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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屈原之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事功。屈原之影响后代，乃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
当屈原二十岁行冠礼作《橘颂》时，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远大。而孔孟等人此时还在社会底层挣扎，受尽白眼与辛酸。因而他们有韧性。他们不像屈原那样高贵，孔孟都干过一些“贱人”才干的“鄙事”，当过吹鼓手、委吏、乘田，被人从宴席中赶出来。而墨子本来就是“贱人”。
而屈原，他纯洁无暇的贵族血统与心性使他无法面对失败。在失败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隐忍，不能迂回，不能无闷。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责，他抗争，于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击与蔑视，是别人对他的彻底的失望。
他掸去灰尘，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凛然地站在邪恶的对立面，与他们剑拔弩张。一点也不含蓄，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讲策略，他怒形于色。他给对方看他的伤口，以便让对方知道他的仇恨与报复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恶的全面彻底的攻击，邪恶无法容忍他的存在，因为他把自己摆在与邪恶你死我活的对立面上，邪恶即使仅为了自己的活，也要让他死。
而屈原的伟大与可贵也正在这里：
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和他们和平共处，哪怕是虚与委蛇。他谨持着他理想的绝对纯洁。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丢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独特个体而与社会宣战的最伟大最惨绝人寰的战士。因为他的绝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屈原堅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屈原爱君、恋君，这只是因为只有楚怀王才能实现他的理想，对那个顷襄王，他就毫无思慕之情，因为他对这个憨大孱头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个个性极强，意志极强，脾气也极坏的人，是一个极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发愤以舒情”的产物，是无休无止的“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刘安、司马迁所标揭出来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而班固则只承认屈平“忠君”，而不满于他的“怨君”了。班固的这一改造，便形成几千年的沉沉大雾：由“忠君”（班固）到“治国”（王夫之）再到现代的“忠民”。但我这里要恢复屈原的本来面目：他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良心！
屈原之死往往使我想起另一个楚人之死：项羽。两人都是自杀，且都死在水边：屈原自沉于泪罗之波，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两人都死于自己对别人的不宽容：项羽决不宽容秦人，屈原决不宽容奸臣。
这两人的死，可能暗示着，我们民族的一些真性情死了。我们民族最殷红的血流失在水中，被冲淡了。
乡愿活着，滑头活着，奸诈活着。他们使这个世界的生态更加恶化，更不适合人的生存。
屈原确实偏激。岂止是偏激，屈原还有许多别的缺点。但我总以为偏激的人往往有真性情。更重要的是，偏激的人往往不是小人——因为小人总是很圆通的。
况且，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
屈原是一个心性偏狭的人，是一个因为太纯洁而偏狭的人。屈原是一个不稳重的人，是一个因为太多情而不稳重的人。他脆弱，却是因为他太珍惜一些东西，在这一点上他又有真坚定，真强大。他也浮躁，因为他执著于理想而不能片刻安于现实。他在他的理想中陶醉着，时时被他的理想鼓舞着，以至有时失却了现实感。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则正因为他有一切世俗“政治家”所不具有的那种政治热情，以及对政治的信念——这一点他与孔子相同，他认定：政者，正也——不正的东西不是政治，政治手段应与政治目的一样纯洁，无暇无懈可击。就从这地方，他开始越来越不像“政治家”，并在现实政治中遭致失败，但他无疑是我们理想中的大政治家，如周公、孙中山、华盛顿、林肯。无特操与性情的“诗人”往往成为政客，富于理想的政治家则往往成了真正的诗人。屈原就这样由失败的政治家变成了卓绝百代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诗艺上，都不可能是写实的。现实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丑恶，他怎么能在这上面安然地生存，诗意地栖息？这当然又是“诗意地栖息”在现实大地之上的众多当代诗人学者无法理喻的。他们不能望屈原的项背，但他们说他们是因为不屑。他们的生存智慧确实高出屈原。屈原“无路可走”（刘熙载语），自杀了，他们却活着，并且越活越觉得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有优势：他们能说话，能抢占话筒，总能“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当黄钟被毁弃的时候，瓦釜就开始雷鸣了。屈原与现实中的苦难势不两立，而他们却能游刃有余，甚至与之搞合作，讲互利。他们策高足，踞路津，在屈原与邪恶战死的地方，他们开始讨论幸福。
