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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个人的冷漠你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近乎冷酷，但眼神里又时常透出些莫名的忧郁。如果这么说，你还不甚明了，那就说个事实吧。
这趟西去的列车上，他比我上车早，我从兰州站上车，找到自己的铺位时，他正在铺位对面窗口边的凳子上坐着。确切地说，我推着皮箱查看铺号时，不留神，还撞了他一下。我赶忙后退了一下皮箱，很抱歉地说：“对不起！”但他只是愣怔地看了我一眼，并没有任何与之相应的表达，很漠然地把头转向了窗外。我在下铺，看迹象，铺面上乱七八糟的，上一位旅客肯定刚下车，不然的话，乘务员早把铺上收拾停妥了。我把行李放好后，打理铺位时，还感觉到被子里热烘烘的，证明我的判断没错。我把被子疊整齐，又从小背包里掏出一本书，准备躺铺上看会儿。这时，我突然感到背后有一种锥力，我肩胛骨上的某个穴位还猛地跳了几下。我下意识地一转身，才发现那个人正直愣愣地看着我。许是一种礼貌性的示好，我忙在脸上堆了点笑，但他马上把头转向窗外了。实话说，我心里确实有些小受挫。真是奇怪了，一个与你没任何相干的人，你何必在乎他对你的反应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旅途嘛，太在乎别人对你的在意，就是庸人自扰。我顿了顿神，像整理铺位一样整理了一下自己麻乱的思绪，脱了鞋，躺在铺上，看起书来。
我看了一会儿，就有些迷糊了，但我还是硬撑着往下看。当然，在这之间，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偷觑过他几次。他的脸一直朝着窗口外，仿佛塑在了那里。中间有那么一两次，他猛地咳嗽过，并且咳得很破，身体猛颤着，像是他的身体里有人拿着斧头，猛劈了几下柴，马上又停住了。他用手抹了把嘴唇，望了我一眼，又把脸转过去了。
列车上的喇叭吵醒了我，“这是第三次播音。”晚饭时间到了。
我把扣在脸上的书取下放在一旁，但我还不想起，又回味一下刚才的梦境。我梦见杉杉了，和前几天在电话里和我恶吵的情形截然相反，她像以前一样，我是说我们爱着的时候那样，很热烈地亲了我，说，她收回说过的话，和我重归于好，一如既往的好。但这倒霉的喇叭吵醒了我。
我咂了咂有些干渴而又甜蜜的嘴唇，仿佛那里真有很深的吻痕。我抹了一把嘴唇，叹了一口气，坐了起来。
“瓜子，花生，啤酒，饮料，八宝粥……”随着一声喊叫，走道里过来一辆卖货的手推车。
那个人动了起来。有点刻意。我仔细地观察着那人。他猛地坐正了身子，嘴唇蠕动着，眼皮一闪一闪的，两眼里像是有两头并驾齐驱的鹿在奔跑。但它们发现了我在看它们时，马上停住了。又是那股冷漠向我睃视了一下，瞬间垂下了眼皮，像是把那两头鹿关进了圈里。
手推车到他旁边，他撩起手示意了一下。
“要什么？”服务员说。
“有白酒吗？”他不假思索地说。也许事先他早已想好了要什么。“还有花生。”
“有，小瓶的，二两装的。”服务员很热情地说。
“两瓶。两袋花生。”他说，脸上有了点兴奋，慢慢地有了光泽，并没有看我，但我觉得他看了。
把东西放在小板桌上，他抖抖索索地从衣服内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四边发毛的钱包，付了钱。
车子已过去了，他又硬梗梗地问了一声：“有烟吗？”那力道，像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来。
“有。”服务员又拉着手推车倒了回来。
“五块的？”他说。
“没有。”服务员说，“哪有五块的，最低的都二十。”
他快速地闪动着眼皮，算计似的仰起了头，接着又摇了摇头。“算了。”他说。服务员斜了他一眼刚要走，他又说，“来一包吧。”
他爬上中铺，我才知道他就是睡在我的上铺呀。他取下一个背包，把其中一瓶酒和一袋花生装进了包里，又把包放回了铺上。
他拆开花生袋，嚼了几粒花生，又打开酒瓶，抿了一口。他就那样，吃几粒花生，喝一小口酒，似乎很享受。
