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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初，中国南方的冰雪灾害，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再一次显示了新闻媒体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力量，也拷问了作为社会“良心”的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客观地说，在这两次危机面前，国内的媒体基本承担起了信息沟通、缓释危机的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也为新闻的社会责任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信息化时代的危机
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一般情形下，危机不仅导致社会物质的损失，更使人们的精神价值体系遭受冲击，并引起社会秩序偏离正常轨道，直接影响列国家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
在信息化社会里，大众传媒充当了人们主要的信息源，因而大众传播媒介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危机的演变和进程。许多影响巨大的主流媒体，它们在危机中的表现可谓“一言九鼎”。因此，危机事件往往会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也自然成为媒体趋之若鹜的焦点。
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而信息不对称却是在社会每个领域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信息重要性凸显的同时，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也在增强，而这在无形之中也增加了人们进行信息选择的难度。
危机事件中，公众处于不知情状态下，尤其是当涉及突发的个人健康、安全的危机事件时，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降低。往往会对形势的判断模糊不清，甚至会无所适从。如果任由人们对信息做出盲目的选择，进而形成各种流言蜚语和不利的舆论导向，则更容易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导致危机事态激化。危机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往往难以估量。危机事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是有形的、可统计的，但对人们造成的内心创伤却是无形的，也是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表示的。“9·11”事件给美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500亿美元。而据纽约《每日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11”事件发生一年后，仍然有五分之一的纽约人认为袭击会再次降临。专家们估计，至少有一百多万纽约人长期存在心理问题，而由此产生的怠工、消极情绪所造成的隐形经济损失则无法估量。
“非典”从表面上看是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但它对出口贸易、交通运输、教育秩序、旅游、餐饮娱乐等领域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大高于事件本身的影响，其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将对社会稳定构成显性威胁和隐性威胁，对人们信心的影响更大。
媒体对危机的缓释作用
媒体介入危机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潜伏阶段，媒体对危机有预警和监视作用。由于自身的社会特征，媒体对各种社会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因此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信息，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并通过舆论监督使其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潜在的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避免危机的升级。危机的爆发期，媒体起到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引导公众情绪的重要作用。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往往更加迫切。但是在许多危机事件中，媒体滥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无限地对危机进行剖析，这种做法往往会影响政府的危机管理效率，甚至引起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失误。
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于危机的“恐惧”心理传播状态与“快乐”心理的传播并无区别，它通过大众传媒可以在人群中快速彼此感染。对于危机的恐惧心理如同病毒一样，迅速且传染能力强。罗斯福认为：“惟一要恐惧的东西就是恐惧本身（fear is fear itself）”。群体很容易接受媒体的暗示，因此最初媒体的“简单提示”会通过“心理传染”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著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曾经一度笼罩在核事故阴影中的切尔诺贝利地区历经乌克兰政府二十年清理，已经安全近乎无污染，但由于媒体大肆的渲染所带来的危机心理的影响，使该地区至今仍然是“无人区”。
媒体面对危机所应表现出来的主要作用，应该是舆论缓释。舆论缓释是解决社会情绪不稳定，防止不良社会情绪爆发的一种有效手段。可以向受众呈现事物积极的一面，使受众的不良心理倾向得到缓和释放，引导受众对危机进行理智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消除盲目恐慌的不良心理，消除人为造成的恐惧心理。否则，危机类似洪水，它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若不及时找到合适渠道给予疏导，就有可能酿成大的社会动荡，带来安全隐患。
媒体缓释危机的有效方法
面对重重的不利条件，媒体应采取哪些措施缓释社会危机，起到“社会舆论减压阀”的作用呢？
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指挥抗震救灾，胡锦涛总书记迅速做出指示，国内有关部门及时快速做出反应。这一切都通过媒体及时传达给公众，有效消弭了人们对地震的恐惧，获知了有关信息。
此后，以CCTV为代表的媒体，以超长时间的直播，全景式地展现了抗震救灾的场景和巨幅画卷，成为缓释危机的成功案例。
