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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二晚上5点30分至9点，五年级小学生康康（化名）都要在补习班上一节数学辅导课，正式上课前，学生们还需要进行半小时的测验。
康康的母亲艾女士有时会在教室旁听做笔记，三个小时的课程有些长，但是课前的测验让她十分放心，“这样孩子才能学得扎实”。
艾女士每天下午4点之后，都要全身心投入到儿子的学习中。为了接送康康上学和往返补习班，已经近十年没有开车的她刚买了一辆新能源车。
上完课回到家，康康还需要完成学校的作业，大约在11点可以“收工”。除了数学，康康每周另外还有6个小时的一对一辅导课，包含数语外三门主课。艾女士粗略估计，从2018年1月到现在，康康的补习费用在6万元左右。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总参与率为47.2%，学生校外教育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580多亿元。全国中小学生平均每周要花费5.4小时进行课外补习，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7小时。
2018年，“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月25日，北京市公布2018年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同时市教委、民政局、人社局、工商局联合印发文件，要求严肃查处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等行为。
减负文件和措施接连出台的同时，康康仍然奔波在各种补习班之间。对他和母亲来说，各校点招集中在五年级下学期和六年级上学期，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有可能进入中意的名校。
严整培训机构
2018年以来，教育部多次发布中小学生减负文件。
校外培训机构被认为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并且造成学生和家庭负担过重。
事实上，各地已多次整顿校外培训机构。2017年，成都、上海、南昌等城市曾开展治理行动。比如，成都责令857所不合规机构限期整改，近200所机构停业整顿。
进入2018年后，整治力度和范围尤甚以往。在1月23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要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这件事迟早要做，迟做不如早做，小修不如大修”。
整改首先要求培训机构“证照齐全”。
按照规定，文化类培训机构要想获得教育局和人社局审批的办学许可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包括办学场所的建筑总面积不少于 500平方米，教学用房面积不少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办学场所租赁期不少于三年等。
很多培訓机构无法达到办学面积要求，只能拿到营业执照。武汉通过教育部门审批的培训机构有400家、获得人社部批准的机构仅100家，而只拿到营业执照的培训机构多达6000多家。
面对大批有照无证的培训机构，各地均要求限期整改。
武汉要求2017年9月1日前获得营业执照的培训机构，自3月15日起暂停招生。如果选择继续开展培训活动，则应在一年内依法取得办学许可证，并办理变更登记。
裴女士在北京市海淀区开设了一家课后托管辅导机构。2017年底至今，已经多次接受教育部门检查。“在北京租一个500平方米的场地是极大的成本，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小机构都会面临这样的制约，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她说。
4月25日，北京市教委联合四部门表示，具备办证条件的机构，要指导其办证；对不具备办证条件的，不得再举办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
政策之下
整治政策之下，培训机构迅速做出调整。
在武汉入股了十余家培训机构的郭先生表示，已有几家小微培训机构找到他，向他表达了合作办学的意愿。“小机构抱团取暖还有可能达到硬件要求，但关键是每个举办者的教育理念和经营方式不同，合作经营容易产生分歧”。
有别于中小型培训机构的忐忑和观望，大型连锁教育机构则报以欢迎态度。一位龙门教育人士表示，此次整顿行动对他们是利好，“一些机构证照不齐全或者小微型机构将面临政策性制约，整顿之后行业准入门槛和集中度都会提高”。
北京四部门还要求纠正“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强化应试行为。培训机构要将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上报所在地教育部门，接受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郭先生认为，上报教学计划事实上提高了行业门槛，很多中小型机构都不具备这样的师资力量。但他认为，现在校外机构的减负基本上流于形式，“大家心知肚明，很多课程都只是换了名字，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成都一家培训机构的一名语文教师坦言，培训机构在教学过程中都会存在提前教学和加深难度的现象。
另一个减负战场是取消各种杯赛。
3月10日，武汉市数万小学生参加“数学创新讨论大会”，就在当天下午，原定举办的一场比赛被紧急取消。
同样被叫停的还有原定于3月11日举行的“华杯赛”武汉赛区决赛。而武汉地区另一项比赛“楚才杯”作文竞赛则异常火爆。“楚才杯”由武汉市政府批准，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武汉市新闻、教育、出版等多家单位联办，迄今已举行34届。
“今年楚才杯参赛证一证难求”，郭先生介绍道。
武汉教育部门对媒体表示，“楚才杯”结果对小升初不会产生影响。但一些家长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楚才杯”也是证明孩子优秀的一种方式。
3月21日，教育部宣布全面清理、规范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竞赛表彰活动，并强调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不得承认违规开展的此类活动的成绩或结果。
减负怪圈
从2000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到2013年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再到如今，减负一再被提起，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康康的母亲艾女士有时会在教室旁听做笔记，三个小时的课程有些长，但是课前的测验让她十分放心，“这样孩子才能学得扎实”。
