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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市文联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主办、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民间信仰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论坛近日举行，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出席论坛。与会专家认为，应当挖掘民间信仰在当代民众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的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民间信仰增强民族凝聚力、强化文化认同、维系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倡导保护民间信仰中的崇德尚贤、惩恶扬善、和谐宽容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挖掘民间信仰在构建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积极因素。
熊月之（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民间信仰涉及范围及其广泛，就信仰对象而言，有山神、海神，还有各种人神等。民间信仰是自古以来存在的社会现象，又是研究成果及其丰富的领域，比如说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文化等。
祭祀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来没有什么所谓官方和民间之分，后来出现了分别。统治者在祭祀问题上做出种种规定，何者为官方，何者为民间，何者为非法，是强化统治权的一种方式。无论在游牧时代还是农耕时代，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它的控制力总是有限的。因此在法定信仰体系之外，总是存在着民间信仰巨大的空间。民间信仰都是应时应地有所不同，信仰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国家对于民间信仰的政策也是时常有变化的，有的时候紧一点，有的时候松一点。民间信仰在古代中国通常被喻为淫祀。历代统治者在统治能力强的时候，对于民间信仰大体采取不打压的态度。在唐朝的末年，在明朝的末年，民间信仰是相当繁盛的。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比较复杂，有些比较强势的官员会强烈地对待民间信仰，唐朝曾发生过很多起打击民间信仰的事件。一个是狄仁杰，以江南巡抚使的身份，毁除吴、楚淫祀1700多所，唐长庆三年，李德裕以浙西观察使的身份，禁除所辖境内淫祀1115所。
皇帝态度也有差异，康熙皇帝反对淫祀，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一带禁毁五通神信仰。乾隆皇帝上谕指出，对于吴下淫祀，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但“凡此皆不用严峻迫切，立法繁苛，反致扰民”。地方官员的态度一方面受中央政府态度的影响，再有一个也受地方老百姓态度的影响，如果地方的老百姓对民间信仰很厉害，有的时候也会顺从。
民间信仰有时段性，也有地域性。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朝代，它的形象是不一样的。从历史长时段看，民间信仰对象、信仰程度呈上升趋势。更多的地方官对于民间信仰，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还有一个，在前代祭祀的对象，是当做淫祀的，后来列入祀典。有些城隍神在以前正是被禁止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在历史上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能说民间信仰都是正儿八经的，以前河神娶亲就是害民之举。民间信仰和国家教化系统的关系，从古到近代，民间信仰在不断扩大，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不断在调整。钱泳说：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圣人以教之。圣人之所不能教者，又生释、道以教之。民间信仰有很大一部分是叫人不要作恶的，你死了以后要下地狱，他就害怕了。鲁迅讲得更彻底，他说儒家的三纲五常，本来不容易说服人，而佛教轮回说很能吓人，道教炼丹求仙则颇有吸引力，能补孔子之不足。国家教化系统向民间打开大门。
陈勤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我对民间信仰的关注，是在长期的民俗学调查中感悟到的。在调查中我发现，民间信仰在当代民众生活中，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广泛的流传。比如盖房买房、出海捕鱼、出门行商、出门求学、祖先祭拜等等，到处有各种各样民间信仰的行为。
在调研中，和一些村干部聊天，村干部说，“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这些宗教是国家允许的，是科学的；那种民间信仰的地方神灵庙宇是迷信。而老百姓有另外的一些想法。”我曾经在浙江沿海的渔港搞调查时发现，近二十年来出现了很多基督教的教堂，我作为民俗学的研究者，我想听听传教士在讲什么。我记得很清楚，一个传教士在讲，“你们知道吗，上帝是科学的，上帝给你们带来了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还有卫星，而你们心目中的什么大禹，都是封建迷信，不可信。”我听了以后感到特别震惊，他把其它的民间信仰，一概视为荒诞的迷信的东西。而这种迷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曾经在浙江的一个村做了调查，这个村落是中国古代文人谢灵运的后人所建，都是以谢姓为主的住户，一共有13个祠堂，7个庙宇。而这7个庙宇中间，基本上都是地方神灵。这个时候洋教进来了，在这个古村落里矗起了第一个教堂，而且洋教规定了，清明节的时候，可以到墓上打扫打扫卫生。基督教以前长期进入不了中国，既使进入中国，矛盾冲突很大。但近二十年来，基督教进入沿海毫不费功夫，因为村干部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情况下，宗教或者信仰上面，我感到严重的崇洋媚外。
其实民间信仰是一种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行为。这种信仰，就是遇到什么事的话，有一种心理的依托或者求得心理的慰藉。这是一把双刃剑，正负两面都有，但其中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它对民间权威的认同，比如说神灵在上，人在做天在看，我不能太作恶，稍微有一点底线可以遏制住。不像现在有些人缺少了底线，什么事都敢做。还比如说村落崇拜风水术，风水术当中，恐怕是带有一种荒诞的成分，但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讲，这种风水术的本身，对环境的保护起着很大的作用，有风水术的地方水源就比较好，地方生态就比较好。你把风水破坏掉，就会发生问题。民间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该如何看待它？我感觉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也要科学正确地看待民间信仰，不要简单的以宗教规定不规定作为一条线，然后就随便认定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