首先，信息详尽披露和媒体快速反应是缓释的两个基础。尤其是面对突发的危机时，民众由于迫切关心自身的安危和权益，希望最大限度地获得有关信息。在这时，如果无法从正当、权威的渠道获取信息，人们就会转而寻求别的信息来源，流言、小道消息就有了生存和壮大的空间。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或小道消息，则很有可能进一步加深民众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造成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的舆论混乱。
因此，为避免出现刺激危机局势的信息蔓延和引导公共舆论，政府必须做出恰当的媒体政策选择，使媒体能够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
2004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禽流感，我国的主流媒体在进行舆论缓释的时候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许多措施日渐成熟。政府与媒体逐步坦诚开放，民众的恐慌与不安也随之消除。因此当一些地区出现禽流感的时候，主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及时公布最新的检测结果，民众在面对详尽而客观的信息时并没有表现出恐慌情绪。
其次，应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引导公众保持社会正常运转。“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除了讨论恐怖分子是谁、政府是否要报复、报复的程度如何等问题之外，更多地呼吁公众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认为这是对恐怖活动做出的最有力的回击。一些报纸则号召民众从自己做起，做好身边的事情，鼓励公众走出家门，去加油、购物、消费，媒体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诠释政策的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达到了稳定民心、保持社会体系的正常运作的效果。
第三，从媒体间内部关系上讲，媒体的资源共享也是危机缓释的重要手段。“9·11”事件之所以成为西方媒体缓释的最成功案例，就是因为媒体间的通力合作。在这场惊天恐慌中，美国媒体都弃除门户之见和商业利益，始终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最初的二十四小时画面资源共享，极大地调动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报纸头版大幅标题多为“美国遭受攻击”、“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等，充分发挥了画面的煽情功效。各大电视网反复播放大楼倒塌的画面，既满足了公众对危机事件最基本的知晓欲望，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公众的爱国情绪，也避免了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的流传。
由于危机背景下的社会群体极易丧失斗志与信心，因此媒体的缓释作用也可以在树立“英雄”上下功夫。具体来看，可以让言行举足轻重的专家或政治家在媒体上唱主角，形成一面旗帜。在我国非典新闻战中，钟南山院士和王歧山市长便成了一种符号，作为与病毒英勇作斗争的两座大“山”，人们看到他们在媒体上出现便觉得得到一种科学和政治的力量，一种胜利的希望。
危机，正伴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达而成倍增长。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社会不可能完全避免危机，危机也不可能回避媒体。至于媒体——无从选择，必须担当起舆论缓释的社会责任，尽其所能缓释危机带给人类社会的一切压力。■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报业集团）
信息化时代的危机
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一般情形下，危机不仅导致社会物质的损失，更使人们的精神价值体系遭受冲击，并引起社会秩序偏离正常轨道，直接影响列国家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
在信息化社会里，大众传媒充当了人们主要的信息源，因而大众传播媒介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危机的演变和进程。许多影响巨大的主流媒体，它们在危机中的表现可谓“一言九鼎”。因此，危机事件往往会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也自然成为媒体趋之若鹜的焦点。
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而信息不对称却是在社会每个领域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信息重要性凸显的同时，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也在增强，而这在无形之中也增加了人们进行信息选择的难度。
危机事件中，公众处于不知情状态下，尤其是当涉及突发的个人健康、安全的危机事件时，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降低。往往会对形势的判断模糊不清，甚至会无所适从。如果任由人们对信息做出盲目的选择，进而形成各种流言蜚语和不利的舆论导向，则更容易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导致危机事态激化。危机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往往难以估量。危机事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是有形的、可统计的，但对人们造成的内心创伤却是无形的，也是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表示的。“9·11”事件给美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500亿美元。而据纽约《每日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11”事件发生一年后，仍然有五分之一的纽约人认为袭击会再次降临。专家们估计，至少有一百多万纽约人长期存在心理问题，而由此产生的怠工、消极情绪所造成的隐形经济损失则无法估量。
“非典”从表面上看是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但它对出口贸易、交通运输、教育秩序、旅游、餐饮娱乐等领域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大高于事件本身的影响，其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将对社会稳定构成显性威胁和隐性威胁，对人们信心的影响更大。
媒体对危机的缓释作用
