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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既往的体育关注的对象多是集体，并以军事和体育教育的形式过多地注重集体利益，忽略了个体自身增强体质和体育竞争性、娱乐性。现在的体育需以集体和个体并重，且以个体为基础，关注并满足个体的体育需求，从而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集体和个体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增强体质与物质利益和体育的竞争性、娱乐性存在的先后，即“先后的问题”，这便是体育的秩序。围绕此问题，展开体育秩序的“是”和“应当”之研究，即先考察体育秩序的历史，然后分析其目的性及实现方式，在理清体育秩序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再提出体育秩序的规范和要求。
关键词：体育本质；体育秩序；“谁的问题”；“先后问题”；个体；集体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3-0017-07
20世纪90年代，周爱光[1]指出在竞技运动中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运动文化财产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告诉我们体育是人的体育，而且是离不开物质(往往是利益)的体育。因为人是作为实践活动(体育)之主体。体育运动的主体问题，即“谁的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谁参与和谁受益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个人和集体(社会)的问题。如何受益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即体育的“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的问题。“工具本体”是指“体育作为手段性的工具和目的性的功利”，也就是“体育可以获利也可以锻炼身体”[2]，其包括军事利益、经济利益等。而“心理本体”是“以体育为人的一种心理生存状态”，这种状态是指人活着本身就存在的精神状态和情感状态[2]，其包括竞争和娱乐等。由于“体育的‘工具本体’主要是解决‘物’方面的问题”[2]，即物质利益和地位名份的问题(在体育学领域内可以理解为增强体质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生活物质)，而“体育‘心理本体’则注重‘情’方面的问题，包括精神和情感二个方面”[2]。故二者存在主次和先后问题，也就是“先后问题”。体育的“谁的问题”和“先后问题”就是要探讨的体育“秩序问题”。体育“秩序问题”是体育理论本身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体育研究的现实问题和体育服务于民生的问题，还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与体育相关的)，即人的存在和意义的问题。本文先考察体育秩序的历史之是，然后分析其目的性及实现方式，在理清体育秩序之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再提出体育秩序的规范和要求。
1体育“秩序”之历史考察
1.1近代以前的体育“秩序”
原始社会是群居形式为主的社会，原始人谋取物质的主要方式是狩猎与采种植物，同时还需要应对战争，体育教育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如原始人群中的“北京人”要以相当快的速度追逐兽类，“除了奔跑的速度，要获猎数目如此之大的野兽，跳跃、攀登、投掷，以及掌握并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的技能也是不可或缺的”[3]11。所以在原始社会，体育的主体是原始人群(这点是由原始人的生存条件决定的：在原始社会单个的人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体育作为人类谋取物质的工具，并且作为人的娱乐活动来表现人的思想和情感、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原始社会体育的秩序在“谁的问题”上是以集体为主，在“先后的问题”上是以物质生产为主。
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的体育，是国家和集体军事的必须条件和基本保证。在谁参与问题上，即参与主体方面，主要是统治阶层的人或集体。而在受何益问题上，主要是为了自身阶层统治的需要。这点也是体育的“工具本体”，即体育在“物”方面的体现。如在古希腊 “对一个贵族来说惟一合适的职业就是军事行动，参加赛会或者为国家做事，而不是关注谋生”[4]225。又如在斯巴达体育锻炼和活动中，主要目的是把每个人都培养成意志坚强并有较高的军事技能和体能的战士。因为在这里“只有一个实行着严酷统治的征服者组成的部落，他们所有的体育锻炼和其他活动，都指向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一实用的目标”[4]226。再如，盛行于11~14世纪的骑士教育“是贵族子弟的教育形式，它以军事体育训练为主要内容”[3]137，其目的“是把封建主的后代培养成为效忠教会和封建制度、善于作战的武士，以加强教会和封建主的暴力统治”[3]137。而在东方(以中国为例)，其情形则有所不同。这点体现在体育活动服务于统治阶层的方式被改变，除了有体育教育和军事方式以外，还有以分等级、明秩序的形式。如古代中国的投壶，是“贵族士大夫宴飨时进行的一种活动”[3]63，“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3]63。又如射礼分大射、燕射、宾射和乡射4种，但前3种都是为贵族和贵族阶层以上的阶层而设的，只有乡射“是在庶民中举行的”[5]20，但这也“反映了习武活动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5]20。
