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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0日，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指导，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2019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影像展在浙江象山闭幕，贵州省推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王景才——苗族芦笙舞（滚山珠）综述片》（以下简称《王景才》）被组委会列为“评委会推荐影片”。
本届非遗影像展的主题为“非遗影像 中国实践”，共征集到260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组委会共选出主题鲜明、内容翔实、表现力出众的入围影片30部（套），并組织影像和非遗领域专家对入围影片进行了评选，从中选出包括《王景才》等在内的10部（套）“非遗影像展专家评委会推荐影片”。
专家评委一致认为，《王景才》不光综合体现了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景才为核心的苗族芦笙舞（滚山珠）的舞蹈技艺，还通过影片深入传承人的生活，走进传承人的心灵，感受传承人的喜忧，充分记录并融入了相关民俗活动，是一部展现苗族芦笙舞（滚山珠）及非遗传承人王景才独特魅力的影片。同时，更是非遗工作者和实践者向共和国70周年华诞献礼的一部优秀作品。
苗族芦笙舞“滚山珠”得名于小花苗芦笙舞的一个动作“地龙滚荆”，苗语叫“子落夺”。这个舞蹈与贵州西部苗族小花苗支系的先民迁徙经历有关，舞蹈动作表达了祖先在迁徙途中披荆斩棘的过程。
为了解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倾听片子拍摄背后的故事，本文作者采访了导演卢凤岗。
一、对民族文化有一份天然的热爱
陈艺：请介绍下您和您的团队。
卢凤岗：我大学学的物理，毕业后在贵州省科学院新技术所工作了一年多。后来离开单位，成立个人工作室。因为从小喜欢画画，做过数字三维影像，因此对拍片子比较感兴趣。
从1994年到2005年，工作室主要做广告片和专题片，当时工作室只有3个人。从2005年起，与好友彭键共同注册成立了贵阳华彩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最早我们和电视台合作，拍广告片。从2007年起，开始拍专题片、宣传片。2007年至2014年期间，主要做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项目，做一些宣传片。
2014年，承接了贵州电视台唐亚平担任总编导的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纪录片《山脉人脉文脉》的加榜、大利、黄岗三个古村落的拍摄制作，从这一年起，公司全面转型，主要从事纪录片项目。影视设备（包括摄影、录音、辅助设备）全面升级，拍摄的自由度打开了。
2014年拍摄加榜，完成《禾的故事》，拿了几个奖：比如2016西津渡国际纪录片节最佳摄影作品，2016“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人文类最佳提名，《禾的故事》还参加了2016“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优秀节目展演;此外，2016年完成了《苗族古歌》《苗族独木龙舟节》;2018年完成了贵州历史题材八集纪录片《川盐入黔》，30集微纪录片系列《纪录贵州》;2019年完成第二批传承人抢救记录工作《苗族芦笙舞——王景才》和《反排木鼓舞——万政文》，王景才项目除获得2019年象山非遗影展十佳作品外，还获得多个影展奖项：国家图书馆记录成果展观众最喜爱作品奖，入围中国第三届民族志纪录片展等。木鼓舞则获得2019第三届深圳青年影像节最佳人文类作品，上海音乐影像志纪录片节最佳提名;2020完成第三批传承人记录工作《八音坐唱——梁秀江》和《苗族刺绣——吴通英》，八音坐唱获文化部2020传承人记录工作优秀成果。2020还完成了微纪录片系列《纪录贵州》第二季共五十集;2021年将完成《山脉人脉文脉》第二季的九集。
陈艺：真是硕果累累。回到《王景才》这部片子，创作背景是什么？是什么契机让您有了创作这个题材的念头？
卢凤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纪录系列片是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的记录项目，国家非遗司委托给国家图书馆来做这个事情，而我们公司参与投标拿到了其中的项目。
