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因各种矛盾，特别是日本对韩国实施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而跌至谷底的日韩关系，近日在趋向缓和。两国政府都启动了“分歧管控模式”，阻止了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且建设性政治互动有所加强。但两国间矛盾依然深刻，改善关系之路并不平坦。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日韩三国均面临重大挑战，而疫情下的合作需求也在助推三方互动关系的改善。
进入2020年以来，特别是疫情爆发前的1～2月份，日韩政府官员多次接触，开展政治协调。1月14日，美日韩外长在旧金山举行三边会谈，其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韩国外长康京和进行了约45分钟的双边会谈。2月15日，美日韩外长又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举行了三边会谈，此后日韩外长再次进行了约30分钟的双边会谈。形式上，日韩两次外长会谈均在美日韩三边框架内展开，反映出美国对其亚太盟友的机制性“管控”;同时日韩也有意借机加强接触、缓和对抗、开展建设性互动。除外长会谈外，1月14日和2月6日，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泷崎成树与韩国外交部亚太局局长金丁汉先后在旧金山和首尔举行会谈;4月1日两人又举行视频会谈，就日韩争端问题摸索解决办法。4月10日，泷崎还与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勋进行电话会谈，就半岛局势交换意见。
文在寅在出席三一独立运动100周年纪念仪式时强调了“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事实上，去年日韩矛盾加剧之后，双方就在寻求转圜的契机。10月22～24日韩国总理李洛渊访日出席新天皇即位典礼，并向安倍首相转交了文在寅总统的亲笔信。11月23日，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在最后一刻”得以避免失效。12月24日，来华参加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安倍与文在寅在成都举行会谈，这次会谈距两人上次见面已时隔1年零3个月。2020年1月，安倍在国会施政演讲中时隔两年再次提及韩国，称其为“共享基本价值和战略利益的最重要邻国”。文在寅则在年初新年记者会上回避了对日本的批评。3月1日，文在寅在首爾出席“三一独立运动”100周年纪念仪式时表示将以史为鉴、力争和平、深化与日本的对话合作，强调了“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当前，历史问题与经贸摩擦仍是日韩争议焦点，双方分歧仍较严重，均在指责对方并要求其采取“更可见且有诚意的措施”。不过，日韩外长已公开宣示了“通过持续对话解决矛盾”的底线方针，且部分放松了针对对方的“压力手段”，从而为未来协调创造了一些空间。在韩国中止就日本贸易管制措施上诉WTO的情况下，2019年12月16日，日韩时隔三年半重启了贸易政策对话，同期日本政府有限放开了三种半导体原材料的对韩出口审批。根据日本财务省数据，去年12月，日本对韩氟化氢出口量较前月激增838倍。12月27日，韩国宪法法院驳回了原慰安妇等的诉讼，认为2015年底日韩签署的“慰安妇协议”是“单纯的政治性共识”，不属于违宪审查范围。但今年的2月26日，朝韩两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仍与日本就慰安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日韩三国均造成巨大损失，但疫情在三国的发展曲线却有明显差异。中国已取得国内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韩国也较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日本的形势却日益严峻。4月7日，日本宣布七个都府县进入紧急状态，16日进一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疫情形势也影响了日韩两国政局。4月15日韩国举行第21次国会议员选举，文在寅政府因其强力的疫情应对措施而一举扭转了执政党的不利局面，赢得民众支持，在内政外交上均获得了新的政策空间。而根据日本民调，安倍内阁支持率却从上月的48%下滑至当下的42%，不支持率（47%）时隔23个月再次反超支持率。在“内政盘”受到疫情冲击的形势下，安倍显然不希望“外交盘”再出现任何不利变化。疫情所导致的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又会对日韩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目前日韩两国在具体争端上的妥协极为有限，政治互信仍相当薄弱，加上两国国民感情仍处于谷底，这些都加大了日韩关系转圜的操作难度与时间成本。有韩方专家称，文在寅的“革新政治”与安倍的“保守政治”存在“天然矛盾”。如果日方推动修宪，并在历史问题、半岛多边协调上“制造问题”，则双方关系仍会急剧恶化。日韩不仅有大量难以消化的历史“负资产”，而且双方在东北亚政治格局、区域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性也在凸显，这都使得日韩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复杂。