媒体介入危机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潜伏阶段，媒体对危机有预警和监视作用。由于自身的社会特征，媒体对各种社会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因此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信息，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并通过舆论监督使其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潜在的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避免危机的升级。危机的爆发期，媒体起到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引导公众情绪的重要作用。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往往更加迫切。但是在许多危机事件中，媒体滥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无限地对危机进行剖析，这种做法往往会影响政府的危机管理效率，甚至引起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失误。
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于危机的“恐惧”心理传播状态与“快乐”心理的传播并无区别，它通过大众传媒可以在人群中快速彼此感染。对于危机的恐惧心理如同病毒一样，迅速且传染能力强。罗斯福认为：“惟一要恐惧的东西就是恐惧本身（fear is fear itself）”。群体很容易接受媒体的暗示，因此最初媒体的“简单提示”会通过“心理传染”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著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曾经一度笼罩在核事故阴影中的切尔诺贝利地区历经乌克兰政府二十年清理，已经安全近乎无污染，但由于媒体大肆的渲染所带来的危机心理的影响，使该地区至今仍然是“无人区”。
媒体面对危机所应表现出来的主要作用，应该是舆论缓释。舆论缓释是解决社会情绪不稳定，防止不良社会情绪爆发的一种有效手段。可以向受众呈现事物积极的一面，使受众的不良心理倾向得到缓和释放，引导受众对危机进行理智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消除盲目恐慌的不良心理，消除人为造成的恐惧心理。否则，危机类似洪水，它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若不及时找到合适渠道给予疏导，就有可能酿成大的社会动荡，带来安全隐患。
媒体缓释危机的有效方法
面对重重的不利条件，媒体应采取哪些措施缓释社会危机，起到“社会舆论减压阀”的作用呢？
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指挥抗震救灾，胡锦涛总书记迅速做出指示，国内有关部门及时快速做出反应。这一切都通过媒体及时传达给公众，有效消弭了人们对地震的恐惧，获知了有关信息。
此后，以CCTV为代表的媒体，以超长时间的直播，全景式地展现了抗震救灾的场景和巨幅画卷，成为缓释危机的成功案例。
首先，信息详尽披露和媒体快速反应是缓释的两个基础。尤其是面对突发的危机时，民众由于迫切关心自身的安危和权益，希望最大限度地获得有关信息。在这时，如果无法从正当、权威的渠道获取信息，人们就会转而寻求别的信息来源，流言、小道消息就有了生存和壮大的空间。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或小道消息，则很有可能进一步加深民众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造成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的舆论混乱。
因此，为避免出现刺激危机局势的信息蔓延和引导公共舆论，政府必须做出恰当的媒体政策选择，使媒体能够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
2004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禽流感，我国的主流媒体在进行舆论缓释的时候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许多措施日渐成熟。政府与媒体逐步坦诚开放，民众的恐慌与不安也随之消除。因此当一些地区出现禽流感的时候，主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及时公布最新的检测结果，民众在面对详尽而客观的信息时并没有表现出恐慌情绪。
其次，应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引导公众保持社会正常运转。“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除了讨论恐怖分子是谁、政府是否要报复、报复的程度如何等问题之外，更多地呼吁公众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认为这是对恐怖活动做出的最有力的回击。一些报纸则号召民众从自己做起，做好身边的事情，鼓励公众走出家门，去加油、购物、消费，媒体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诠释政策的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达到了稳定民心、保持社会体系的正常运作的效果。
第三，从媒体间内部关系上讲，媒体的资源共享也是危机缓释的重要手段。“9·11”事件之所以成为西方媒体缓释的最成功案例，就是因为媒体间的通力合作。在这场惊天恐慌中，美国媒体都弃除门户之见和商业利益，始终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最初的二十四小时画面资源共享，极大地调动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报纸头版大幅标题多为“美国遭受攻击”、“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等，充分发挥了画面的煽情功效。各大电视网反复播放大楼倒塌的画面，既满足了公众对危机事件最基本的知晓欲望，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公众的爱国情绪，也避免了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的流传。
由于危机背景下的社会群体极易丧失斗志与信心，因此媒体的缓释作用也可以在树立“英雄”上下功夫。具体来看，可以让言行举足轻重的专家或政治家在媒体上唱主角，形成一面旗帜。在我国非典新闻战中，钟南山院士和王歧山市长便成了一种符号，作为与病毒英勇作斗争的两座大“山”，人们看到他们在媒体上出现便觉得得到一种科学和政治的力量，一种胜利的希望。
危机，正伴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达而成倍增长。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社会不可能完全避免危机，危机也不可能回避媒体。至于媒体——无从选择，必须担当起舆论缓释的社会责任，尽其所能缓释危机带给人类社会的一切压力。■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