我看着看着，居然有了饿感。我这几天几乎很少吃东西，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折磨得够呛，啥事都不想干。怕自己憋出病，才有了这次无目的的旅程。也不算无目的，大目标是新疆，那儿地大景阔，想好好放松一下自己。我穿好鞋，去餐车吃些东西，再迟怕没有了。不像往常，我一出差时，妻子总大袋小包的，包括方便面、鸡爪子什么的，装上许多，到下车都吃不完，甚至连回程的都备下了。但这次没有，这次我是直接从办公室出来的。
我看了看窗外，天色已近黄昏。紧接着，火车进入了一个很长的隧洞，我明白，这是在过乌鞘岭。我起身去了餐车。
我从餐车回到11号车厢，一过门，就看到在我铺位那儿有几个乘警，还有些嚷嚷声。出于好奇，我加快了步子。
“车厢里是不准吸烟的！”一位乘警说。
“我？”那个人很紧张地说。
另一个乘警指了指车壁上“车厢内禁止吸烟”贴纸上的一根香烟上打了个×的图标说：“老师傅，你不识字吗，该懂得这个图的意思吧？”
“广播里刚还播呢。”女乘务员说。
“要是高铁上——”另一个乘警说，带着语重心长的口气，“这可是犯法。”
“我？”那个人一直嗫嚅着，好像他身体里只有这个词，使劲也掏不出别的来。“我——”
“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一位乘警说。
“我？”
“别怕。”乘务员附和着说，“这是例行公事。登记一下。”
那人站了起来，爬上中铺，从背包里摸索了好久，也没下床梯，斜着身子把身份证递了过去。
乘警看了看一眼身份证，又看了看那人，又向那人点头示意了一下，把身份证递给了乘务员，一起向前走去。
走在后面的乘务员像是发现了什么，又转过了身。“跟我们到乘务室来一下。”她说。
“咋弄？”那人终于从一向的冷漠里挣出了些急躁，慌忙跳下床梯。
我不知为什么，也为这人着想开了，好像经历过这类事似的，说，“别急。”又说，“不会有事的，我和你一起去。” “你去过巴里坤吗？”我被一声问话突然惊了一下。是在问我吗？谁在问？我转过头四处寻视着。其他铺上的人都还睡着，或躺着，有看手机的，有插上耳朵听音乐的。没有别人，只有他，吴坏。他已吃完了花生，酒瓶也干了。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像是被什么激动了;脸上放着紫光，像是刚刚拉开了尘封已久的帷幕;他两眼很直，很动情，有什么东西就要溢出似的望着我。不是他，还能是谁呢？我赶紧“哦”了一声，有点跌跌撞撞的慌乱。“哦，哦。”我说。
“你去过巴里坤吗？”兴许是他以为我没有听清，又问了一句。
“没有。”我摇了摇头。
带给他的是一种失落，甚至可以说是打击，从他的脸上能看出来。
或许是为了补救什么，我有点讨趣地说：“我去乌鲁木齐，你呢？”
“巴里坤。”他说，表情又回到了以往的冷漠，并很快把脸转向了窗外。
“你到巴里坤干什么去？”我试探着问。
他没有反应。
我把目光从他的侧脸上转到了窗外，作出了一个决定，既然我是无目的的游历，何不随他去一趟巴里坤，但我没给他说。给他说了他会是什么反应呢？我正在给他说与不说中纠结着，被他一阵劈柴般剧烈的咳嗽给惊醒了。
他这般嘶厉的咳嗽，让我对他的身体产生了恻隐之心。他晚饭和早餐都是以一包花生和一小瓶酒为食，怎么能行？“你光吃那个能行吗？”我说，“光喝酒，不吃点别的咋行？”他转向我，脸像沙漠上的一块砾石，咳得黑鼓黑鼓的。他摇了摇头，像是对剧烈咳嗽的无奈和嘲弄，又点了点头。
看他并没有和我有更多交谈的意思，我从床上拿过书看了起来。一会儿后，我又从包里拿出笔记本，记了些东西。
火车在又一个站上停靠了一次，下一站就是乌鲁木齐了。广播喇叭里报了最后一个站名，停了播音。
“你除了看書，也写书吗？”我把书和本子折了起来，准备收拾好行李，等待下车，他突然向我说。
“嗯。”我对他望我的脸点了点头。觉得还不够，我又说，“是的，我也写书。也许，”虽然觉得唐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会把你也写进去。”其实，我刚才在本子上就是写他呢，把他的举止通过我的猜测做了些刻画和描写。
说完后，我在等着他的反应，也许他会动怒的。但他没有。他咧了咧嘴，居然有了少有的笑意。他的笑也有些太——你见过昙花吗？见过你就会明白，如果再夸张一点的话，可以这么说，他的笑只是猛地绽了一下，就收敛了，说枯萎也行，但我看得出来，他的身体里有一种冲动，并且蓄满了力度。他该不会反目成仇吧，也许刚才的笑不过是一次揶揄的冲击。我以防范的意识从心底里避让着，我可不想惹事，我够烦的了。
我看他一反慢悠悠的状态，很有力地登上了床梯，拿上背包，“通”的一声就跳下来了。
