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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斯·M.杨（Iris Marion Young，1949-2006）是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多元文化和差异政治的积极倡导者。《包容与民主》是艾丽斯·M.杨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是当代研究包容与排斥、民主与正义问题的经典作品。
在《包容与民主》中，杨所运用的是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批判理论不是从有关道德或者人性的哲学假设出发推导出相应的规范理念与原则，而是从实然的前提出发对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析与批判。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需要反思那些进入研究者视野中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过程与结构，确认其中哪些关系、过程与结构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而得出相应的判断和结论。
杨认为，在民主与正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她并没有试图提出一种包罗万象的正义理论，而是延续与发展了她曾经在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中的思考，诉诸下述两种正义理念，即自我发展与自决。“就我对它们的理解而言，这两种普遍性的价值对应于两种普遍的非正义状况，即压迫和支配。其中，压迫是对自我发展的制度性约束，而支配则是对自决的制度性约束。”（中文版，38页）在杨看来，任何民主理论与实践恰当与否，都应当受上述两种正义理念的检验；并且，应当通过民主过程逐步削弱那些以压迫和支配为表现形式的非正义状况。
基于上述思路，杨剖析了当代民主理论中的聚合型民主模式。在她看来，当代西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投票表决型”民主，也就是聚合型民主。其中，候选人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主张，而选民们则投票赞同某位候选人。其结果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受到排斥或被边缘化，他们可能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当代西方民主的问题在于，“在存在着由财富与权力引起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情况下，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可能会强化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因为有权有势者能够使那些拥有较少权力的人的声音与议题边缘化”（42页）。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问题，包容就成为一种涉及正义的重要规范，成为衡量民主政治质量的主要标准：“某项民主决策所具有的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取决于那些受其影响的人被包容进决策制定过程并且拥有影响其结果的机会的程度。”
人们所以要求实现包容，其原因在于他们遭受过各种排斥。杨将排斥区分为外部排斥与内部排斥。所谓外部排斥，就是指“各种本来应当被包括进来的群体和个人被有意地或无意地排除在讨论与决策制定的论坛之外”（66页）。外部排斥表明某些群体或个人控制着决策制定过程，将其他人排斥在外，使其根本无从置喙。所谓内部排斥，就是指“即使人们有机会参与决策制定的程序与讨论会，然而，他们也缺乏有效的机会去影响其他人的思想”（68页）。在内部排斥的情形中，虽然某些群体或个人从形式上讲在决策过程中拥有一席之地，但是，那些支配决策制定过程的群体或个人往往会通过议程设置等方式排斥他们，使他们在其中无足轻重。在这种意义上，那些在形式上能够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然而却受到内部排斥的群体或个人，只不过是用来装饰门面的政治花瓶而已。
杨所阐释的包容与排斥的理念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杨认为，美国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展开的有关福利改革的辩论就是具有排斥性的。在这场辩论中，那些低收入群体的成员，特别是其中那些单身母亲，是最容易受福利政策改革影响的，但是，他们却像是不相关者那样受到排斥。他们没有被认为是有助于提出明智的建议、意见和视角的公民，而是被当作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和麻烦制造者，被当作福利政策改革的客体。所以，尽管大量的专家学者在辩论过程中分析了低收入群体产生的根源，并且预测了福利政策改革将会对他们产生何种影响，然而，低收入群体成员自身的意见、观点和理由却几乎未能得到表达，同时也没有机会被包容到决策制定过程中去。
针对各种排斥，杨指出，应当扩展出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政治沟通模式。在她看来，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是探讨民主问题的有益的起点，但是，这种民主理论却倾向于将沟通限定为论证（argument），并且对何为合理的论证方式做出了过于偏颇和狭隘的界定，因而依然导致了排斥。例如，现有的协商规范通常要求参与者表达清晰，在表达风格上不带感情色彩，这种协商规范本身就是具有排斥性的。
因此，杨认为，在政治讨论中，问候、修辞和叙述有助于减少内部排斥，能够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协商模式所强调的论证方式。当然，无论问候、修辞还是叙述，都可能会存在着欺骗和操纵，可能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话，是具有误导性的操纵之辞或自欺欺人的谎言。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问候、修辞和叙述通常会具有减少排斥、促进包容的作用。
在政治过程中，那些参与者往往会由于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性偏好或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而属于不同的群体。那么，像这样的群体差异是否会导致排斥呢？杨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群体差异，一种是文化意义上的群体差异，另一种是结构性的群体差异。文化意义上的群体差异是借助于语言、建筑、音乐、食物、日常习俗、审美标准、居住空间等体现出来的。结构性的群体差异则以性别、种族、阶级、性偏好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为基础，它涉及权力、资源配置和话语权等方面的结构性关系。“结构性的不平等存在于那些具有相关性的强制与约束中。”（124页）杨指出，结构性差异与结构性不平等比文化方面的群体差异更加值得关注。如果某个群体在民族、文化、宗教或语言等方面得不到承认，那么，它往往也遭受了结构性不平等，会在资源、政治影响力或经济收益上受到排斥。所以，那些想要获得文化承认的群体不仅会要求维护其文化群体的自豪感和价值，而且会要求终结各种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的结构性不平等，要求获得他们应得的资源。