早几年前，国家就有一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共享工程”指的是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各种类型的文化信息资源精华以及贴近大众生活的现代社会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与整合;建成互联网上的中华文化信息中心和网络中心，并通过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部分地（市）、县（市）以及部分乡镇、街道（社区）的文化信息资源网络传输系统，实现优秀文化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其中，国家图书馆是主要的整合实施机构，而把历史文化的非遗内容拍成文献片、建立资源库、与社会共享是其中一个内容。
陈艺：拍非遗系列仅仅是项目的需要呢还是另有什么原因？
卢凤岗：我自幼生长在乡村，对民族文化有一份天然的热爱。贵州农村，尤其是黔东南的古村落，特别美，处处是天然的山水画：小桥流水古树古屋，村落里的人物也特别朴实，认识不认识的人见面都会点头微笑。所以我非常喜欢进入贵州的乡村拍片，我把自己拍的这一类片子叫做乡土纪录片。近几年我拍的片子，比如《禾的故事》《木鼓舞》《滚山珠》其实就是“农耕稻作三部曲”，对应讲《禾的故事》—稻之作，《木鼓舞》—稻之舞，《滚山珠》—山之魂，这三部刚好表达了典型的贵州山地农耕特点。而我创作的比较个人化表达的片子《跄山魁》《大利》，则是直接表达小时候乡村生活印象的纪录片，是我自己的乡恋情结，表述当下，回溯过往。
我们除了拍有国家资助的项目，也找一些重点的有特色的古村落来拍。这几年，古村落在变化，有的被改造，有的被搬空。我们深入古村落，拍摄那些在变化或者是将要消失的影像。一些少数民族节日，我们听到也会赶过去拍。作为一个影像记录人和记录观察者，我有一个情怀，想把这些东西拍摄记录下来，把正在变化或者即将消失的古村落、非遗景象，抢救性地记录下来。从2011年起这样的记录工作没有断过，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素材，现在这些记录过的古村寨的现状和过往比较，大多已经面目全非。遗憾的是不能对所有古村落做视频记录。 二、纪录片最重要的是拍到节点镜头
陈艺：看来拍非遗系列、拍乡村纪录片是您乐于去做，并且投入热情的一件事，再举例谈谈拍片的过程。
卢凤岗：前面我提到，最早是参与贵州省文化厅联合贵州电视台唐亚平工作室推出的《山脉文脉人脉》100集贵州古村落系列人文纪录片拍摄。计划是拍摄贵州100个古村落，把它们记录下来。选取的标准是古村落要完好，保持它的古朴，不要有砖房等现代建筑。包括村寨的节日习俗、民族民间文化、个体生产生活都要有记录。例如我们拍的加榜，那里的梯田非常漂亮，村寨很美，村寨里有非遗、有鬼师、有节日，很完备。比如一年中较隆重的新米节，时间在秋收之后，节日的内容丰富，如跳舞、喝酒等，平时你看不到村里的妇女喝酒，节日这一天她们挑着酒，从早上一直喝到晚上。我们的片子就拍到了这些，其中包含了人类学、社会学的内容，片子把这种活态的情况全部记录下来。
这个系列从2014年启动到2015年，一年中做了10条片子，我们完成了其中的3条。之后我们自己参与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投标。最开始的一个项目是《苗族古歌》，是比较庞大繁杂的体系，并不好做。《苗族古歌》是我带队下去拍的，大概拍了将近半年时间。当时我们采用的是真正的田野拍摄，没有找当地政府，而是自己去寻拍摄对象。我们前后采访了三四十个唱古歌的村民，其中包括国家级传承人1名、省级传承人2名，县级传承人1名，总共4名传承人，其他还有大约30名非传承人演唱者。就是这样把这个苗族古歌采录下来的，采录了几十个小时的素材。内容包括婚礼、丧葬、农事等，也涉及不少节日，像鼓藏节、芦笙节、跳花节等等。由于苗族古歌表达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苗族生产生活诸多方面，因此需要大量的苗族节日与生活习俗的影视素材来支撑，好在我们之前拍摄了不少涉及民族民间习俗及节日的片子，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作用。影片制作完成后，没有大的修改，一次性就通过。我们参与的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系列的第一个片子《苗族古歌》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
