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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种全球性问题纷沓而至，从而使得一国之安全与发展和全球的安全与发展紧密相关，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息息相连。因此，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全球意识，共同应对影响全球发展的各种情况。而作为一个理性的大国，在当今国际条件下，选择利他主义——以他国利益为先、以全球利益为先是全球共同利益下的产物，大国要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借助利他的共赢模式建立道德威望，以推动大国价值的自我实现。
关键词：全球意识；利他主义；道德威望；大国责任
一、国际形势纷繁复杂，要树立全球意识
国家利益往往是一国的最大动机，但这有时和国际利益并不冲突。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欧美债务危机等因素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问题；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艾滋病、各种癌症等全球性普发的恶性疾病问题；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严重等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超级病毒黑客等侵袭互联网安全问题，公地利益争夺（海权、空权的争夺）日益激烈等等。因此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传统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地位下降，维护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愈发重要，各种新的安全观涌现出来，其中包括区别于以往以对抗为特点的合作安全观念，以全部国家安全为条件的共同安全观念，以及强调多层面安全的综合安全观念等。可以看出，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密切相关，甚至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上述种种问题的解决已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国家间一致的行动才可能推动这些国际问题的解决，因此，需要提倡全球意识的伦理。刘魁认为全球意识的伦理是指人类在意识与观念上具有全球性特征的伦理观念与伦理体系，侧重于倡导全球意识。他认为全球意识伦理是全球意识特征的，而非受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是具有全球性的多元关联与互动特征的，而非处于以国家为轴心的相互关联状态；是具有协调性和开放性的，各种文明相互比较、相互切磋、相互互动、相互影响，而非单一的、封闭的、不变的。全球意识伦理倡导笼统的伦理原则，要求人们具有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在全球整体关联的背景下采取行动，突破狭隘的个体界限和民族界限，以全球利益为重来推动人类种族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意识是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必然产物，它是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利益的限制，以全球的视野去考察、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的一种思维方式。由此，相关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要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国家间要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的挑战。
本文界定的理论是站在一个大国的角度去阐述的，当然其中某些原则小国也可以参考。
二、共同利益之下大国的理性选择——利他主义
鉴于国家安全与发展和国际安全与发展息息相关，所以也就存在着共同的国家利益，他国的国家利益有时也即是本国的国家利益。因而在对外关系事务中，就会存在他国利益优先的外交情况，存在着高尚的利他主义，因为利他有时就是利己。（完美的状态是纯正高尚的利他主义——本国的利益目标是实现他国利益。）
在国际公共物品和公有资源问题上更容易理解利他主义至上原则。 公共物品在消费没有排他性又无竞争性，搭便车的问题的存在往往就使私人市场无法提供公共物品。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会独自购买公共物品，一个人认为另一个人所购买的公共物品数量正好够用，因而不愿意作出任何贡献，因此自愿均衡条件下的公共物品提供量与公共物品的有效率提供量相比一般要少得多。一国也往往不愿意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如果各国都不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大家都没有任何好处，大家都损失相关利益。反之，如果一国以他国利益和国际利益为先，即使本国因提供公共物品而增加成本，但是本国和他国都能获得收益；而且本国也积攒了道德威望（后面會进一步介绍道德威望）。公有资源在消费中也没有排他性，但有竞争性，因此常常会导致公有资源的破坏，出现各种公地悲剧。对于国际公有资源问题，更是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共同面对公有资源的使用和解决各种已经出现悲剧的公有资源的破坏问题，一国仍可以以他国利益为先，牵头通过界定产权或者收费解决相关问题，否则任何一国最后对国际公有资源都只能望尘莫及。