但日韩基于各自利益及客观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均有推动关系缓和发展、至少走出“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外交循环的明确意图。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至少到东京奥运会举行前，日韩存在改善关系的“机会窗口”。日韩国内的“外交协调派”将在国内政治稳定后，利用这个窗口期就劳工与贸易问题展开磋商，并以奥运会为平台进一步释放并展现和解与合作意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京奥运会的延期意味着日韩有了相对更充分的外交协调的时间。日韩媒体指出，尽管“社交隔离”让外交活动特别是人员往来面临一定“物理障碍”，但这也意味着日韩之间诸多争端被搁置或“冷冻”起来，避免了问题发酵，提供了进一步对话协调的余地。
总的来看，在疫情于东北亚爆发前，中日韩这一“小三角”的互动正向着相对积极方向发展：中日关系持续改善，日韩关系趋向缓和，中日韩三边协调逐步有所进展。虽然在疫情初期日韩两国围绕入境管控措施还发生了摩擦，但总体上，至少有三个积极因素在推动中日韩关系的改善：中日、中韩围绕疫情进行了积极互动与合作;日韩关系调整改善的窗口客观上正在扩大;最重要的是，疫情促使三方再度确认了彼此间俱荣俱损的高度相互依存关系，以及通过合作确保利益最大化的必由路径。
在抗疫合作方面，中日韩三国的节奏正在加快。3月20日，在中方倡议下，三国外长召开疫情问题特别视频会议，同意加强三方合作，共同遏制疫情，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三方将探讨建立相互衔接的联防联控机制，努力维护必要人员物资往来以稳定区域产业供应链，尽早召开三国卫生部长会议，加强信息共享并合作开发药物疫苗。中日韩疫情合作有望在政府主导下，逐步由民间力量发挥主力作用，并从公共卫生、危机管控等领域外溢、扩散到其他社会治理领域。这意味着抗疫合作不仅有望在市民社会、民间交流层面上继续改善中日韩关系，也有助于推动广义上的区域政治经济乃至安全合作。
就目前情况看，中日韩互动受到的外部干扰，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影响，在短期内或将有所减少，而三方基于各自经济社会利益发展彼此间关系的内生性需求则受到疫情刺激而逐步释放。这有助于增强三边互动的建设性、自主性与自律性。同时，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产业供应链的重组，有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新一轮发展，而中日韩等东亚各国在抗疫中体现出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共性”，以及相互合作中反映出的人道主义精神，或将为东亚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社会文化基础。这也成为中日韩互动改善的“宏观性利好”。
本文责编 徐 波
建设性互动有所加强
进入2020年以来，特别是疫情爆发前的1～2月份，日韩政府官员多次接触，开展政治协调。1月14日，美日韩外长在旧金山举行三边会谈，其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韩国外长康京和进行了约45分钟的双边会谈。2月15日，美日韩外长又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举行了三边会谈，此后日韩外长再次进行了约30分钟的双边会谈。形式上，日韩两次外长会谈均在美日韩三边框架内展开，反映出美国对其亚太盟友的机制性“管控”;同时日韩也有意借机加强接触、缓和对抗、开展建设性互动。除外长会谈外，1月14日和2月6日，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泷崎成树与韩国外交部亚太局局长金丁汉先后在旧金山和首尔举行会谈;4月1日两人又举行视频会谈，就日韩争端问题摸索解决办法。4月10日，泷崎还与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勋进行电话会谈，就半岛局势交换意见。
事实上，去年日韩矛盾加剧之后，双方就在寻求转圜的契机。10月22～24日韩国总理李洛渊访日出席新天皇即位典礼，并向安倍首相转交了文在寅总统的亲笔信。11月23日，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在最后一刻”得以避免失效。12月24日，来华参加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安倍与文在寅在成都举行会谈，这次会谈距两人上次见面已时隔1年零3个月。2020年1月，安倍在国会施政演讲中时隔两年再次提及韩国，称其为“共享基本价值和战略利益的最重要邻国”。文在寅则在年初新年记者会上回避了对日本的批评。3月1日，文在寅在首爾出席“三一独立运动”100周年纪念仪式时表示将以史为鉴、力争和平、深化与日本的对话合作，强调了“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当前，历史问题与经贸摩擦仍是日韩争议焦点，双方分歧仍较严重，均在指责对方并要求其采取“更可见且有诚意的措施”。不过，日韩外长已公开宣示了“通过持续对话解决矛盾”的底线方针，且部分放松了针对对方的“压力手段”，从而为未来协调创造了一些空间。在韩国中止就日本贸易管制措施上诉WTO的情况下，2019年12月16日，日韩时隔三年半重启了贸易政策对话，同期日本政府有限放开了三种半导体原材料的对韩出口审批。