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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毒品泛滥，各地偷种罂粟、偷贩鸦片之事大量发生，为此，蒋介石颁发禁令，严厉打击。然而，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地方各级官员、乡绅私行各种对策以对抗中央政府，禁政丑闻不断发生。
如此“禁绝”“庆祝”
1940年是国民党政府在四川“六年禁烟计划”的最后一年，为标榜“烟已完全禁绝”，把“禁烟督办公署”也改为了“禁烟善后处”，蒋介石还训令各地广为庆祝。
那年6月3日“禁烟节”，宜宾县城举行“庆祝”大会，县长到会讲话，在会场坝子里烧了一大堆火，对外宣称焚烧了2000多两“鸦片”。会后，还在北门外猪市坝枪毙了两名“烟犯”。不久，那个县长便以“推行禁政成绩卓著”的考语，由三等县县长升任一等县县长。
事实真相怎样呢？就在宜宾县举行“庆祝”大会的当天，在距离会场不到50公尺远的一个大烟馆里，烟客整天进出不断。县大老爷在“庆祝”会上的那篇讲话稿，是他的秘书、宜宾县城人所共知的大“烟灰”户某写的。更为可笑的是，在“庆祝”会主席台前，站有6个军装笔挺的乡保人员训练班教官，腰间挂着铸有“不成功，便成仁”及“蒋中正赠”字样的军刀，表面上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其实，老百姓都称他们为“徐瘟猪，送干饭”（徐、温、朱、宋、甘、范），其中有5个人是大瘾客。
也是在那天，县城里有名的头号“烟灰”、恶霸地主程幺罗汉，仗势他堂兄当过县长、大儿子是省督学、第十三个儿子是县财政科长，公然不理睬县大老爷“敬请光临”的请帖，在家陪着小老婆躺在烟盘子旁过早瘾。当猪市坝枪毙“烟犯”的枪声传来，姨太太劝他：“这两天你就少出点街嘛。”程幺罗汉不以为然：“烟都禁得了，老子手板心煎鱼给那几爷子吃。默倒（四川方言，以为）老子不晓得吗？今天会场烧的鸦片烟是桐油脚子、锅烟墨和起灰面做的，龟儿子县长把真东西早就卖给私烟馆了！”后来得知，原来程幺罗汉也从“龟儿县长”那里分得了低于市价的50两好烟土。
就在这年，黄炎培以“参政员”身份参加“青康考察团”，曾写诗纪实：“红红白白四望平，万花捧出越巂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倾国亦倾……”到西昌时，黄炎培又写道：“……我行郊甸，我过村店。车有载，载鸦片。仓有储，储鸦片。父老唏嘘而向我曰‘杀人哉鸦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国哉鸦片！……’”
军阀的命根子
旧社会四川军阀都很有钱，无论是老牌的武备系、速成系、保定系，抑或是新贵黄埔系，军、师、旅、团长们无一不是巨富。1949年，住在成都的国民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省、市参议员们，在激烈的“狗咬狗”中，曾演出过一场无记名投票选举富户的闹剧，结果选出85家“省级”富户，军人占了50家以上。究其财源，无一不与鸦片密切相关。四川所产烟70%运到“下江”，而其中80%为军队所运所售。由此可见，鸦片烟之于军阀，有如贾宝玉颈子上的“通灵玉”。
国民党川军某军，称鸦片烟是“本军的经济命脉”。该军驻宣宾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1927年春节在成都春熙南段利川银行当宝官推牌九，一夜输掉20万银元。当时步枪每支50元，20多万元可买步枪4000多支，相当于全旅官兵所有的武器装备。
“巴壁虎（甫）”刘湘，即使是在蒋介石“历行禁政”时，也公然大做鸦片生意。历来，四川人说他“军种最全”，有“海、陆、空、神”，其实他还有一支劲旅——“烟军”。其中，1924年一年，刘湘“烟军”就用“甲子”兵轮先后运烟3000担到汉口出售。1935年至1937年，四川各军阀都不敢公开经营鸦片时，他身为四川省主席、绥靖主任，又兼禁烟督办，只给国民党重庆行营打了一个“招呼”，便以“同德”“同心”两艘军舰，运了7000担烟到宣昌、汉口出售。
军阀杨森（1884—1977，字子惠，川军将领），