接着又接下另一个片子《独木龙舟节》。这个片子也有难度，题材同样宏大。开拍以后，才感觉到其中的辛苦。其中单单拍伐木做龙舟，就拍了一个多月。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到位，跟拍工人制作龙舟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收工。每天开着机器一直拍，拍片素材时间在6小时以上，不能离开，就怕拍丢了最关键的环节。做纪录片最重要的就是要拍到节点镜头，指关键的叙事节点镜头，对一个习俗中的重要环节有一个关键的行为是这个段落事件的节点，错过了就是失去了关键表述与呈现。比如制作龙舟有个细节，即需要把龙舟翻过来。为了拍到这个关键的叙事节点镜头，需要随时开着机等待。而且拍摄讲究有头有尾，从第一块板开始铺就要拍到，如果最重要的起头板没有拍到，那么对这部片子来说是很遗憾甚至是失败的。拍《独木龙舟节》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项目做好做完整。
陈艺：接下非遗传承人的项目之后，您一般会做什么？除了导演，您同时也是管理者。
卢凤岗：在拍一个片子之前，我们要做田野调查，去找到故事、找到人物。怎样找到这个人呢？首先找村寨，比如除了指定的寨子外，剩下的我们自己去找。好寨子的标准是：寨子里有好的非遗事项，保存了完好的节日。有些寨子有原生态的外观、古朴的建筑，但因受现代文明冲击，原先古老的文化基本没了，淡了。所以，找到村寨里的人物、找到寨子里的非遗文化事项，研究它的节日，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做调查。一旦找到合适的寨子，探索它的文化事项和人物，就可以定下来，根据村寨和人物的不同情况设定和规划要拍摄的内容。然后就可以进入拍摄了。
找到传承人，专注地挖掘他，跟他相处，跟他熟悉。因为他的传承事项是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他为什么有能力去传承这个项目？我们在拍摄时会观察这些，包括他与周围人的关系等等。有项目—找人—拍人，这个过程就是我拍这类项目纪录片的一个流程。
陈艺：拍片子时，作为导演，您的介入拍摄多吗？
卢凤岗：在拍摄中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拍王景才，他因为2011年摔断腿后就不再跳舞，也没有教徒弟了。刚开始采访他时，很多东西他都想不起来。后来我想，他是跳滚山珠的，让肢体语言来激发他的记忆如何？于是让他的儿子及学生来跳舞蹈，然后把这些舞蹈动作列成表记下来给他看，他就逐渐想起来了，并一一说出这些舞蹈的原始含义。在交流的过程中，王景才还谈起他去少林寺学武、杂技团学艺的经历。这样就把他关于滚山珠的記忆一下子打通了，完成了滚山珠动作含义讲解的口述片。这个口述片除了王景才的讲述外，还一边做示范动作一边对他的舞蹈技巧和含义作讲解，是对他口述内容的活态补充。我觉得非常好，算是一个创新。
回想起来，我们的介入拍摄对片子的完成有一定作用。如果不去干预，可能就拍不到一些有故事性的画面。我们是根据项目的特点做的一个改变和调整。从他的身上开始让他自己来挖掘。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像在拍一个剧情片、故事片，我们是让王景才演他本人，比如告诉他让他修芦笙，给他一个启发，让他去做。我们只是给出一个事件，其他的任何行为都不去干扰。我拍王景才时，他到山上放牛，我会让他跳一段舞蹈或者耍一段武术，他会随性地动起来。我们在拍片时，有时候会捕捉到一些镜头，就像神来之笔，那是要靠运气。我的经验是：拍一个人，如果你需要有故事情节，可以想办法去创造，但是不要造假。更不要做违背常理的事。要呈现真实的状态。
拍摄一个村寨的生活，一般周期是一年。拍摄对象千差万别，比如王景才和他的家人在镜头前表现自如，状态很舒服，似乎拍摄者的介入没有干扰到他。但是《木鼓舞》里的万政文又不一样。过去有很多摄制团队拍过他，他自己都会导演了，常常自己导演自己。刚开始我还没识破他的“伎俩”，拍了半天，他突然告诉我他在演自己的生活。再比如我们拍的克兰寨村一个唱傩戏的村民，他身上很有戏，一开口唱就会很投入，非常有意思。有的民间能人语言能力非常强，信口就来，往往出乎拍摄者的意料。
三、希望观众能从片子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部分 陈艺：《王景才》这部片子拍完后，您本人的评价如何？有哪些亮点？哪些遗憾？
卢凤岗：片子是采用叙事性的手法来拍的。片子里记录了“登高望远”“穿越荆棘”等舞蹈语言。舞蹈语言里有与农耕有关的动作，也有模仿自然界生物的动作。片子里挖掘出了30多个动作，让滚山珠立体、丰满、有厚重感。滚山珠可以说是“山里面长出来的舞蹈”。
王景才生活的乡村远离城市的喧嚣，宁静而纯朴，这样的环境怎么会创作出如此精彩的舞蹈呢？围绕这个思考，我一点点挖掘王景才这个人物，这也是我制作该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关于片子，要说出彩的地方，我印象深刻的镜头有这样几个：
