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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说道：“科学并不是无情地探讨客观信息。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人类活动，天才的科学家更像艺术家，而不是信息的拥有者。”在青藏高原的纳木错流域，具有冰川、冻土、湖泊、高寒草甸（草原）、湿地等多种环境介质，这些谱写神话故事和诗歌的元素，是科学家进行科研的宝贵对象，是研究地表多圈层互相作用的天然实验室。
在纳木错，活跃着这样一群科研工作者，常年与山与湖为伴，和大地一起呼吸吐纳，用他们的研究数据和报告，还原一个真实的纳木错，继续谱写纳木错流域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西藏地区大规模的科考工作展开，由孙鸿烈担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的队长，开始了对青藏高原的科考工作。当时中科院在西藏还没有固定的站点，考察队一般以中科院下属不同所的研究人员为主，组队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考察。
直至2003年，中科院正式成立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一所三部”方式分设在北京、拉萨和昆明。其中北京以建立高水平的实验室和开展室内科研工作为主，同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拉萨则是科考实验基地的大本营，打造野外实验研究和野外观测的平台；昆明部则展开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研究。
依托青藏高原研究所，前后又在纳木错、林芝地区和珠峰等地进一步设立科研分站。其中纳木错由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进行古环境、区域生态系统和湖泊现代过程研究的理想地点。于是纳木错综合站（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纳木错多圈层综合观测研究站，30°46 .44’N，90°59.31’E，海拔4730M）成立于2005年6月，主要在纳木错流域开展包括大气物理、大气环境、冰川、湖泊、河流水文、生态、地球物理等多个学科共计30余个观测，取得多年的连续观测资料。由于纳木错面积巨大，为提高湖泊考察的效率而又能最大限度的覆盖全湖，2005年-2008年分别在纳木错东北岸、南岸中间和西北岸建立考察营地。
2011年，新落成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纳木错综合观测站大楼投入使用，并从依赖太阳能供电转为使用当雄接过来的恒稳电力。稳定的电源供应，使得观测站有条件安装和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和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开展更多的科研项目。由于纳木错综合观测站的设备完善，甚至可以接待游客参观，并且是科普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纳木错站的长期科学目标是认识“冰川-湖泊-大气-生态之间相互耦合关系”，站内采用全电子信息化作业，实现中科院北京实验室对高原实验数据的直接采集和监控，采集样本以周为单位发往北京，是全球海拔最高的综合观测研究站点之一。通过在纳木错流域开展全方位的环境参数综合观测，为青藏高原特殊大气过程、冰冻圈以及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研究提供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认识这一特殊的地球系统以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奠定基础。
要在这样高海拔的地点设立固定科研站，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看来就是家常便饭，这里每个人都被磨练成“超人”，上前线的时候，不仅是领域内的专家，还必须是个多面手，司机、搬运工、维修技工、厨师样样拿得出手。对于自己的这些工作，所里的人表现出一贯的低调和理所当然。他们就像生长在高原的垫状点地梅一样，深藏不露，只有在开花的时候，你才会被他们的美所感动。
站长康世昌是一个飞人，不仅要带站上的科研项目，还要经常回北京的研究所，仅2011年他就往返北京和拉萨12次，克服了海拔高度和气压的频繁变化。副站长黄宗琥是冰川专家，最早在中科院兰州的冰川冻土所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西部冰川的考察调研工作。曾经6次爬珠峰，并在贡嘎山的冰川冰面上连续作业超过40天。过硬的身体素质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成就了他们出色的科研成就。
