是封闭的农村底层人民。
一篇好的作品，选一个适合的叙述者显得尤为关键，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常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孔乙己》中的“我”是个酒店的小伙计，在《祝福》中的“我”则是一个返乡的新式知识分子。“我”，是祥林嫂悲惨命运的见证者，是文章的“线索”人物，同时，“我”又是小说中一个同样值得分析的人物，“我”是谁？为什么选择了“我”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文章中“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新党……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屋里”，这大骂新党的鲁四老爷正是封建思想、封建宗法制度的捍卫者，二人话不投机，以及后面祥林嫂的话“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可以推断得出“我”正是当时接受过新式教育和新思想，受新思潮影响着，摆脱了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代表着启蒙者。作者以“我”这个新式知识分子为主要叙事者，以一种启蒙者的视角揭露出鲁镇这个无数农村的缩影下人性的丑恶和愚昧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深刻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旨在反映当时中国最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同时， 《祝福》里的“我”，却又是一个不可信的叙述者，读者通过分析叙述者了解故事所要表达的基本态度和思想，但有时候，叙述者的叙述声音是不可信的。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到，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他或她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布斯将叙述者分为“可信的”与“不可信的”两种。前者变身为叙述者，其信念、规范与隐含作者是一致的；后者则是和隐含作者的信念和规范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叙述者。《祝福》中，刚开始的“我”，对鲁四老爷充满厌恶、对祥林嫂充满同情，但是，当祥林嫂开始追问灵魂时，“我”就开始逃避了，“我”以“说不清”来搪塞可怜的祥林嫂，甚至开始推卸责任，认为以后发生什么事，都和自身没有关系了。“我”这时的立场已经不再是“同情者”而是转变为与其他人一般的“敷衍者”，相应的，“我”的叙述也变得不可信了，和隐含作者的信念和读者的观念不再是一致的，到后来“我”已经决定返回城里，离开道貌岸然的鲁四老爷，在文章的末尾“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 此时的我已经正式成为一个“不可信的叙述者”了，和鲁镇上其他的旁观者一般变得冷漠。
对于祥林嫂的死，其实“我”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某一点来看，我和魯镇的其他人并无二致，但自我审视与反思又使“我”不仅仅是一个“看客”，而是对祥林嫂抱有同情态度，对周围看客的冷漠也表现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是一个勇于反思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鲁迅对“我”的人物刻画，不仅是为了揭露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地区被封建制度扭曲的人性，其实也包含着他自己对启蒙者软弱与无力的表现的讽刺。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2]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关键词】鲁迅；《祝福》；叙事学
《祝福》写于1924 年，是首篇被收录进小说集《彷徨》的中篇小说，其中通过“我”在旧历的年底回到故乡鲁镇并与祥林嫂重逢，借“我”的见闻向读者讲述了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曾说过弃医从文的原由，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924年，这一时期的鲁迅基本上还是对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的，面对现实就不免发生怀疑，感到失望，他把这一时期的小说集叫做《彷徨》，正是反映了其时自己迷茫而悲愤的心情。对辛亥革命的希望与对革命后黑暗现实的失望，在当时的鲁迅心里产生了巨大的激荡。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军阀官僚的统治，中国的广大人民仍然在封建社会的格局里茫然又混沌地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尤其是封闭的农村底层人民。
一篇好的作品，选一个适合的叙述者显得尤为关键，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常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孔乙己》中的“我”是个酒店的小伙计，在《祝福》中的“我”则是一个返乡的新式知识分子。“我”，是祥林嫂悲惨命运的见证者，是文章的“线索”人物，同时，“我”又是小说中一个同样值得分析的人物，“我”是谁？为什么选择了“我”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文章中“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新党……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屋里”，这大骂新党的鲁四老爷正是封建思想、封建宗法制度的捍卫者，二人话不投机，以及后面祥林嫂的话“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可以推断得出“我”正是当时接受过新式教育和新思想，受新思潮影响着，摆脱了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代表着启蒙者。作者以“我”这个新式知识分子为主要叙事者，以一种启蒙者的视角揭露出鲁镇这个无数农村的缩影下人性的丑恶和愚昧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深刻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旨在反映当时中国最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同时， 《祝福》里的“我”，却又是一个不可信的叙述者，读者通过分析叙述者了解故事所要表达的基本态度和思想，但有时候，叙述者的叙述声音是不可信的。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到，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他或她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布斯将叙述者分为“可信的”与“不可信的”两种。前者变身为叙述者，其信念、规范与隐含作者是一致的；后者则是和隐含作者的信念和规范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叙述者。《祝福》中，刚开始的“我”，对鲁四老爷充满厌恶、对祥林嫂充满同情，但是，当祥林嫂开始追问灵魂时，“我”就开始逃避了，“我”以“说不清”来搪塞可怜的祥林嫂，甚至开始推卸责任，认为以后发生什么事，都和自身没有关系了。“我”这时的立场已经不再是“同情者”而是转变为与其他人一般的“敷衍者”，相应的，“我”的叙述也变得不可信了，和隐含作者的信念和读者的观念不再是一致的，到后来“我”已经决定返回城里，离开道貌岸然的鲁四老爷，在文章的末尾“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 此时的我已经正式成为一个“不可信的叙述者”了，和鲁镇上其他的旁观者一般变得冷漠。
对于祥林嫂的死，其实“我”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某一点来看，我和魯镇的其他人并无二致，但自我审视与反思又使“我”不仅仅是一个“看客”，而是对祥林嫂抱有同情态度，对周围看客的冷漠也表现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是一个勇于反思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鲁迅对“我”的人物刻画，不仅是为了揭露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地区被封建制度扭曲的人性，其实也包含着他自己对启蒙者软弱与无力的表现的讽刺。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2]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