之一：放牛坡场景。片子一开始，在山上放牛的王景才一边打拳，一边用树枝当道具舞起来。年轻的时候，王景才曾经去少林寺学了一年武术，还去杂技团当了两年演员。这些功底，让王景才显出和普通农夫的差别来，再加上热爱，才能够创作出别具一格的“滚山珠”。
之二：修芦笙吹芦笙场景。王景才拿他的芦笙去找修理师傅。芦笙一修完，他就开始吹起来。先在屋里吹，又到院坝里边吹边舞。修完就吹奏，这些情节不是我让他做的，是王景才自发吹的，我做好观察和拍摄记录就行了。这个场景来得自然，王景才身上的艺术细胞这时被激发出来，同时他身上浪漫的气质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之三：王景才去看师傅。这个镜头是我们完全按照当时真实的状态来拍摄的。王景才八十高龄的师傅视力不好，处于半盲状态，老人家从床上起身，衣服也没穿好。但一提到芦笙，眼睛一亮。这样的叙事，既真实又有真情，既厚重又有分量。
之四：结束镜头。王景才在长满荒草的训练场转了一圈，他已经不教徒弟，这组镜头表现一种英雄落幕的感觉。我的原定结尾就是这样的，有点悲壮的意味。此时，插入他儿子也是他徒弟的教学画面，表现滚山珠技艺有传承，给人以希望。
谈到拍片子的遗憾，整个拍摄是有节制的拍摄，比如说一个人，他身上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郁的一面。有时候，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东西能更深层、立体地表现一个人物，但出于保护人物隐私的要求，你不能无底线地拍摄。这也是纪录片作者往往纠结的问题：你的对象向你敞开了心扉，你又有了要保守秘密的负担。曾经有一次和冯艳导演交流，她说纪录片人是有原罪的，就是这个道理。项目实施我们是按一个真实纪录电影长片的标准来拍摄，最后提交的是一个30分钟的短片。有很多叙事没有用上，这也是我的遗憾。国家图书馆相关负责人曾提及将《王景才》改编成纪录电影长片，假如这事能成，这个长片就有希望与观众见面。
陈艺：拍完这部影片，您对王景才认识如何？
卢凤岗：苗族其实是非常浪漫优雅的民族，勤劳朴实。王景才热爱舞蹈，喜欢到骨子里。舞蹈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他教徒弟时是充满精气神的，后来腿受伤不能教学之后，一下子寂寞下来。王景才是个执着的人，有点一根筋。他对舞蹈的热爱不带功利性。本性是善良、朴实、讲义气的。可以说，王景才是真正的民间艺术家。
陈艺：从保护非遗传承的角度来说，《王景才》这部片子传达的信息如何？从影像的角度来说，片子的效果达到了吗？
卢凤岗：如果最后的成片保留50分钟的长度，关于滚山珠的内容就基本讲清楚了。我们这次拍摄的关于滚山珠的讲述，文本是完整的。为了这个片子，我们采访了18个小时，拟写了21万字的文字资料。我们是100%的传达，观众能接收到70%就算是基本传递完整了。
陈艺：那您希望影片给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卢凤岗：我希望我的片子平实、平和，是一种自然流露和呈现，观众看后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感。比如搞音乐的人会关注音乐，搞语言的人会关注语言。希望拍出的片子是大家的片子，观众能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部分。
四、完成有分量好题材的纪录片是所有创作者的理想
陈艺：谈谈您对非遗抢救性记录的认识？
卢凤岗：每个非遗项目传承人都是宝库，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一个非遗传承人走了，就带走了一个非遗图书馆。因为非遗传承人是用他的一生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说抢救性记录很重要，真正要做到抢救性记录，就要深入田野，发掘深藏的宝库，把它们尽可能地记录下来。
陈艺：其实就算是针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能记录的可能也是部分，比如说侗族大歌，传承人可能会唱300多首，但是能录下一二十首可能就不错了。对吗？
卢凤岗：对，只能是完成，并没有记录完。传承人是一座图书馆，你只是进去借阅了一些书。所以说抢救性记录只能记录到它的艺术特点，记录到它的代表作。举一个例子，记录王景才，我算是记录得比较多的，我问他们有多少动作，他们说有上百个动作，但是我现在记录下来的只有30多个动作。我们把他们当下能够做到的所有的动作都记录了。原来记录的有35个动作，但有的动作不能完成，实际上最后记录了28个动作，包含了当前滚山珠表演的所有动作。
陈艺：您拍摄纪录片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完成了多少？
