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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深圳市法制办审议通过《深圳市住房保障条例（草案送审稿）》，首次将非户籍人群列入住房保障体系，并全面推广居住证制度，在住房、医疗、养老、教育诸领域均突破户籍制度原有的瓶颈。
不久，上海也传来捷报：上海户籍制度将有松动，并将浦东作为试点，建立“绿色通道”，为优秀人才优先解决户籍，这样“以后居住证将有条件转成户口”，为上百万持有上海居住证的人士正式成为“上海人”带来了希望。
“篱笆”正在拆除
近年来，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化建设的日渐扩大和完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断从农村涌入经济发达的城市，谋求发展。而这批人，按照现行的大多数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来说，只能以“暂住”的“客人”身份寄居，一旦遇到重大事情时，就可能要面临着被遣返原籍的可能。而关于涉及到长久的居住、各种医疗补助、购房、子女就学等问题时，更是只能在无奈与彷徨中游离，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许多时候，因为一本薄薄的“户口簿”，而让无数“牛郎织女” 两地分居、隔“桥”相望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无证件，而遭到当地相关部门检查处罚甚至发生冲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说到户籍制度，就不能不提孙志刚。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后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
而又据相关报道显示，孙志刚悲剧只是户籍管理不合理制度下的无数悲剧中的一个。稍早一些，沈阳的一个个体户也因无暂住证被打死；安徽的一个年轻民工在上海被收容后转运过程中失踪，死活不知，其父母数年泣血上告，最后只是得到了区区10万元的赔偿；徐州的收容遣送站更将收容的妇女卖给酒店老板从事卖淫……
这些“惨案”的发生，直接表明了户籍制度已经如一堵无形的“城墙”，横亘在农村与城镇人口之间，阻碍了劳动力与人才的正常合理流动，制约了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影响着我们与市场经济接轨、扩大城市化道路的步伐，窒息了人们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发展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影响着公民权益、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三种价值取向目标的实现。
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实施。自此，中国形成了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随之而来的，则是附着在其上的权利和保障的差别。事实上，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行户籍制度已经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人户分离”的大量存在，对户口迁移规定过死，也难以满足公民正常迁移的需要，极大地增加了对人口进行精确管理的难度。
近年来，政府已经意识到这方面问题，开始尝试改革，以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试图将这座冰山融化。
1992年，国家就已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
后于1998年7月，中央国发24号文第四条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而各地的改革，也已在进行之中。据报道，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为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还主动配合民政、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教育等部门调整相关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
北京：2002年10月，北京市政府规定，在北京市14个卫星城和33个中心镇的规划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而后于2005年出台了《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修正），注明对外地来京人员实行暂住登记和《暂住证》制度。
郑州：2003年推出改革规定，凡在郑州市辖区内购买住房的外省市公民，凭房屋产权证明即可办理本人及其直属亲属的迁郑户口；凡具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文凭的毕业生，到郑州市人才中心存档后，凭毕业证即可办理迁郑户口；凡与郑州市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统筹金的人员，可办理迁郑户口。
南京：2004年，南京市政府批准了市公安局关于《南京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并于2004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新办法规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在全市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各种户口性质，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
浙江：2004年，浙江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变“二元化”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为“一元化”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
广东省深圳市2004年6月29日作出决定，将该市现有的27万农民在10月31日前全部变为城市居民，原集体所有土地收归国有，从而深圳将成为中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
而对暂住证制度的改革，上海、重庆、沈阳、成都等地无疑是走在了前面。他们实行居住证制度，保证领取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在纳税等方面履行同等义务的同时，享有市民待遇，促进流动人口可以融入当地生活。
而在今年，前不久，深圳、上海等地关于户籍制度又一进步改革的消息无疑更使人振奋，鼓舞人心。
户籍改革中的障碍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美好的事物也总是要在经历许多磨难和挫折后才会得到，这是客观世界永恒的真理所在，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如此。
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由于行动迫切、匆忙，导致相关配套设置没有跟上前进的脚步，最后导致因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最显著的例子就是2003年，郑州市宣布了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这无疑是好事，但仅仅在实行了一年之后，就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最终踩了“急刹车”。
郑州市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好多地方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导致了改革看似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许多地方，农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居民户口”后却发现，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却没有随之“升级”，有了进城的“门票”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另一方面，相对于城里人来说，他们也有许多怨言：户口一放开，庞大的农民涌进城里，打破了原有的秩序，使城市变成了“闹市”，不得安宁。
而改革步伐快的地方政府也出现了头疼的症状：由于放宽城市户口限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样不但增加了人口管理的难度，同时还大大增加了城市的容量。假如完全放开的话，一旦规划治理不够合理完善，那么最后城市肯定会“不堪重负”而引发各种病症。