在经济学中，人类发展的最好状态是达到帕累托效率。达到帕累托效率是指，没有一种方法能在不使其他任何人的境况变坏的同时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得更好。如果有在不影响一国的情况下而使另一国的情况变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针对各种公有资源，海权，空权，大气环境等等，只要我们明确界定涉及外部效应的商品的产权——不管谁拥有了产权——行为人都能从他们的初始禀赋出发，通过交易达到帕累托有效率配置；只有在产权未能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才会有问题发生；通过产权的再分配，可以使外部效应内部化。虽然本国使他国和国际社会获得利益，但与此同时，本国不也能够获得利益吗？若各国都不顾他国或国际利益，只顾本国利益而不想办法提供公共物品，或者肆意挥霍国际公有资源，试问到最后，本国利益不会受损吗？优先本国利益的最终结果反而可能是损害了、失去了本国利益。
他国或国际社会如果不信任本国真正以他国或国际利益为先，当真诚展示以他国或国际利益为先对本国利益的好处，比如使其相信帮助他国发展是为了让本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等。这样，他国就理解认为以他国利益或国际利益为先是自私的为本国利益为目的的，也就是从人性的角度令其信任和理解本国的利他行为策略，进而推动国家间展开相关外事政策。（实际上本国有时也可能是出于确实真正的纯正高尚而已。）
比如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落后国家常常会认为自己处于绝对劣势，发达国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尽管一个人在两种物品上都拥有绝对优势是可能的，但一个人在两种物品上都拥有比较优势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物品的机会成本是另一种物品机会成本的倒数，如果一个人生产物品的机会成本较高，要么，他生产另一种物品的机会成本必然较低。国际贸易原理即在于此。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早已分析了贸易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卫李嘉图更是在1817年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比较优势原理。当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物品时，经济的总产量就增加了，于是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更好的经济蛋糕变大了。比较优势原理表明，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所以，很容易理解在全球化的发展下各国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中的好处了。国际贸易增加了物品的多样性，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竞争，扩大了市场；加强了思想交流，促进技术进步。贸易的好处是基于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因此，即使一国在生产每一种物品上都比另一国强，每个国家也仍然能从相互贸易中获益。 三、树立新权力观，建立软威望——道德威望
《孙子兵法》九变篇中云：用兵之法，无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军事是安全保障的后盾，但军事实力的准备是为了不使用武力而仅用其威慑力来保障安全。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在国家权力中，互联网信息权力，文化权力、观念权力等地位大增，经济军事地位和影响相对减弱。军事权力不是不重要，任何时候军事都不能丢，但发展和掌握军事正是为了有能力能不使用军事力量，而借助文化、道德等无形的软实力，以更和平友善的方式去推动本国利益的实现。
李山在“文化权力：文化政治的内在机理”一文中，认为文化是一种微观与柔性的权力形态，构成文化政治的内在机理；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在场又不在场的飘忽不定的权力幽灵，通常被比附为真理性知识体系，试图建构特定主导集团的世界观，并论证他们的权力地位与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他还认为作为文化政治内在机理的文化权力，主要经由话语体系、表征系统、文化空间以及意识形态形式来展现与实现其权力意志与运行机制。文化权力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为，文化权力中包含的道德权力，或者作为文化之外存在的道德权力在各种权力的影响中具有重要影响力。道德权力以各方面实力为依托，展示其文化威望和道德威望，推动一国各项外事的顺利开展。借鉴软实力的称谓，本文称其为软威望。
《孙子兵法》谋攻篇有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军事威望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民主世界里更是受人非议的，而借助文化软实力尤其道德威望的影响才是正道。如果借助于道德威望就能完成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什么不用共赢的道德模式呢？国家是理性的，它选择何种行为皆出于其理性的某一角度考虑，选择本国利益优先是其理性选择，选择他国利益优先或者全球利益优先也是其理性选择。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社会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因此，一国选择崇高的道德行为正是其理性体现。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国家的治理需要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国际交往中更需要国家间的信任。因为国家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两国不论是有限次循环博弈还是无限次循环博弈（指不论是阶段交往还是永久交好），为了永久的利益（利益最大化），选择与他国或全球共好才能永续本国利益。
