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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学者在北京图书馆翻阅到李盛铎的藏书目录，三大本，共五万八千册藏书，多是珍贵的宋元版本，也有一些绝少流传甚至已经失传的善本。目录引言说：“1911年以后李盛铎旅居京华，经常到琉璃厂访书，当时著名私家藏书散入厂市，如曲阜孔氏、商邱宋氏、意园盛氏、聊城杨氏，这些书都通过琉璃厂由李氏购来，藏书精华亦多藏于李氏。”李盛铎藏书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许多学者叹为观止。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1927年10月15日致另一位藏书家傅增湘的信中称：“木老(即李盛铎)允借两汉晋书，索酬万元”，当时商务印书馆为了印《百纳本二十四史》，不得不向李盛铎借出宋刻本的《汉书》《后汉书》和《晋书》。
李盛铎生于世代官宦家庭，其曾祖父、祖父均喜藏书，曾祖父李恕曾在家乡九江谭家坂建藏书堂“木犀轩”，有书籍十万卷，但多毁于太平天国战乱。李盛铎父李明墀在湖南、福建巡抚任上时，以廉俸所余辄购书，多至数十万卷。李盛铎幼读经史，12岁就开始购书，所购的第一部书是明景泰五年刊刻的《文山先生全集》。以后李盛铎抄书、校书，在文坛渐有名气。
李盛铎青年时期与日本人岸田吟香相识。明治维新后，日人不重视古籍，岸田氏回国搜罗许多日本古刻本、活字本及旧抄书卖给了李盛铎，成为他藏书的重要部分。木犀轩传到李盛铎已有四世藏书，其中一部分是其祖父的藏书，一部分是其父亲宦游湖南所得的湘潭袁氏藏书，多为宋元明珍本，但主要的部分是他花费毕生精力辛苦收集的。李盛铎清季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京师大学堂总办、山西巡抚等职，还担任过出使各国的政治考察大臣，民国以后也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如此丰富的阅历令他有眼光和经济实力来搜罗购买书籍。他常常去逛厂甸书肆，闻有旧书出售必亲往，不惜重价购买，若书价高买不起，便借去抄校，或令子侄辈抄写。李盛铎晚年寓居天津，更以买书藏书为乐，适值政治变乱时期，许多名门望族的藏书纷纷流入厂市，多为李盛铎购得。遇见篇幅失散的书籍，他也会买来凑集。如一种极罕见的星命之书，他就是先购得了残本，八年后又买到散失的部分，使全书得以完整。聊城杨以增海源阁流散出来的宋元刊本他也有收入。木犀轩的藏书精华很多，藏书家明伦推崇他是“吾国今日唯一大藏书家。”
李盛铎藏书计有九千多种，五万八千余册。其中宋元古本有三百余种，明刊本二千余种，抄本及稿本二千余种。李盛鐸于1937年去世后，木犀轩全部藏书由北京大学收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称，李氏藏书属于版本性古书甚多，许多书可在雕版史与图书史有特殊地位，尤其是一些罕见的佛教经典古刻本，可供研究宗教史学者们作为资料，也是雕版印刷史的重要资料。藏书中的古代医学书籍，如《太平圣惠方》修成于北宋初年，是中医书中重要文献。向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中说：“许多明抄本和清抄本，其名贵不下于古刻本。因为抄本保存了原书的款式和内容，远胜后来翻本。至于名人抄本，除此以外，又可当作书法名迹看待，比普通抄本更胜一筹。例如明姚舜咨手抄本《云麓漫抄》等。”李氏藏书还有大量校本与稿本，稿本有戴震、孔继涵、翁方纲等人所著书。校本有钱谦益、何焯、王鸣盛等人手迹。对李氏藏书进行多年研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张玉范女士说：“李盛铎不仅是一个藏书家，而且是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藏书中很多都经过他手校勘。从他写的《题记》和《书录》中可看出他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向达也有相同评价，说李盛铎勤于校勘书籍，一书甚至三四校，“每多有自写题跋，述得书经过，版本源流和书林遗事甚详。”
北京的旧书肆
书肆即现代的书店或书摊，古代称谓是书坊、书林、书棚，或是书铺、经籍铺，南方还有在船上卖书的，称书船。北京的旧书肆大都设在繁华集市中，在明代以前便粗具规模，比如明朝的北京正阳门至大明门前的朝前市就是商业中心，东城的灯市及西城的城隍庙一带也多设有书肆。当时刻书业有官署刻书，内容类似现在的文件汇编，如吏部有《吏部职掌》、兵部有《大阅录》、礼部有《国朝典汇》等，都是很好的历史资料，但由于过于专业化，不被藏书家喜爱。更多的则是私人印书业，如明代著名刻书作坊汪谅家，曾刻印出不少精美的书籍，书中目录后还有广告性牌记，商业气息已经很浓厚了。清初，北京广安门内慈仁寺每月有定期庙会，商市繁盛，百夜云集，书肆也成一大景观，不少文人士大夫来这里搜访古籍。康熙十八年京城发生大地震后，慈仁寺庙市逐渐衰落，书肆业遂移至隆福寺街、琉璃厂及东安市场、西单市场内。