民间信仰在国内外的学术中间，有人把它称之为民间宗教，这个在比较系统化的地方神灵中就有。有些信仰是不是要重新考虑，重新合理梳理和确立以后，可能对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一定合理的因素。
前些日子我们在徐汇区华泾镇研讨黄道婆公园的建设问题，镇政府和区政府提出一个规划，要搞一个黄道婆的纪念馆，原有的纪念馆已经有了，想搞得再大一点。当时我包括其他的专家提出来，你要搞黄道婆的纪念馆，还不如恢复黄母祀祠堂。黄道婆是中国历史上技术革新的专家，她对于纺织的改革，促进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说到，找到一个手同时纺两根棉纱的女工，比找一个人长了两个头的女孩还难。黄道婆的存在，使得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棉纺业世界一流，到1860年的时候，这个地区产布3600万匹，远销欧美、东南亚和日本。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当地纪念她，原来有一个黄母祠，这对于上海女性文化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黄道婆的出现，使得妇女在家庭经济地位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传统男耕女织在上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女性纺纱织布，真的可以养活全家人，经济也有了改善，所以女性的地位提高了，这就是黄道婆的技术革新。像黄道婆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今天有一个祠堂纪念她不为过，烧点香也不为过。回过头来，对于一个文化身份的认同，对于一个文化资源，对于文化资本等等，都是有很大的好处。上次我们的论证，地方政府也能听进去。 所以我感觉到，民间信仰在当代的民众生活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虽然在历史上，它有各种各样的遭遇，但到了今天，在我们国家真正要积累自己的文化人格和文化身份的形势下，一味以宗教自由的名义，让其它洋教进来，而不让人们对自己的地方神灵，对历史上做过功绩的神灵进行敬仰，我感到也太过分了。当然民间信仰的问题，极其复杂，但作为我们政府管理来讲，应该努力解析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它。积极发展它合理有用的因素，克服它不符合科学的东西，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这对于提高民族凝聚力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晏可佳（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从宗教研究的角度来讲，民间信仰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体制化的五大宗教在某些地方可能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如何从宗教研究的角度，把民间信仰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进去，是我们做宗教研究的学者将来要努力去做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应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做了。在这过去三十年当中，民间信仰和五大宗教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历史上中国的民间信仰不是一个稀缺产品，现实生活当中，尽管是受到洋教的侵入，再加上三十年的无神论教育，民间信仰并没有从我们身边消失，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民间信仰其实应该就是我们宗教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刚才陈老师提到，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到农村教堂去传教，他刚才举的例子，让我感到这个传教士的传教不是基督教的正式传教，我不认为他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其实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民间信仰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宗教的一个主体部分，在20世纪以来，西方的汉学家，只要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不乏其人对中国民间信仰有系统的研究。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形式，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们不追究历史的话，可以看出来，像海外的这些学者，他们是把民间信仰，从《诗经》赘述到近现代的所谓特异功能，这里面有一个完整的传统。
为什么在中国至少比较主流的话语体系当中，会把宗教和迷信做一个明确的切割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归于西方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的传入。利玛窦说，中国的宗教，实际上是儒释道三家，这三个是最主要的宗教。利玛窦最早到中国来，接近中国的文化，他最早改穿了佛家的服装，他觉得佛教是正式的宗教，后来他又改穿了儒家的服装，他觉得儒家在中国的历史地位非常高，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最主要的宗教。为什么会说“宗教”两个字呢，是因为他把儒释道和他的天主教进行一个比较，发现有许多结构上相同的地方。除了这两个宗教之外，他还发现中国有伊斯兰教，在西北比较发达的。另外，他在河南也发现了犹太教的踪迹。但是有一个地方，很多学者都忽视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迷信现象，这个迷信现象，我查了它的原文，利玛窦认为中国的迷信是包括求签、算命、跳大神等等，这些他认为都是所谓的偶像崇拜，用现在宗教学的语言来说，归根到底就是多神崇拜。多神崇拜对于基督教一神崇拜是绝对排斥的，所以才会出现天主教的所谓礼仪之争。