可以看出，户改中突出的问题主要就在于：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城市资源的短缺问题日益显现，城镇化中的区位差异更加突出，与其他相关改革不配套等。
有人认为：户籍改革多年来进展不大，甚至有反复，正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性所致。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非常广泛的权利与利益的再分配，单靠城市政府和户籍的行政管理部门从技术上想办法，不可能找到改革的正确途径与方案。就在去年的两会上，杨春兴委员也曾提出说，“现行户籍制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户口登记为依据，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给户籍管理附加了过多的不合理社会管理功能，使户籍登记失去了本来面目，也严重制约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
总之，户籍制度牵涉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改革也势在必行，但是如何能够做到既能满足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又能落实“科学发展，创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使改革有效而稳妥地进行，值得进一步探讨。
户籍改革大势所趋
针对以上问题，近年来，相关政府及部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解决的办法，使得户籍改革能够长久地推行开展。
有专家指出，户籍改革能否切实推行，主要问题不在户籍制度、户口迁移制度，不在公安机关，关键要看相关制度、相关部门是否能配套改革。因此，这是一个涉及到各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问题。只有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真正一视同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才能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同时只有相关方面也能顺应形势及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才具有实际意义。否则，如果不从背后的这些制度逐个改起，仅仅靠公安机关一个部门的努力，希望通过户口管理制度改革来解决所有问题，那么户改将只能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实现的幻想。
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在各相关部门有效配合、统筹运作下有序进行，同时又要将民生问题同户籍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会有效、稳妥、顺利地推进改革，从而避免由于过度城市化而产生的种种“城市病”现象。
在政府方面，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就要从严格户口登记、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加快户籍管理立法、加快人口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建设等五个方面着手。而涉及到具体的民生问题，就要切实从广大外来人口的角度出发，在住房、就业、求学、就医、保险等各种问题上给予补助和保护。双管齐下，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才能够顺利进行。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当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却仅仅因为是“非本地人员”的问题，而只能以“外来者”的身份“暂住”在自己的祖国，同时还要遭受着各种“特殊”的待遇之时，不管有多少理由，也无疑会让人感到悲痛沮丧。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势在必行，虽然当下改革中遇到了各种问题和矛盾，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政府和广大人民愿意一起携手努力，从当下的每一分钟想起、做起，最终就一定会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明天！
不久，上海也传来捷报：上海户籍制度将有松动，并将浦东作为试点，建立“绿色通道”，为优秀人才优先解决户籍，这样“以后居住证将有条件转成户口”，为上百万持有上海居住证的人士正式成为“上海人”带来了希望。
“篱笆”正在拆除
近年来，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化建设的日渐扩大和完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断从农村涌入经济发达的城市，谋求发展。而这批人，按照现行的大多数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来说，只能以“暂住”的“客人”身份寄居，一旦遇到重大事情时，就可能要面临着被遣返原籍的可能。而关于涉及到长久的居住、各种医疗补助、购房、子女就学等问题时，更是只能在无奈与彷徨中游离，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许多时候，因为一本薄薄的“户口簿”，而让无数“牛郎织女” 两地分居、隔“桥”相望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无证件，而遭到当地相关部门检查处罚甚至发生冲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说到户籍制度，就不能不提孙志刚。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后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
而又据相关报道显示，孙志刚悲剧只是户籍管理不合理制度下的无数悲剧中的一个。稍早一些，沈阳的一个个体户也因无暂住证被打死；安徽的一个年轻民工在上海被收容后转运过程中失踪，死活不知，其父母数年泣血上告，最后只是得到了区区10万元的赔偿；徐州的收容遣送站更将收容的妇女卖给酒店老板从事卖淫……
这些“惨案”的发生，直接表明了户籍制度已经如一堵无形的“城墙”，横亘在农村与城镇人口之间，阻碍了劳动力与人才的正常合理流动，制约了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影响着我们与市场经济接轨、扩大城市化道路的步伐，窒息了人们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发展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影响着公民权益、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三种价值取向目标的实现。
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实施。自此，中国形成了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随之而来的，则是附着在其上的权利和保障的差别。事实上，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行户籍制度已经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人户分离”的大量存在，对户口迁移规定过死，也难以满足公民正常迁移的需要，极大地增加了对人口进行精确管理的难度。
近年来，政府已经意识到这方面问题，开始尝试改革，以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试图将这座冰山融化。
1992年，国家就已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
后于1998年7月，中央国发24号文第四条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而各地的改革，也已在进行之中。据报道，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为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还主动配合民政、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教育等部门调整相关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
北京：2002年10月，北京市政府规定，在北京市14个卫星城和33个中心镇的规划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而后于2005年出台了《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修正），注明对外地来京人员实行暂住登记和《暂住证》制度。