盧凤岗：纪录片来自于生活，纪录片的创作源于生活中的真实题材，摄制完成一部有分量、好题材的纪录片基本上是所有创作者的理想。我要做的就是一个虔诚的记录者和观察者，所以我认为“导演”的称呼不准确，对纪录片创作来说，称为“作者”更恰当。目前我的创作还在学习和摸索过程中，我在做一些个人独立表达的影像作品，已经完成的有《跄山魁》《大利》，《跄山魁》是一个实验性的作品。正在后期制作中的有《煤村》《母亲》《小花儿和他的女儿》，这些也是我在探索的方向。
本届非遗影像展的主题为“非遗影像 中国实践”，共征集到260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组委会共选出主题鲜明、内容翔实、表现力出众的入围影片30部（套），并組织影像和非遗领域专家对入围影片进行了评选，从中选出包括《王景才》等在内的10部（套）“非遗影像展专家评委会推荐影片”。
专家评委一致认为，《王景才》不光综合体现了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景才为核心的苗族芦笙舞（滚山珠）的舞蹈技艺，还通过影片深入传承人的生活，走进传承人的心灵，感受传承人的喜忧，充分记录并融入了相关民俗活动，是一部展现苗族芦笙舞（滚山珠）及非遗传承人王景才独特魅力的影片。同时，更是非遗工作者和实践者向共和国70周年华诞献礼的一部优秀作品。
苗族芦笙舞“滚山珠”得名于小花苗芦笙舞的一个动作“地龙滚荆”，苗语叫“子落夺”。这个舞蹈与贵州西部苗族小花苗支系的先民迁徙经历有关，舞蹈动作表达了祖先在迁徙途中披荆斩棘的过程。
为了解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倾听片子拍摄背后的故事，本文作者采访了导演卢凤岗。
一、对民族文化有一份天然的热爱
陈艺：请介绍下您和您的团队。
卢凤岗：我大学学的物理，毕业后在贵州省科学院新技术所工作了一年多。后来离开单位，成立个人工作室。因为从小喜欢画画，做过数字三维影像，因此对拍片子比较感兴趣。
从1994年到2005年，工作室主要做广告片和专题片，当时工作室只有3个人。从2005年起，与好友彭键共同注册成立了贵阳华彩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最早我们和电视台合作，拍广告片。从2007年起，开始拍专题片、宣传片。2007年至2014年期间，主要做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项目，做一些宣传片。
2014年，承接了贵州电视台唐亚平担任总编导的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纪录片《山脉人脉文脉》的加榜、大利、黄岗三个古村落的拍摄制作，从这一年起，公司全面转型，主要从事纪录片项目。影视设备（包括摄影、录音、辅助设备）全面升级，拍摄的自由度打开了。
2014年拍摄加榜，完成《禾的故事》，拿了几个奖：比如2016西津渡国际纪录片节最佳摄影作品，2016“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人文类最佳提名，《禾的故事》还参加了2016“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优秀节目展演;此外，2016年完成了《苗族古歌》《苗族独木龙舟节》;2018年完成了贵州历史题材八集纪录片《川盐入黔》，30集微纪录片系列《纪录贵州》;2019年完成第二批传承人抢救记录工作《苗族芦笙舞——王景才》和《反排木鼓舞——万政文》，王景才项目除获得2019年象山非遗影展十佳作品外，还获得多个影展奖项：国家图书馆记录成果展观众最喜爱作品奖，入围中国第三届民族志纪录片展等。木鼓舞则获得2019第三届深圳青年影像节最佳人文类作品，上海音乐影像志纪录片节最佳提名;2020完成第三批传承人记录工作《八音坐唱——梁秀江》和《苗族刺绣——吴通英》，八音坐唱获文化部2020传承人记录工作优秀成果。2020还完成了微纪录片系列《纪录贵州》第二季共五十集;2021年将完成《山脉人脉文脉》第二季的九集。
陈艺：真是硕果累累。回到《王景才》这部片子，创作背景是什么？是什么契机让您有了创作这个题材的念头？
卢凤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纪录系列片是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的记录项目，国家非遗司委托给国家图书馆来做这个事情，而我们公司参与投标拿到了其中的项目。