在国家间的重复博弈交往中，当两国交往出现问题时，如果一报还一报，一方惩罚另一方的背叛行为，会引发连锁反应。对方收到惩罚之后，不甘示弱，进行反击。这一反击招致第二次惩罚，则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接受惩罚而不做任何反击，惩罚和报复就这样自动地长期持续下去。冤冤相报无时了，对双方而言都是损失。罗伯特·阿克赛尔罗德的合作的演化模型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重复博弈的最佳规则是善良加一报还一报。善良就是任何时候都不主动背叛伤害对方，但是，如果对方一旦背叛自己，就一定一报还一报惩罚对方一次，但一次惩罚之后仍然继续选择善良，这样就形成了稳定的成功策略。
国家间交往实现共赢的道德模式，就是在国家交往过程中永远选择善良的合作交往策略以持续关系，但是为了维持声誉和威望，当一国发生一次背叛时（损害本国利益之时），本国一定会予以一次惩罚，但之后继续以开放宽容的姿态明示对方，本国仍愿意继续善良友好的与对方交往。这种善良加一报还一报策略融合了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以合作开局，此后就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但惩罚后仍坚持宽容合作的善良以继续推动人类的文明发展。道德模式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在国家间的重复博弈交往中本国已逐渐树立了道德威望，道德威望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因而使得共赢模式能够在被对方中断后重新启动。
四、尊重他国，承担大国责任
不论任何国家，作为人类，国家有共同追求的人类目标，可以抽象称之为美好的、幸福的、更好的生活。虽然人类社会在各历史时期追求的目标标准是发展变化的，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方向是不变的。虽然当今的国际机构、国际组织等以及国际体系仍有许多缺陷，有些认为其存在缺乏强制性、合理性、执行力等等问题，但是国际社会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国际政府，不论一国是满意还是抱怨目前的国际状态，都反映出人们或者国家心中存在一个想要到达的理想的国际政府。而这个理想的国际政府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抑或是有形和无形的综合体。
目前，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行为皆为自变量，并且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国家行为能够推动国际体系的稳定或者变化。当今世界中等强国或大国正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中，有的国家的发展迟滞甚至正走向衰退，有的国家呈现持续强劲的发展势头，当一国或者一个国家组合体发展强大至足以成为国际格局中新的一级时，国际体系结构就会发生变化。而同样地，如果当时的国际体系结构足够成熟稳定，则其中较弱的国家或组织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就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地位，国际体系结构会影响甚至制约其发展。不论是单极两级还是多极格局，都是维持国际的安全和发展服务的，只要在此级之下形成了良好合理的国际理想政府，维持好、解决好国际安全与发展等问题，则此格局即可继续存在。而一旦此极格局不能实现维持或解决各种国际或国家问题时，此极格局便会被动摇以至于最终发生改变。大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因而理应承担起维护国际社会安全与共同发展的责任。
从理想上说，政治应该秉承正确的原则，具备道德价值。从本质上说，政治是一项致力于成就社会总体之善的事业。美德不管具有什么具体内容，美德之为美德，必定是一种向普遍性的文明性的状态提升了心灵品质，也必定是一种具有人格统一性和他人意识的心灵品质。当代政治可以先设计社会正义原则，确保个人的基本自由和平等权利，从而大家在遵循普遍的正义原则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好生活观念。设计这样的社会正义原则，并建构这样的社会基本结构，目的就是为人们都能追求自己的好生活提供前提条件。博洛尔认为“政治问题正如社会问题一样，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政治的目的是使人们变得更理智、更道德、更亲密、更幸福。要促进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直接产生于人们心灵深处的纯正无邪的情感和伟大崇高的理想，靠的是当政者为人们树立的至善的人格榜样。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承担责任更是责无旁贷。 另外，大国的责任意识是有历史传统的，比如中国和美国两个典型国家。中国人所认定的政治成就，也就是和平共处；中国人把治国的目的，定为平天下；中国人一直以平天下为己任，又把正确良好的公民道德教育，当作政府的一项基本责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概念，都包含着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道德情怀。