“孤危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涵深哀焉。”（鲁迅）
屈原死了，我们苍白了。
魂兮归来！
（选自《感受大家》，南方出版社）
【解 读】
本文是一人物评论，挖掘屈原失败背后的原因：从内在而言，一是他要保持纯洁无瑕的心性，这让他无法面失败也和邪恶势不两立，二是他忠于自己的良心;从外在而言，是邪恶无法容忍他的存在。由此，文章借屈原拼尽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与邪恶势力进行不屈地战斗，最终惨败，邪恶势力弹冠相庆的故事，突出表现屈原对自己的真性情和理想的执着。屈原的无路可走，折射出了个人和民族在通向理想的道路上是充满了无比的坎坷，甚至会付出生命的惨重代价。
在屈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的形象。他既谨持理想的绝对纯洁又深陷现实的无限污浊，他既执著于理想又不能片刻安于现实，他既意志极强又偏执脆弱，他既让人景仰，又显得稚嫩笨拙，他有理想政治家最高的政治热情，又没有世俗政治家的游刃有余……
作者以极具情感和逻辑的语言，将矛盾的屈原展现给读者，同时也展现出我们对屈原的态度的矛盾：爱君、恋君、怨君、忠君，还是忠于自己;赞美屈原而又鄙视屈原……
屈原身上的矛盾，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人性的善良与邪恶的矛盾。这样的矛盾，让我们感到窒息，本该为人推崇备至畅行世间的良善与真性情被本该为人所唾弃的手段与计谋谋杀。这让我们深思：我们在追逐正的政治追逐美好的人生理想的时候，该不该保持手段的正大光明与纯洁？正义的真谛是由程序的正义抵达结果的正义，而现实却往往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现实的丑恶安然地生存、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的时候，世界就会黑白颠倒，社会就会瓦釜雷鸣，我们所追逐的理想呢？就只能是一片苍白。
屈原，魂兮归来！这是作者的呼唤，也是时代的呼唤。唯有让良善与真性情灿烂于现实，我们的民族才有真性情，才有希望，而我们每个人，也才有希望。
[作者通联：四川泸州市合江天立学校]
当屈原二十岁行冠礼作《橘颂》时，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远大。而孔孟等人此时还在社会底层挣扎，受尽白眼与辛酸。因而他们有韧性。他们不像屈原那样高贵，孔孟都干过一些“贱人”才干的“鄙事”，当过吹鼓手、委吏、乘田，被人从宴席中赶出来。而墨子本来就是“贱人”。
而屈原，他纯洁无暇的贵族血统与心性使他无法面对失败。在失败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隐忍，不能迂回，不能无闷。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责，他抗争，于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击与蔑视，是别人对他的彻底的失望。
他掸去灰尘，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凛然地站在邪恶的对立面，与他们剑拔弩张。一点也不含蓄，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讲策略，他怒形于色。他给对方看他的伤口，以便让对方知道他的仇恨与报复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恶的全面彻底的攻击，邪恶无法容忍他的存在，因为他把自己摆在与邪恶你死我活的对立面上，邪恶即使仅为了自己的活，也要让他死。
而屈原的伟大与可贵也正在这里：
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和他们和平共处，哪怕是虚与委蛇。他谨持着他理想的绝对纯洁。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丢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独特个体而与社会宣战的最伟大最惨绝人寰的战士。因为他的绝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屈原堅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屈原爱君、恋君，这只是因为只有楚怀王才能实现他的理想，对那个顷襄王，他就毫无思慕之情，因为他对这个憨大孱头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个个性极强，意志极强，脾气也极坏的人，是一个极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发愤以舒情”的产物，是无休无止的“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刘安、司马迁所标揭出来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而班固则只承认屈平“忠君”，而不满于他的“怨君”了。班固的这一改造，便形成几千年的沉沉大雾：由“忠君”（班固）到“治国”（王夫之）再到现代的“忠民”。但我这里要恢复屈原的本来面目：他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良心！