他拢了拢桌上的东西，把背包放在了一边。很快，他拉开拉链后，麻利地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个——是不同颜色的两本，一红一蓝，但他不用选择地掏出蓝的那本，很用力地递给了我。“给你，也许，对你……有用。”不允我推辞，已紧紧塞进了我手里。我翻了几下，看到每页上都有日期，分明是他的日记嘛，这不妥吧。“我——你？”我说着，看他手在包上迟疑着，一狠心，又把另一本也掏了出来。“都给你。”他说，挡住了我还要翻看的举动。“现在不要看，以后吧。”他说。他把包放回了铺沿上，坐回原处，像没发生什么似的又向窗外看去。
已经知道那是他的日记本，说明他肯定喜欢记日记。他的日记本都给我了，他以后用什么记？我想起我包里为了写东西，多预备下了个空白本子的，就拿了出来给他。起先他坚决不要，并且一个劲地摆手。“那我也不能要你的了。”我这样一说，他龇了龇牙，才勉强收下，站起身装进了背包里。
我产生了冲动，我得把心里的秘密公诸于他。“我也去巴里坤。”我说。
但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有了同伴的高兴，只是轻轻地“哦”了声，“你也去巴里坤。”不是疑问，也没问我去那儿干什么，好像与他无关。
下车后，我问怎么走。我在手机上已经查过，从乌鲁木齐到巴里坤没有火车，只有早晨十点发的一趟长途客车。此刻已经下午五点了。我明白，现在只能是住店，明天再走，但我还是那样问了。
他望了望我，眼神感觉如同陌路。前走了几步后，他才又回过头来说，“先吃饭，然后再走。”腔调像是给个问路的人说话，兴趣不大。
跟着他进了路旁的一个小饭馆，坐定后，那哪是吃饭呀，他照旧要了两小瓶白酒和两袋花生米。我可不行，随着一路西行，许多东西似乎已抛在了后面，变得模糊起来，而积聚下的饿却像猛虎一样向我扑来。我本来饭量就大，这些天都被饿瘦了几圈。我要了两大碗烤肉盖饭：他一碗，我一碗。但他不吃，我怎么说他都不吃，他只是冷静地嚼着花生米、喝着小酒。无奈，我不想让那碗他原推到我面前的饭浪费了，一咬牙，也吃了。
他早就消耗完了一小瓶酒和一袋花生。看起来，他坐在那儿闭目养神，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
等我吃完后，他把另一瓶酒和那袋花生装进背包，悄没声息地出了门。
原来，他有去巴里坤的另一个方式。走了好久到了一个公路边，停了下来。一见车他就挥手，他这是在拦过路车，搭便车呀。我感到非常的渺茫，并且有些怨恨。
但你不得不服气，这人还真有点能耐，一会儿就有一辆大货车停了下来。他急急地喊了我一声：“来！”
他们居然认识，我是说吴坏和那个司机。一上车那个司机就问开了：“又去巴里坤呀？又来了。”
“嗯。”他还是没个笑脸，至多咧了咧嘴。
“找到了没？”司机的话里带有玩笑，但绝对没有嘲讽，甚至还有的是关切和认同。
“没呢。”吴坏说。
“还带了个同伴呀。”司机说，侧脸望了望我。
吴坏沉默着并没回话，算是默认也行，算是拒斥也行。反正我答应了一声。“是的。一起。”我说。 大货车中途开出路去，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休息了一个小时，又继续上路了。到达巴里坤，天已大亮。司机好像知道吴坏要去的地方，直接把我们拉到了派出所门口。
吴坏没说什么，只是向司机很经验地点了点头，就和我下车了。我说：“谢谢！”司机不在意地挥了挥手，仿佛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司机打着车，起动时，吴坏别有意味地向货车鞠了一个躬，背好背包向派出所里走去。
上车后，我从吴坏和司机的话里听出来他是来找人的，但也不至于这么直接，好像他事先与派出所说好的。也许吧，我想。
但我还是有些生疑。“这是？”
吴坏凝望了我好一会儿，眼睛向一边斜了斜，仿佛在作什么决定。“你忙你的事去。”最后他说，“你忙去。”
我有什么忙的呀，只不过是他不知道我是特意，也是出于好奇追随他来的。我紧跟着他。“走吧，”我说，“一起去。”
他和这里的人还真够熟的，一进办公室，就有个警察迎了上来。“老吴，又来了。”
在桌子前坐的另一个警察笑了笑——能看出来那种笑里包含的无奈，也站了起来。“给你说了，找到的话，我们会电话通知你的，尽跑啥？”但并没有恶意，并且热情地让老吴坐下，同时，给他倒了杯水。看到后面的我，也赶紧让座。“一起来的？还是？”警察问。