体育秩序的“谁的问题”，还体现在体育的竞争和娱乐两方面，即体育的“心理本体”方面。从体育的竞争方面来看，古代西方体育中参与体育比赛的主体主要是贵族。如古印度“不同种姓的人参加体育活动的范围受到种族制度的制约”[3]38。在古希腊“参加运动会的每个竞技者，不仅必须是纯希腊血统的自由男子，而且还必须是从未受过刑罚的自由人”[6]21。比赛的目的则主要是国家、集体或个人的需要。这种需要包括服务于国家的军事和政治需要，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娱乐需要。古埃及“在举行体育对抗赛时，主要目的是体现法老的权威，而不是体现运动技术或运动水平的竞争”[3]34。从体育的娱乐方面来看，以体育锻炼为手段、以竞争为形式的体育在“心理本体”的结构上服务的对象是经历“由神至人”这一转变过程的。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统治阶层的人或集团。在古希腊“他们用体育竞技来娱乐神，祈求庇护。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了定期举行的节日竞技”[6]6。但在那时“只有那些不愁吃穿的人才能够把运动场当作其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种要素。因此体育比赛本身是一项大众活动，但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成了一项贵族活动”[4]232。这时候的体育已经由娱“神”向娱“人”(贵族)转变了。即“进入阶级社会后，经济政治地位的差距使社会各阶层处于不同的生存状态，身体运动才逐渐失去了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成为部分人的‘独享’或‘专享’”[7]9。
近代以前的体育是以“工具本体”的军事与体育教育为主流形态的体育(军事与体育教育这两种形式往往是不分的，因为身体技能往往就是军事技能)。军事与体育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以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人或集体，军事与体育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国家和集体的存在，即主要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心理本体”式的竞争和娱乐作为体现人的本性和价值的体育方式主要只是出现在古希腊的赛会时代，然而其参与者也多是以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所以，近代以前体育秩序的“谁的问题”主要是以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人或集体，“先后问题”则主要是维持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工具本体”式的体育处于主要位置，即为先(由于国家和集体的存在是娱神和娱人基础，无此存在则无此娱乐)；而“心理本体”式的体育则处于次要位置，即为后。
1.2近代以后的体育“秩序”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体育进入了现代之门。西方的现代体育参与的主体一改以统治阶层为主的局面，由原来的贵族阶层逐步发展到平民阶层。竞争与娱乐的主体也由以学生为主逐步地深入到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中。这是体育秩序“谁的问题”即参与主体发生了变化。但在早期西方体育的形式依然是以军事和教育为主，其依然坚守“工具本体”式体育的的主要位置，只是在后期逐步与“心理本体”式体育的竞争和娱乐一同服务于人民大众。
关键词：体育本质；体育秩序；“谁的问题”；“先后问题”；个体；集体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3-0017-07
20世纪90年代，周爱光[1]指出在竞技运动中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运动文化财产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告诉我们体育是人的体育，而且是离不开物质(往往是利益)的体育。因为人是作为实践活动(体育)之主体。体育运动的主体问题，即“谁的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谁参与和谁受益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个人和集体(社会)的问题。如何受益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即体育的“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的问题。“工具本体”是指“体育作为手段性的工具和目的性的功利”，也就是“体育可以获利也可以锻炼身体”[2]，其包括军事利益、经济利益等。而“心理本体”是“以体育为人的一种心理生存状态”，这种状态是指人活着本身就存在的精神状态和情感状态[2]，其包括竞争和娱乐等。由于“体育的‘工具本体’主要是解决‘物’方面的问题”[2]，即物质利益和地位名份的问题(在体育学领域内可以理解为增强体质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生活物质)，而“体育‘心理本体’则注重‘情’方面的问题，包括精神和情感二个方面”[2]。故二者存在主次和先后问题，也就是“先后问题”。体育的“谁的问题”和“先后问题”就是要探讨的体育“秩序问题”。体育“秩序问题”是体育理论本身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体育研究的现实问题和体育服务于民生的问题，还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与体育相关的)，即人的存在和意义的问题。本文先考察体育秩序的历史之是，然后分析其目的性及实现方式，在理清体育秩序之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再提出体育秩序的规范和要求。
1体育“秩序”之历史考察
1.1近代以前的体育“秩序”
