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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是古希腊哲学家，其思想代表着西方精神的发展进入了古希腊的“智者”时代。他的父亲为石匠，母亲为产婆，自己一生命运多蹇，最后被法庭以反对希腊雅典民主制之罪而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好谈论而无著作，其言行多由弟子柏拉图所记而留世。苏格拉底虽述而不作，却以其追问、引导而得以求知的“助产术”为西方思维之综合、归纳、寻找本质的“辩证法”打下了基础。
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其体现出“主体”意识、倡导一种“主体”认知。受德尔斐阿波罗神庙所刻铭文“认识你自己”(自知)和“不要过分”(毋过)的启发，苏格拉底以“认识自己”为基点而说出了那句充满智慧的自谦之辞：“我知我无知”，从而率先提出“主体”意识，预示着西方思想史上强调“主体之人”的时代发展。在认识论上，西方思想经历了古代“客体”认知、近代“主体”认知和当代“整体”认知之发展。虽然“主体”认知在近代思想家笛卡尔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并为社会所承认，但其思想萌芽和渊源则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也曾有普罗塔哥拉等人谈起“无知之知”，指出人不可能认识神明，难以弄清神究竟存在或不存在、有形或无形，因为人生短暂、神之隐秘诸因素阻碍了这种认知；然而，真正强调“认识你自己”，并通过自我认识而承认“我知我无知”，则以苏格拉底为首。这种“主体”认识的意义就在于使人的认知视野从“自然”转到“自我”、从“天上”转到“人间”、从“客体”转到“主体”，由此发展出一种迄今仍非常重要的“人学”。可以说，将“自我”作为认识对象，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是其回首而对“人”自身的发现；这种反观自我、反躬自问乃使人真正成为“理性”生物，形成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从而达到自然进化中的一种质的升华。
常言道，人应该知己知彼；其实，知“彼”已不易，而知“己”则更难，故此才有“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感叹。苏格拉底有着与毕达哥拉斯的共鸣，认为“哲学”就是“爱智慧”。但在他看来，即使“智者”也不能奢谈“智慧”，因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而“爱智”这类词却适合于人，因为“‘爱智’是人的思想的自然倾向”。这样，其关注焦点乃“爱智”之“人”，他觉得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自己”，是一种“人学”。当然，“爱智者”的“爱智”之举也是对神性的分享。他以这种深刻的爱智精神来反对世俗、陈腐的神灵观，坚持对神的认识源自人之自我的内在确信，因此应首先了解人对神的认识、以及这一认识的可靠性。于是，他主张用自我意识和内心世界所达到的内在确定性来代替外在的神谕与宗教礼仪。这样，苏格拉底从认识自我而体悟到真正的神明并不是其城邦固有的众神，而乃维系整个宇宙并赋予其内在秩序和客观规律的超然存在。其结果，苏格拉底的认识，从古希腊的自然神论、神人同性同形论而达到了超然神论，同时也使他在追究终极实在、绝对真理时深刻认识到“我知我无知”。
不过，苏格拉底生不逢时，其超前思想远远越过了其存在的时代，因此不仅自己死于非命，而且其“主体”意识亦和者甚寡，陷入千年沉寂。当然，其思想火花像流星划过黑夜一般也留下了一点痕迹，使人隐约能看到这一思想连线。苏格拉底对“我知”的强调启迪了少数思想家的主体认知及其存在关联，从其“我知我无知”经奥古斯丁的“我怀疑，故我存在”而走向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最终迎来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主体”认知时代。而苏格拉底对“我无知”的感触也促进了西方宗教思想领域对人在认知绝对领域上的有限性之体认，故此既有人对神不能说“是什么”、而只能说“不是什么”的“否定神学”之发展，也有西方中古与近代哲学交接之际库萨的尼古拉“有学识的无知”之阐述。在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思想历程后，人的“自知”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仍然是一个很难完满回答的“自问”。
东方微巨研究中心提供
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其体现出“主体”意识、倡导一种“主体”认知。受德尔斐阿波罗神庙所刻铭文“认识你自己”(自知)和“不要过分”(毋过)的启发，苏格拉底以“认识自己”为基点而说出了那句充满智慧的自谦之辞：“我知我无知”，从而率先提出“主体”意识，预示着西方思想史上强调“主体之人”的时代发展。在认识论上，西方思想经历了古代“客体”认知、近代“主体”认知和当代“整体”认知之发展。虽然“主体”认知在近代思想家笛卡尔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并为社会所承认，但其思想萌芽和渊源则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也曾有普罗塔哥拉等人谈起“无知之知”，指出人不可能认识神明，难以弄清神究竟存在或不存在、有形或无形，因为人生短暂、神之隐秘诸因素阻碍了这种认知；然而，真正强调“认识你自己”，并通过自我认识而承认“我知我无知”，则以苏格拉底为首。这种“主体”认识的意义就在于使人的认知视野从“自然”转到“自我”、从“天上”转到“人间”、从“客体”转到“主体”，由此发展出一种迄今仍非常重要的“人学”。可以说，将“自我”作为认识对象，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是其回首而对“人”自身的发现；这种反观自我、反躬自问乃使人真正成为“理性”生物，形成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从而达到自然进化中的一种质的升华。
常言道，人应该知己知彼；其实，知“彼”已不易，而知“己”则更难，故此才有“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感叹。苏格拉底有着与毕达哥拉斯的共鸣，认为“哲学”就是“爱智慧”。但在他看来，即使“智者”也不能奢谈“智慧”，因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而“爱智”这类词却适合于人，因为“‘爱智’是人的思想的自然倾向”。这样，其关注焦点乃“爱智”之“人”，他觉得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自己”，是一种“人学”。当然，“爱智者”的“爱智”之举也是对神性的分享。他以这种深刻的爱智精神来反对世俗、陈腐的神灵观，坚持对神的认识源自人之自我的内在确信，因此应首先了解人对神的认识、以及这一认识的可靠性。于是，他主张用自我意识和内心世界所达到的内在确定性来代替外在的神谕与宗教礼仪。这样，苏格拉底从认识自我而体悟到真正的神明并不是其城邦固有的众神，而乃维系整个宇宙并赋予其内在秩序和客观规律的超然存在。其结果，苏格拉底的认识，从古希腊的自然神论、神人同性同形论而达到了超然神论，同时也使他在追究终极实在、绝对真理时深刻认识到“我知我无知”。
不过，苏格拉底生不逢时，其超前思想远远越过了其存在的时代，因此不仅自己死于非命，而且其“主体”意识亦和者甚寡，陷入千年沉寂。当然，其思想火花像流星划过黑夜一般也留下了一点痕迹，使人隐约能看到这一思想连线。苏格拉底对“我知”的强调启迪了少数思想家的主体认知及其存在关联，从其“我知我无知”经奥古斯丁的“我怀疑，故我存在”而走向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最终迎来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主体”认知时代。而苏格拉底对“我无知”的感触也促进了西方宗教思想领域对人在认知绝对领域上的有限性之体认，故此既有人对神不能说“是什么”、而只能说“不是什么”的“否定神学”之发展，也有西方中古与近代哲学交接之际库萨的尼古拉“有学识的无知”之阐述。在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思想历程后，人的“自知”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仍然是一个很难完满回答的“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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