我们一直在讲宗教和迷信，这两者之间要区分开来，但大家都忘了老祖宗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西方的传教士，也就是来自西方对宗教的分类。西方对宗教的分类，我们为什么接受下来呢？因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的认识，是受到对基督教这样一个宗教做的定义来认识中国的宗教。基督教简单来说是一个制度化的宗教，它必须要有信徒，要有宗教的组织，要有宗教的仪式，还要有系统的宗教教育，也就是神学。这样一来，像在座的许多学者研究的所谓民间信仰，都被划到了宗教范围之外去了，因为它都不像基督教一样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一个影响，从利玛窦开始到现在我们对宗教的划分，自然而然把我们传统文化给排斥出去了。这是我讲的学术上的一个梳理。
这个梳理，到了1949年之后，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方面因素的推动。五十年代之后，是中国一边倒，以苏联为师。其实苏联把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在二次大战之前进行了严重破坏。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对宗教问题做了两个区分，也就是宗教和迷信的区分：所谓宗教，给予相关的自由。所谓迷信，归结为社会封建意识的残余，是需要取缔的东西。大家知道，无论是所谓迷信也好，还是西方传进来的宗教也好，其实在群众当中的影响非常之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些全部取缔掉，所以先取缔容易的，也就是制度化不强的，思想体系不那么完整的，在群众当中有影响但在精英阶层受到批评的，因此首当其冲就是民间信仰。所以在排斥宗教和排斥民间信仰的时候，排斥民间信仰是放在首位，而且是容易完成的一个工作。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宗教的命运和民间信仰的命运都差不多，到文革的时候，甚至要把宗教消灭掉。所以无论是民间信仰也好，宗教也好，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它们的命运都不好受。改革开放之后，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下，宗教是比较容易得到恢复，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宗教还有它的作用，即所谓群众性、国际性、民族性。而困难的是，如何对待那些“迷信”？对民间信仰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而这个模糊不清在理论上，是因为我们套用了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制度化宗教的概念。所以民间信仰究竟在中国的地位如何？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不清楚的。
举个例子，八十年代恢复宗教信仰的时候，同时反对封建迷信；但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福建三一教和妈祖信仰得到恢复之后，这个口子逐渐打开了，学术界开始恢复民间信仰在中国宗教学研究当中的地位，希望把民间信仰和宗教能够同等看待。但是实际上这里面也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宗教政策规定宗教只有五大宗教的话，那么五大宗教之外的民间宗教应该放在哪里？这也给政府的管理序列造成了很大的挑战。所以学术上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就是中国传统的庞大系统的宗教，但在正式的管理序列上，还是被称之为民间信仰，因为它某种程度上还不够像制度化宗教那样形成体系。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在理论上，在实践上，在政策上，包括力图推动民间信仰恢复或者发展的有识之士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困难在什么地方？2004年，中央国务院宗教局有了通盘考虑，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民间信仰司。这个司成立之后，各个地方宗教管理部门很快也成立了民间信仰处。这样一个体制，看上去很快就有可能重新让民间信仰正名，但实际上从2004年到现在过去又将近十年了，不论从政策口子还是管理设计来说，基本上都是在原地踏步。而学术界各个方面的研究，都走在了前面。宗教学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所以在宗教学领域研究民间信仰的学者，基本上把这个概念框定在民间信仰上面，而不称之为一种宗教。如果划为宗教的话，可能对我们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法律法规都会带来比较大的挑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间信仰本身在中国文化序列当中没有任何价值。当我们真正需要发挥民间信仰功能来为群众服务的话，这个民间信仰毫无疑问还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所以我讲，在学术上建议各个学科的学者，对民间信仰加强研究，同时，在这个研究基础之上，在政策方面多给政府部门提出建议，用理论的研究和实证的数据、发现，来共同推进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研究，这是我们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需要共同努力去做的事情。
蔡丰明（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我谈的题目是民间信仰与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题目比较大，也比较难。我思考了一下，谈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对民间信仰进行正确的评价。至今为止，学界也好，社会上也好，有三种不是很正确的评价：第一种就是把民间信仰简单作为一种迷信。第二种是把民间信仰等同于一般宗教。第三种是把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粗鄙低劣的文化现象，是不入正流的。在我看来，这三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认为所谓的民间信仰，实际上是以超自然的力量呈现的一种人类原始认知以及由这种原始认知为核心构成的民间习俗行为。这里面核心词是两个“原始认知”，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认识，只不过它是具有非科学性的一种认识。还有就是由这些原始认知为核心所构成的民间信仰的习俗形态。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谈论民间信仰，我认为民间信仰呈现了三个方面的具体特点：第一，它是一个人神合一的体系，这个民间信仰不把人和神相对立，而是把人和神放在一个体系中间考虑，所以在民间信仰体系中间，我们经常会看到人变成神，神变成人，甚至还有人半人半神的情况。