据说，北京的旧书商分为两大派，一是江西书商派，二是河北书商派。河北书商多是冀州、深县、枣强等地人，隆福寺就是他们的根据地。当时隆福寺是与琉璃厂齐名的书市街，《北京传统便览》说，那里曾经是“明末至民国时期北京著名书肆集中地。”隆福寺也起源于庙会，清乾隆时期的学者李文藻曾说：“内城隆福寺街，遇会有卖书者”，大概书肆的规模不大，服务也不周到，所以他抱怨：书籍“散佚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到了清末，隆福寺街的书肆已有三十余家，如东雅堂、修文堂、文奎堂、粹雅堂、鸿文阁、文殿阁等。民国以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学府就在附近，时常有学者教授和青年学生来这里买书，他们与书肆的老板和伙计们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不光能从那里淘到善本古籍，还得到许多关于版本学的知识。比如郑振铎就在隆福寺的带经堂书店购得明万历刻本《水明楼集》一部，欣喜异常，连称“书运不浅。”著名学者胡适也对学生们说：“这儿距隆福寺很近，你们应该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懂得的，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那时，无论名气多大的学者都会将书店的掌柜伙计待为上宾，他们之间不单是买卖关系，还是书友和学友，甚至是密友。
东安市场的书肆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发展和活跃起来的。那里地处王府井，距离东交民巷、北京饭店及协和医院很近，时常有些外籍人士及洋派学者光顾，因此，较多地经营外文书籍，书肆中的现代气息也就比较浓厚。那些洋人离开北京时，常将拥有的外文书和画册等出售，书店也因此建立起收购业务。例如中原书店经营英、法、德、俄文书籍，春明书店经营日文书籍。很多书店也出售新文化书籍，如现代小说、诗歌集等，还能买到新出版的月刊杂志，而松竹梅书店是为戏曲爱好者服务的，专卖梨园画报、戏剧旬刊。那时人们去书肆并不限于买书淘书，书肆还有着图书馆的作用，读者在书摊长时期阅读，绝不会遭摊主的白眼。在东安市场西街上，有几十家书摊连成一片的书廊，在那里能买到一些打折减价出售的旧书、过时的报刊。
西单商场是京城的另一大商场，但书肆却未形成规模，仅有东华、佩文、知行几家书店。此外，北京城还有一些颇有名声的书肆，如杨梅斜街的中华印书局，专营多种小唱本；打磨厂的老二酉堂、宝文堂是刊印私塾用的旧启蒙书和历书的；杨柳青戴联增画分店则以经营民间年画为主，并兼营美术类图书；而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里，则有数家书铺比邻相接，他们专门收进古籍旧书，当日即随行就市售出，因书价低廉，也常有文化人到这里淘书。
李盛铎生于世代官宦家庭，其曾祖父、祖父均喜藏书，曾祖父李恕曾在家乡九江谭家坂建藏书堂“木犀轩”，有书籍十万卷，但多毁于太平天国战乱。李盛铎父李明墀在湖南、福建巡抚任上时，以廉俸所余辄购书，多至数十万卷。李盛铎幼读经史，12岁就开始购书，所购的第一部书是明景泰五年刊刻的《文山先生全集》。以后李盛铎抄书、校书，在文坛渐有名气。
李盛铎青年时期与日本人岸田吟香相识。明治维新后，日人不重视古籍，岸田氏回国搜罗许多日本古刻本、活字本及旧抄书卖给了李盛铎，成为他藏书的重要部分。木犀轩传到李盛铎已有四世藏书，其中一部分是其祖父的藏书，一部分是其父亲宦游湖南所得的湘潭袁氏藏书，多为宋元明珍本，但主要的部分是他花费毕生精力辛苦收集的。李盛铎清季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京师大学堂总办、山西巡抚等职，还担任过出使各国的政治考察大臣，民国以后也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如此丰富的阅历令他有眼光和经济实力来搜罗购买书籍。他常常去逛厂甸书肆，闻有旧书出售必亲往，不惜重价购买，若书价高买不起，便借去抄校，或令子侄辈抄写。李盛铎晚年寓居天津，更以买书藏书为乐，适值政治变乱时期，许多名门望族的藏书纷纷流入厂市，多为李盛铎购得。遇见篇幅失散的书籍，他也会买来凑集。如一种极罕见的星命之书，他就是先购得了残本，八年后又买到散失的部分，使全书得以完整。聊城杨以增海源阁流散出来的宋元刊本他也有收入。木犀轩的藏书精华很多，藏书家明伦推崇他是“吾国今日唯一大藏书家。”
