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唐诗的繁荣是由多种因素促成，传播者作为唐诗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对于唐诗的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试图从传播者角度，来探究传播者对唐诗繁荣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唐诗；繁荣；传播者
唐代诗歌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高峰，由古至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但前人对唐代诗歌繁荣现象的审视，或者从政治经济等时代要素考察其外部原因，或者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和规律探究其内部动力，这些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如今再想有重大开拓已不容易，因而迫切需要新方法新角度去开创新领域。传播学为唐代诗歌繁荣动因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本文就试图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来探究传播者的变化对唐诗的繁荣所发挥的作用。
首先，诗歌至唐代，传播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这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在唐代之前，大量的文化资源只集中在少数上层士人手中，主要由少数的上层士人来传播文学。文学影响面比较窄，然而到了唐代，文士阶层不断成长，文学传播者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其原因有二：1.九品中正制被科举制所替代，世家子弟没有了凭借门第入仕的特权，大批的寒门士人有了进身的机会，世族和平民在文人群体中的比例发生了根本变化，士族门阀基本失去了主导文坛的力量。虽然唐代不乏出身世家大族的才俊，例如崔氏一族中，“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全唐诗》所收的全部两千多位作家中，名门望族出身的人所占的比数是极小的。由此可见，唐代的科举取士对打破上层士族对文学的垄断实是具有重要的作用。2.唐代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允许门阀力量的过于强大，因此唐代统治者采用了更加直接的措施遏制门阀士族，那就是唐初的两次编修《氏族志》。尤其是第二次，高宗和武后重修《氏族志》并改名为《姓氏录》，将当时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收入，同时将不在朝任职的旧世族排除在外，这一方面扩大了士族阶层，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门阀大族的势力。世家大族的势力一弱再弱，当然再无力主导文坛。世家大族失去对文坛的控制权对文学传播的意义在于：宽松的文化环境使读书人群体迅速壮大，更多的中下层人士都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这促进了中下层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具备了传播文学的条件，加之整个社会因科举取士制度而形成了尚文风气，进而促成了他们成为诗歌传播者。
其次，唐人对诗歌的重视，创作的需求不断增强，作诗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也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当时想要入仕的人，不但要求会写文章，也要求会作诗赋。高宗时吏部选人，已经比较看重诗赋。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中所言：“伏见锉摧之次，每以诗赋为先。”此外初唐进士的来源主要是乡贡和两监；武则天时又屡下制书，令各级官员荐士。在贡举和荐举中，用诗赋干求请托的风气很盛，进献诗赋已成为举选中干求请托的重要方式。
除了举选以外，初唐文人在交游方面对于诗赋也有迫切的需要。这种交游主要包括赠答送别、游览观光的宴会，以及从朝廷到民间各种层次的文会，《全唐诗》和《全唐文》载有初唐文人宴集和送别的大量序文和诗歌，其中以王勃、杨炯、骆宾王、陈子昂、宋之问、张 说、张九龄所作序文为最多。王勃、陈子昂所作序文大多是在民间的送别宴会上。杨炯、张说、张九龄所作多为省阁同僚游览郊园的宴会。宋之问所作则多为宫中游赏的宴会。这些宴会少则六七人，多则四五十人，有临时相聚的新朋，也有经常交往的故知。文会源自齐梁陈隋宫廷，民间虽然也有，但较少见。唐贞观时，大臣中已有文会，如杨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其“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到高宗时，文会在朝野迅速流行，除了送别、游览以外，拔楔、守岁、观画、甚至相互寻访，都要结会赋诗酬唱。
再次，唐代人们诗歌的传播意识不断增强，也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为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入仕机会的时代，这使得唐代士人普遍持有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他们很清楚岁月无情，但他们不愿意虚度光阴，即便人生不如意，他们仍然怀有雄心壮志，决不放弃展示才华的任何机会。诗名是唐代知识分子得以仕进的一个重要筹码。唐代社会自上而下看重诗人的诗名，而上层社会对诗名的看重是整个社会看重诗名的催化剂。唐朝皇帝大多数喜欢诗歌，并常常给诗人以特殊的恩宠，以诗举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不愿固守寂寞而欲有所建树的唐代诗人在特别希望为时人所知的心理支配下，为有意识地诗歌传播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人们强烈的“立言”观念也是诗歌传播意识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般将“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不朽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也。这种思想，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原则，也是唐代知识分子积极努力的方向。“立德”比较难以达到，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般把目标锁定于“立功”和“立言”。唐代知识分子积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积极参加幕府，积极到边塞从戎，这些正是希望在社会上建立功业。而对文化事业的看重，是唐代知识分子建树流芳百世的盛名的重要渠道，诗歌，则是唐代文人建树千古盛名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样的心态，他们会以不能传名为人生恨事，比如张鷟“平生好学，颇爱文章，虽不逮于词人，滥流传于视草”，故临死前以不能缮写完毕文集为恨事，在《陈情表》中一再要求：“伏愿陛下遂臣万请之心，宽臣百日之命，集录缮写，奉进阙庭，微愿获申，就死无恨。”在这种心态之下，促使很多唐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诗名的传播进行着一系列的工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传播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唐人对诗歌的重视，创作的需求不断提高，人们对诗歌传播意识的不断加深，传播者这几方面的改变，都使唐朝的传播者呈现出与其他朝代不相同的特点，这些都是唐诗能够走向繁荣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辛文房.唐才子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董诰.全唐文（卷一七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付国锋（1990-），男，河南商丘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关键词：唐诗；繁荣；传播者
