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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等，都会给工作人员发点儿红包和礼品，作为年终奖励。这个规矩源远流长。
民国年终奖主要也是发红包 民国时代，商店的伙计、作坊的工匠、公司的职员、当铺的朝奉，一般都能拿到年终奖。奖励的形式，跟现在一样，主要是发红包。红包有大有小，看受奖人的级别，也看发奖人的器量，更要看当年单位的效益和大伙的工作表现。同在一个工厂上班，经理到年终能拿到分红，还有上千块大洋的年终奖，小职员和普通工人肯定拿不到这么多，几十块大洋或者幾块大洋已经很不错了。
那时候，绝大多数的商铺和作坊都有一批学徒，也就是见习期还没结束的新手，学徒一般是没有工钱的，老板只管食宿，不给工资。可是，年终奖却少不掉，碰到出手大方的老板，有的学徒到年终能拿到二三十块大洋的红包；即使老板再小气，年终也会摆上一桌，管学徒一顿好饭，这顿好饭也可以算作是年终奖。
现在有些民营企业，怕员工跳槽，押你一个月的工资，或者每仨月甚至半年才发一回工资，本来该在春节放假前发放的年终奖，留到来年上班后再发。民国一些老板也这样干，河南开封冯玉祥主政时，火车站对面有一绸缎庄，老板姓马，被伙计称作“马三赖”：赖货款、赖工资、赖年终奖。他给伙计发年终奖，是每三年才发一次，而且都要拖到正月十六才发，因为正月十六是结束年假、开始上班的日子。
对伙计们来说，平时活儿再累，给的工钱再低，也不能走，一走，压了三年的年终奖就没了，怎么着也得领完钱再走。可是到了三年后的正月十六，终于拿到年终奖的那一天，眼看着平日小气刻薄的老板递过来一大摞沉甸甸的现大洋，心里一高兴，就把跳槽那茬儿给忘了，继续卖力气干活儿。
民国纱厂的年终奖很诱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刻薄，民国很多大工厂给员工发起年奖来既及时，又大方。
例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郑州，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已经通车，早先的内陆小城变成了北方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棉花交易异常繁荣，纱厂、棉厂和打包厂像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近十万名工人来到这座城市谋生。
当时的工作很辛苦，工人们在车间里流水作业，清花、梳并、纺纱、缫纱、织布、打包、装货……纱末飞扬，空气恶浊，每天都得在恶劣的环境里劳作十个小时以上，得肺病的女工特别多，但是相对于其他体力活儿而言，这里的回报也非常丰厚：一个普通女工只要不缺勤，每月可以挣到十几块大洋的工资。
按照当时的行情，她们如果去做保姆，每月只能拿到两三块大洋（鲁迅曾经给定居北京的母亲雇过三个保姆，每人月薪均在三块大洋以下），即使壮年男子去拉黄包车，辛辛苦苦一个月也不过只能挣到十块大洋左右。
除了每月的工钱，年终还有一笔较为优厚的奖励。像郑州的立兴棉行、三井洋行、铃木洋行、集盛元花行等大型纱厂，年底会给工作一年以上的熟练女工发放四十块“中交票”——交通银行发行的银元劵，其实际购买力基本上相当于同等面额的银元，相当于两三个月的薪水。当时郑州纱厂的女工之所以轻易不会炒老板鱿鱼，就是因为年终奖很可观，辞工的损失太大。
工人们拿到了丰厚的红包，过年时就可以使劲消费一把了。我们翻看民国报纸，年终版面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论：“在此春节期间，各工厂正发年赏之际，……可望销售更多数量。”说明民国时代的年终奖同样可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
雇主怎样给仆人发年终奖 刚才我们提到民国保姆的月薪只有两三块大洋，按照民国前期物价，一块大洋的购买力最多相当于现在一百元人民币（同样一块袁大头，在民国的购买力相差甚远，上海物价极高，大洋价值较低，一块银元只相当于人民币三十元左右；东北、陕西和贵州等偏远地区缺少硬通货，商家视银元为上品，大洋购买力是上海的两倍以上），两三块大洋也就两百块钱左右。两百块钱够干什么？甭说养家糊口，养活自己都困难。
当然，雇主对保姆一般都是包吃住的，但即便如此，两三块大洋的月薪也少得可怜，为什么民国雇主可以凭借如此低的薪水雇到人呢？首先是因为民国农业崩溃，农村兵匪横行，农民单靠土里刨食已经无法维持生存，进城务工的人非常多，保姆市场供大于求；其次则是因为做保姆除了包吃住，每年春节还可以拿到远远超过平日薪水的红包。
我们以鲁迅家的保姆为例，每年元旦一到，老太太会赏给她们三块大洋“年节钱”；到了旧历年的春节，保姆们给老太太磕头拜年，每人还能再拿一笔五块大洋的压岁钱。有一年冬天，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又单独封给保姆们九块大洋的红包。
民国还有一种风俗，叫做“持片拜年”，即拜年不必亲自到场，只需要派个仆人拿着自己的名片去一趟就行了。每当这个时候，代替主人拜年的仆人就可以赚一大笔钱——他每到一户人家，就会发一张名片，而每发一张名片，都能拿到几百文甚至几千文的赏钱。假如主人交情很广，其仆人一上午得拿着名片盒子跑一百多家，挣的赏钱抵得上大半年的工资。摘自《河北青年报》