李盛铎藏书计有九千多种，五万八千余册。其中宋元古本有三百余种，明刊本二千余种，抄本及稿本二千余种。李盛鐸于1937年去世后，木犀轩全部藏书由北京大学收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称，李氏藏书属于版本性古书甚多，许多书可在雕版史与图书史有特殊地位，尤其是一些罕见的佛教经典古刻本，可供研究宗教史学者们作为资料，也是雕版印刷史的重要资料。藏书中的古代医学书籍，如《太平圣惠方》修成于北宋初年，是中医书中重要文献。向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中说：“许多明抄本和清抄本，其名贵不下于古刻本。因为抄本保存了原书的款式和内容，远胜后来翻本。至于名人抄本，除此以外，又可当作书法名迹看待，比普通抄本更胜一筹。例如明姚舜咨手抄本《云麓漫抄》等。”李氏藏书还有大量校本与稿本，稿本有戴震、孔继涵、翁方纲等人所著书。校本有钱谦益、何焯、王鸣盛等人手迹。对李氏藏书进行多年研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张玉范女士说：“李盛铎不仅是一个藏书家，而且是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藏书中很多都经过他手校勘。从他写的《题记》和《书录》中可看出他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向达也有相同评价，说李盛铎勤于校勘书籍，一书甚至三四校，“每多有自写题跋，述得书经过，版本源流和书林遗事甚详。”
北京的旧书肆
书肆即现代的书店或书摊，古代称谓是书坊、书林、书棚，或是书铺、经籍铺，南方还有在船上卖书的，称书船。北京的旧书肆大都设在繁华集市中，在明代以前便粗具规模，比如明朝的北京正阳门至大明门前的朝前市就是商业中心，东城的灯市及西城的城隍庙一带也多设有书肆。当时刻书业有官署刻书，内容类似现在的文件汇编，如吏部有《吏部职掌》、兵部有《大阅录》、礼部有《国朝典汇》等，都是很好的历史资料，但由于过于专业化，不被藏书家喜爱。更多的则是私人印书业，如明代著名刻书作坊汪谅家，曾刻印出不少精美的书籍，书中目录后还有广告性牌记，商业气息已经很浓厚了。清初，北京广安门内慈仁寺每月有定期庙会，商市繁盛，百夜云集，书肆也成一大景观，不少文人士大夫来这里搜访古籍。康熙十八年京城发生大地震后，慈仁寺庙市逐渐衰落，书肆业遂移至隆福寺街、琉璃厂及东安市场、西单市场内。
据说，北京的旧书商分为两大派，一是江西书商派，二是河北书商派。河北书商多是冀州、深县、枣强等地人，隆福寺就是他们的根据地。当时隆福寺是与琉璃厂齐名的书市街，《北京传统便览》说，那里曾经是“明末至民国时期北京著名书肆集中地。”隆福寺也起源于庙会，清乾隆时期的学者李文藻曾说：“内城隆福寺街，遇会有卖书者”，大概书肆的规模不大，服务也不周到，所以他抱怨：书籍“散佚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到了清末，隆福寺街的书肆已有三十余家，如东雅堂、修文堂、文奎堂、粹雅堂、鸿文阁、文殿阁等。民国以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学府就在附近，时常有学者教授和青年学生来这里买书，他们与书肆的老板和伙计们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不光能从那里淘到善本古籍，还得到许多关于版本学的知识。比如郑振铎就在隆福寺的带经堂书店购得明万历刻本《水明楼集》一部，欣喜异常，连称“书运不浅。”著名学者胡适也对学生们说：“这儿距隆福寺很近，你们应该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懂得的，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那时，无论名气多大的学者都会将书店的掌柜伙计待为上宾，他们之间不单是买卖关系，还是书友和学友，甚至是密友。
东安市场的书肆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发展和活跃起来的。那里地处王府井，距离东交民巷、北京饭店及协和医院很近，时常有些外籍人士及洋派学者光顾，因此，较多地经营外文书籍，书肆中的现代气息也就比较浓厚。那些洋人离开北京时，常将拥有的外文书和画册等出售，书店也因此建立起收购业务。例如中原书店经营英、法、德、俄文书籍，春明书店经营日文书籍。很多书店也出售新文化书籍，如现代小说、诗歌集等，还能买到新出版的月刊杂志，而松竹梅书店是为戏曲爱好者服务的，专卖梨园画报、戏剧旬刊。那时人们去书肆并不限于买书淘书，书肆还有着图书馆的作用，读者在书摊长时期阅读，绝不会遭摊主的白眼。在东安市场西街上，有几十家书摊连成一片的书廊，在那里能买到一些打折减价出售的旧书、过时的报刊。
西单商场是京城的另一大商场，但书肆却未形成规模，仅有东华、佩文、知行几家书店。此外，北京城还有一些颇有名声的书肆，如杨梅斜街的中华印书局，专营多种小唱本；打磨厂的老二酉堂、宝文堂是刊印私塾用的旧启蒙书和历书的；杨柳青戴联增画分店则以经营民间年画为主，并兼营美术类图书；而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里，则有数家书铺比邻相接，他们专门收进古籍旧书，当日即随行就市售出，因书价低廉，也常有文化人到这里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