屈原之死往往使我想起另一个楚人之死：项羽。两人都是自杀，且都死在水边：屈原自沉于泪罗之波，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两人都死于自己对别人的不宽容：项羽决不宽容秦人，屈原决不宽容奸臣。
这两人的死，可能暗示着，我们民族的一些真性情死了。我们民族最殷红的血流失在水中，被冲淡了。
乡愿活着，滑头活着，奸诈活着。他们使这个世界的生态更加恶化，更不适合人的生存。
屈原确实偏激。岂止是偏激，屈原还有许多别的缺点。但我总以为偏激的人往往有真性情。更重要的是，偏激的人往往不是小人——因为小人总是很圆通的。
况且，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
屈原是一个心性偏狭的人，是一个因为太纯洁而偏狭的人。屈原是一个不稳重的人，是一个因为太多情而不稳重的人。他脆弱，却是因为他太珍惜一些东西，在这一点上他又有真坚定，真强大。他也浮躁，因为他执著于理想而不能片刻安于现实。他在他的理想中陶醉着，时时被他的理想鼓舞着，以至有时失却了现实感。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则正因为他有一切世俗“政治家”所不具有的那种政治热情，以及对政治的信念——这一点他与孔子相同，他认定：政者，正也——不正的东西不是政治，政治手段应与政治目的一样纯洁，无暇无懈可击。就从这地方，他开始越来越不像“政治家”，并在现实政治中遭致失败，但他无疑是我们理想中的大政治家，如周公、孙中山、华盛顿、林肯。无特操与性情的“诗人”往往成为政客，富于理想的政治家则往往成了真正的诗人。屈原就这样由失败的政治家变成了卓绝百代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诗艺上，都不可能是写实的。现实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丑恶，他怎么能在这上面安然地生存，诗意地栖息？这当然又是“诗意地栖息”在现实大地之上的众多当代诗人学者无法理喻的。他们不能望屈原的项背，但他们说他们是因为不屑。他们的生存智慧确实高出屈原。屈原“无路可走”（刘熙载语），自杀了，他们却活着，并且越活越觉得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有优势：他们能说话，能抢占话筒，总能“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当黄钟被毁弃的时候，瓦釜就开始雷鸣了。屈原与现实中的苦难势不两立，而他们却能游刃有余，甚至与之搞合作，讲互利。他们策高足，踞路津，在屈原与邪恶战死的地方，他们开始讨论幸福。
“孤危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涵深哀焉。”（鲁迅）
屈原死了，我们苍白了。
魂兮归来！
（选自《感受大家》，南方出版社）
【解 读】
本文是一人物评论，挖掘屈原失败背后的原因：从内在而言，一是他要保持纯洁无瑕的心性，这让他无法面失败也和邪恶势不两立，二是他忠于自己的良心;从外在而言，是邪恶无法容忍他的存在。由此，文章借屈原拼尽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与邪恶势力进行不屈地战斗，最终惨败，邪恶势力弹冠相庆的故事，突出表现屈原对自己的真性情和理想的执着。屈原的无路可走，折射出了个人和民族在通向理想的道路上是充满了无比的坎坷，甚至会付出生命的惨重代价。
在屈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的形象。他既谨持理想的绝对纯洁又深陷现实的无限污浊，他既执著于理想又不能片刻安于现实，他既意志极强又偏执脆弱，他既让人景仰，又显得稚嫩笨拙，他有理想政治家最高的政治热情，又没有世俗政治家的游刃有余……
作者以极具情感和逻辑的语言，将矛盾的屈原展现给读者，同时也展现出我们对屈原的态度的矛盾：爱君、恋君、怨君、忠君，还是忠于自己;赞美屈原而又鄙视屈原……
屈原身上的矛盾，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人性的善良与邪恶的矛盾。这样的矛盾，让我们感到窒息，本该为人推崇备至畅行世间的良善与真性情被本该为人所唾弃的手段与计谋谋杀。这让我们深思：我们在追逐正的政治追逐美好的人生理想的时候，该不该保持手段的正大光明与纯洁？正义的真谛是由程序的正义抵达结果的正义，而现实却往往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现实的丑恶安然地生存、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的时候，世界就会黑白颠倒，社会就会瓦釜雷鸣，我们所追逐的理想呢？就只能是一片苍白。
屈原，魂兮归来！这是作者的呼唤，也是时代的呼唤。唯有让良善与真性情灿烂于现实，我们的民族才有真性情，才有希望，而我们每个人，也才有希望。
[作者通联：四川泸州市合江天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