再说美国的救世心态，杰斐逊时代就坚信美国应该承担起改造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美国的理想和天赋使命决定了美国必须担负起重建国际关系中道德目标的重任。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他指出，需要的产生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波浪式推进的，在低一级需要没有完全满足时，高一级的需要就产生了，而当低一级需要的高峰过去了但没有完全消失时，高一级的需要就逐步增强，直到占绝对优势。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以后，生产力发生巨大进步，物质产品变得越来越不稀缺，人们的精神追求、要求自我实现的追求愈加凸显，所以大国的道德追求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五、结语
在利他具体政策的实施中，有时会出现吾意之利他而结果反害他之状况，或者利用不当手段去“帮助”他国。即使目的是正当的，这也不能自动地使一切手段都具备了正当性，在目的和手段之间，不存在正当性的直接可能传递性。罪恶就是罪恶，不会因为它能带来某些利益，达到某个暂时的目的就变成善的了。所谓正当的目的有时候完全可以是一种诱导和伪装。
以他国利益为先，并不等于本国认为好的东西就加给他国。国家应该承认差异的存在并尊重差异，追求的目标当是建立一个能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露丝·本尼狄克特在其《菊与刀——日本文化面面观》中提到：当人们太注意防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对他们而言那种方式似乎就是世上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对其他生活方式的了解，他们就越爱自己的文化。他们让自己断然放弃那令人愉悦而且丰富的经历。作为美国人，他们把自己偏爱的原则强加于所有的国家。但是我们无法要求别的国家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无法学会用12进位制代替10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像东非的某些土著那样用一只脚站着休息。
因此，利他的前提是以他国自主之自由意志为前提，以利他政策之结果好于目前之状况为依准，否则为利他而害他，是真为利他乎？否也。
参考文献：
[1]参见刘文汇.《论国家安全观的衍变》，载《求实》，2002年第03期，第37-39页.
[2]刘魁.《全球倫理、宗教对话与道德教育》.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02期，第14-18页.
[3]黄日涵，姚玉斐主编.《国际安全使用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0页.
[4][美]哈尔·R. 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费方域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535页.
[5][美[哈尔·R. 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费方域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4页.
[6]曼昆著.《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8页.
[7]曼昆著.《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8]曼昆著.《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186页.
[9]李山.《文化权力：文化政治的内在机理》.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0-19页.
[10]孙晓玲编.《孙子兵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11]孙恩隶著.《生活中的博弈论》.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12]孙恩隶著.《生活中的博弈论》，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15页.
[13]孙恩隶著.《生活中的博弈论》.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参见115页.
[14]詹士友.《政治与美德的互动与互成》.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9-17页.
[15]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蒋庆译.北京：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
[16]曾仕强.《中国式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17]徐尚平.《杰斐逊的国际政治观与外交思想研究》.载《北大史学》，第15期，第303页.
[18]徐尚平.《杰斐逊的国际政治观与外交思想研究》.载《北大史学》，第15期，第297页.
[19]姚本先主编.《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09页.
[20]詹士友.《政治与美德的互动与互成》.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9-17页.
[21][美]露丝·本尼狄克特著.《菊与刀-日本文化面面观》.北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3-14页.
[22]黄日涵，姚玉斐主编.《国际安全使用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267页.