早几年前，国家就有一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共享工程”指的是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各种类型的文化信息资源精华以及贴近大众生活的现代社会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与整合;建成互联网上的中华文化信息中心和网络中心，并通过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部分地（市）、县（市）以及部分乡镇、街道（社区）的文化信息资源网络传输系统，实现优秀文化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其中，国家图书馆是主要的整合实施机构，而把历史文化的非遗内容拍成文献片、建立资源库、与社会共享是其中一个内容。
陈艺：拍非遗系列仅仅是项目的需要呢还是另有什么原因？
卢凤岗：我自幼生长在乡村，对民族文化有一份天然的热爱。贵州农村，尤其是黔东南的古村落，特别美，处处是天然的山水画：小桥流水古树古屋，村落里的人物也特别朴实，认识不认识的人见面都会点头微笑。所以我非常喜欢进入贵州的乡村拍片，我把自己拍的这一类片子叫做乡土纪录片。近几年我拍的片子，比如《禾的故事》《木鼓舞》《滚山珠》其实就是“农耕稻作三部曲”，对应讲《禾的故事》—稻之作，《木鼓舞》—稻之舞，《滚山珠》—山之魂，这三部刚好表达了典型的贵州山地农耕特点。而我创作的比较个人化表达的片子《跄山魁》《大利》，则是直接表达小时候乡村生活印象的纪录片，是我自己的乡恋情结，表述当下，回溯过往。
我们除了拍有国家资助的项目，也找一些重点的有特色的古村落来拍。这几年，古村落在变化，有的被改造，有的被搬空。我们深入古村落，拍摄那些在变化或者是将要消失的影像。一些少数民族节日，我们听到也会赶过去拍。作为一个影像记录人和记录观察者，我有一个情怀，想把这些东西拍摄记录下来，把正在变化或者即将消失的古村落、非遗景象，抢救性地记录下来。从2011年起这样的记录工作没有断过，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素材，现在这些记录过的古村寨的现状和过往比较，大多已经面目全非。遗憾的是不能对所有古村落做视频记录。 二、纪录片最重要的是拍到节点镜头
陈艺：看来拍非遗系列、拍乡村纪录片是您乐于去做，并且投入热情的一件事，再举例谈谈拍片的过程。
卢凤岗：前面我提到，最早是参与贵州省文化厅联合贵州电视台唐亚平工作室推出的《山脉文脉人脉》100集贵州古村落系列人文纪录片拍摄。计划是拍摄贵州100个古村落，把它们记录下来。选取的标准是古村落要完好，保持它的古朴，不要有砖房等现代建筑。包括村寨的节日习俗、民族民间文化、个体生产生活都要有记录。例如我们拍的加榜，那里的梯田非常漂亮，村寨很美，村寨里有非遗、有鬼师、有节日，很完备。比如一年中较隆重的新米节，时间在秋收之后，节日的内容丰富，如跳舞、喝酒等，平时你看不到村里的妇女喝酒，节日这一天她们挑着酒，从早上一直喝到晚上。我们的片子就拍到了这些，其中包含了人类学、社会学的内容，片子把这种活态的情况全部记录下来。
这个系列从2014年启动到2015年，一年中做了10条片子，我们完成了其中的3条。之后我们自己参与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投标。最开始的一个项目是《苗族古歌》，是比较庞大繁杂的体系，并不好做。《苗族古歌》是我带队下去拍的，大概拍了将近半年时间。当时我们采用的是真正的田野拍摄，没有找当地政府，而是自己去寻拍摄对象。我们前后采访了三四十个唱古歌的村民，其中包括国家级传承人1名、省级传承人2名，县级传承人1名，总共4名传承人，其他还有大约30名非传承人演唱者。就是这样把这个苗族古歌采录下来的，采录了几十个小时的素材。内容包括婚礼、丧葬、农事等，也涉及不少节日，像鼓藏节、芦笙节、跳花节等等。由于苗族古歌表达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苗族生产生活诸多方面，因此需要大量的苗族节日与生活习俗的影视素材来支撑，好在我们之前拍摄了不少涉及民族民间习俗及节日的片子，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作用。影片制作完成后，没有大的修改，一次性就通过。我们参与的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系列的第一个片子《苗族古歌》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
接着又接下另一个片子《独木龙舟节》。这个片子也有难度，题材同样宏大。开拍以后，才感觉到其中的辛苦。其中单单拍伐木做龙舟，就拍了一个多月。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到位，跟拍工人制作龙舟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收工。每天开着机器一直拍，拍片素材时间在6小时以上，不能离开，就怕拍丢了最关键的环节。做纪录片最重要的就是要拍到节点镜头，指关键的叙事节点镜头，对一个习俗中的重要环节有一个关键的行为是这个段落事件的节点，错过了就是失去了关键表述与呈现。比如制作龙舟有个细节，即需要把龙舟翻过来。为了拍到这个关键的叙事节点镜头，需要随时开着机等待。而且拍摄讲究有头有尾，从第一块板开始铺就要拍到，如果最重要的起头板没有拍到，那么对这部片子来说是很遗憾甚至是失败的。拍《独木龙舟节》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项目做好做完整。