“同路，同路。”我怕产生误解，赶紧想做解释，但警察似乎把我当成了吴坏的亲人或什么，没有听下去，就截断了。
“上了年纪了，有个年轻人陪着也好。”并且警察毫无顾忌地说，“吴坏脑子里出了点问题，你们应该知道，在家里，多疏导疏导。”
我不知可否，连连点头，显得局促而又茫然。警察显然没有看出我的被动，还继续说，“这是个心结，三十多年了，还解不开。”停了停又说，“也许就没有他找的这个人。”很明显，这句话给我说的时候，重点还是让老吴听。
吴坏肯定在认真地听着警察的每一句话，但他没有任何异样的不自在。不过，当警察说到没这个人时，他一下急了。“有的，银花，高鼻梁，大眼睛。”一反先前的木讷，声音很高地嚷了起来。“她和我说好的一起回四川，却突然不见了。总不是让人劫走了，你们得抓紧找。”
警察和气地一笑。“一直在找，把整个巴里坤叫银花的资料都翻了又翻，好像没你说的那个银花。和你年龄相仿的，都已经成婚了，孩子都大了，而小的呢，还是姑娘或孩子。”警察说，示意另一个警察打开电脑让老吴辨认。
那个警察让吴坏坐到他的旁边，他翻着电脑上的资料、图片，老吴嘬着嘴唇，一个一个地看。看一个摇一下头，或者“嗯”上一声，意思是下翻。
我也站在旁边看着。我算明白了个中意味——老吴是在找三十年前认识下的一个叫银花的女孩儿，找了三十多年了，对吧，我是这么理解的。翻到一处，吴坏让停，像被什么卡了一下，眼睛里满是深情，但他马上又绝对地摇了摇头，“她不会那么无情的。”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一直翻完了，也没有吴坏要找的人。他的否定后的决定比警察还快，猛地站了起来。“不行，还是我挨家挨户地找去。”
“这可不行。”警察说，“你又不是没挨家挨户找过，结果怎样？让人把腿都打断了。”
听这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吴坏走路的异样，他总是一颠一摇的。
“那咋弄？”吴坏一脸茫然地说。
“只能是原遣送上你回。我们会继续找的。”警察转向我，“还有你，陪着他回吧，多做些思想工作，再不要来回跑了。”
我不能回。我出来一趟可不是这样。我在单位请了十天假，为了好好游历一次新疆，以解心头之惑。但我在警察眼里可是陪同吴坏的亲人。我赶紧给警察做了解释，说清了来龙去脉。警察一笑，说，“误解了。那你游你的去吧，有什么不便了，联系我们。”并给我留了电话。
“吴坏呢？”我说。
“放心，”警察说，“我们会有专门的人把他送回去的。”
出于好奇，或者还有别的心思——比如写写吴坏，我还想多了解些情况。但吴坏在旁边，有些不便，我给警察说，能不能和他單独说个话。警察把我领到了另一个房间。
原来，吴坏三十多年前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砖厂里打过工，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巴里坤的叫银花的姑娘，也是打工的。在砖厂，他是拉砖坯的，银花是切砖坯的，两个人一来二往就恋爱上了，但银花的家里人听到后，坚决不同意，并且有天晚上，悄悄把银花领走了。吴坏就跑到巴里坤去寻找银花。派出所知道后——他已经有些扰民——就把他带到了派出所，并遣送回四川老家。后来，他年年都来，周折上一番，再遣送回去。
我疑惑地问：“那你们真找了吗？”
“咋能不找？先前没电脑，找起来不方便，现在人员的资料都在电脑上，并且所有叫银花的，我们单独设了个档案。我们也多次下去查询过。警察都换了几茬了。”警察说。又说，“咋说呢？其实，他说的这个银花已经找到了。”
“咋？”我说，“那怎么不落实？”
警察沉默了一会儿，像在梳理什么。“就是打断他腿的那个男人的女人。他坚持认定是他的银花，就让人家给打了。可是，把他和银花丈夫带到派出所来，他又否认了，说他的银花没那么绝情。说好的一辈子都等他的。”警察说，“从那以后，吴坏就有些神神道道的，脑子出了毛病。”警察带了点嘲弄地笑了笑。“但他每年都来。”
“给他说实情呀。”我说，“老这样跑咋行，不光是坐火车跑，主要是精神上，脑子里总是往这里跑，一辈子就给毁了。”
“说的是，就是这样把脑子给跑出毛病来的。”警察说。我心里一惊，仿佛豁然开朗。我可不能再在脑子里跑火车了，赶紧得刹住。“给他怎么说，他都不信。”警察说，动了动手上的指头，像是连接着什么。“那个银花，就是打了吴坏的那个男人的妻子，后来来过派出所，把所有的情况都说了，他就是吴坏要找的那个银花。没办法，当时家里人不同意。前面我给你说的那些，就是她给我说的。关键就是他们当时私订了终生，才毁了吴坏的一生。”说完后，警察又添了一句，“这个吴坏也太死心眼了。”紧接着又“唉”了一声。