第二个特点，我认为民间信仰具有一种混沌性，它实际上把人类宗教意识和一些思想道德价值观念，把一些生活态度全部包含在一起，所以民间信仰具有非常鲜明的混沌性，它和一般宗教信仰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是它把很多人类对于自然、自身的认识都包含在一个体系当中，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化意识环，很多东西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混沌性，才有了它的开放性。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生活性。它是和人们的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的，所以民间信仰实际上具有很强烈的民俗特征。总之一句话，我认为对于民间信仰的认识，应该它不是一个宗教，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民俗。我认为，对民间信仰应该做三个区分：民间信仰不等同于一般宗教，也不等同于一般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是处于最底层的，它够不上民间宗教，更不是一般的人文宗教，它相当于一种自发的宗教的性质。首先对民间信仰进行一个定位，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当代提倡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间，要体现民间信仰意义的一个前提。
第二个问题，民间信仰在当代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具有什么作用？所谓的价值观，简单而言，就是人类对于客观事物意义的一种认识，以及在他本身生活中的意义价值，这就是一种价值观。价值观，有个人的价值观，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有核心价值观。我们现在提倡的核心价值观，是在全民族基础上提出来的，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价值观越来越趋于多元化，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落后的，是不文明的。我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应该提倡多元价值观，而不是一元价值观。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就是全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它包含了一定民众的优秀先进的思想内涵。所以在当代社会中提倡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民间信仰在当代核心价值体系中有没有作用呢？我认为是有的。这个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认为它和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可能是凭空造出来的，它一定和传统的文化精神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这是我们要把民间信仰的意义在当代的价值体系中体现的重要方面。第二，民间信仰身上有很多是值得当代价值体系建设中弘扬的。我们当代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核心内涵是什么？那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样一些核心词，在古代的民间信仰中间，都有所表现，只不过它是采用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当然民间信仰也有糟粕，但另一方面，它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间，意义也是不可小看的。民间信仰到底在当代价值观当中具有哪些重要意义？我认为，第一个是崇德尚贤。举个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多次民间造神运动，这些神灵造出来有一个原则，就是一般都有德有贤，实际上城隍神是最接近于老百姓的神，你要是对老百姓做过好事，老百姓就封你一个神。在民间信仰的造神运动中，鲜明地体现了崇德尚贤的精神。第二个就是惩恶扬善。佛教的惩恶扬善讲究的是因果报应，民间信仰实际上比佛教早得多，它也强调惩恶扬善。而它的惩恶扬善，主要是采用一种鬼神的方式来体现，通过鬼神对于恶人的惩罚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这个也是非常鲜明的。民间信仰当中有很多鬼，它帮助了人类惩罚了恶人，褒扬了善人。因为民间信仰可以通过鬼的方式把恶人打倒。你在世上犯了任何的罪，鬼神都可以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就是讲究鬼神对他进行判决，这和当代核心价值体系完全统一的。第三个方面，表现了中华民族和谐包容精神。不是要讲究仁爱、包容、和谐吗？这些思想在民间信仰中也是非常鲜明体现的。举个例子，就是妈祖信仰，妈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世界意义的女神？现在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信奉妈祖，有500多所妈祖的神庙，大概全世界2亿多人信奉妈祖。那么妈祖身上什么精神值得那么多人信奉她？就是她对于人类的大爱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感动了人类，才使妈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这个对于人类的爱、宽容、和谐精神，是非常值得弘扬的。此例说明民间信仰在当代社会中间是很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也可以体现出它的价值，当然应该进行挖掘与弘扬。
第三个问题，当代社会如何正确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问题。在当代社会中间，民间信仰正在呈现出一种逐渐盛行的状态。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几起几落，有沉有浮，时兴时衰，这实际上和统治阶级很有关系。不管是打击还是纵容，总的来说，民间信仰从来没有退出过人类社会生活。这就说明它身上有一些合理的东西。虽然民间信仰在很多情况下是以一种非科学的形式展现的，但另一方面它也展现了被人类认同的文化价值和多元价值。所以不管哪个社会，哪怕到人类未来社会，哪怕我们已经到了月球上，民间信仰的形态永远会存在。因为这是人类对于精神世界的一种寄托。民间信仰说穿了，就是人类的原始认知，人类永远难以极尽认识科学的世界，所以人类永远有梦想，人类只要有梦想，就永远有民间信仰。它和科学不应该是对立的，不是正与不正的两极。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照理说民间信仰现象应该越来越少，但是大家都注意到，现在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到处都在造民间的庙，造庙立祠非常盛行，老百姓在当地赚了钱，不是想着自己享受，而是想着要为家乡造一座庙，有钱的造个大庙，没钱的造个小庙。我们要思考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认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疏导和利用，而不是去打击或者排挤排斥，政府如果想选择一个比较正确的立场，我认为应该要对民间信仰因势利导。