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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君是我的母亲，她今年93岁了。
她还活着，可是失智，已经不认得我，不记得我，不能和我说话。事实上，她已经“离开”我了。
说不清楚她的病症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因为失智症是那样一个逐渐的过程，就像一颗方糖放入咖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融化了。
我想和美君说话，可是她没法跟我说话。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一堵墙，而这堵墙是这辈子对你恩情最深的人，是你最爱的人，最尊敬的人。
我真的覺得蛮伤心的。所以，我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美君上学时用的木头书包，箱盖内侧有她自己写的两行字：此箱请客勿要开，应美君自由开启。
美君聪明极了，她的木头书包，没有把警告语写在箱子外面，反而写在箱子里面。为什么？说明她不是写给旁人，而是写给一个已经偷偷打开的人。
一定是她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她的两个讨厌的哥哥——最后一秒钟，我警告你赶快关起来！那时候她才几岁，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慧的小孩。
她性格里有一种狂放不羁。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她笑起来，不是那种掩嘴巧笑，而是豪放地大笑，拍着大腿，笑得简直要在地上打滚。
她比我爱美，比我讲究，出门一定要穿旗袍。她那黑色的缎质旗袍，开襟里头要塞一条小小的白色的手绢，而且一定要洒香水。
她是大小姐，我的父亲是穷小子，还是外乡人。1947年，他们在杭州天香楼结了婚。
美君会下嫁给他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帅。
1949年，24岁的美君，跟着自己的湖南丈夫，在隆隆战火中背井离乡，一路颠沛流离，最后落脚在台湾。3年以后，龙应台出生在高雄。
我14岁时看到的美君，是一个织渔网的妇人。
那时候美君42岁，还算年轻，正在挣扎着要让4个孩子同时上初中、高中、大学，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学费。
她跟渔村的妇女们一起，手里拿着梭，从早到晚织着渔网。她那么爱美的一个女人，脱下了她的旗袍，赤着脚，坐在肮脏的水泥地上。
一张渔网大概是一个客厅的大小，要织半个月，手上织出了茧，可以换回来80块台币。
她也去养猪，做很粗的劳动，穿着套鞋，踏进小河里去割草。
她什么都愿意做，自力更生，是因为她爱她的儿女。
她的丈夫认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吗，读师专最好，将来做小学老师，18岁就可以嫁人。她替她女儿去跟丈夫说：“女儿要上大学。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她借钱去交了我的学费。后来我才意识到，美君其实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只不过她的时代没有这个词。
17岁的时候，宪兵队乱抓人，她就敢代表整个街坊，手无寸铁地一个人跑到宪兵队去跟宪兵理论。
65岁，她还去文眉，文眼线。70多岁了，还问我要不要去隆鼻。她会去做各种让自己变美丽的事情。
那一刻我大概30多岁，她60来岁，是我现在的年龄。我们俩一起站在梳妆台的很大的一面镜子前面。我在梳头，她也在梳头。
她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事。我当然嘲笑她一番。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能想起来的、我们俩之间和“女孩子”有关的谈话。
除此之外，她从来不和我谈“女孩子的事”——你要怎么选男朋友，怎么相夫教子，怎么煮饭做菜，怎么伺候公婆——从来没有过。
她好像没觉得我是个女孩子。很可能是她希望我能够尽其所能地发挥我的才能，因为她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时代不允许她发挥。
我终于受足了教育，而且受的教育越高，我走得越远。她欢欢喜喜，目送我远行的背影，然后她就老了。眼皮垂下来，盖住了半只眼睛;语言堵住了，有疼痛说不出来;肌肉萎缩了，坐下就无法站起。曾经充满弹性的肌肤，像枯萎的丝瓜垂坠下来。曾经活泼明亮的眼眸，像死鱼的灰白眼珠。
她不曾享受过人生，因为她的人生只有为别人付出。我在城里过自己的日子，而她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孤独地走着。这，对吗？
2017年4月1日，我在香港参加生平第一次禁语禅修。禅修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我决定了：搬家，搬回屏东，照顾美君。
人到了50岁之后，会发现好时光不多了。重要的事情不可以拖。我再拖下去，我不知道美君还会不会等我。
搬家的过程很迅速。母亲原本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我占下哥哥的顶楼仓库，等于住在母亲的楼上。改造仓库只用了3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我就搬进去住了，带着我的猫咪。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大声对妈妈说话：
