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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左右”，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了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会前，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速进行了预测。乐观派认为在8%以上，悲观派认为在7%以下。不过，官方经济学家一致认为，7-8%的增速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尽管“七上八下”在中文语义中，有心乱不安、无所适从之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经济增速“新常态”的自信。
“7.5%左右”，从数字的角度来看，正好与官方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致。但李克强对实现这一增速的难度，却有与他们大不一样的看法。李克强并不认为7.5%左右的增速很容易就能实现。
3月5日，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有不少积极因素，但必须付出艰辛努力。”之后，在3月13日上午的中外记者会上，李克强又强调：“今年挑战依然严峻，而且可能会更加复杂。我们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
李克强的话音刚落，3月13日下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系列1-2月份的经济数据，包括制造业、零售业、住房以及投资等领域，所有数据都指向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这一事实。其实，此前中国官方的PMI指数和汇丰PMI指数也都显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
“尽管此前高频数据如出口和PMI已预示中国经济的疲软局面，但1-2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失速程度还是超出预期，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数据已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显示今年经济开局十分紧急。”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撰文说。
事实上，失速程度超出预期，是很多经济学家对1-2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看法。这就给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能否实现蒙上了阴影，经济形势令人忧心忡忡。
过去的35年，中国GDP增速年均9.8%，而且通常实际完成的GDP往往都要高于目标GDP，现在怎么7.5%左右的增长率都难以实现了呢？政府为什么非要人为地确定一个7.5%左右的增速目标？这个目标离潜在增长率有多远，能不能实现？伴随着更多的经济数据不如人意，这些问题也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
新一届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底线的由来
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的话，新一届政府把今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定在7.5%左右，并不完全是本届政府之意。“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十八大曾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李克强所说的“衔接”，就是与这里所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
为了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给他的继任者制定了两个具体的经济指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个翻一番的倍增计划所包含的指标，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指标设定的基期是2010年，实现年限是2020年，共10年期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39.80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59万元。
面对2010年的数据，新一届政府要确保怎样的年均增长率，才能实现倍增计划的两项指标呢？翻一番并不是在2010年的基数上简单地乘以2，因为这里涉及到价格变化、人口变化等因素，所以，计算过程还真让政府官员和官方经济学家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的测算结果是，从2011-2020年，每年必须实现不低于7%的GDP增长率，才能实现倍增计划。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不能低于7%，其实就源于此。
“十二五”规划把年均GDP增长率定在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都定在不低于7%，也都与倍增计划目标有关。
新一届政府上任时，倍增计划的两项指标已经定下来了，“十二五”各项指标也出台了，新领导在这方面只能承接、执行。所以，保证GDP7%以上的增速，就成了本届政府必须完成的指标，也可以说是新一届政府接班时，新老领导之间的履职约定。
尽管新老领导都认为目标可以实现，但难度之大，他们也心知肚明。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温家宝在其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对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列了问题清单。中国经济存在的总体问题，胡温认为，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胡温分别列出的问题清单中具体问题之多以及问题的严重性，更是让人忧心忡忡。2013年3月5日，温家宝在其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列了如下问题清单：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温家宝开列的问题清单与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开列的问题清单基本一致。温家宝分析，“这些问题，有些是长期积累的，有些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些是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造成的。”
其实，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还是胡温提到的那些问题，都与政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去30多年来，尽管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但政府依然主导了中国经济。政府以海量投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投入方式，换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胡温所开列的问题清单。 新一届中央领导深知改革的重要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确定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他们也看到了继续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或者说攻坚期。如果继续改革，必将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李克强去年就直言。在今年全国人大的记者会上，他又说：“改革会触动利益、会动‘奶酪’，你放权，有些人的权就少了。放宽市场准入，增强市场竞争力，现有的一些企业就会感到压力。”