这趟西去的列车上，他比我上车早，我从兰州站上车，找到自己的铺位时，他正在铺位对面窗口边的凳子上坐着。确切地说，我推着皮箱查看铺号时，不留神，还撞了他一下。我赶忙后退了一下皮箱，很抱歉地说：“对不起！”但他只是愣怔地看了我一眼，并没有任何与之相应的表达，很漠然地把头转向了窗外。我在下铺，看迹象，铺面上乱七八糟的，上一位旅客肯定刚下车，不然的话，乘务员早把铺上收拾停妥了。我把行李放好后，打理铺位时，还感觉到被子里热烘烘的，证明我的判断没错。我把被子疊整齐，又从小背包里掏出一本书，准备躺铺上看会儿。这时，我突然感到背后有一种锥力，我肩胛骨上的某个穴位还猛地跳了几下。我下意识地一转身，才发现那个人正直愣愣地看着我。许是一种礼貌性的示好，我忙在脸上堆了点笑，但他马上把头转向窗外了。实话说，我心里确实有些小受挫。真是奇怪了，一个与你没任何相干的人，你何必在乎他对你的反应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旅途嘛，太在乎别人对你的在意，就是庸人自扰。我顿了顿神，像整理铺位一样整理了一下自己麻乱的思绪，脱了鞋，躺在铺上，看起书来。
我看了一会儿，就有些迷糊了，但我还是硬撑着往下看。当然，在这之间，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偷觑过他几次。他的脸一直朝着窗口外，仿佛塑在了那里。中间有那么一两次，他猛地咳嗽过，并且咳得很破，身体猛颤着，像是他的身体里有人拿着斧头，猛劈了几下柴，马上又停住了。他用手抹了把嘴唇，望了我一眼，又把脸转过去了。
列车上的喇叭吵醒了我，“这是第三次播音。”晚饭时间到了。
我把扣在脸上的书取下放在一旁，但我还不想起，又回味一下刚才的梦境。我梦见杉杉了，和前几天在电话里和我恶吵的情形截然相反，她像以前一样，我是说我们爱着的时候那样，很热烈地亲了我，说，她收回说过的话，和我重归于好，一如既往的好。但这倒霉的喇叭吵醒了我。
我咂了咂有些干渴而又甜蜜的嘴唇，仿佛那里真有很深的吻痕。我抹了一把嘴唇，叹了一口气，坐了起来。
“瓜子，花生，啤酒，饮料，八宝粥……”随着一声喊叫，走道里过来一辆卖货的手推车。
那个人动了起来。有点刻意。我仔细地观察着那人。他猛地坐正了身子，嘴唇蠕动着，眼皮一闪一闪的，两眼里像是有两头并驾齐驱的鹿在奔跑。但它们发现了我在看它们时，马上停住了。又是那股冷漠向我睃视了一下，瞬间垂下了眼皮，像是把那两头鹿关进了圈里。
手推车到他旁边，他撩起手示意了一下。
“要什么？”服务员说。
“有白酒吗？”他不假思索地说。也许事先他早已想好了要什么。“还有花生。”
“有，小瓶的，二两装的。”服务员很热情地说。
“两瓶。两袋花生。”他说，脸上有了点兴奋，慢慢地有了光泽，并没有看我，但我觉得他看了。
把东西放在小板桌上，他抖抖索索地从衣服内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四边发毛的钱包，付了钱。
车子已过去了，他又硬梗梗地问了一声：“有烟吗？”那力道，像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来。
“有。”服务员又拉着手推车倒了回来。
“五块的？”他说。
“没有。”服务员说，“哪有五块的，最低的都二十。”
他快速地闪动着眼皮，算计似的仰起了头，接着又摇了摇头。“算了。”他说。服务员斜了他一眼刚要走，他又说，“来一包吧。”
他爬上中铺，我才知道他就是睡在我的上铺呀。他取下一个背包，把其中一瓶酒和一袋花生装进了包里，又把包放回了铺上。
他拆开花生袋，嚼了几粒花生，又打开酒瓶，抿了一口。他就那样，吃几粒花生，喝一小口酒，似乎很享受。
我看着看着，居然有了饿感。我这几天几乎很少吃东西，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折磨得够呛，啥事都不想干。怕自己憋出病，才有了这次无目的的旅程。也不算无目的，大目标是新疆，那儿地大景阔，想好好放松一下自己。我穿好鞋，去餐车吃些东西，再迟怕没有了。不像往常，我一出差时，妻子总大袋小包的，包括方便面、鸡爪子什么的，装上许多，到下车都吃不完，甚至连回程的都备下了。但这次没有，这次我是直接从办公室出来的。
