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阳录》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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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末期,箕子率众至朝鲜,中国与朝鲜交往自此开启.唐时期,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到元、明、清时期,朝鲜更是定期向中原派遣朝贡使者,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燕行文献”.《滦阳录》描绘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清鼎盛时期的社会百态.作者柳得恭与清朝文士的交往,及其问贤求书的积极态度亦可以反映出朝鲜文士的“北学”思想.
其他文献
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受容中国儒家生命礼的一个重要方式,即在大量刊行《家礼》与《文公家礼仪节》的和刻本之外,通过考订、辑校、补注乃至批判朱熹礼学经典,自创一大批符合日本社会风俗的私家丧祭礼写本,如德川光圈《丧祭仪略》、荻生徂徕《葬礼考》、浅见纲斋《通祭丧葬小记》等.这类写本散见于内阁文库、服部文库、木村兼葭堂等馆藏机构,是研究日本朱子学与东亚礼教文明的重要文献载体.作者多为日本朱子学各派系(如京都、海西、海南、大坂等学派)或反对派(如阳明、古义等学派)之著名学者,其中阐释的“理礼一体”丧祭思想具有《家礼》的普
朱舜水著述最初由其日本弟子整理、刊印,民国初传入中国,有马浮本以及据马浮本整理、重印的世界书局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朱谦之整理的《朱舜水集》,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新、最通行的版本.这里就整理本的句读、标点和校勘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商榷.
《元史氏族表》是清儒钱大昕补《元史》的力作,但现有的标点本存在底本择取不当、未出校勘记等诸多问题.以史源文献为基础进行他校,及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关方法进行理校,是校勘《氏族表》行之有效的方法;经校勘共得校勘记70余条,有形近而误、声近而误、涉上下文而误、人名断句之误、表格串行、整行脱漏与竖线缺失等讹误类型.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
沈德潜是乾隆前期重要的诗学家,一生著述宏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德潜诗文集》是迄今所见搜罗沈德潜作品最完备的整理本,嘉惠学林,功莫善焉.然而,沈德潜交游广泛,所作的题赠诗文颇多,仍有不少作品散佚他处.今新辑得沈德潜佚序五篇,这些序文对于沈德潜的诗学及其生平交游研究均具有一定价值.
从地方志中辑得孙星衍佚文两篇:《元音序》和《重刻吴天发神谶碑跋》.对佚文真伪及其内容略作考辨,从而为孙星衍小学、金石学等相关研究提供新材料,又可为其文集整理增补新篇章.
谢应芳是生活于元明之际的著名文士,其别集《龟巢稿》在当时和后世均引起过极大反响.《龟巢稿》主要有清刻本两种及清抄本七种存世,可分为二十卷、十七卷本这两大版本系统.二十卷系统中,清谢兰生刻本、盛宣怀刻本均祖自明末清初季沧苇抄本;双鉴楼藏清抄本应是季抄本的变异本,与上述刻本在分卷和收录作品数量上略有出入.十七卷系统的清宋宾王家抄本、四库全书本等则皆只以抄本形式流传.不同版本系统不仅分卷差异显著,且篇目多寡亦判然有别.今对现存《龟巢稿》作版本志著录,并考辨内容异同.
在《曹溪通志》《罗浮志》《番禺峡山志》中,分别有云从龙《古衲和尚舍利塔记》、陈清溪《登山记》、杨观《重修大雄宝殿记》三篇文献,为《全元文》遗漏.现予考证补遗,有助于《全元文》臻于完善.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明抄本《萍州可谈》,题宋朱无惑撰,凡三卷,95条,然与《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无一条相同,系伪书.是书曾为明代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所征引.近年来,又广泛应用于李清照研究,传播范围逐步扩大,影响力日趋增强.故有必要对其真伪、来源仔细考辨,为相关文史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史料.经考证,明抄本《萍州可谈》系抄袭《龙江梦余录》《说郛》等书而成.
自组卜辞的贞人名(),旧多将其释为“扶”.文章通过字形和辞例等方面的分析,重申了于省吾释为“引”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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