习近平、李克强把继续改革称作啃“硬骨头”。也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好改的已经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改的，都是攻坚战。
在这些难啃的硬骨头中，推进政府简政放权可谓是最硬的骨头。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就认为，目前最大、最难啃的硬骨头还在于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他举例说，从1998年开始的费改税改革和2003年部署的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改革，至今已经过去十几年，但效果令人沮丧。在2010年以后，表面上已经通过改革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形成了公共财政预算、政府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预算四类预算格局。但实质上，四类预算中只有第一类预算需经过人大审批，可以在政府层面统筹，其他预算几乎都是既不需要通过审批，也不能统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相关部门的“私房钱”。因此，他认为，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统一的预算“笼子”，可视作能否触动政府部门既得利益的试金石。
尽管改革难度空前之大，但习近平依然表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深化改革。李克强也说，“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
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去，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所以，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转不过来。今后，如果市场确实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转变增长方式也就真的有了希望。如是，经济增长将源于内生动力，而不是人为的主观意愿，潜在增长率将回归经济运行之中。
求解合理区间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走到尽头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经济增速要在市场配置资源中寻找，不能人为确定，更不能人为地把它推高。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增长率到底是多少呢？
本来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能够发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但这一思路被GDP和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底线增速7%打断。官员们和官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速滑到7%以下无法接受，因为那是新老领导交接班时的履职约定。
面对两位数增速时代的结束和7%增长率的底线约束，本届政府创新了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明确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就是增长和就业不能越出下限，通胀不能突破上限”，李克强说。换句话说，“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然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上限和下限的定性说法需要量化，每年都要人为地确定GDP、失业率和CPI的具体指标。比如，今年的GDP增长7.5%左右、CPI涨幅控制在3.5%左右、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这些都是人为的规定。这与潜在GDP有很大不同，潜在GDP不是人为能规定的。经济学将潜在GDP定义为在失业率处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基准水平时，一国经济的生产能力。当一国经济按照其潜在生产能力运行时，劳动力和资本会得到充分利用。当产出高于潜在GDP时，通货膨胀将上升；而当产出低于潜在GDP水平时，则将导致高失业率。可见，符合潜在GDP的增长率是围绕着潜在GDP上下波动，而“合理区间”论，则是将经济限定在人为规定的下限GDP指标、失业率指标和上限CPI指标之间运行。所以，“合理区间”实际上是符合宏观调控者之意的“合意区间”，但它是不是符合潜在增长率还有待讨论。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以及GDP、CPI、失业率统计方法的一些问题，“合理区间”怎样才能合理就更要讨论。
CPI的误导和局限
去年，CPI同比增长2.6%，涨幅控制在规定的上限3.5%之内。根据“合理区间”论，此时可以推高经济增长率，但事实不行。CPI与商品市场有关，也与货币市场相连。如果认为CPI没有上涨到规定的上限，就可以继续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高GDP增长率，结果必将是一个灾难。目前，中国M2的总量已达110万亿，与GDP之比几乎到了2：1，显然货币已经严重超发。一般而言，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产出稳定的情况下，费雪方程式告诉我们，货币超发会引起通货膨胀。中国的货币供应速度多年来一直大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之和，本应发生持续通货膨胀。但据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发生了变化，近十年来在快速下降。CPI虽然有时上涨，但确实没有持续上涨，这种现象正是拜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赐。在CPI没有持续上涨的掩盖下，我们用超量货币供应堆积起来了一个带有极大水分的GDP，但却导致经济中的问题越积越多，可以说险象环生，金融和债务风险一触即发。
其实CPI作为消费者价格指数，并不代表市场中全部价格变化。例如，货币超发虽因流通速度下降没有引起CPI持续上涨，但是，超发的货币却把资产价格不断推高，例如房价。另外，观察价格，也不能忽视PPI等指标。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在众多宏观经济指标中单把CPI拿出来，作为经济运行的上限指示器，很可能会误导宏观调控政策。
稳增长是人为底线
稳增长受限于倍增计划的底线指标7%，我们已经说过，这是新老领导交接班时的履职约定。当经济增长率滑到7%以下时，即使经济已达到充分就业，人为拉动GDP增长也不可避免。这个时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将不会再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人们担心改革难以继续的原因所在。
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是下限指示器