郑州：2003年推出改革规定，凡在郑州市辖区内购买住房的外省市公民，凭房屋产权证明即可办理本人及其直属亲属的迁郑户口；凡具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文凭的毕业生，到郑州市人才中心存档后，凭毕业证即可办理迁郑户口；凡与郑州市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统筹金的人员，可办理迁郑户口。
南京：2004年，南京市政府批准了市公安局关于《南京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并于2004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新办法规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在全市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各种户口性质，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
浙江：2004年，浙江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变“二元化”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为“一元化”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
广东省深圳市2004年6月29日作出决定，将该市现有的27万农民在10月31日前全部变为城市居民，原集体所有土地收归国有，从而深圳将成为中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
而对暂住证制度的改革，上海、重庆、沈阳、成都等地无疑是走在了前面。他们实行居住证制度，保证领取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在纳税等方面履行同等义务的同时，享有市民待遇，促进流动人口可以融入当地生活。
而在今年，前不久，深圳、上海等地关于户籍制度又一进步改革的消息无疑更使人振奋，鼓舞人心。
户籍改革中的障碍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美好的事物也总是要在经历许多磨难和挫折后才会得到，这是客观世界永恒的真理所在，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如此。
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由于行动迫切、匆忙，导致相关配套设置没有跟上前进的脚步，最后导致因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最显著的例子就是2003年，郑州市宣布了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这无疑是好事，但仅仅在实行了一年之后，就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最终踩了“急刹车”。
郑州市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好多地方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导致了改革看似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许多地方，农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居民户口”后却发现，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却没有随之“升级”，有了进城的“门票”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另一方面，相对于城里人来说，他们也有许多怨言：户口一放开，庞大的农民涌进城里，打破了原有的秩序，使城市变成了“闹市”，不得安宁。
而改革步伐快的地方政府也出现了头疼的症状：由于放宽城市户口限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样不但增加了人口管理的难度，同时还大大增加了城市的容量。假如完全放开的话，一旦规划治理不够合理完善，那么最后城市肯定会“不堪重负”而引发各种病症。
可以看出，户改中突出的问题主要就在于：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城市资源的短缺问题日益显现，城镇化中的区位差异更加突出，与其他相关改革不配套等。
有人认为：户籍改革多年来进展不大，甚至有反复，正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性所致。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非常广泛的权利与利益的再分配，单靠城市政府和户籍的行政管理部门从技术上想办法，不可能找到改革的正确途径与方案。就在去年的两会上，杨春兴委员也曾提出说，“现行户籍制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户口登记为依据，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给户籍管理附加了过多的不合理社会管理功能，使户籍登记失去了本来面目，也严重制约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
总之，户籍制度牵涉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改革也势在必行，但是如何能够做到既能满足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又能落实“科学发展，创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使改革有效而稳妥地进行，值得进一步探讨。
户籍改革大势所趋
针对以上问题，近年来，相关政府及部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解决的办法，使得户籍改革能够长久地推行开展。
有专家指出，户籍改革能否切实推行，主要问题不在户籍制度、户口迁移制度，不在公安机关，关键要看相关制度、相关部门是否能配套改革。因此，这是一个涉及到各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问题。只有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真正一视同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才能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同时只有相关方面也能顺应形势及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才具有实际意义。否则，如果不从背后的这些制度逐个改起，仅仅靠公安机关一个部门的努力，希望通过户口管理制度改革来解决所有问题，那么户改将只能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实现的幻想。
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在各相关部门有效配合、统筹运作下有序进行，同时又要将民生问题同户籍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会有效、稳妥、顺利地推进改革，从而避免由于过度城市化而产生的种种“城市病”现象。
在政府方面，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就要从严格户口登记、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加快户籍管理立法、加快人口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建设等五个方面着手。而涉及到具体的民生问题，就要切实从广大外来人口的角度出发，在住房、就业、求学、就医、保险等各种问题上给予补助和保护。双管齐下，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才能够顺利进行。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当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却仅仅因为是“非本地人员”的问题，而只能以“外来者”的身份“暂住”在自己的祖国，同时还要遭受着各种“特殊”的待遇之时，不管有多少理由，也无疑会让人感到悲痛沮丧。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势在必行，虽然当下改革中遇到了各种问题和矛盾，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政府和广大人民愿意一起携手努力，从当下的每一分钟想起、做起，最终就一定会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