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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我们被迫处于充满威权、商业化的环境之下,我们该如何自处?“公民”已逐渐成为时髦一词,我们能否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带出不同的公民面向?
Communication, Raymond Williams, 1962, London Penguin.
今年以来,种种的媒介现象令人目不暇接,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所引起的拜金言论以及广电总局所下发的文件只是今年的第一波高潮,紧接着,郭德纲事件则又掀起“反三俗”的声浪。这两个事件有其相同之处,《非诚勿扰》当中的拜金女与郭德纲的表演内容或有争议,然而,反拜金言论与反三俗却都是以从上到下的模式介入。应对流行文化除了文化管理机制从上到下的管制以及道德化的标准之外,我们还有无其他的方法与途径?
近年来,随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扩散,英国文化研究应对流行文化的批判资源也为人所知。在此,笔者始终使用“英国”文化研究的字眼,最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文化研究强调本地批判,也就是针对英国的政治社会等现实层面提出批判,而所谓的“英国”在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的问题浮现,在战后初期是流行文化的包抄,紧接着是新左派与传统左派的分歧,再接下来是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少数族裔的问题,步入80年代撒切尔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则又成为批判重心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很难将英国文化研究扩大为看似具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化研究。
回首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一步:面对流行文化的包抄,1960年,英国全国教师联盟(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NUT)举办的“流行文化与个人责任”(Popular Culture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研讨会堪称一个重要事件。按照Graeme Turner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一书的说法,这场研讨会不仅英国内政大臣到场,威廉斯也发表演说,显见当时英国社会对媒体与流行文化的关切。对英国文化研究来说,被称为奠基者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传播》(Communications)一书便是在这场研讨会相隔两年后出版,而书中也提及了这场研讨会对他的冲击。
在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的介绍当中,威廉斯多以“文化主义者”或“奠基者”的姿态出现,这样的称呼可能难以看出威廉斯在英国知识界所占的位置。出身劳工阶级家庭(父亲是工党地方党部的干部)的威廉斯,求学过程都是一路凭借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就读。他的学术成就惊人,依照台湾媒介研究者冯建三的介绍,威廉斯一生以书籍形式出版的著作达28本,被编入他人所主编的专书的文章篇数达90篇,登载于报刊及学术期刊的文章高达567篇。有趣的是,在学术论文之外,威廉斯也写过5本小说。这样丰硕的论述生产,奠定他崇高的学术声望,在他去世之后,他生前所批判的商业电视为他制作纪念节目,生前的论敌也为文追悼。威廉斯一生既曾任教针对劳工阶级的成人教育,也曾任教知识精英齐聚的剑桥大学。英国所谓的成人教育(WEA,Wokers’Educational Association)源自于一战之前著名的Ruskin Strike,在此罢工之后所成立附着于大学、以劳动阶级为对象的教育体制。在成人教育体制当中,学生有着各种背景,而其课程从学生的教育程度与现实所需出发,例如教导学生写出自己的家族史、自传甚至求职相关文件等。
这本《传播》便是威廉斯依照成人教育的授课讲义所改写。这本薄薄的小书旨在处理几个问题:英国媒介的发展历史、媒介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更为重要的监督媒介等问题。《传播》一书的问题意识,洋溢着威廉斯超越传统左翼观点的尝试,在他看来,传统左派对媒体的思考,仅仅停留在将之收为国有的层面,而未能深入思考这样的做法对于回应资本主义体制(如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流行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现实上,威廉斯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他写作《传播》之前,新闻记者们开始向他们工作的报社、广播电台等媒介组织要求新闻生产不受干预的运动。媒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赚钱的工具?一种新的社会运动?监督社会的利器?这个社会现实逼使威廉斯对媒体/社会之间的关联进行反思。