“合理区间”论的下限除了稳增长，还要保就业。今年的保就业指标是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之内，新增就业人员1，000万人以上。
会前，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速进行了预测。乐观派认为在8%以上，悲观派认为在7%以下。不过，官方经济学家一致认为，7-8%的增速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尽管“七上八下”在中文语义中，有心乱不安、无所适从之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经济增速“新常态”的自信。
“7.5%左右”，从数字的角度来看，正好与官方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致。但李克强对实现这一增速的难度，却有与他们大不一样的看法。李克强并不认为7.5%左右的增速很容易就能实现。
3月5日，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有不少积极因素，但必须付出艰辛努力。”之后，在3月13日上午的中外记者会上，李克强又强调：“今年挑战依然严峻，而且可能会更加复杂。我们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
李克强的话音刚落，3月13日下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系列1-2月份的经济数据，包括制造业、零售业、住房以及投资等领域，所有数据都指向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这一事实。其实，此前中国官方的PMI指数和汇丰PMI指数也都显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
“尽管此前高频数据如出口和PMI已预示中国经济的疲软局面，但1-2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失速程度还是超出预期，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数据已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显示今年经济开局十分紧急。”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撰文说。
事实上，失速程度超出预期，是很多经济学家对1-2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看法。这就给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能否实现蒙上了阴影，经济形势令人忧心忡忡。
过去的35年，中国GDP增速年均9.8%，而且通常实际完成的GDP往往都要高于目标GDP，现在怎么7.5%左右的增长率都难以实现了呢？政府为什么非要人为地确定一个7.5%左右的增速目标？这个目标离潜在增长率有多远，能不能实现？伴随着更多的经济数据不如人意，这些问题也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
新一届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底线的由来
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的话，新一届政府把今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定在7.5%左右，并不完全是本届政府之意。“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十八大曾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李克强所说的“衔接”，就是与这里所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
为了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给他的继任者制定了两个具体的经济指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个翻一番的倍增计划所包含的指标，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指标设定的基期是2010年，实现年限是2020年，共10年期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39.80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59万元。
面对2010年的数据，新一届政府要确保怎样的年均增长率，才能实现倍增计划的两项指标呢？翻一番并不是在2010年的基数上简单地乘以2，因为这里涉及到价格变化、人口变化等因素，所以，计算过程还真让政府官员和官方经济学家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的测算结果是，从2011-2020年，每年必须实现不低于7%的GDP增长率，才能实现倍增计划。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不能低于7%，其实就源于此。
“十二五”规划把年均GDP增长率定在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都定在不低于7%，也都与倍增计划目标有关。
新一届政府上任时，倍增计划的两项指标已经定下来了，“十二五”各项指标也出台了，新领导在这方面只能承接、执行。所以，保证GDP7%以上的增速，就成了本届政府必须完成的指标，也可以说是新一届政府接班时，新老领导之间的履职约定。
尽管新老领导都认为目标可以实现，但难度之大，他们也心知肚明。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温家宝在其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对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列了问题清单。中国经济存在的总体问题，胡温认为，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胡温分别列出的问题清单中具体问题之多以及问题的严重性，更是让人忧心忡忡。2013年3月5日，温家宝在其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列了如下问题清单：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温家宝开列的问题清单与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开列的问题清单基本一致。温家宝分析，“这些问题，有些是长期积累的，有些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些是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造成的。”
其实，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还是胡温提到的那些问题，都与政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去30多年来，尽管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但政府依然主导了中国经济。政府以海量投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投入方式，换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胡温所开列的问题清单。 新一届中央领导深知改革的重要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确定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他们也看到了继续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或者说攻坚期。如果继续改革，必将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李克强去年就直言。在今年全国人大的记者会上，他又说：“改革会触动利益、会动‘奶酪’，你放权，有些人的权就少了。放宽市场准入，增强市场竞争力，现有的一些企业就会感到压力。”