“应美君你在吗？应美君你今天好吗？睡得怎么样？风太大了是不是？等下我帮你拿条围巾好了。”
妈咪在，猫咪在，那里就是家了。
43年前，我离家去台北，美君一定有亲自送我上火车。我上车的那一刻，有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
留学时，父母到松山机场送我。我进海关之前，有没有回头看美君一眼？一定没有。原因是，当时我的心目中是没有父母的。父母就是理所当然地在那，就像家里的家具一样，你不会跟家具说对不起。
我离开美君时，她50岁。
轮到我50岁时，安德烈16岁。他去英国当交换生，我去机场给他送行。他进海关之后，我等着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没有回头。我当场崩溃。心里想：“这个16岁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我对两个儿子的爱，需索无度。但回想起当年我自己离开母亲时，却没有一刻想到，美君需要我。甚至是在往后的30年中，都没有想到，她可能想念我。我一心向前，义无反顾，并未为她设想过。
对于父亲和母亲这样的人，我们最容易被陷在墙的结构里头。这个房间叫做厨房，你就不要想它还可以是个书房。可是其实，母亲从来不只是母亲啊。她是应美君，她有名有姓，她有性格，她有脾气。她有伤心的时候，她有她内在的无可言说的欲望。其实如果可以早一点觉悟，早一点跟母亲做朋友，真是福分，对吧？
搬回屏东这事，我晚了3年。
现在，不说话的她，对我是个谜。我真想念她。特别奇怪的是，她人就坐在你旁边，然后你想念她。比死亡还要难以接受的，是不告而别。
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生命，就像黄昏最后的余光，瞬间没入黑暗。
写《天长地久》的最后3个月，那真是没日没夜地工作。这本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任何人，将来有一天都可能是美君。任何人，在每一天时间的进展里头，都在忘记，都在走向终点，不是吗？
这件事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每天呼吸的空间里头，为什么不去好好地了解它、面对它？
如果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对于失智、衰老、死亡、陪伴这些事情的认识水平提高的话，是会不一样的。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太迟太迟的领悟。希望比我年轻的读者们，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要太迟。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天长地久。你必须把片刻当作天长地久，才是唯一的天长地久。
她还活着，可是失智，已经不认得我，不记得我，不能和我说话。事实上，她已经“离开”我了。
说不清楚她的病症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因为失智症是那样一个逐渐的过程，就像一颗方糖放入咖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融化了。
我想和美君说话，可是她没法跟我说话。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一堵墙，而这堵墙是这辈子对你恩情最深的人，是你最爱的人，最尊敬的人。
我真的覺得蛮伤心的。所以，我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美君上学时用的木头书包，箱盖内侧有她自己写的两行字：此箱请客勿要开，应美君自由开启。
美君聪明极了，她的木头书包，没有把警告语写在箱子外面，反而写在箱子里面。为什么？说明她不是写给旁人，而是写给一个已经偷偷打开的人。
一定是她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她的两个讨厌的哥哥——最后一秒钟，我警告你赶快关起来！那时候她才几岁，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慧的小孩。
她性格里有一种狂放不羁。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她笑起来，不是那种掩嘴巧笑，而是豪放地大笑，拍着大腿，笑得简直要在地上打滚。
她比我爱美，比我讲究，出门一定要穿旗袍。她那黑色的缎质旗袍，开襟里头要塞一条小小的白色的手绢，而且一定要洒香水。
她是大小姐，我的父亲是穷小子，还是外乡人。1947年，他们在杭州天香楼结了婚。
美君会下嫁给他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帅。
1949年，24岁的美君，跟着自己的湖南丈夫，在隆隆战火中背井离乡，一路颠沛流离，最后落脚在台湾。3年以后，龙应台出生在高雄。
我14岁时看到的美君，是一个织渔网的妇人。
那时候美君42岁，还算年轻，正在挣扎着要让4个孩子同时上初中、高中、大学，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学费。
她跟渔村的妇女们一起，手里拿着梭，从早到晚织着渔网。她那么爱美的一个女人，脱下了她的旗袍，赤着脚，坐在肮脏的水泥地上。
一张渔网大概是一个客厅的大小，要织半个月，手上织出了茧，可以换回来80块台币。
她也去养猪，做很粗的劳动，穿着套鞋，踏进小河里去割草。
她什么都愿意做，自力更生，是因为她爱她的儿女。