原始社会是群居形式为主的社会，原始人谋取物质的主要方式是狩猎与采种植物，同时还需要应对战争，体育教育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如原始人群中的“北京人”要以相当快的速度追逐兽类，“除了奔跑的速度，要获猎数目如此之大的野兽，跳跃、攀登、投掷，以及掌握并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的技能也是不可或缺的”[3]11。所以在原始社会，体育的主体是原始人群(这点是由原始人的生存条件决定的：在原始社会单个的人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体育作为人类谋取物质的工具，并且作为人的娱乐活动来表现人的思想和情感、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原始社会体育的秩序在“谁的问题”上是以集体为主，在“先后的问题”上是以物质生产为主。
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的体育，是国家和集体军事的必须条件和基本保证。在谁参与问题上，即参与主体方面，主要是统治阶层的人或集体。而在受何益问题上，主要是为了自身阶层统治的需要。这点也是体育的“工具本体”，即体育在“物”方面的体现。如在古希腊 “对一个贵族来说惟一合适的职业就是军事行动，参加赛会或者为国家做事，而不是关注谋生”[4]225。又如在斯巴达体育锻炼和活动中，主要目的是把每个人都培养成意志坚强并有较高的军事技能和体能的战士。因为在这里“只有一个实行着严酷统治的征服者组成的部落，他们所有的体育锻炼和其他活动，都指向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一实用的目标”[4]226。再如，盛行于11~14世纪的骑士教育“是贵族子弟的教育形式，它以军事体育训练为主要内容”[3]137，其目的“是把封建主的后代培养成为效忠教会和封建制度、善于作战的武士，以加强教会和封建主的暴力统治”[3]137。而在东方(以中国为例)，其情形则有所不同。这点体现在体育活动服务于统治阶层的方式被改变，除了有体育教育和军事方式以外，还有以分等级、明秩序的形式。如古代中国的投壶，是“贵族士大夫宴飨时进行的一种活动”[3]63，“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3]63。又如射礼分大射、燕射、宾射和乡射4种，但前3种都是为贵族和贵族阶层以上的阶层而设的，只有乡射“是在庶民中举行的”[5]20，但这也“反映了习武活动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5]20。
体育秩序的“谁的问题”，还体现在体育的竞争和娱乐两方面，即体育的“心理本体”方面。从体育的竞争方面来看，古代西方体育中参与体育比赛的主体主要是贵族。如古印度“不同种姓的人参加体育活动的范围受到种族制度的制约”[3]38。在古希腊“参加运动会的每个竞技者，不仅必须是纯希腊血统的自由男子，而且还必须是从未受过刑罚的自由人”[6]21。比赛的目的则主要是国家、集体或个人的需要。这种需要包括服务于国家的军事和政治需要，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娱乐需要。古埃及“在举行体育对抗赛时，主要目的是体现法老的权威，而不是体现运动技术或运动水平的竞争”[3]34。从体育的娱乐方面来看，以体育锻炼为手段、以竞争为形式的体育在“心理本体”的结构上服务的对象是经历“由神至人”这一转变过程的。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统治阶层的人或集团。在古希腊“他们用体育竞技来娱乐神，祈求庇护。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了定期举行的节日竞技”[6]6。但在那时“只有那些不愁吃穿的人才能够把运动场当作其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种要素。因此体育比赛本身是一项大众活动，但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成了一项贵族活动”[4]232。这时候的体育已经由娱“神”向娱“人”(贵族)转变了。即“进入阶级社会后，经济政治地位的差距使社会各阶层处于不同的生存状态，身体运动才逐渐失去了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成为部分人的‘独享’或‘专享’”[7]9。
近代以前的体育是以“工具本体”的军事与体育教育为主流形态的体育(军事与体育教育这两种形式往往是不分的，因为身体技能往往就是军事技能)。军事与体育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以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人或集体，军事与体育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国家和集体的存在，即主要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心理本体”式的竞争和娱乐作为体现人的本性和价值的体育方式主要只是出现在古希腊的赛会时代，然而其参与者也多是以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所以，近代以前体育秩序的“谁的问题”主要是以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人或集体，“先后问题”则主要是维持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工具本体”式的体育处于主要位置，即为先(由于国家和集体的存在是娱神和娱人基础，无此存在则无此娱乐)；而“心理本体”式的体育则处于次要位置，即为后。
1.2近代以后的体育“秩序”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体育进入了现代之门。西方的现代体育参与的主体一改以统治阶层为主的局面，由原来的贵族阶层逐步发展到平民阶层。竞争与娱乐的主体也由以学生为主逐步地深入到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中。这是体育秩序“谁的问题”即参与主体发生了变化。但在早期西方体育的形式依然是以军事和教育为主，其依然坚守“工具本体”式体育的的主要位置，只是在后期逐步与“心理本体”式体育的竞争和娱乐一同服务于人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