必须一提的还有常年在站上工作的王忠夫妇和多吉一家。冬季的纳木错，温度在零下四十度，王忠和多吉负责坚守站里，记录站上仪器的数据，发往北京的研究室。王忠的妻子被科研工作者亲切地称为嫂子，是大家的厨娘。2011年，随着新科研综合楼一起投入使用的还有高原高寒两用温室大棚，有了温室，假设补给车因为天气原因无法上来，科研人员也可以吃上大棚里的青菜下的手工面条了。多吉的妻子则负责站里的清洁和杂务，曾经在印度读书，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她，还是外国科研工作者的生活翻译。多吉5岁的儿子顿珠，被认为是站里的预备小队员，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他，也是站里科研工作者的开心果，小顿珠跟着爸爸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所里跑前跑后，有模有样地学习，俨然一个小科学家的范儿。
吃过晚饭，黄站长开车，带着多吉去测量湖水温度，丰田4500行驶在草甸上，车轮下并没有路，只能凭借经验选择前行的方向。高原鼠兔似乎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存在，车驶近了才不慌不忙地躲避。湖面平静如镜，被霞光披上了一层变换的金黄色，站长敏捷的爬上水文观测平台，这是一个由吊臂支撑起来的吊桥，探入湖面。冬天纳木错的湖冰有巨大的破坏力，把原来搭建在湖水中心的观测平台水泥基座推毁了，于是科研工作者才又想了一个办法，搭建这样一个吊桥，将桥基建在不受湖冰影响的湖岸，才解决了平台的稳定性。
综合观测站就如这个平台一样，是建在高原孤岛的稳定的家，接待一波又一波的中外科研工作者前来开展科研项目。湖泊专家王君波和他的科研团队在纳木错开展“湖泊现代沉积过程监测”，经常在湖面上开船就是5个小时，然后作业3个小时，往往早上6点半出发，晚上9?10点才能返回。劳累了一天，在圆桌上吃上嫂子做的热饭热菜，解除了一天的疲惫，立马又谈天说地开来。但如果没有纳木错站这个“家”，他们就得在湖边支起帐篷，忙完一天之后还要生火做饭，然后在寒风中钻进帐篷里的睡袋。
新综合楼的旁边是一间铁皮房，也是纳木错坚守7年的工作站，如今“退伍”，成为一间实验室。两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摆弄新运上来的设备之一——太阳能充电器。王忠在帮张助理调试太阳光度计，因为其对不上太阳了。站里的仪器已经实现远程电脑监控，但是如果仪器出现问题，还是要站上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员视频沟通处理，或者送回厂家维修。院子外边，魏达和他的同事在监测土壤呼吸器的数据，玻璃箱子罩在草地上，还有一棵盛开的垫状点地梅。多吉在更换新的旗帜，由于高原寒风凛冽撕扯着丝质的旗帜，夏季几乎每半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新旗。每个人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自己的工作，这是纳木错站平常一天的开始。
在纳木错，活跃着这样一群科研工作者，常年与山与湖为伴，和大地一起呼吸吐纳，用他们的研究数据和报告，还原一个真实的纳木错，继续谱写纳木错流域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西藏地区大规模的科考工作展开，由孙鸿烈担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的队长，开始了对青藏高原的科考工作。当时中科院在西藏还没有固定的站点，考察队一般以中科院下属不同所的研究人员为主，组队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考察。
直至2003年，中科院正式成立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一所三部”方式分设在北京、拉萨和昆明。其中北京以建立高水平的实验室和开展室内科研工作为主，同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拉萨则是科考实验基地的大本营，打造野外实验研究和野外观测的平台；昆明部则展开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研究。
依托青藏高原研究所，前后又在纳木错、林芝地区和珠峰等地进一步设立科研分站。其中纳木错由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进行古环境、区域生态系统和湖泊现代过程研究的理想地点。于是纳木错综合站（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纳木错多圈层综合观测研究站，30°46 .44’N，90°59.31’E，海拔4730M）成立于2005年6月，主要在纳木错流域开展包括大气物理、大气环境、冰川、湖泊、河流水文、生态、地球物理等多个学科共计30余个观测，取得多年的连续观测资料。由于纳木错面积巨大，为提高湖泊考察的效率而又能最大限度的覆盖全湖，2005年-2008年分别在纳木错东北岸、南岸中间和西北岸建立考察营地。