在他看来,既有的学科都不足以分析媒体在当今社会的角色:政治学对社会的分析集中在权力的运作;而经济学的焦点则放在财产、生产与贸易。这两种社会分析都忽略了媒介已经成为构成社会的另一种形式,也因此,对媒体相关知识的汲取、透过媒体进行劝服、经验交换的社会功能却为人所忽视。人们对媒体的忽视,这也导致了媒体被误用:在政治层面上,媒体为权力所掌控之后,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在经济的层面上,媒体商业化之后,则又成为追逐利润的工具。威廉斯所要对抗的,正是被误用的媒体。在这本书中,威廉斯对战后英国媒介的发展作了人类学式的详尽梳理。透过这些详尽的分析,他指出民主与媒体之间的关联,并不能仅从控制/自由的二元观点进行分析。在他眼中,我们必须从围绕媒体的威权主义、父权、商业的现象进行分析才能看清民主与媒体之间的关连。
如果当我们被迫处于充满威权、商业化的环境之下,我们该如何自处?《传播》正是教我们怎么办。威廉斯的对策是培育了解媒体与公共事务运作的阅听人。威廉斯眼中理想的阅听人,具有足够的知识分析媒体运作并对公共事务例如媒介相关法案的立法产生影响。威廉斯特别提及,这也是一种表达自我能力的培养。因为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之外,才能在参与公共政策之际,清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说服持不同观点的对方。总体来说,威廉斯的《传播》提出了一种古典民主的实践理念,这个民主理念践行的模式一如希腊城邦的政治形式。其政治运作的核心概念是同心圆式的——共同体的成员对于公共政策有着相同的距离,公民都可以加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当中。
一本写于半世纪之前的小书,对当今中国大陆的媒介环境仍有深远影响:一是半世纪之前的威廉斯所摸索的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半世纪之后的我们,媒介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已无须强调,但我们是否调整出合理的媒介与社会关系?二是“公民”已逐渐成为时髦一词,我们能否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带出不同的公民面向?就第一个问题来说,中国大陆的媒介研究起步较晚,新闻与传播学在90年代中后期才成为一级学科,在研究范式方面相当程度仍深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大众传播效果论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曾访问大陆的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1907—1987)其研究范式仍然影响大陆的媒介研究,尽管施拉姆被称为“传播学鼻祖”,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然而媒介研究的地形图在施拉姆之后却已是百家争鸣的景况。效果论之所以迄今仍影响大陆的媒介研究,也有其深层的本地脉络,新闻与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方面,政治修辞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这样一个现代化政体的想象与实践当中,媒介的应用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诸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政府形象建构之类的论题便是从这样的脉络下产生。其次则是全面市场化的转变,在商业化的脚步之下,媒介研究成为分析某某品牌如何成功策划、销售、广告乃至市场调查的工具。
就第二个问题而论,公民已逐渐成为时髦的名词。不过,关于公民的讨论,我们可发现有两种现象:第一是理论化的现象。旅美学者徐贲以政治思想家汉纳·阿伦特为基础所开展的公民政治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第二则是《南方周末》式以记者锲而不舍地报道深入探究诸如孙志刚、邓玉娇等重大案件。公民社会看似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过,在网络世界所出现的诸多乱象诸如人肉搜索引擎引发的种种争议之后,“群众”的意义重新被思考。如果说翻译是透过外在思想资源的汲取借以与本地现实脉络对话,那么近年来勒庞的《乌合之众》、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乃至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翻译,其中关于群众的思考,或许与这些现象有关,在这些著作当中,不断表达一种观点:特定时刻当中群众的危险性。
从媒介研究的角度来看公民社会,威廉斯的提醒依旧有用:首先,应重新理清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次,进行打造公民社会的实际行动。就前者来说,我们可能有必要跳脱效果论的研究范式,透过许多不同研究途径诸如英国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媒介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分析,或是英国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派所强调的对媒介组织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析,透过将这些理论本地化的过程,梳理当今大陆媒体的政治管制以及商业化面向。就后者来说,理论化的方式与记者揭弊对于公民社会的促进固然有所帮助。不过,公民社会的打造更重要的是众人的参与,而这种参与需要一些如同《传播》当中所说的基本训练:提出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的方式进而以媒体公民之姿监督媒体等等。公民社会不会仅因为思想的力量或是记者揭弊而突然成型,对群众批评持悲观态度也无济于事,只有从下到上力量的注入,才会有活力﹗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Communication, Raymond Williams, 1962, London Penguin.