作者简介：
姚敏侠，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专业。
关键词：全球意识；利他主义；道德威望；大国责任
一、国际形势纷繁复杂，要树立全球意识
国家利益往往是一国的最大动机，但这有时和国际利益并不冲突。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欧美债务危机等因素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问题；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艾滋病、各种癌症等全球性普发的恶性疾病问题；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严重等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超级病毒黑客等侵袭互联网安全问题，公地利益争夺（海权、空权的争夺）日益激烈等等。因此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传统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地位下降，维护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愈发重要，各种新的安全观涌现出来，其中包括区别于以往以对抗为特点的合作安全观念，以全部国家安全为条件的共同安全观念，以及强调多层面安全的综合安全观念等。可以看出，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密切相关，甚至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上述种种问题的解决已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国家间一致的行动才可能推动这些国际问题的解决，因此，需要提倡全球意识的伦理。刘魁认为全球意识的伦理是指人类在意识与观念上具有全球性特征的伦理观念与伦理体系，侧重于倡导全球意识。他认为全球意识伦理是全球意识特征的，而非受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是具有全球性的多元关联与互动特征的，而非处于以国家为轴心的相互关联状态；是具有协调性和开放性的，各种文明相互比较、相互切磋、相互互动、相互影响，而非单一的、封闭的、不变的。全球意识伦理倡导笼统的伦理原则，要求人们具有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在全球整体关联的背景下采取行动，突破狭隘的个体界限和民族界限，以全球利益为重来推动人类种族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意识是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必然产物，它是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利益的限制，以全球的视野去考察、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的一种思维方式。由此，相关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要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国家间要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的挑战。
本文界定的理论是站在一个大国的角度去阐述的，当然其中某些原则小国也可以参考。
二、共同利益之下大国的理性选择——利他主义
鉴于国家安全与发展和国际安全与发展息息相关，所以也就存在着共同的国家利益，他国的国家利益有时也即是本国的国家利益。因而在对外关系事务中，就会存在他国利益优先的外交情况，存在着高尚的利他主义，因为利他有时就是利己。（完美的状态是纯正高尚的利他主义——本国的利益目标是实现他国利益。）
在国际公共物品和公有资源问题上更容易理解利他主义至上原则。 公共物品在消费没有排他性又无竞争性，搭便车的问题的存在往往就使私人市场无法提供公共物品。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会独自购买公共物品，一个人认为另一个人所购买的公共物品数量正好够用，因而不愿意作出任何贡献，因此自愿均衡条件下的公共物品提供量与公共物品的有效率提供量相比一般要少得多。一国也往往不愿意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如果各国都不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大家都没有任何好处，大家都损失相关利益。反之，如果一国以他国利益和国际利益为先，即使本国因提供公共物品而增加成本，但是本国和他国都能获得收益；而且本国也积攒了道德威望（后面會进一步介绍道德威望）。公有资源在消费中也没有排他性，但有竞争性，因此常常会导致公有资源的破坏，出现各种公地悲剧。对于国际公有资源问题，更是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共同面对公有资源的使用和解决各种已经出现悲剧的公有资源的破坏问题，一国仍可以以他国利益为先，牵头通过界定产权或者收费解决相关问题，否则任何一国最后对国际公有资源都只能望尘莫及。
在经济学中，人类发展的最好状态是达到帕累托效率。达到帕累托效率是指，没有一种方法能在不使其他任何人的境况变坏的同时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得更好。如果有在不影响一国的情况下而使另一国的情况变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针对各种公有资源，海权，空权，大气环境等等，只要我们明确界定涉及外部效应的商品的产权——不管谁拥有了产权——行为人都能从他们的初始禀赋出发，通过交易达到帕累托有效率配置；只有在产权未能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才会有问题发生；通过产权的再分配，可以使外部效应内部化。虽然本国使他国和国际社会获得利益，但与此同时，本国不也能够获得利益吗？若各国都不顾他国或国际利益，只顾本国利益而不想办法提供公共物品，或者肆意挥霍国际公有资源，试问到最后，本国利益不会受损吗？优先本国利益的最终结果反而可能是损害了、失去了本国利益。
他国或国际社会如果不信任本国真正以他国或国际利益为先，当真诚展示以他国或国际利益为先对本国利益的好处，比如使其相信帮助他国发展是为了让本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等。这样，他国就理解认为以他国利益或国际利益为先是自私的为本国利益为目的的，也就是从人性的角度令其信任和理解本国的利他行为策略，进而推动国家间展开相关外事政策。（实际上本国有时也可能是出于确实真正的纯正高尚而已。）