我写了四句话，即“去腐存真，因势利导，适当控制，合理利用”——是不是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建立我们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用这样的态度对民间信仰利用和掌控。这是非常需要的，利用得好，民间信仰对于我们来说，不但不是一个需要去丢弃的垃圾，而且是一份祖先留给我们的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熊月之（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民间信仰涉及范围及其广泛，就信仰对象而言，有山神、海神，还有各种人神等。民间信仰是自古以来存在的社会现象，又是研究成果及其丰富的领域，比如说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文化等。
祭祀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来没有什么所谓官方和民间之分，后来出现了分别。统治者在祭祀问题上做出种种规定，何者为官方，何者为民间，何者为非法，是强化统治权的一种方式。无论在游牧时代还是农耕时代，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它的控制力总是有限的。因此在法定信仰体系之外，总是存在着民间信仰巨大的空间。民间信仰都是应时应地有所不同，信仰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国家对于民间信仰的政策也是时常有变化的，有的时候紧一点，有的时候松一点。民间信仰在古代中国通常被喻为淫祀。历代统治者在统治能力强的时候，对于民间信仰大体采取不打压的态度。在唐朝的末年，在明朝的末年，民间信仰是相当繁盛的。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比较复杂，有些比较强势的官员会强烈地对待民间信仰，唐朝曾发生过很多起打击民间信仰的事件。一个是狄仁杰，以江南巡抚使的身份，毁除吴、楚淫祀1700多所，唐长庆三年，李德裕以浙西观察使的身份，禁除所辖境内淫祀1115所。
皇帝态度也有差异，康熙皇帝反对淫祀，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一带禁毁五通神信仰。乾隆皇帝上谕指出，对于吴下淫祀，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但“凡此皆不用严峻迫切，立法繁苛，反致扰民”。地方官员的态度一方面受中央政府态度的影响，再有一个也受地方老百姓态度的影响，如果地方的老百姓对民间信仰很厉害，有的时候也会顺从。
民间信仰有时段性，也有地域性。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朝代，它的形象是不一样的。从历史长时段看，民间信仰对象、信仰程度呈上升趋势。更多的地方官对于民间信仰，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还有一个，在前代祭祀的对象，是当做淫祀的，后来列入祀典。有些城隍神在以前正是被禁止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在历史上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能说民间信仰都是正儿八经的，以前河神娶亲就是害民之举。民间信仰和国家教化系统的关系，从古到近代，民间信仰在不断扩大，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不断在调整。钱泳说：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圣人以教之。圣人之所不能教者，又生释、道以教之。民间信仰有很大一部分是叫人不要作恶的，你死了以后要下地狱，他就害怕了。鲁迅讲得更彻底，他说儒家的三纲五常，本来不容易说服人，而佛教轮回说很能吓人，道教炼丹求仙则颇有吸引力，能补孔子之不足。国家教化系统向民间打开大门。
陈勤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我对民间信仰的关注，是在长期的民俗学调查中感悟到的。在调查中我发现，民间信仰在当代民众生活中，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广泛的流传。比如盖房买房、出海捕鱼、出门行商、出门求学、祖先祭拜等等，到处有各种各样民间信仰的行为。
在调研中，和一些村干部聊天，村干部说，“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这些宗教是国家允许的，是科学的；那种民间信仰的地方神灵庙宇是迷信。而老百姓有另外的一些想法。”我曾经在浙江沿海的渔港搞调查时发现，近二十年来出现了很多基督教的教堂，我作为民俗学的研究者，我想听听传教士在讲什么。我记得很清楚，一个传教士在讲，“你们知道吗，上帝是科学的，上帝给你们带来了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还有卫星，而你们心目中的什么大禹，都是封建迷信，不可信。”我听了以后感到特别震惊，他把其它的民间信仰，一概视为荒诞的迷信的东西。而这种迷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曾经在浙江的一个村做了调查，这个村落是中国古代文人谢灵运的后人所建，都是以谢姓为主的住户，一共有13个祠堂，7个庙宇。而这7个庙宇中间，基本上都是地方神灵。这个时候洋教进来了，在这个古村落里矗起了第一个教堂，而且洋教规定了，清明节的时候，可以到墓上打扫打扫卫生。基督教以前长期进入不了中国，既使进入中国，矛盾冲突很大。但近二十年来，基督教进入沿海毫不费功夫，因为村干部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情况下，宗教或者信仰上面，我感到严重的崇洋媚外。
其实民间信仰是一种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行为。这种信仰，就是遇到什么事的话，有一种心理的依托或者求得心理的慰藉。这是一把双刃剑，正负两面都有，但其中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它对民间权威的认同，比如说神灵在上，人在做天在看，我不能太作恶，稍微有一点底线可以遏制住。不像现在有些人缺少了底线，什么事都敢做。还比如说村落崇拜风水术，风水术当中，恐怕是带有一种荒诞的成分，但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讲，这种风水术的本身，对环境的保护起着很大的作用，有风水术的地方水源就比较好，地方生态就比较好。你把风水破坏掉，就会发生问题。民间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该如何看待它？我感觉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也要科学正确地看待民间信仰，不要简单的以宗教规定不规定作为一条线，然后就随便认定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
民间信仰在国内外的学术中间，有人把它称之为民间宗教，这个在比较系统化的地方神灵中就有。有些信仰是不是要重新考虑，重新合理梳理和确立以后，可能对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一定合理的因素。