在上述有关包容与排斥的分析的基础上，杨阐释了她所理解的代表制。在杨看来，代表制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授权与问责，其宗旨是使不同的利益、意见与视角（respective）都能够得到表达与包容。杨认为，存在着利益、意见与视角三种不同的代表制模式。其中，杨着重阐述了视角代表制。
通常而言，那些处于不同境况中的人会形成不同经验、知识与情感，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视角。“视角是一种观察各种社会过程的方式，而不会决定某个人究竟观察到了什么事情。两个人可能会共同享有某种社会视角，但是，他们仍然会不同地经历着他们的社会定位。”（171页）也就是说，尽管那些具有相似视角的人完全可能在利益和意见上存在冲突，然而，他们也会由于其相似的视角而存在共鸣，拥有其他人所不会共享的亲密关系。杨援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广为人知的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帕克伍德（Robert Packwood）被控对其女助手实施性骚扰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由于帕克伍德在参议院供职期间表现卓越，所以，他的许多男性同僚都不愿意就相关指控举行伦理制裁听证会。但是，美国参众两院几乎所有的女性议员都参与举办了联合新闻发布会，要求参议院审查针对帕克伍德的指控。毫无疑问，那些女性议员来自不同的党派和地区，她们之间在利益、政见和其他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并且，她们对于帕克伍德是否真的实施了性骚扰也是看法不一；但是，她们的共同行动却表明，她们在性骚扰问题上具有相似的视角。所以，在代表制模式方面，不仅需要有关利益与意见的代表制，而且需要使某些视角能够展现出来的视角代表制。在《包容与民主》中，杨也探讨了公民社会、大都市居住区的隔离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深化了她关于包容、排斥、民主与正义等问题的分析。
艾丽斯·M.杨是一位富有学术原创性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她对于普罗大众怀有深深的爱，曾经在美国、南非、新西兰等地参加过许多关切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在她逝世后，许多学界同行给予她很高的评价。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g-Williams）饱含深情地写道：“我由于杨所具有的渊博严谨的学识而钦佩她，由于杨欢快活泼、充满热情的自信而欣赏她，由于杨富有洞察力、坚持不懈的道德情感而羡慕她。我为自己曾经认识她而感到幸运，我也对她怀有深深的思念。”著名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高度赞扬了杨的学术成就：“众所周知，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杨是最重要的和最富有原创性的政治理论家之一。”
（《包容与民主》，艾丽斯·M.杨著，彭斌、刘明译，江苏人民出版二零一三年版）
在《包容与民主》中，杨所运用的是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批判理论不是从有关道德或者人性的哲学假设出发推导出相应的规范理念与原则，而是从实然的前提出发对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析与批判。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需要反思那些进入研究者视野中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过程与结构，确认其中哪些关系、过程与结构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而得出相应的判断和结论。
杨认为，在民主与正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她并没有试图提出一种包罗万象的正义理论，而是延续与发展了她曾经在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中的思考，诉诸下述两种正义理念，即自我发展与自决。“就我对它们的理解而言，这两种普遍性的价值对应于两种普遍的非正义状况，即压迫和支配。其中，压迫是对自我发展的制度性约束，而支配则是对自决的制度性约束。”（中文版，38页）在杨看来，任何民主理论与实践恰当与否，都应当受上述两种正义理念的检验；并且，应当通过民主过程逐步削弱那些以压迫和支配为表现形式的非正义状况。
基于上述思路，杨剖析了当代民主理论中的聚合型民主模式。在她看来，当代西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投票表决型”民主，也就是聚合型民主。其中，候选人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主张，而选民们则投票赞同某位候选人。其结果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受到排斥或被边缘化，他们可能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当代西方民主的问题在于，“在存在着由财富与权力引起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情况下，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可能会强化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因为有权有势者能够使那些拥有较少权力的人的声音与议题边缘化”（42页）。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问题，包容就成为一种涉及正义的重要规范，成为衡量民主政治质量的主要标准：“某项民主决策所具有的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取决于那些受其影响的人被包容进决策制定过程并且拥有影响其结果的机会的程度。”