今年以来,种种的媒介现象令人目不暇接,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所引起的拜金言论以及广电总局所下发的文件只是今年的第一波高潮,紧接着,郭德纲事件则又掀起“反三俗”的声浪。这两个事件有其相同之处,《非诚勿扰》当中的拜金女与郭德纲的表演内容或有争议,然而,反拜金言论与反三俗却都是以从上到下的模式介入。应对流行文化除了文化管理机制从上到下的管制以及道德化的标准之外,我们还有无其他的方法与途径?
近年来,随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扩散,英国文化研究应对流行文化的批判资源也为人所知。在此,笔者始终使用“英国”文化研究的字眼,最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文化研究强调本地批判,也就是针对英国的政治社会等现实层面提出批判,而所谓的“英国”在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的问题浮现,在战后初期是流行文化的包抄,紧接着是新左派与传统左派的分歧,再接下来是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少数族裔的问题,步入80年代撒切尔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则又成为批判重心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很难将英国文化研究扩大为看似具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化研究。
回首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一步:面对流行文化的包抄,1960年,英国全国教师联盟(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NUT)举办的“流行文化与个人责任”(Popular Culture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研讨会堪称一个重要事件。按照Graeme Turner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一书的说法,这场研讨会不仅英国内政大臣到场,威廉斯也发表演说,显见当时英国社会对媒体与流行文化的关切。对英国文化研究来说,被称为奠基者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传播》(Communications)一书便是在这场研讨会相隔两年后出版,而书中也提及了这场研讨会对他的冲击。
在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的介绍当中,威廉斯多以“文化主义者”或“奠基者”的姿态出现,这样的称呼可能难以看出威廉斯在英国知识界所占的位置。出身劳工阶级家庭(父亲是工党地方党部的干部)的威廉斯,求学过程都是一路凭借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就读。他的学术成就惊人,依照台湾媒介研究者冯建三的介绍,威廉斯一生以书籍形式出版的著作达28本,被编入他人所主编的专书的文章篇数达90篇,登载于报刊及学术期刊的文章高达567篇。有趣的是,在学术论文之外,威廉斯也写过5本小说。这样丰硕的论述生产,奠定他崇高的学术声望,在他去世之后,他生前所批判的商业电视为他制作纪念节目,生前的论敌也为文追悼。威廉斯一生既曾任教针对劳工阶级的成人教育,也曾任教知识精英齐聚的剑桥大学。英国所谓的成人教育(WEA,Wokers’Educational Association)源自于一战之前著名的Ruskin Strike,在此罢工之后所成立附着于大学、以劳动阶级为对象的教育体制。在成人教育体制当中,学生有着各种背景,而其课程从学生的教育程度与现实所需出发,例如教导学生写出自己的家族史、自传甚至求职相关文件等。
这本《传播》便是威廉斯依照成人教育的授课讲义所改写。这本薄薄的小书旨在处理几个问题:英国媒介的发展历史、媒介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更为重要的监督媒介等问题。《传播》一书的问题意识,洋溢着威廉斯超越传统左翼观点的尝试,在他看来,传统左派对媒体的思考,仅仅停留在将之收为国有的层面,而未能深入思考这样的做法对于回应资本主义体制(如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流行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现实上,威廉斯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他写作《传播》之前,新闻记者们开始向他们工作的报社、广播电台等媒介组织要求新闻生产不受干预的运动。媒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赚钱的工具?一种新的社会运动?监督社会的利器?这个社会现实逼使威廉斯对媒体/社会之间的关联进行反思。
在他看来,既有的学科都不足以分析媒体在当今社会的角色:政治学对社会的分析集中在权力的运作;而经济学的焦点则放在财产、生产与贸易。这两种社会分析都忽略了媒介已经成为构成社会的另一种形式,也因此,对媒体相关知识的汲取、透过媒体进行劝服、经验交换的社会功能却为人所忽视。人们对媒体的忽视,这也导致了媒体被误用:在政治层面上,媒体为权力所掌控之后,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在经济的层面上,媒体商业化之后,则又成为追逐利润的工具。威廉斯所要对抗的,正是被误用的媒体。在这本书中,威廉斯对战后英国媒介的发展作了人类学式的详尽梳理。透过这些详尽的分析,他指出民主与媒体之间的关联,并不能仅从控制/自由的二元观点进行分析。在他眼中,我们必须从围绕媒体的威权主义、父权、商业的现象进行分析才能看清民主与媒体之间的关连。