我看了看窗外，天色已近黄昏。紧接着，火车进入了一个很长的隧洞，我明白，这是在过乌鞘岭。我起身去了餐车。
我从餐车回到11号车厢，一过门，就看到在我铺位那儿有几个乘警，还有些嚷嚷声。出于好奇，我加快了步子。
“车厢里是不准吸烟的！”一位乘警说。
“我？”那个人很紧张地说。
另一个乘警指了指车壁上“车厢内禁止吸烟”贴纸上的一根香烟上打了个×的图标说：“老师傅，你不识字吗，该懂得这个图的意思吧？”
“广播里刚还播呢。”女乘务员说。
“要是高铁上——”另一个乘警说，带着语重心长的口气，“这可是犯法。”
“我？”那个人一直嗫嚅着，好像他身体里只有这个词，使劲也掏不出别的来。“我——”
“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一位乘警说。
“我？”
“别怕。”乘务员附和着说，“这是例行公事。登记一下。”
那人站了起来，爬上中铺，从背包里摸索了好久，也没下床梯，斜着身子把身份证递了过去。
乘警看了看一眼身份证，又看了看那人，又向那人点头示意了一下，把身份证递给了乘务员，一起向前走去。
走在后面的乘务员像是发现了什么，又转过了身。“跟我们到乘务室来一下。”她说。
“咋弄？”那人终于从一向的冷漠里挣出了些急躁，慌忙跳下床梯。
我不知为什么，也为这人着想开了，好像经历过这类事似的，说，“别急。”又说，“不会有事的，我和你一起去。” “你去过巴里坤吗？”我被一声问话突然惊了一下。是在问我吗？谁在问？我转过头四处寻视着。其他铺上的人都还睡着，或躺着，有看手机的，有插上耳朵听音乐的。没有别人，只有他，吴坏。他已吃完了花生，酒瓶也干了。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像是被什么激动了;脸上放着紫光，像是刚刚拉开了尘封已久的帷幕;他两眼很直，很动情，有什么东西就要溢出似的望着我。不是他，还能是谁呢？我赶紧“哦”了一声，有点跌跌撞撞的慌乱。“哦，哦。”我说。
“你去过巴里坤吗？”兴许是他以为我没有听清，又问了一句。
“没有。”我摇了摇头。
带给他的是一种失落，甚至可以说是打击，从他的脸上能看出来。
或许是为了补救什么，我有点讨趣地说：“我去乌鲁木齐，你呢？”
“巴里坤。”他说，表情又回到了以往的冷漠，并很快把脸转向了窗外。
“你到巴里坤干什么去？”我试探着问。
他没有反应。
我把目光从他的侧脸上转到了窗外，作出了一个决定，既然我是无目的的游历，何不随他去一趟巴里坤，但我没给他说。给他说了他会是什么反应呢？我正在给他说与不说中纠结着，被他一阵劈柴般剧烈的咳嗽给惊醒了。
他这般嘶厉的咳嗽，让我对他的身体产生了恻隐之心。他晚饭和早餐都是以一包花生和一小瓶酒为食，怎么能行？“你光吃那个能行吗？”我说，“光喝酒，不吃点别的咋行？”他转向我，脸像沙漠上的一块砾石，咳得黑鼓黑鼓的。他摇了摇头，像是对剧烈咳嗽的无奈和嘲弄，又点了点头。
看他并没有和我有更多交谈的意思，我从床上拿过书看了起来。一会儿后，我又从包里拿出笔记本，记了些东西。
火车在又一个站上停靠了一次，下一站就是乌鲁木齐了。广播喇叭里报了最后一个站名，停了播音。
“你除了看書，也写书吗？”我把书和本子折了起来，准备收拾好行李，等待下车，他突然向我说。
“嗯。”我对他望我的脸点了点头。觉得还不够，我又说，“是的，我也写书。也许，”虽然觉得唐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会把你也写进去。”其实，我刚才在本子上就是写他呢，把他的举止通过我的猜测做了些刻画和描写。
说完后，我在等着他的反应，也许他会动怒的。但他没有。他咧了咧嘴，居然有了少有的笑意。他的笑也有些太——你见过昙花吗？见过你就会明白，如果再夸张一点的话，可以这么说，他的笑只是猛地绽了一下，就收敛了，说枯萎也行，但我看得出来，他的身体里有一种冲动，并且蓄满了力度。他该不会反目成仇吧，也许刚才的笑不过是一次揶揄的冲击。我以防范的意识从心底里避让着，我可不想惹事，我够烦的了。
我看他一反慢悠悠的状态，很有力地登上了床梯，拿上背包，“通”的一声就跳下来了。
他拢了拢桌上的东西，把背包放在了一边。很快，他拉开拉链后，麻利地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个——是不同颜色的两本，一红一蓝，但他不用选择地掏出蓝的那本，很用力地递给了我。“给你，也许，对你……有用。”不允我推辞，已紧紧塞进了我手里。我翻了几下，看到每页上都有日期，分明是他的日记嘛，这不妥吧。“我——你？”我说着，看他手在包上迟疑着，一狠心，又把另一本也掏了出来。“都给你。”他说，挡住了我还要翻看的举动。“现在不要看，以后吧。”他说。他把包放回了铺沿上，坐回原处，像没发生什么似的又向窗外看去。