根据日本财务省数据，去年12月，日本对韩氟化氢出口量较前月激增838倍。12月27日，韩国宪法法院驳回了原慰安妇等的诉讼，认为2015年底日韩签署的“慰安妇协议”是“单纯的政治性共识”，不属于违宪审查范围。但今年的2月26日，朝韩两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仍与日本就慰安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关系改善之路“危”“机”并存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日韩三国均造成巨大损失，但疫情在三国的发展曲线却有明显差异。中国已取得国内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韩国也较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日本的形势却日益严峻。4月7日，日本宣布七个都府县进入紧急状态，16日进一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疫情形势也影响了日韩两国政局。4月15日韩国举行第21次国会议员选举，文在寅政府因其强力的疫情应对措施而一举扭转了执政党的不利局面，赢得民众支持，在内政外交上均获得了新的政策空间。而根据日本民调，安倍内阁支持率却从上月的48%下滑至当下的42%，不支持率（47%）时隔23个月再次反超支持率。在“内政盘”受到疫情冲击的形势下，安倍显然不希望“外交盘”再出现任何不利变化。疫情所导致的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又会对日韩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目前日韩两国在具体争端上的妥协极为有限，政治互信仍相当薄弱，加上两国国民感情仍处于谷底，这些都加大了日韩关系转圜的操作难度与时间成本。有韩方专家称，文在寅的“革新政治”与安倍的“保守政治”存在“天然矛盾”。如果日方推动修宪，并在历史问题、半岛多边协调上“制造问题”，则双方关系仍会急剧恶化。日韩不仅有大量难以消化的历史“负资产”，而且双方在东北亚政治格局、区域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性也在凸显，这都使得日韩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复杂。
但日韩基于各自利益及客观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均有推动关系缓和发展、至少走出“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外交循环的明确意图。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至少到东京奥运会举行前，日韩存在改善关系的“机会窗口”。日韩国内的“外交协调派”将在国内政治稳定后，利用这个窗口期就劳工与贸易问题展开磋商，并以奥运会为平台进一步释放并展现和解与合作意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京奥运会的延期意味着日韩有了相对更充分的外交协调的时间。日韩媒体指出，尽管“社交隔离”让外交活动特别是人员往来面临一定“物理障碍”，但这也意味着日韩之间诸多争端被搁置或“冷冻”起来，避免了问题发酵，提供了进一步对话协调的余地。
中日韩互动有望改善
总的来看，在疫情于东北亚爆发前，中日韩这一“小三角”的互动正向着相对积极方向发展：中日关系持续改善，日韩关系趋向缓和，中日韩三边协调逐步有所进展。虽然在疫情初期日韩两国围绕入境管控措施还发生了摩擦，但总体上，至少有三个积极因素在推动中日韩关系的改善：中日、中韩围绕疫情进行了积极互动与合作;日韩关系调整改善的窗口客观上正在扩大;最重要的是，疫情促使三方再度确认了彼此间俱荣俱损的高度相互依存关系，以及通过合作确保利益最大化的必由路径。
在抗疫合作方面，中日韩三国的节奏正在加快。3月20日，在中方倡议下，三国外长召开疫情问题特别视频会议，同意加强三方合作，共同遏制疫情，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三方将探讨建立相互衔接的联防联控机制，努力维护必要人员物资往来以稳定区域产业供应链，尽早召开三国卫生部长会议，加强信息共享并合作开发药物疫苗。中日韩疫情合作有望在政府主导下，逐步由民间力量发挥主力作用，并从公共卫生、危机管控等领域外溢、扩散到其他社会治理领域。这意味着抗疫合作不仅有望在市民社会、民间交流层面上继续改善中日韩关系，也有助于推动广义上的区域政治经济乃至安全合作。
就目前情况看，中日韩互动受到的外部干扰，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影响，在短期内或将有所减少，而三方基于各自经济社会利益发展彼此间关系的内生性需求则受到疫情刺激而逐步释放。这有助于增强三边互动的建设性、自主性与自律性。同时，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产业供应链的重组，有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新一轮发展，而中日韩等东亚各国在抗疫中体现出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共性”，以及相互合作中反映出的人道主义精神，或将为东亚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社会文化基础。这也成为中日韩互动改善的“宏观性利好”。
本文责编 徐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