前些日子我们在徐汇区华泾镇研讨黄道婆公园的建设问题，镇政府和区政府提出一个规划，要搞一个黄道婆的纪念馆，原有的纪念馆已经有了，想搞得再大一点。当时我包括其他的专家提出来，你要搞黄道婆的纪念馆，还不如恢复黄母祀祠堂。黄道婆是中国历史上技术革新的专家，她对于纺织的改革，促进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说到，找到一个手同时纺两根棉纱的女工，比找一个人长了两个头的女孩还难。黄道婆的存在，使得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棉纺业世界一流，到1860年的时候，这个地区产布3600万匹，远销欧美、东南亚和日本。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当地纪念她，原来有一个黄母祠，这对于上海女性文化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黄道婆的出现，使得妇女在家庭经济地位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传统男耕女织在上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女性纺纱织布，真的可以养活全家人，经济也有了改善，所以女性的地位提高了，这就是黄道婆的技术革新。像黄道婆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今天有一个祠堂纪念她不为过，烧点香也不为过。回过头来，对于一个文化身份的认同，对于一个文化资源，对于文化资本等等，都是有很大的好处。上次我们的论证，地方政府也能听进去。 所以我感觉到，民间信仰在当代的民众生活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虽然在历史上，它有各种各样的遭遇，但到了今天，在我们国家真正要积累自己的文化人格和文化身份的形势下，一味以宗教自由的名义，让其它洋教进来，而不让人们对自己的地方神灵，对历史上做过功绩的神灵进行敬仰，我感到也太过分了。当然民间信仰的问题，极其复杂，但作为我们政府管理来讲，应该努力解析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它。积极发展它合理有用的因素，克服它不符合科学的东西，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这对于提高民族凝聚力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晏可佳（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从宗教研究的角度来讲，民间信仰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体制化的五大宗教在某些地方可能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如何从宗教研究的角度，把民间信仰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进去，是我们做宗教研究的学者将来要努力去做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应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做了。在这过去三十年当中，民间信仰和五大宗教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历史上中国的民间信仰不是一个稀缺产品，现实生活当中，尽管是受到洋教的侵入，再加上三十年的无神论教育，民间信仰并没有从我们身边消失，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民间信仰其实应该就是我们宗教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刚才陈老师提到，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到农村教堂去传教，他刚才举的例子，让我感到这个传教士的传教不是基督教的正式传教，我不认为他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其实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民间信仰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宗教的一个主体部分，在20世纪以来，西方的汉学家，只要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不乏其人对中国民间信仰有系统的研究。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形式，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们不追究历史的话，可以看出来，像海外的这些学者，他们是把民间信仰，从《诗经》赘述到近现代的所谓特异功能，这里面有一个完整的传统。
为什么在中国至少比较主流的话语体系当中，会把宗教和迷信做一个明确的切割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归于西方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的传入。利玛窦说，中国的宗教，实际上是儒释道三家，这三个是最主要的宗教。利玛窦最早到中国来，接近中国的文化，他最早改穿了佛家的服装，他觉得佛教是正式的宗教，后来他又改穿了儒家的服装，他觉得儒家在中国的历史地位非常高，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最主要的宗教。为什么会说“宗教”两个字呢，是因为他把儒释道和他的天主教进行一个比较，发现有许多结构上相同的地方。除了这两个宗教之外，他还发现中国有伊斯兰教，在西北比较发达的。另外，他在河南也发现了犹太教的踪迹。但是有一个地方，很多学者都忽视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迷信现象，这个迷信现象，我查了它的原文，利玛窦认为中国的迷信是包括求签、算命、跳大神等等，这些他认为都是所谓的偶像崇拜，用现在宗教学的语言来说，归根到底就是多神崇拜。多神崇拜对于基督教一神崇拜是绝对排斥的，所以才会出现天主教的所谓礼仪之争。
我们一直在讲宗教和迷信，这两者之间要区分开来，但大家都忘了老祖宗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西方的传教士，也就是来自西方对宗教的分类。西方对宗教的分类，我们为什么接受下来呢？因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的认识，是受到对基督教这样一个宗教做的定义来认识中国的宗教。基督教简单来说是一个制度化的宗教，它必须要有信徒，要有宗教的组织，要有宗教的仪式，还要有系统的宗教教育，也就是神学。这样一来，像在座的许多学者研究的所谓民间信仰，都被划到了宗教范围之外去了，因为它都不像基督教一样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一个影响，从利玛窦开始到现在我们对宗教的划分，自然而然把我们传统文化给排斥出去了。这是我讲的学术上的一个梳理。