陈艺：接下非遗传承人的项目之后，您一般会做什么？除了导演，您同时也是管理者。
卢凤岗：在拍一个片子之前，我们要做田野调查，去找到故事、找到人物。怎样找到这个人呢？首先找村寨，比如除了指定的寨子外，剩下的我们自己去找。好寨子的标准是：寨子里有好的非遗事项，保存了完好的节日。有些寨子有原生态的外观、古朴的建筑，但因受现代文明冲击，原先古老的文化基本没了，淡了。所以，找到村寨里的人物、找到寨子里的非遗文化事项，研究它的节日，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做调查。一旦找到合适的寨子，探索它的文化事项和人物，就可以定下来，根据村寨和人物的不同情况设定和规划要拍摄的内容。然后就可以进入拍摄了。
找到传承人，专注地挖掘他，跟他相处，跟他熟悉。因为他的传承事项是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他为什么有能力去传承这个项目？我们在拍摄时会观察这些，包括他与周围人的关系等等。有项目—找人—拍人，这个过程就是我拍这类项目纪录片的一个流程。
陈艺：拍片子时，作为导演，您的介入拍摄多吗？
卢凤岗：在拍摄中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拍王景才，他因为2011年摔断腿后就不再跳舞，也没有教徒弟了。刚开始采访他时，很多东西他都想不起来。后来我想，他是跳滚山珠的，让肢体语言来激发他的记忆如何？于是让他的儿子及学生来跳舞蹈，然后把这些舞蹈动作列成表记下来给他看，他就逐渐想起来了，并一一说出这些舞蹈的原始含义。在交流的过程中，王景才还谈起他去少林寺学武、杂技团学艺的经历。这样就把他关于滚山珠的記忆一下子打通了，完成了滚山珠动作含义讲解的口述片。这个口述片除了王景才的讲述外，还一边做示范动作一边对他的舞蹈技巧和含义作讲解，是对他口述内容的活态补充。我觉得非常好，算是一个创新。
回想起来，我们的介入拍摄对片子的完成有一定作用。如果不去干预，可能就拍不到一些有故事性的画面。我们是根据项目的特点做的一个改变和调整。从他的身上开始让他自己来挖掘。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像在拍一个剧情片、故事片，我们是让王景才演他本人，比如告诉他让他修芦笙，给他一个启发，让他去做。我们只是给出一个事件，其他的任何行为都不去干扰。我拍王景才时，他到山上放牛，我会让他跳一段舞蹈或者耍一段武术，他会随性地动起来。我们在拍片时，有时候会捕捉到一些镜头，就像神来之笔，那是要靠运气。我的经验是：拍一个人，如果你需要有故事情节，可以想办法去创造，但是不要造假。更不要做违背常理的事。要呈现真实的状态。
拍摄一个村寨的生活，一般周期是一年。拍摄对象千差万别，比如王景才和他的家人在镜头前表现自如，状态很舒服，似乎拍摄者的介入没有干扰到他。但是《木鼓舞》里的万政文又不一样。过去有很多摄制团队拍过他，他自己都会导演了，常常自己导演自己。刚开始我还没识破他的“伎俩”，拍了半天，他突然告诉我他在演自己的生活。再比如我们拍的克兰寨村一个唱傩戏的村民，他身上很有戏，一开口唱就会很投入，非常有意思。有的民间能人语言能力非常强，信口就来，往往出乎拍摄者的意料。
三、希望观众能从片子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部分 陈艺：《王景才》这部片子拍完后，您本人的评价如何？有哪些亮点？哪些遗憾？
卢凤岗：片子是采用叙事性的手法来拍的。片子里记录了“登高望远”“穿越荆棘”等舞蹈语言。舞蹈语言里有与农耕有关的动作，也有模仿自然界生物的动作。片子里挖掘出了30多个动作，让滚山珠立体、丰满、有厚重感。滚山珠可以说是“山里面长出来的舞蹈”。
王景才生活的乡村远离城市的喧嚣，宁静而纯朴，这样的环境怎么会创作出如此精彩的舞蹈呢？围绕这个思考，我一点点挖掘王景才这个人物，这也是我制作该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关于片子，要说出彩的地方，我印象深刻的镜头有这样几个：
之一：放牛坡场景。片子一开始，在山上放牛的王景才一边打拳，一边用树枝当道具舞起来。年轻的时候，王景才曾经去少林寺学了一年武术，还去杂技团当了两年演员。这些功底，让王景才显出和普通农夫的差别来，再加上热爱，才能够创作出别具一格的“滚山珠”。