已经知道那是他的日记本，说明他肯定喜欢记日记。他的日记本都给我了，他以后用什么记？我想起我包里为了写东西，多预备下了个空白本子的，就拿了出来给他。起先他坚决不要，并且一个劲地摆手。“那我也不能要你的了。”我这样一说，他龇了龇牙，才勉强收下，站起身装进了背包里。
我产生了冲动，我得把心里的秘密公诸于他。“我也去巴里坤。”我说。
但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有了同伴的高兴，只是轻轻地“哦”了声，“你也去巴里坤。”不是疑问，也没问我去那儿干什么，好像与他无关。
下车后，我问怎么走。我在手机上已经查过，从乌鲁木齐到巴里坤没有火车，只有早晨十点发的一趟长途客车。此刻已经下午五点了。我明白，现在只能是住店，明天再走，但我还是那样问了。
他望了望我，眼神感觉如同陌路。前走了几步后，他才又回过头来说，“先吃饭，然后再走。”腔调像是给个问路的人说话，兴趣不大。
跟着他进了路旁的一个小饭馆，坐定后，那哪是吃饭呀，他照旧要了两小瓶白酒和两袋花生米。我可不行，随着一路西行，许多东西似乎已抛在了后面，变得模糊起来，而积聚下的饿却像猛虎一样向我扑来。我本来饭量就大，这些天都被饿瘦了几圈。我要了两大碗烤肉盖饭：他一碗，我一碗。但他不吃，我怎么说他都不吃，他只是冷静地嚼着花生米、喝着小酒。无奈，我不想让那碗他原推到我面前的饭浪费了，一咬牙，也吃了。
他早就消耗完了一小瓶酒和一袋花生。看起来，他坐在那儿闭目养神，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
等我吃完后，他把另一瓶酒和那袋花生装进背包，悄没声息地出了门。
原来，他有去巴里坤的另一个方式。走了好久到了一个公路边，停了下来。一见车他就挥手，他这是在拦过路车，搭便车呀。我感到非常的渺茫，并且有些怨恨。
但你不得不服气，这人还真有点能耐，一会儿就有一辆大货车停了下来。他急急地喊了我一声：“来！”
他们居然认识，我是说吴坏和那个司机。一上车那个司机就问开了：“又去巴里坤呀？又来了。”
“嗯。”他还是没个笑脸，至多咧了咧嘴。
“找到了没？”司机的话里带有玩笑，但绝对没有嘲讽，甚至还有的是关切和认同。
“没呢。”吴坏说。
“还带了个同伴呀。”司机说，侧脸望了望我。
吴坏沉默着并没回话，算是默认也行，算是拒斥也行。反正我答应了一声。“是的。一起。”我说。 大货车中途开出路去，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休息了一个小时，又继续上路了。到达巴里坤，天已大亮。司机好像知道吴坏要去的地方，直接把我们拉到了派出所门口。
吴坏没说什么，只是向司机很经验地点了点头，就和我下车了。我说：“谢谢！”司机不在意地挥了挥手，仿佛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司机打着车，起动时，吴坏别有意味地向货车鞠了一个躬，背好背包向派出所里走去。
上车后，我从吴坏和司机的话里听出来他是来找人的，但也不至于这么直接，好像他事先与派出所说好的。也许吧，我想。
但我还是有些生疑。“这是？”
吴坏凝望了我好一会儿，眼睛向一边斜了斜，仿佛在作什么决定。“你忙你的事去。”最后他说，“你忙去。”
我有什么忙的呀，只不过是他不知道我是特意，也是出于好奇追随他来的。我紧跟着他。“走吧，”我说，“一起去。”
他和这里的人还真够熟的，一进办公室，就有个警察迎了上来。“老吴，又来了。”
在桌子前坐的另一个警察笑了笑——能看出来那种笑里包含的无奈，也站了起来。“给你说了，找到的话，我们会电话通知你的，尽跑啥？”但并没有恶意，并且热情地让老吴坐下，同时，给他倒了杯水。看到后面的我，也赶紧让座。“一起来的？还是？”警察问。
“同路，同路。”我怕产生误解，赶紧想做解释，但警察似乎把我当成了吴坏的亲人或什么，没有听下去，就截断了。
“上了年纪了，有个年轻人陪着也好。”并且警察毫无顾忌地说，“吴坏脑子里出了点问题，你们应该知道，在家里，多疏导疏导。”