2011年，新落成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纳木错综合观测站大楼投入使用，并从依赖太阳能供电转为使用当雄接过来的恒稳电力。稳定的电源供应，使得观测站有条件安装和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和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开展更多的科研项目。由于纳木错综合观测站的设备完善，甚至可以接待游客参观，并且是科普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纳木错站的长期科学目标是认识“冰川-湖泊-大气-生态之间相互耦合关系”，站内采用全电子信息化作业，实现中科院北京实验室对高原实验数据的直接采集和监控，采集样本以周为单位发往北京，是全球海拔最高的综合观测研究站点之一。通过在纳木错流域开展全方位的环境参数综合观测，为青藏高原特殊大气过程、冰冻圈以及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研究提供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认识这一特殊的地球系统以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奠定基础。
要在这样高海拔的地点设立固定科研站，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看来就是家常便饭，这里每个人都被磨练成“超人”，上前线的时候，不仅是领域内的专家，还必须是个多面手，司机、搬运工、维修技工、厨师样样拿得出手。对于自己的这些工作，所里的人表现出一贯的低调和理所当然。他们就像生长在高原的垫状点地梅一样，深藏不露，只有在开花的时候，你才会被他们的美所感动。
站长康世昌是一个飞人，不仅要带站上的科研项目，还要经常回北京的研究所，仅2011年他就往返北京和拉萨12次，克服了海拔高度和气压的频繁变化。副站长黄宗琥是冰川专家，最早在中科院兰州的冰川冻土所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西部冰川的考察调研工作。曾经6次爬珠峰，并在贡嘎山的冰川冰面上连续作业超过40天。过硬的身体素质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成就了他们出色的科研成就。
必须一提的还有常年在站上工作的王忠夫妇和多吉一家。冬季的纳木错，温度在零下四十度，王忠和多吉负责坚守站里，记录站上仪器的数据，发往北京的研究室。王忠的妻子被科研工作者亲切地称为嫂子，是大家的厨娘。2011年，随着新科研综合楼一起投入使用的还有高原高寒两用温室大棚，有了温室，假设补给车因为天气原因无法上来，科研人员也可以吃上大棚里的青菜下的手工面条了。多吉的妻子则负责站里的清洁和杂务，曾经在印度读书，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她，还是外国科研工作者的生活翻译。多吉5岁的儿子顿珠，被认为是站里的预备小队员，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他，也是站里科研工作者的开心果，小顿珠跟着爸爸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所里跑前跑后，有模有样地学习，俨然一个小科学家的范儿。
吃过晚饭，黄站长开车，带着多吉去测量湖水温度，丰田4500行驶在草甸上，车轮下并没有路，只能凭借经验选择前行的方向。高原鼠兔似乎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存在，车驶近了才不慌不忙地躲避。湖面平静如镜，被霞光披上了一层变换的金黄色，站长敏捷的爬上水文观测平台，这是一个由吊臂支撑起来的吊桥，探入湖面。冬天纳木错的湖冰有巨大的破坏力，把原来搭建在湖水中心的观测平台水泥基座推毁了，于是科研工作者才又想了一个办法，搭建这样一个吊桥，将桥基建在不受湖冰影响的湖岸，才解决了平台的稳定性。
综合观测站就如这个平台一样，是建在高原孤岛的稳定的家，接待一波又一波的中外科研工作者前来开展科研项目。湖泊专家王君波和他的科研团队在纳木错开展“湖泊现代沉积过程监测”，经常在湖面上开船就是5个小时，然后作业3个小时，往往早上6点半出发，晚上9?10点才能返回。劳累了一天，在圆桌上吃上嫂子做的热饭热菜，解除了一天的疲惫，立马又谈天说地开来。但如果没有纳木错站这个“家”，他们就得在湖边支起帐篷，忙完一天之后还要生火做饭，然后在寒风中钻进帐篷里的睡袋。
新综合楼的旁边是一间铁皮房，也是纳木错坚守7年的工作站，如今“退伍”，成为一间实验室。两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摆弄新运上来的设备之一——太阳能充电器。王忠在帮张助理调试太阳光度计，因为其对不上太阳了。站里的仪器已经实现远程电脑监控，但是如果仪器出现问题，还是要站上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员视频沟通处理，或者送回厂家维修。院子外边，魏达和他的同事在监测土壤呼吸器的数据，玻璃箱子罩在草地上，还有一棵盛开的垫状点地梅。多吉在更换新的旗帜，由于高原寒风凛冽撕扯着丝质的旗帜，夏季几乎每半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新旗。每个人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自己的工作，这是纳木错站平常一天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