她的丈夫认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吗，读师专最好，将来做小学老师，18岁就可以嫁人。她替她女儿去跟丈夫说：“女儿要上大学。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她借钱去交了我的学费。后来我才意识到，美君其实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只不过她的时代没有这个词。
17岁的时候，宪兵队乱抓人，她就敢代表整个街坊，手无寸铁地一个人跑到宪兵队去跟宪兵理论。
65岁，她还去文眉，文眼线。70多岁了，还问我要不要去隆鼻。她会去做各种让自己变美丽的事情。
那一刻我大概30多岁，她60来岁，是我现在的年龄。我们俩一起站在梳妆台的很大的一面镜子前面。我在梳头，她也在梳头。
她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事。我当然嘲笑她一番。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能想起来的、我们俩之间和“女孩子”有关的谈话。
除此之外，她从来不和我谈“女孩子的事”——你要怎么选男朋友，怎么相夫教子，怎么煮饭做菜，怎么伺候公婆——从来没有过。
她好像没觉得我是个女孩子。很可能是她希望我能够尽其所能地发挥我的才能，因为她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时代不允许她发挥。
我终于受足了教育，而且受的教育越高，我走得越远。她欢欢喜喜，目送我远行的背影，然后她就老了。眼皮垂下来，盖住了半只眼睛;语言堵住了，有疼痛说不出来;肌肉萎缩了，坐下就无法站起。曾经充满弹性的肌肤，像枯萎的丝瓜垂坠下来。曾经活泼明亮的眼眸，像死鱼的灰白眼珠。
她不曾享受过人生，因为她的人生只有为别人付出。我在城里过自己的日子，而她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孤独地走着。这，对吗？
2017年4月1日，我在香港参加生平第一次禁语禅修。禅修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我决定了：搬家，搬回屏东，照顾美君。
人到了50岁之后，会发现好时光不多了。重要的事情不可以拖。我再拖下去，我不知道美君还会不会等我。
搬家的过程很迅速。母亲原本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我占下哥哥的顶楼仓库，等于住在母亲的楼上。改造仓库只用了3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我就搬进去住了，带着我的猫咪。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大声对妈妈说话：
“应美君你在吗？应美君你今天好吗？睡得怎么样？风太大了是不是？等下我帮你拿条围巾好了。”
妈咪在，猫咪在，那里就是家了。
43年前，我离家去台北，美君一定有亲自送我上火车。我上车的那一刻，有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
留学时，父母到松山机场送我。我进海关之前，有没有回头看美君一眼？一定没有。原因是，当时我的心目中是没有父母的。父母就是理所当然地在那，就像家里的家具一样，你不会跟家具说对不起。
我离开美君时，她50岁。
轮到我50岁时，安德烈16岁。他去英国当交换生，我去机场给他送行。他进海关之后，我等着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没有回头。我当场崩溃。心里想：“这个16岁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我对两个儿子的爱，需索无度。但回想起当年我自己离开母亲时，却没有一刻想到，美君需要我。甚至是在往后的30年中，都没有想到，她可能想念我。我一心向前，义无反顾，并未为她设想过。
对于父亲和母亲这样的人，我们最容易被陷在墙的结构里头。这个房间叫做厨房，你就不要想它还可以是个书房。可是其实，母亲从来不只是母亲啊。她是应美君，她有名有姓，她有性格，她有脾气。她有伤心的时候，她有她内在的无可言说的欲望。其实如果可以早一点觉悟，早一点跟母亲做朋友，真是福分，对吧？
搬回屏东这事，我晚了3年。
现在，不说话的她，对我是个谜。我真想念她。特别奇怪的是，她人就坐在你旁边，然后你想念她。比死亡还要难以接受的，是不告而别。
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生命，就像黄昏最后的余光，瞬间没入黑暗。
写《天长地久》的最后3个月，那真是没日没夜地工作。这本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任何人，将来有一天都可能是美君。任何人，在每一天时间的进展里头，都在忘记，都在走向终点，不是吗？
这件事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每天呼吸的空间里头，为什么不去好好地了解它、面对它？
如果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对于失智、衰老、死亡、陪伴这些事情的认识水平提高的话，是会不一样的。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太迟太迟的领悟。希望比我年轻的读者们，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要太迟。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天长地久。你必须把片刻当作天长地久，才是唯一的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