如果当我们被迫处于充满威权、商业化的环境之下,我们该如何自处?《传播》正是教我们怎么办。威廉斯的对策是培育了解媒体与公共事务运作的阅听人。威廉斯眼中理想的阅听人,具有足够的知识分析媒体运作并对公共事务例如媒介相关法案的立法产生影响。威廉斯特别提及,这也是一种表达自我能力的培养。因为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之外,才能在参与公共政策之际,清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说服持不同观点的对方。总体来说,威廉斯的《传播》提出了一种古典民主的实践理念,这个民主理念践行的模式一如希腊城邦的政治形式。其政治运作的核心概念是同心圆式的——共同体的成员对于公共政策有着相同的距离,公民都可以加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当中。
一本写于半世纪之前的小书,对当今中国大陆的媒介环境仍有深远影响:一是半世纪之前的威廉斯所摸索的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半世纪之后的我们,媒介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已无须强调,但我们是否调整出合理的媒介与社会关系?二是“公民”已逐渐成为时髦一词,我们能否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带出不同的公民面向?就第一个问题来说,中国大陆的媒介研究起步较晚,新闻与传播学在90年代中后期才成为一级学科,在研究范式方面相当程度仍深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大众传播效果论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曾访问大陆的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1907—1987)其研究范式仍然影响大陆的媒介研究,尽管施拉姆被称为“传播学鼻祖”,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然而媒介研究的地形图在施拉姆之后却已是百家争鸣的景况。效果论之所以迄今仍影响大陆的媒介研究,也有其深层的本地脉络,新闻与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方面,政治修辞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这样一个现代化政体的想象与实践当中,媒介的应用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诸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政府形象建构之类的论题便是从这样的脉络下产生。其次则是全面市场化的转变,在商业化的脚步之下,媒介研究成为分析某某品牌如何成功策划、销售、广告乃至市场调查的工具。
就第二个问题而论,公民已逐渐成为时髦的名词。不过,关于公民的讨论,我们可发现有两种现象:第一是理论化的现象。旅美学者徐贲以政治思想家汉纳·阿伦特为基础所开展的公民政治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第二则是《南方周末》式以记者锲而不舍地报道深入探究诸如孙志刚、邓玉娇等重大案件。公民社会看似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过,在网络世界所出现的诸多乱象诸如人肉搜索引擎引发的种种争议之后,“群众”的意义重新被思考。如果说翻译是透过外在思想资源的汲取借以与本地现实脉络对话,那么近年来勒庞的《乌合之众》、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乃至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翻译,其中关于群众的思考,或许与这些现象有关,在这些著作当中,不断表达一种观点:特定时刻当中群众的危险性。
从媒介研究的角度来看公民社会,威廉斯的提醒依旧有用:首先,应重新理清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次,进行打造公民社会的实际行动。就前者来说,我们可能有必要跳脱效果论的研究范式,透过许多不同研究途径诸如英国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媒介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分析,或是英国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派所强调的对媒介组织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析,透过将这些理论本地化的过程,梳理当今大陆媒体的政治管制以及商业化面向。就后者来说,理论化的方式与记者揭弊对于公民社会的促进固然有所帮助。不过,公民社会的打造更重要的是众人的参与,而这种参与需要一些如同《传播》当中所说的基本训练:提出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的方式进而以媒体公民之姿监督媒体等等。公民社会不会仅因为思想的力量或是记者揭弊而突然成型,对群众批评持悲观态度也无济于事,只有从下到上力量的注入,才会有活力﹗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