比如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落后国家常常会认为自己处于绝对劣势，发达国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尽管一个人在两种物品上都拥有绝对优势是可能的，但一个人在两种物品上都拥有比较优势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物品的机会成本是另一种物品机会成本的倒数，如果一个人生产物品的机会成本较高，要么，他生产另一种物品的机会成本必然较低。国际贸易原理即在于此。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早已分析了贸易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卫李嘉图更是在1817年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比较优势原理。当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物品时，经济的总产量就增加了，于是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更好的经济蛋糕变大了。比较优势原理表明，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所以，很容易理解在全球化的发展下各国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中的好处了。国际贸易增加了物品的多样性，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竞争，扩大了市场；加强了思想交流，促进技术进步。贸易的好处是基于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因此，即使一国在生产每一种物品上都比另一国强，每个国家也仍然能从相互贸易中获益。 三、树立新权力观，建立软威望——道德威望
《孙子兵法》九变篇中云：用兵之法，无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军事是安全保障的后盾，但军事实力的准备是为了不使用武力而仅用其威慑力来保障安全。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在国家权力中，互联网信息权力，文化权力、观念权力等地位大增，经济军事地位和影响相对减弱。军事权力不是不重要，任何时候军事都不能丢，但发展和掌握军事正是为了有能力能不使用军事力量，而借助文化、道德等无形的软实力，以更和平友善的方式去推动本国利益的实现。
李山在“文化权力：文化政治的内在机理”一文中，认为文化是一种微观与柔性的权力形态，构成文化政治的内在机理；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在场又不在场的飘忽不定的权力幽灵，通常被比附为真理性知识体系，试图建构特定主导集团的世界观，并论证他们的权力地位与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他还认为作为文化政治内在机理的文化权力，主要经由话语体系、表征系统、文化空间以及意识形态形式来展现与实现其权力意志与运行机制。文化权力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为，文化权力中包含的道德权力，或者作为文化之外存在的道德权力在各种权力的影响中具有重要影响力。道德权力以各方面实力为依托，展示其文化威望和道德威望，推动一国各项外事的顺利开展。借鉴软实力的称谓，本文称其为软威望。
《孙子兵法》谋攻篇有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军事威望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民主世界里更是受人非议的，而借助文化软实力尤其道德威望的影响才是正道。如果借助于道德威望就能完成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什么不用共赢的道德模式呢？国家是理性的，它选择何种行为皆出于其理性的某一角度考虑，选择本国利益优先是其理性选择，选择他国利益优先或者全球利益优先也是其理性选择。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社会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因此，一国选择崇高的道德行为正是其理性体现。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国家的治理需要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国际交往中更需要国家间的信任。因为国家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两国不论是有限次循环博弈还是无限次循环博弈（指不论是阶段交往还是永久交好），为了永久的利益（利益最大化），选择与他国或全球共好才能永续本国利益。
在国家间的重复博弈交往中，当两国交往出现问题时，如果一报还一报，一方惩罚另一方的背叛行为，会引发连锁反应。对方收到惩罚之后，不甘示弱，进行反击。这一反击招致第二次惩罚，则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接受惩罚而不做任何反击，惩罚和报复就这样自动地长期持续下去。冤冤相报无时了，对双方而言都是损失。罗伯特·阿克赛尔罗德的合作的演化模型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重复博弈的最佳规则是善良加一报还一报。善良就是任何时候都不主动背叛伤害对方，但是，如果对方一旦背叛自己，就一定一报还一报惩罚对方一次，但一次惩罚之后仍然继续选择善良，这样就形成了稳定的成功策略。
国家间交往实现共赢的道德模式，就是在国家交往过程中永远选择善良的合作交往策略以持续关系，但是为了维持声誉和威望，当一国发生一次背叛时（损害本国利益之时），本国一定会予以一次惩罚，但之后继续以开放宽容的姿态明示对方，本国仍愿意继续善良友好的与对方交往。这种善良加一报还一报策略融合了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以合作开局，此后就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但惩罚后仍坚持宽容合作的善良以继续推动人类的文明发展。道德模式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在国家间的重复博弈交往中本国已逐渐树立了道德威望，道德威望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因而使得共赢模式能够在被对方中断后重新启动。