习近平、李克强把继续改革称作啃“硬骨头”。也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好改的已经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改的，都是攻坚战。
在这些难啃的硬骨头中，推进政府简政放权可谓是最硬的骨头。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就认为，目前最大、最难啃的硬骨头还在于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他举例说，从1998年开始的费改税改革和2003年部署的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改革，至今已经过去十几年，但效果令人沮丧。在2010年以后，表面上已经通过改革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形成了公共财政预算、政府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预算四类预算格局。但实质上，四类预算中只有第一类预算需经过人大审批，可以在政府层面统筹，其他预算几乎都是既不需要通过审批，也不能统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相关部门的“私房钱”。因此，他认为，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统一的预算“笼子”，可视作能否触动政府部门既得利益的试金石。
尽管改革难度空前之大，但习近平依然表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深化改革。李克强也说，“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
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去，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所以，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转不过来。今后，如果市场确实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转变增长方式也就真的有了希望。如是，经济增长将源于内生动力，而不是人为的主观意愿，潜在增长率将回归经济运行之中。
求解合理区间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走到尽头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经济增速要在市场配置资源中寻找，不能人为确定，更不能人为地把它推高。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增长率到底是多少呢？
本来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能够发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但这一思路被GDP和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底线增速7%打断。官员们和官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速滑到7%以下无法接受，因为那是新老领导交接班时的履职约定。
面对两位数增速时代的结束和7%增长率的底线约束，本届政府创新了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明确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就是增长和就业不能越出下限，通胀不能突破上限”，李克强说。换句话说，“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然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上限和下限的定性说法需要量化，每年都要人为地确定GDP、失业率和CPI的具体指标。比如，今年的GDP增长7.5%左右、CPI涨幅控制在3.5%左右、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这些都是人为的规定。这与潜在GDP有很大不同，潜在GDP不是人为能规定的。经济学将潜在GDP定义为在失业率处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基准水平时，一国经济的生产能力。当一国经济按照其潜在生产能力运行时，劳动力和资本会得到充分利用。当产出高于潜在GDP时，通货膨胀将上升；而当产出低于潜在GDP水平时，则将导致高失业率。可见，符合潜在GDP的增长率是围绕着潜在GDP上下波动，而“合理区间”论，则是将经济限定在人为规定的下限GDP指标、失业率指标和上限CPI指标之间运行。所以，“合理区间”实际上是符合宏观调控者之意的“合意区间”，但它是不是符合潜在增长率还有待讨论。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以及GDP、CPI、失业率统计方法的一些问题，“合理区间”怎样才能合理就更要讨论。
CPI的误导和局限
去年，CPI同比增长2.6%，涨幅控制在规定的上限3.5%之内。根据“合理区间”论，此时可以推高经济增长率，但事实不行。CPI与商品市场有关，也与货币市场相连。如果认为CPI没有上涨到规定的上限，就可以继续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高GDP增长率，结果必将是一个灾难。目前，中国M2的总量已达110万亿，与GDP之比几乎到了2：1，显然货币已经严重超发。一般而言，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产出稳定的情况下，费雪方程式告诉我们，货币超发会引起通货膨胀。中国的货币供应速度多年来一直大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之和，本应发生持续通货膨胀。但据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发生了变化，近十年来在快速下降。CPI虽然有时上涨，但确实没有持续上涨，这种现象正是拜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赐。在CPI没有持续上涨的掩盖下，我们用超量货币供应堆积起来了一个带有极大水分的GDP，但却导致经济中的问题越积越多，可以说险象环生，金融和债务风险一触即发。
其实CPI作为消费者价格指数，并不代表市场中全部价格变化。例如，货币超发虽因流通速度下降没有引起CPI持续上涨，但是，超发的货币却把资产价格不断推高，例如房价。另外，观察价格，也不能忽视PPI等指标。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在众多宏观经济指标中单把CPI拿出来，作为经济运行的上限指示器，很可能会误导宏观调控政策。
稳增长是人为底线
稳增长受限于倍增计划的底线指标7%，我们已经说过，这是新老领导交接班时的履职约定。当经济增长率滑到7%以下时，即使经济已达到充分就业，人为拉动GDP增长也不可避免。这个时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将不会再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人们担心改革难以继续的原因所在。
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是下限指示器
“合理区间”论的下限除了稳增长，还要保就业。今年的保就业指标是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之内，新增就业人员1，000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