这个梳理，到了1949年之后，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方面因素的推动。五十年代之后，是中国一边倒，以苏联为师。其实苏联把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在二次大战之前进行了严重破坏。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对宗教问题做了两个区分，也就是宗教和迷信的区分：所谓宗教，给予相关的自由。所谓迷信，归结为社会封建意识的残余，是需要取缔的东西。大家知道，无论是所谓迷信也好，还是西方传进来的宗教也好，其实在群众当中的影响非常之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些全部取缔掉，所以先取缔容易的，也就是制度化不强的，思想体系不那么完整的，在群众当中有影响但在精英阶层受到批评的，因此首当其冲就是民间信仰。所以在排斥宗教和排斥民间信仰的时候，排斥民间信仰是放在首位，而且是容易完成的一个工作。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宗教的命运和民间信仰的命运都差不多，到文革的时候，甚至要把宗教消灭掉。所以无论是民间信仰也好，宗教也好，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它们的命运都不好受。改革开放之后，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下，宗教是比较容易得到恢复，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宗教还有它的作用，即所谓群众性、国际性、民族性。而困难的是，如何对待那些“迷信”？对民间信仰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而这个模糊不清在理论上，是因为我们套用了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制度化宗教的概念。所以民间信仰究竟在中国的地位如何？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不清楚的。
举个例子，八十年代恢复宗教信仰的时候，同时反对封建迷信；但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福建三一教和妈祖信仰得到恢复之后，这个口子逐渐打开了，学术界开始恢复民间信仰在中国宗教学研究当中的地位，希望把民间信仰和宗教能够同等看待。但是实际上这里面也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宗教政策规定宗教只有五大宗教的话，那么五大宗教之外的民间宗教应该放在哪里？这也给政府的管理序列造成了很大的挑战。所以学术上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就是中国传统的庞大系统的宗教，但在正式的管理序列上，还是被称之为民间信仰，因为它某种程度上还不够像制度化宗教那样形成体系。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在理论上，在实践上，在政策上，包括力图推动民间信仰恢复或者发展的有识之士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困难在什么地方？2004年，中央国务院宗教局有了通盘考虑，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民间信仰司。这个司成立之后，各个地方宗教管理部门很快也成立了民间信仰处。这样一个体制，看上去很快就有可能重新让民间信仰正名，但实际上从2004年到现在过去又将近十年了，不论从政策口子还是管理设计来说，基本上都是在原地踏步。而学术界各个方面的研究，都走在了前面。宗教学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所以在宗教学领域研究民间信仰的学者，基本上把这个概念框定在民间信仰上面，而不称之为一种宗教。如果划为宗教的话，可能对我们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法律法规都会带来比较大的挑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间信仰本身在中国文化序列当中没有任何价值。当我们真正需要发挥民间信仰功能来为群众服务的话，这个民间信仰毫无疑问还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所以我讲，在学术上建议各个学科的学者，对民间信仰加强研究，同时，在这个研究基础之上，在政策方面多给政府部门提出建议，用理论的研究和实证的数据、发现，来共同推进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研究，这是我们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需要共同努力去做的事情。
蔡丰明（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我谈的题目是民间信仰与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题目比较大，也比较难。我思考了一下，谈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对民间信仰进行正确的评价。至今为止，学界也好，社会上也好，有三种不是很正确的评价：第一种就是把民间信仰简单作为一种迷信。第二种是把民间信仰等同于一般宗教。第三种是把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粗鄙低劣的文化现象，是不入正流的。在我看来，这三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认为所谓的民间信仰，实际上是以超自然的力量呈现的一种人类原始认知以及由这种原始认知为核心构成的民间习俗行为。这里面核心词是两个“原始认知”，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认识，只不过它是具有非科学性的一种认识。还有就是由这些原始认知为核心所构成的民间信仰的习俗形态。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谈论民间信仰，我认为民间信仰呈现了三个方面的具体特点：第一，它是一个人神合一的体系，这个民间信仰不把人和神相对立，而是把人和神放在一个体系中间考虑，所以在民间信仰体系中间，我们经常会看到人变成神，神变成人，甚至还有人半人半神的情况。第二个特点，我认为民间信仰具有一种混沌性，它实际上把人类宗教意识和一些思想道德价值观念，把一些生活态度全部包含在一起，所以民间信仰具有非常鲜明的混沌性，它和一般宗教信仰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是它把很多人类对于自然、自身的认识都包含在一个体系当中，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化意识环，很多东西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混沌性，才有了它的开放性。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生活性。它是和人们的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的，所以民间信仰实际上具有很强烈的民俗特征。总之一句话，我认为对于民间信仰的认识，应该它不是一个宗教，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民俗。我认为，对民间信仰应该做三个区分：民间信仰不等同于一般宗教，也不等同于一般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是处于最底层的，它够不上民间宗教，更不是一般的人文宗教，它相当于一种自发的宗教的性质。首先对民间信仰进行一个定位，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当代提倡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间，要体现民间信仰意义的一个前提。