四、尊重他国，承担大国责任
不论任何国家，作为人类，国家有共同追求的人类目标，可以抽象称之为美好的、幸福的、更好的生活。虽然人类社会在各历史时期追求的目标标准是发展变化的，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方向是不变的。虽然当今的国际机构、国际组织等以及国际体系仍有许多缺陷，有些认为其存在缺乏强制性、合理性、执行力等等问题，但是国际社会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国际政府，不论一国是满意还是抱怨目前的国际状态，都反映出人们或者国家心中存在一个想要到达的理想的国际政府。而这个理想的国际政府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抑或是有形和无形的综合体。
目前，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行为皆为自变量，并且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国家行为能够推动国际体系的稳定或者变化。当今世界中等强国或大国正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中，有的国家的发展迟滞甚至正走向衰退，有的国家呈现持续强劲的发展势头，当一国或者一个国家组合体发展强大至足以成为国际格局中新的一级时，国际体系结构就会发生变化。而同样地，如果当时的国际体系结构足够成熟稳定，则其中较弱的国家或组织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就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地位，国际体系结构会影响甚至制约其发展。不论是单极两级还是多极格局，都是维持国际的安全和发展服务的，只要在此级之下形成了良好合理的国际理想政府，维持好、解决好国际安全与发展等问题，则此格局即可继续存在。而一旦此极格局不能实现维持或解决各种国际或国家问题时，此极格局便会被动摇以至于最终发生改变。大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因而理应承担起维护国际社会安全与共同发展的责任。
从理想上说，政治应该秉承正确的原则，具备道德价值。从本质上说，政治是一项致力于成就社会总体之善的事业。美德不管具有什么具体内容，美德之为美德，必定是一种向普遍性的文明性的状态提升了心灵品质，也必定是一种具有人格统一性和他人意识的心灵品质。当代政治可以先设计社会正义原则，确保个人的基本自由和平等权利，从而大家在遵循普遍的正义原则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好生活观念。设计这样的社会正义原则，并建构这样的社会基本结构，目的就是为人们都能追求自己的好生活提供前提条件。博洛尔认为“政治问题正如社会问题一样，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政治的目的是使人们变得更理智、更道德、更亲密、更幸福。要促进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直接产生于人们心灵深处的纯正无邪的情感和伟大崇高的理想，靠的是当政者为人们树立的至善的人格榜样。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承担责任更是责无旁贷。 另外，大国的责任意识是有历史传统的，比如中国和美国两个典型国家。中国人所认定的政治成就，也就是和平共处；中国人把治国的目的，定为平天下；中国人一直以平天下为己任，又把正确良好的公民道德教育，当作政府的一项基本责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概念，都包含着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道德情怀。再说美国的救世心态，杰斐逊时代就坚信美国应该承担起改造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美国的理想和天赋使命决定了美国必须担负起重建国际关系中道德目标的重任。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他指出，需要的产生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波浪式推进的，在低一级需要没有完全满足时，高一级的需要就产生了，而当低一级需要的高峰过去了但没有完全消失时，高一级的需要就逐步增强，直到占绝对优势。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以后，生产力发生巨大进步，物质产品变得越来越不稀缺，人们的精神追求、要求自我实现的追求愈加凸显，所以大国的道德追求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五、结语
在利他具体政策的实施中，有时会出现吾意之利他而结果反害他之状况，或者利用不当手段去“帮助”他国。即使目的是正当的，这也不能自动地使一切手段都具备了正当性，在目的和手段之间，不存在正当性的直接可能传递性。罪恶就是罪恶，不会因为它能带来某些利益，达到某个暂时的目的就变成善的了。所谓正当的目的有时候完全可以是一种诱导和伪装。
以他国利益为先，并不等于本国认为好的东西就加给他国。国家应该承认差异的存在并尊重差异，追求的目标当是建立一个能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露丝·本尼狄克特在其《菊与刀——日本文化面面观》中提到：当人们太注意防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对他们而言那种方式似乎就是世上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对其他生活方式的了解，他们就越爱自己的文化。他们让自己断然放弃那令人愉悦而且丰富的经历。作为美国人，他们把自己偏爱的原则强加于所有的国家。但是我们无法要求别的国家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无法学会用12进位制代替10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像东非的某些土著那样用一只脚站着休息。
因此，利他的前提是以他国自主之自由意志为前提，以利他政策之结果好于目前之状况为依准，否则为利他而害他，是真为利他乎？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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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敏侠，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