之二：修芦笙吹芦笙场景。王景才拿他的芦笙去找修理师傅。芦笙一修完，他就开始吹起来。先在屋里吹，又到院坝里边吹边舞。修完就吹奏，这些情节不是我让他做的，是王景才自发吹的，我做好观察和拍摄记录就行了。这个场景来得自然，王景才身上的艺术细胞这时被激发出来，同时他身上浪漫的气质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之三：王景才去看师傅。这个镜头是我们完全按照当时真实的状态来拍摄的。王景才八十高龄的师傅视力不好，处于半盲状态，老人家从床上起身，衣服也没穿好。但一提到芦笙，眼睛一亮。这样的叙事，既真实又有真情，既厚重又有分量。
之四：结束镜头。王景才在长满荒草的训练场转了一圈，他已经不教徒弟，这组镜头表现一种英雄落幕的感觉。我的原定结尾就是这样的，有点悲壮的意味。此时，插入他儿子也是他徒弟的教学画面，表现滚山珠技艺有传承，给人以希望。
谈到拍片子的遗憾，整个拍摄是有节制的拍摄，比如说一个人，他身上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郁的一面。有时候，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东西能更深层、立体地表现一个人物，但出于保护人物隐私的要求，你不能无底线地拍摄。这也是纪录片作者往往纠结的问题：你的对象向你敞开了心扉，你又有了要保守秘密的负担。曾经有一次和冯艳导演交流，她说纪录片人是有原罪的，就是这个道理。项目实施我们是按一个真实纪录电影长片的标准来拍摄，最后提交的是一个30分钟的短片。有很多叙事没有用上，这也是我的遗憾。国家图书馆相关负责人曾提及将《王景才》改编成纪录电影长片，假如这事能成，这个长片就有希望与观众见面。
陈艺：拍完这部影片，您对王景才认识如何？
卢凤岗：苗族其实是非常浪漫优雅的民族，勤劳朴实。王景才热爱舞蹈，喜欢到骨子里。舞蹈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他教徒弟时是充满精气神的，后来腿受伤不能教学之后，一下子寂寞下来。王景才是个执着的人，有点一根筋。他对舞蹈的热爱不带功利性。本性是善良、朴实、讲义气的。可以说，王景才是真正的民间艺术家。
陈艺：从保护非遗传承的角度来说，《王景才》这部片子传达的信息如何？从影像的角度来说，片子的效果达到了吗？
卢凤岗：如果最后的成片保留50分钟的长度，关于滚山珠的内容就基本讲清楚了。我们这次拍摄的关于滚山珠的讲述，文本是完整的。为了这个片子，我们采访了18个小时，拟写了21万字的文字资料。我们是100%的传达，观众能接收到70%就算是基本传递完整了。
陈艺：那您希望影片给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卢凤岗：我希望我的片子平实、平和，是一种自然流露和呈现，观众看后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感。比如搞音乐的人会关注音乐，搞语言的人会关注语言。希望拍出的片子是大家的片子，观众能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部分。
四、完成有分量好题材的纪录片是所有创作者的理想
陈艺：谈谈您对非遗抢救性记录的认识？
卢凤岗：每个非遗项目传承人都是宝库，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一个非遗传承人走了，就带走了一个非遗图书馆。因为非遗传承人是用他的一生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说抢救性记录很重要，真正要做到抢救性记录，就要深入田野，发掘深藏的宝库，把它们尽可能地记录下来。
陈艺：其实就算是针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能记录的可能也是部分，比如说侗族大歌，传承人可能会唱300多首，但是能录下一二十首可能就不错了。对吗？
卢凤岗：对，只能是完成，并没有记录完。传承人是一座图书馆，你只是进去借阅了一些书。所以说抢救性记录只能记录到它的艺术特点，记录到它的代表作。举一个例子，记录王景才，我算是记录得比较多的，我问他们有多少动作，他们说有上百个动作，但是我现在记录下来的只有30多个动作。我们把他们当下能够做到的所有的动作都记录了。原来记录的有35个动作，但有的动作不能完成，实际上最后记录了28个动作，包含了当前滚山珠表演的所有动作。
陈艺：您拍摄纪录片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完成了多少？
盧凤岗：纪录片来自于生活，纪录片的创作源于生活中的真实题材，摄制完成一部有分量、好题材的纪录片基本上是所有创作者的理想。我要做的就是一个虔诚的记录者和观察者，所以我认为“导演”的称呼不准确，对纪录片创作来说，称为“作者”更恰当。目前我的创作还在学习和摸索过程中，我在做一些个人独立表达的影像作品，已经完成的有《跄山魁》《大利》，《跄山魁》是一个实验性的作品。正在后期制作中的有《煤村》《母亲》《小花儿和他的女儿》，这些也是我在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