在他的防区规定有“三不准”：不准包白布帕子，据说“为了防空”；不准穿长衫，据说是“国难当头，体念时艰”；不准养狗，因为怕“羊子会（杨子惠）被狗吃了”。他却偏偏准许大种、大吸鸦片。他的兄弟子侄，如杨淑身、杨汉域、杨汉荫等师、旅长，都是有名的“双枪将”。他的得力兄弟如雷宗厚、李朝信之流也是大烟鬼。
“鸦片大王”养烟官
在四川以经营“特业”出名的曾俊臣，人称“鸦片大王”。他是威远县人，早年做盐糖生意。自从开办“庆康”土行，大贩鸦片之后，五年之内便成了四川巨富。他独资开办了胜利银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川康、美丰、川盐等11家银行和重庆几十家公司、商号的大股东，并在威远、重庆、成都等地广置田产。由于“烟运亨通”，一时成了川、鄂、滇、黔几省的风云人物，甚至影响半个中国的鸦片行情。
谁都知道，国民党在四川“禁烟”曾使一些人因“烟案”而倾家荡产，身陷囹圄，有的甚至人頭落地。而曾俊臣这个真资格的“鸦片大王”，不但未伤及一根毫毛，反而出人头地，“加冕称尊”。其奥妙何在？在于“大王”收养了烟官。
“大王”收养的烟官中，贺国光最为典型。贺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1935年率参谋团入川，当上了重庆行营主任兼市长。他是曾俊臣陕西街“号上”的常客，经常伙同国民党中央禁烟大员徐源泉等在此吃喝玩乐。要跳舞，备有舞伴；要打牌，桌子上早已摆了银元和钞票，输了可以不付分文，赢了可以全部拿走。有时“叫条子”吃花酒，一切费用全归“大王”包干。平时馈赠之类则更不计其数。
有一次，贺国光拿出他任汉阳兵工厂厂长时刘湘运烟购枪送的“回扣”本利10万元，假称别人托他交给曾俊臣做生意。不久，曾俊臣便口头通知贺已赚了5万。再过几个月，又说赚了一倍多。半年不到，便送去“红利”30万块大洋。贺虽说跟着蒋介石混了十好几年，但从未见过大洋来得这么容易，于是拉下脸来，干脆入股。
从此，“大王”有了“保驾官”，更加放开胆子大干。
重庆市有个新上任的小烟官，看到曾俊臣发财而眼红，想借机勒索。有一次，他侦知曾俊臣少报了存土数，便把曾请去开导，言道：“曾会长（特业公会会长）有所不知，兄弟今天请老兄驾临，是听有人说宝号……”话音未落，曾俊臣便一口接过去：“你说的是鸦片嘛！是存得多。我就不信你能扯起围腰布（旧时审案桌前挂的桌帷）把我问了！”
这小官吃了一碰，不禁也勃然大怒：“我就是要拿办你！”“办我？！”曾俊臣冷笑回答，“办我的人的妈都还没有出世！”说完，拂袖扬长而去。小烟官一看“大王”这架势，知道必有“来头”，一打听才晓得，就是自己顶头上司的上司，也是“大王”早“喂家”了的。他只好学了乌龟法，跑到曾家赔礼道歉，连说“误会”，大大的误会。
如此“禁绝”“庆祝”
1940年是国民党政府在四川“六年禁烟计划”的最后一年，为标榜“烟已完全禁绝”，把“禁烟督办公署”也改为了“禁烟善后处”，蒋介石还训令各地广为庆祝。
那年6月3日“禁烟节”，宜宾县城举行“庆祝”大会，县长到会讲话，在会场坝子里烧了一大堆火，对外宣称焚烧了2000多两“鸦片”。会后，还在北门外猪市坝枪毙了两名“烟犯”。不久，那个县长便以“推行禁政成绩卓著”的考语，由三等县县长升任一等县县长。
事实真相怎样呢？就在宜宾县举行“庆祝”大会的当天，在距离会场不到50公尺远的一个大烟馆里，烟客整天进出不断。县大老爷在“庆祝”会上的那篇讲话稿，是他的秘书、宜宾县城人所共知的大“烟灰”户某写的。更为可笑的是，在“庆祝”会主席台前，站有6个军装笔挺的乡保人员训练班教官，腰间挂着铸有“不成功，便成仁”及“蒋中正赠”字样的军刀，表面上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其实，老百姓都称他们为“徐瘟猪，送干饭”（徐、温、朱、宋、甘、范），其中有5个人是大瘾客。
也是在那天，县城里有名的头号“烟灰”、恶霸地主程幺罗汉，仗势他堂兄当过县长、大儿子是省督学、第十三个儿子是县财政科长，公然不理睬县大老爷“敬请光临”的请帖，在家陪着小老婆躺在烟盘子旁过早瘾。当猪市坝枪毙“烟犯”的枪声传来，姨太太劝他：“这两天你就少出点街嘛。”程幺罗汉不以为然：“烟都禁得了，老子手板心煎鱼给那几爷子吃。默倒（四川方言，以为）老子不晓得吗？今天会场烧的鸦片烟是桐油脚子、锅烟墨和起灰面做的，龟儿子县长把真东西早就卖给私烟馆了！”后来得知，原来程幺罗汉也从“龟儿县长”那里分得了低于市价的50两好烟土。