我不知可否，连连点头，显得局促而又茫然。警察显然没有看出我的被动，还继续说，“这是个心结，三十多年了，还解不开。”停了停又说，“也许就没有他找的这个人。”很明显，这句话给我说的时候，重点还是让老吴听。
吴坏肯定在认真地听着警察的每一句话，但他没有任何异样的不自在。不过，当警察说到没这个人时，他一下急了。“有的，银花，高鼻梁，大眼睛。”一反先前的木讷，声音很高地嚷了起来。“她和我说好的一起回四川，却突然不见了。总不是让人劫走了，你们得抓紧找。”
警察和气地一笑。“一直在找，把整个巴里坤叫银花的资料都翻了又翻，好像没你说的那个银花。和你年龄相仿的，都已经成婚了，孩子都大了，而小的呢，还是姑娘或孩子。”警察说，示意另一个警察打开电脑让老吴辨认。
那个警察让吴坏坐到他的旁边，他翻着电脑上的资料、图片，老吴嘬着嘴唇，一个一个地看。看一个摇一下头，或者“嗯”上一声，意思是下翻。
我也站在旁边看着。我算明白了个中意味——老吴是在找三十年前认识下的一个叫银花的女孩儿，找了三十多年了，对吧，我是这么理解的。翻到一处，吴坏让停，像被什么卡了一下，眼睛里满是深情，但他马上又绝对地摇了摇头，“她不会那么无情的。”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一直翻完了，也没有吴坏要找的人。他的否定后的决定比警察还快，猛地站了起来。“不行，还是我挨家挨户地找去。”
“这可不行。”警察说，“你又不是没挨家挨户找过，结果怎样？让人把腿都打断了。”
听这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吴坏走路的异样，他总是一颠一摇的。
“那咋弄？”吴坏一脸茫然地说。
“只能是原遣送上你回。我们会继续找的。”警察转向我，“还有你，陪着他回吧，多做些思想工作，再不要来回跑了。”
我不能回。我出来一趟可不是这样。我在单位请了十天假，为了好好游历一次新疆，以解心头之惑。但我在警察眼里可是陪同吴坏的亲人。我赶紧给警察做了解释，说清了来龙去脉。警察一笑，说，“误解了。那你游你的去吧，有什么不便了，联系我们。”并给我留了电话。
“吴坏呢？”我说。
“放心，”警察说，“我们会有专门的人把他送回去的。”
出于好奇，或者还有别的心思——比如写写吴坏，我还想多了解些情况。但吴坏在旁边，有些不便，我给警察说，能不能和他單独说个话。警察把我领到了另一个房间。
原来，吴坏三十多年前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砖厂里打过工，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巴里坤的叫银花的姑娘，也是打工的。在砖厂，他是拉砖坯的，银花是切砖坯的，两个人一来二往就恋爱上了，但银花的家里人听到后，坚决不同意，并且有天晚上，悄悄把银花领走了。吴坏就跑到巴里坤去寻找银花。派出所知道后——他已经有些扰民——就把他带到了派出所，并遣送回四川老家。后来，他年年都来，周折上一番，再遣送回去。
我疑惑地问：“那你们真找了吗？”
“咋能不找？先前没电脑，找起来不方便，现在人员的资料都在电脑上，并且所有叫银花的，我们单独设了个档案。我们也多次下去查询过。警察都换了几茬了。”警察说。又说，“咋说呢？其实，他说的这个银花已经找到了。”
“咋？”我说，“那怎么不落实？”
警察沉默了一会儿，像在梳理什么。“就是打断他腿的那个男人的女人。他坚持认定是他的银花，就让人家给打了。可是，把他和银花丈夫带到派出所来，他又否认了，说他的银花没那么绝情。说好的一辈子都等他的。”警察说，“从那以后，吴坏就有些神神道道的，脑子出了毛病。”警察带了点嘲弄地笑了笑。“但他每年都来。”
“给他说实情呀。”我说，“老这样跑咋行，不光是坐火车跑，主要是精神上，脑子里总是往这里跑，一辈子就给毁了。”
“说的是，就是这样把脑子给跑出毛病来的。”警察说。我心里一惊，仿佛豁然开朗。我可不能再在脑子里跑火车了，赶紧得刹住。“给他怎么说，他都不信。”警察说，动了动手上的指头，像是连接着什么。“那个银花，就是打了吴坏的那个男人的妻子，后来来过派出所，把所有的情况都说了，他就是吴坏要找的那个银花。没办法，当时家里人不同意。前面我给你说的那些，就是她给我说的。关键就是他们当时私订了终生，才毁了吴坏的一生。”说完后，警察又添了一句，“这个吴坏也太死心眼了。”紧接着又“唉”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