民国年终奖主要也是发红包 民国时代，商店的伙计、作坊的工匠、公司的职员、当铺的朝奉，一般都能拿到年终奖。奖励的形式，跟现在一样，主要是发红包。红包有大有小，看受奖人的级别，也看发奖人的器量，更要看当年单位的效益和大伙的工作表现。同在一个工厂上班，经理到年终能拿到分红，还有上千块大洋的年终奖，小职员和普通工人肯定拿不到这么多，几十块大洋或者幾块大洋已经很不错了。
那时候，绝大多数的商铺和作坊都有一批学徒，也就是见习期还没结束的新手，学徒一般是没有工钱的，老板只管食宿，不给工资。可是，年终奖却少不掉，碰到出手大方的老板，有的学徒到年终能拿到二三十块大洋的红包；即使老板再小气，年终也会摆上一桌，管学徒一顿好饭，这顿好饭也可以算作是年终奖。
现在有些民营企业，怕员工跳槽，押你一个月的工资，或者每仨月甚至半年才发一回工资，本来该在春节放假前发放的年终奖，留到来年上班后再发。民国一些老板也这样干，河南开封冯玉祥主政时，火车站对面有一绸缎庄，老板姓马，被伙计称作“马三赖”：赖货款、赖工资、赖年终奖。他给伙计发年终奖，是每三年才发一次，而且都要拖到正月十六才发，因为正月十六是结束年假、开始上班的日子。
对伙计们来说，平时活儿再累，给的工钱再低，也不能走，一走，压了三年的年终奖就没了，怎么着也得领完钱再走。可是到了三年后的正月十六，终于拿到年终奖的那一天，眼看着平日小气刻薄的老板递过来一大摞沉甸甸的现大洋，心里一高兴，就把跳槽那茬儿给忘了，继续卖力气干活儿。
民国纱厂的年终奖很诱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刻薄，民国很多大工厂给员工发起年奖来既及时，又大方。
例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郑州，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已经通车，早先的内陆小城变成了北方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棉花交易异常繁荣，纱厂、棉厂和打包厂像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近十万名工人来到这座城市谋生。
当时的工作很辛苦，工人们在车间里流水作业，清花、梳并、纺纱、缫纱、织布、打包、装货……纱末飞扬，空气恶浊，每天都得在恶劣的环境里劳作十个小时以上，得肺病的女工特别多，但是相对于其他体力活儿而言，这里的回报也非常丰厚：一个普通女工只要不缺勤，每月可以挣到十几块大洋的工资。
按照当时的行情，她们如果去做保姆，每月只能拿到两三块大洋（鲁迅曾经给定居北京的母亲雇过三个保姆，每人月薪均在三块大洋以下），即使壮年男子去拉黄包车，辛辛苦苦一个月也不过只能挣到十块大洋左右。
除了每月的工钱，年终还有一笔较为优厚的奖励。像郑州的立兴棉行、三井洋行、铃木洋行、集盛元花行等大型纱厂，年底会给工作一年以上的熟练女工发放四十块“中交票”——交通银行发行的银元劵，其实际购买力基本上相当于同等面额的银元，相当于两三个月的薪水。当时郑州纱厂的女工之所以轻易不会炒老板鱿鱼，就是因为年终奖很可观，辞工的损失太大。
工人们拿到了丰厚的红包，过年时就可以使劲消费一把了。我们翻看民国报纸，年终版面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论：“在此春节期间，各工厂正发年赏之际，……可望销售更多数量。”说明民国时代的年终奖同样可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
雇主怎样给仆人发年终奖 刚才我们提到民国保姆的月薪只有两三块大洋，按照民国前期物价，一块大洋的购买力最多相当于现在一百元人民币（同样一块袁大头，在民国的购买力相差甚远，上海物价极高，大洋价值较低，一块银元只相当于人民币三十元左右；东北、陕西和贵州等偏远地区缺少硬通货，商家视银元为上品，大洋购买力是上海的两倍以上），两三块大洋也就两百块钱左右。两百块钱够干什么？甭说养家糊口，养活自己都困难。
当然，雇主对保姆一般都是包吃住的，但即便如此，两三块大洋的月薪也少得可怜，为什么民国雇主可以凭借如此低的薪水雇到人呢？首先是因为民国农业崩溃，农村兵匪横行，农民单靠土里刨食已经无法维持生存，进城务工的人非常多，保姆市场供大于求；其次则是因为做保姆除了包吃住，每年春节还可以拿到远远超过平日薪水的红包。
我们以鲁迅家的保姆为例，每年元旦一到，老太太会赏给她们三块大洋“年节钱”；到了旧历年的春节，保姆们给老太太磕头拜年，每人还能再拿一笔五块大洋的压岁钱。有一年冬天，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又单独封给保姆们九块大洋的红包。
民国还有一种风俗，叫做“持片拜年”，即拜年不必亲自到场，只需要派个仆人拿着自己的名片去一趟就行了。每当这个时候，代替主人拜年的仆人就可以赚一大笔钱——他每到一户人家，就会发一张名片，而每发一张名片，都能拿到几百文甚至几千文的赏钱。假如主人交情很广，其仆人一上午得拿着名片盒子跑一百多家，挣的赏钱抵得上大半年的工资。摘自《河北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