第二个问题，民间信仰在当代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具有什么作用？所谓的价值观，简单而言，就是人类对于客观事物意义的一种认识，以及在他本身生活中的意义价值，这就是一种价值观。价值观，有个人的价值观，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有核心价值观。我们现在提倡的核心价值观，是在全民族基础上提出来的，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价值观越来越趋于多元化，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落后的，是不文明的。我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应该提倡多元价值观，而不是一元价值观。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就是全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它包含了一定民众的优秀先进的思想内涵。所以在当代社会中提倡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民间信仰在当代核心价值体系中有没有作用呢？我认为是有的。这个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认为它和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可能是凭空造出来的，它一定和传统的文化精神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这是我们要把民间信仰的意义在当代的价值体系中体现的重要方面。第二，民间信仰身上有很多是值得当代价值体系建设中弘扬的。我们当代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核心内涵是什么？那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样一些核心词，在古代的民间信仰中间，都有所表现，只不过它是采用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当然民间信仰也有糟粕，但另一方面，它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间，意义也是不可小看的。民间信仰到底在当代价值观当中具有哪些重要意义？我认为，第一个是崇德尚贤。举个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多次民间造神运动，这些神灵造出来有一个原则，就是一般都有德有贤，实际上城隍神是最接近于老百姓的神，你要是对老百姓做过好事，老百姓就封你一个神。在民间信仰的造神运动中，鲜明地体现了崇德尚贤的精神。第二个就是惩恶扬善。佛教的惩恶扬善讲究的是因果报应，民间信仰实际上比佛教早得多，它也强调惩恶扬善。而它的惩恶扬善，主要是采用一种鬼神的方式来体现，通过鬼神对于恶人的惩罚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这个也是非常鲜明的。民间信仰当中有很多鬼，它帮助了人类惩罚了恶人，褒扬了善人。因为民间信仰可以通过鬼的方式把恶人打倒。你在世上犯了任何的罪，鬼神都可以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就是讲究鬼神对他进行判决，这和当代核心价值体系完全统一的。第三个方面，表现了中华民族和谐包容精神。不是要讲究仁爱、包容、和谐吗？这些思想在民间信仰中也是非常鲜明体现的。举个例子，就是妈祖信仰，妈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世界意义的女神？现在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信奉妈祖，有500多所妈祖的神庙，大概全世界2亿多人信奉妈祖。那么妈祖身上什么精神值得那么多人信奉她？就是她对于人类的大爱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感动了人类，才使妈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这个对于人类的爱、宽容、和谐精神，是非常值得弘扬的。此例说明民间信仰在当代社会中间是很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也可以体现出它的价值，当然应该进行挖掘与弘扬。
第三个问题，当代社会如何正确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问题。在当代社会中间，民间信仰正在呈现出一种逐渐盛行的状态。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几起几落，有沉有浮，时兴时衰，这实际上和统治阶级很有关系。不管是打击还是纵容，总的来说，民间信仰从来没有退出过人类社会生活。这就说明它身上有一些合理的东西。虽然民间信仰在很多情况下是以一种非科学的形式展现的，但另一方面它也展现了被人类认同的文化价值和多元价值。所以不管哪个社会，哪怕到人类未来社会，哪怕我们已经到了月球上，民间信仰的形态永远会存在。因为这是人类对于精神世界的一种寄托。民间信仰说穿了，就是人类的原始认知，人类永远难以极尽认识科学的世界，所以人类永远有梦想，人类只要有梦想，就永远有民间信仰。它和科学不应该是对立的，不是正与不正的两极。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照理说民间信仰现象应该越来越少，但是大家都注意到，现在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到处都在造民间的庙，造庙立祠非常盛行，老百姓在当地赚了钱，不是想着自己享受，而是想着要为家乡造一座庙，有钱的造个大庙，没钱的造个小庙。我们要思考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认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疏导和利用，而不是去打击或者排挤排斥，政府如果想选择一个比较正确的立场，我认为应该要对民间信仰因势利导。我写了四句话，即“去腐存真，因势利导，适当控制，合理利用”——是不是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建立我们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用这样的态度对民间信仰利用和掌控。这是非常需要的，利用得好，民间信仰对于我们来说，不但不是一个需要去丢弃的垃圾，而且是一份祖先留给我们的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