人们所以要求实现包容，其原因在于他们遭受过各种排斥。杨将排斥区分为外部排斥与内部排斥。所谓外部排斥，就是指“各种本来应当被包括进来的群体和个人被有意地或无意地排除在讨论与决策制定的论坛之外”（66页）。外部排斥表明某些群体或个人控制着决策制定过程，将其他人排斥在外，使其根本无从置喙。所谓内部排斥，就是指“即使人们有机会参与决策制定的程序与讨论会，然而，他们也缺乏有效的机会去影响其他人的思想”（68页）。在内部排斥的情形中，虽然某些群体或个人从形式上讲在决策过程中拥有一席之地，但是，那些支配决策制定过程的群体或个人往往会通过议程设置等方式排斥他们，使他们在其中无足轻重。在这种意义上，那些在形式上能够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然而却受到内部排斥的群体或个人，只不过是用来装饰门面的政治花瓶而已。
杨所阐释的包容与排斥的理念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杨认为，美国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展开的有关福利改革的辩论就是具有排斥性的。在这场辩论中，那些低收入群体的成员，特别是其中那些单身母亲，是最容易受福利政策改革影响的，但是，他们却像是不相关者那样受到排斥。他们没有被认为是有助于提出明智的建议、意见和视角的公民，而是被当作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和麻烦制造者，被当作福利政策改革的客体。所以，尽管大量的专家学者在辩论过程中分析了低收入群体产生的根源，并且预测了福利政策改革将会对他们产生何种影响，然而，低收入群体成员自身的意见、观点和理由却几乎未能得到表达，同时也没有机会被包容到决策制定过程中去。
针对各种排斥，杨指出，应当扩展出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政治沟通模式。在她看来，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是探讨民主问题的有益的起点，但是，这种民主理论却倾向于将沟通限定为论证（argument），并且对何为合理的论证方式做出了过于偏颇和狭隘的界定，因而依然导致了排斥。例如，现有的协商规范通常要求参与者表达清晰，在表达风格上不带感情色彩，这种协商规范本身就是具有排斥性的。
因此，杨认为，在政治讨论中，问候、修辞和叙述有助于减少内部排斥，能够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协商模式所强调的论证方式。当然，无论问候、修辞还是叙述，都可能会存在着欺骗和操纵，可能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话，是具有误导性的操纵之辞或自欺欺人的谎言。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问候、修辞和叙述通常会具有减少排斥、促进包容的作用。
在政治过程中，那些参与者往往会由于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性偏好或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而属于不同的群体。那么，像这样的群体差异是否会导致排斥呢？杨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群体差异，一种是文化意义上的群体差异，另一种是结构性的群体差异。文化意义上的群体差异是借助于语言、建筑、音乐、食物、日常习俗、审美标准、居住空间等体现出来的。结构性的群体差异则以性别、种族、阶级、性偏好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为基础，它涉及权力、资源配置和话语权等方面的结构性关系。“结构性的不平等存在于那些具有相关性的强制与约束中。”（124页）杨指出，结构性差异与结构性不平等比文化方面的群体差异更加值得关注。如果某个群体在民族、文化、宗教或语言等方面得不到承认，那么，它往往也遭受了结构性不平等，会在资源、政治影响力或经济收益上受到排斥。所以，那些想要获得文化承认的群体不仅会要求维护其文化群体的自豪感和价值，而且会要求终结各种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的结构性不平等，要求获得他们应得的资源。
在上述有关包容与排斥的分析的基础上，杨阐释了她所理解的代表制。在杨看来，代表制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授权与问责，其宗旨是使不同的利益、意见与视角（respective）都能够得到表达与包容。杨认为，存在着利益、意见与视角三种不同的代表制模式。其中，杨着重阐述了视角代表制。
通常而言，那些处于不同境况中的人会形成不同经验、知识与情感，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视角。“视角是一种观察各种社会过程的方式，而不会决定某个人究竟观察到了什么事情。两个人可能会共同享有某种社会视角，但是，他们仍然会不同地经历着他们的社会定位。”（171页）也就是说，尽管那些具有相似视角的人完全可能在利益和意见上存在冲突，然而，他们也会由于其相似的视角而存在共鸣，拥有其他人所不会共享的亲密关系。杨援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广为人知的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帕克伍德（Robert Packwood）被控对其女助手实施性骚扰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由于帕克伍德在参议院供职期间表现卓越，所以，他的许多男性同僚都不愿意就相关指控举行伦理制裁听证会。但是，美国参众两院几乎所有的女性议员都参与举办了联合新闻发布会，要求参议院审查针对帕克伍德的指控。毫无疑问，那些女性议员来自不同的党派和地区，她们之间在利益、政见和其他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并且，她们对于帕克伍德是否真的实施了性骚扰也是看法不一；但是，她们的共同行动却表明，她们在性骚扰问题上具有相似的视角。所以，在代表制模式方面，不仅需要有关利益与意见的代表制，而且需要使某些视角能够展现出来的视角代表制。在《包容与民主》中，杨也探讨了公民社会、大都市居住区的隔离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深化了她关于包容、排斥、民主与正义等问题的分析。
艾丽斯·M.杨是一位富有学术原创性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她对于普罗大众怀有深深的爱，曾经在美国、南非、新西兰等地参加过许多关切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在她逝世后，许多学界同行给予她很高的评价。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g-Williams）饱含深情地写道：“我由于杨所具有的渊博严谨的学识而钦佩她，由于杨欢快活泼、充满热情的自信而欣赏她，由于杨富有洞察力、坚持不懈的道德情感而羡慕她。我为自己曾经认识她而感到幸运，我也对她怀有深深的思念。”著名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高度赞扬了杨的学术成就：“众所周知，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杨是最重要的和最富有原创性的政治理论家之一。”
（《包容与民主》，艾丽斯·M.杨著，彭斌、刘明译，江苏人民出版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