唐代诗歌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高峰，由古至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但前人对唐代诗歌繁荣现象的审视，或者从政治经济等时代要素考察其外部原因，或者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和规律探究其内部动力，这些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如今再想有重大开拓已不容易，因而迫切需要新方法新角度去开创新领域。传播学为唐代诗歌繁荣动因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本文就试图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来探究传播者的变化对唐诗的繁荣所发挥的作用。
首先，诗歌至唐代，传播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这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在唐代之前，大量的文化资源只集中在少数上层士人手中，主要由少数的上层士人来传播文学。文学影响面比较窄，然而到了唐代，文士阶层不断成长，文学传播者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其原因有二：1.九品中正制被科举制所替代，世家子弟没有了凭借门第入仕的特权，大批的寒门士人有了进身的机会，世族和平民在文人群体中的比例发生了根本变化，士族门阀基本失去了主导文坛的力量。虽然唐代不乏出身世家大族的才俊，例如崔氏一族中，“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全唐诗》所收的全部两千多位作家中，名门望族出身的人所占的比数是极小的。由此可见，唐代的科举取士对打破上层士族对文学的垄断实是具有重要的作用。2.唐代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允许门阀力量的过于强大，因此唐代统治者采用了更加直接的措施遏制门阀士族，那就是唐初的两次编修《氏族志》。尤其是第二次，高宗和武后重修《氏族志》并改名为《姓氏录》，将当时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收入，同时将不在朝任职的旧世族排除在外，这一方面扩大了士族阶层，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门阀大族的势力。世家大族的势力一弱再弱，当然再无力主导文坛。世家大族失去对文坛的控制权对文学传播的意义在于：宽松的文化环境使读书人群体迅速壮大，更多的中下层人士都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这促进了中下层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具备了传播文学的条件，加之整个社会因科举取士制度而形成了尚文风气，进而促成了他们成为诗歌传播者。
其次，唐人对诗歌的重视，创作的需求不断增强，作诗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也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当时想要入仕的人，不但要求会写文章，也要求会作诗赋。高宗时吏部选人，已经比较看重诗赋。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中所言：“伏见锉摧之次，每以诗赋为先。”此外初唐进士的来源主要是乡贡和两监；武则天时又屡下制书，令各级官员荐士。在贡举和荐举中，用诗赋干求请托的风气很盛，进献诗赋已成为举选中干求请托的重要方式。
除了举选以外，初唐文人在交游方面对于诗赋也有迫切的需要。这种交游主要包括赠答送别、游览观光的宴会，以及从朝廷到民间各种层次的文会，《全唐诗》和《全唐文》载有初唐文人宴集和送别的大量序文和诗歌，其中以王勃、杨炯、骆宾王、陈子昂、宋之问、张 说、张九龄所作序文为最多。王勃、陈子昂所作序文大多是在民间的送别宴会上。杨炯、张说、张九龄所作多为省阁同僚游览郊园的宴会。宋之问所作则多为宫中游赏的宴会。这些宴会少则六七人，多则四五十人，有临时相聚的新朋，也有经常交往的故知。文会源自齐梁陈隋宫廷，民间虽然也有，但较少见。唐贞观时，大臣中已有文会，如杨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其“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到高宗时，文会在朝野迅速流行，除了送别、游览以外，拔楔、守岁、观画、甚至相互寻访，都要结会赋诗酬唱。
再次，唐代人们诗歌的传播意识不断增强，也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为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入仕机会的时代，这使得唐代士人普遍持有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他们很清楚岁月无情，但他们不愿意虚度光阴，即便人生不如意，他们仍然怀有雄心壮志，决不放弃展示才华的任何机会。诗名是唐代知识分子得以仕进的一个重要筹码。唐代社会自上而下看重诗人的诗名，而上层社会对诗名的看重是整个社会看重诗名的催化剂。唐朝皇帝大多数喜欢诗歌，并常常给诗人以特殊的恩宠，以诗举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不愿固守寂寞而欲有所建树的唐代诗人在特别希望为时人所知的心理支配下，为有意识地诗歌传播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人们强烈的“立言”观念也是诗歌传播意识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般将“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不朽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也。这种思想，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原则，也是唐代知识分子积极努力的方向。“立德”比较难以达到，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般把目标锁定于“立功”和“立言”。唐代知识分子积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积极参加幕府，积极到边塞从戎，这些正是希望在社会上建立功业。而对文化事业的看重，是唐代知识分子建树流芳百世的盛名的重要渠道，诗歌，则是唐代文人建树千古盛名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样的心态，他们会以不能传名为人生恨事，比如张鷟“平生好学，颇爱文章，虽不逮于词人，滥流传于视草”，故临死前以不能缮写完毕文集为恨事，在《陈情表》中一再要求：“伏愿陛下遂臣万请之心，宽臣百日之命，集录缮写，奉进阙庭，微愿获申，就死无恨。”在这种心态之下，促使很多唐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诗名的传播进行着一系列的工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传播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唐人对诗歌的重视，创作的需求不断提高，人们对诗歌传播意识的不断加深，传播者这几方面的改变，都使唐朝的传播者呈现出与其他朝代不相同的特点，这些都是唐诗能够走向繁荣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辛文房.唐才子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董诰.全唐文（卷一七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付国锋（1990-），男，河南商丘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