艾女士每天下午4点之后，都要全身心投入到儿子的学习中。为了接送康康上学和往返补习班，已经近十年没有开车的她刚买了一辆新能源车。
上完课回到家，康康还需要完成学校的作业，大约在11点可以“收工”。除了数学，康康每周另外还有6个小时的一对一辅导课，包含数语外三门主课。艾女士粗略估计，从2018年1月到现在，康康的补习费用在6万元左右。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总参与率为47.2%，学生校外教育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580多亿元。全国中小学生平均每周要花费5.4小时进行课外补习，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7小时。
2018年，“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月25日，北京市公布2018年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同时市教委、民政局、人社局、工商局联合印发文件，要求严肃查处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等行为。
减负文件和措施接连出台的同时，康康仍然奔波在各种补习班之间。对他和母亲来说，各校点招集中在五年级下学期和六年级上学期，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有可能进入中意的名校。
严整培训机构
2018年以来，教育部多次发布中小学生减负文件。
校外培训机构被认为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并且造成学生和家庭负担过重。
事实上，各地已多次整顿校外培训机构。2017年，成都、上海、南昌等城市曾开展治理行动。比如，成都责令857所不合规机构限期整改，近200所机构停业整顿。
进入2018年后，整治力度和范围尤甚以往。在1月23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要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这件事迟早要做，迟做不如早做，小修不如大修”。
整改首先要求培训机构“证照齐全”。
按照规定，文化类培训机构要想获得教育局和人社局审批的办学许可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包括办学场所的建筑总面积不少于 500平方米，教学用房面积不少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办学场所租赁期不少于三年等。
很多培訓机构无法达到办学面积要求，只能拿到营业执照。武汉通过教育部门审批的培训机构有400家、获得人社部批准的机构仅100家，而只拿到营业执照的培训机构多达6000多家。
面对大批有照无证的培训机构，各地均要求限期整改。
武汉要求2017年9月1日前获得营业执照的培训机构，自3月15日起暂停招生。如果选择继续开展培训活动，则应在一年内依法取得办学许可证，并办理变更登记。
裴女士在北京市海淀区开设了一家课后托管辅导机构。2017年底至今，已经多次接受教育部门检查。“在北京租一个500平方米的场地是极大的成本，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小机构都会面临这样的制约，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她说。
4月25日，北京市教委联合四部门表示，具备办证条件的机构，要指导其办证；对不具备办证条件的，不得再举办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
政策之下
整治政策之下，培训机构迅速做出调整。
在武汉入股了十余家培训机构的郭先生表示，已有几家小微培训机构找到他，向他表达了合作办学的意愿。“小机构抱团取暖还有可能达到硬件要求，但关键是每个举办者的教育理念和经营方式不同，合作经营容易产生分歧”。
有别于中小型培训机构的忐忑和观望，大型连锁教育机构则报以欢迎态度。一位龙门教育人士表示，此次整顿行动对他们是利好，“一些机构证照不齐全或者小微型机构将面临政策性制约，整顿之后行业准入门槛和集中度都会提高”。
北京四部门还要求纠正“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强化应试行为。培训机构要将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上报所在地教育部门，接受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郭先生认为，上报教学计划事实上提高了行业门槛，很多中小型机构都不具备这样的师资力量。但他认为，现在校外机构的减负基本上流于形式，“大家心知肚明，很多课程都只是换了名字，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成都一家培训机构的一名语文教师坦言，培训机构在教学过程中都会存在提前教学和加深难度的现象。
另一个减负战场是取消各种杯赛。
3月10日，武汉市数万小学生参加“数学创新讨论大会”，就在当天下午，原定举办的一场比赛被紧急取消。
同样被叫停的还有原定于3月11日举行的“华杯赛”武汉赛区决赛。而武汉地区另一项比赛“楚才杯”作文竞赛则异常火爆。“楚才杯”由武汉市政府批准，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武汉市新闻、教育、出版等多家单位联办，迄今已举行34届。
“今年楚才杯参赛证一证难求”，郭先生介绍道。
武汉教育部门对媒体表示，“楚才杯”结果对小升初不会产生影响。但一些家长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楚才杯”也是证明孩子优秀的一种方式。
3月21日，教育部宣布全面清理、规范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竞赛表彰活动，并强调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不得承认违规开展的此类活动的成绩或结果。
减负怪圈
从2000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到2013年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再到如今，减负一再被提起，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却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