就在这年，黄炎培以“参政员”身份参加“青康考察团”，曾写诗纪实：“红红白白四望平，万花捧出越巂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倾国亦倾……”到西昌时，黄炎培又写道：“……我行郊甸，我过村店。车有载，载鸦片。仓有储，储鸦片。父老唏嘘而向我曰‘杀人哉鸦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国哉鸦片！……’”
军阀的命根子
旧社会四川军阀都很有钱，无论是老牌的武备系、速成系、保定系，抑或是新贵黄埔系，军、师、旅、团长们无一不是巨富。1949年，住在成都的国民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省、市参议员们，在激烈的“狗咬狗”中，曾演出过一场无记名投票选举富户的闹剧，结果选出85家“省级”富户，军人占了50家以上。究其财源，无一不与鸦片密切相关。四川所产烟70%运到“下江”，而其中80%为军队所运所售。由此可见，鸦片烟之于军阀，有如贾宝玉颈子上的“通灵玉”。
国民党川军某军，称鸦片烟是“本军的经济命脉”。该军驻宣宾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1927年春节在成都春熙南段利川银行当宝官推牌九，一夜输掉20万银元。当时步枪每支50元，20多万元可买步枪4000多支，相当于全旅官兵所有的武器装备。
“巴壁虎（甫）”刘湘，即使是在蒋介石“历行禁政”时，也公然大做鸦片生意。历来，四川人说他“军种最全”，有“海、陆、空、神”，其实他还有一支劲旅——“烟军”。其中，1924年一年，刘湘“烟军”就用“甲子”兵轮先后运烟3000担到汉口出售。1935年至1937年，四川各军阀都不敢公开经营鸦片时，他身为四川省主席、绥靖主任，又兼禁烟督办，只给国民党重庆行营打了一个“招呼”，便以“同德”“同心”两艘军舰，运了7000担烟到宣昌、汉口出售。
军阀杨森（1884—1977，字子惠，川军将领），
在他的防区规定有“三不准”：不准包白布帕子，据说“为了防空”；不准穿长衫，据说是“国难当头，体念时艰”；不准养狗，因为怕“羊子会（杨子惠）被狗吃了”。他却偏偏准许大种、大吸鸦片。他的兄弟子侄，如杨淑身、杨汉域、杨汉荫等师、旅长，都是有名的“双枪将”。他的得力兄弟如雷宗厚、李朝信之流也是大烟鬼。
“鸦片大王”养烟官
在四川以经营“特业”出名的曾俊臣，人称“鸦片大王”。他是威远县人，早年做盐糖生意。自从开办“庆康”土行，大贩鸦片之后，五年之内便成了四川巨富。他独资开办了胜利银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川康、美丰、川盐等11家银行和重庆几十家公司、商号的大股东，并在威远、重庆、成都等地广置田产。由于“烟运亨通”，一时成了川、鄂、滇、黔几省的风云人物，甚至影响半个中国的鸦片行情。
谁都知道，国民党在四川“禁烟”曾使一些人因“烟案”而倾家荡产，身陷囹圄，有的甚至人頭落地。而曾俊臣这个真资格的“鸦片大王”，不但未伤及一根毫毛，反而出人头地，“加冕称尊”。其奥妙何在？在于“大王”收养了烟官。
“大王”收养的烟官中，贺国光最为典型。贺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1935年率参谋团入川，当上了重庆行营主任兼市长。他是曾俊臣陕西街“号上”的常客，经常伙同国民党中央禁烟大员徐源泉等在此吃喝玩乐。要跳舞，备有舞伴；要打牌，桌子上早已摆了银元和钞票，输了可以不付分文，赢了可以全部拿走。有时“叫条子”吃花酒，一切费用全归“大王”包干。平时馈赠之类则更不计其数。
有一次，贺国光拿出他任汉阳兵工厂厂长时刘湘运烟购枪送的“回扣”本利10万元，假称别人托他交给曾俊臣做生意。不久，曾俊臣便口头通知贺已赚了5万。再过几个月，又说赚了一倍多。半年不到，便送去“红利”30万块大洋。贺虽说跟着蒋介石混了十好几年，但从未见过大洋来得这么容易，于是拉下脸来，干脆入股。
从此，“大王”有了“保驾官”，更加放开胆子大干。
重庆市有个新上任的小烟官，看到曾俊臣发财而眼红，想借机勒索。有一次，他侦知曾俊臣少报了存土数，便把曾请去开导，言道：“曾会长（特业公会会长）有所不知，兄弟今天请老兄驾临，是听有人说宝号……”话音未落，曾俊臣便一口接过去：“你说的是鸦片嘛！是存得多。我就不信你能扯起围腰布（旧时审案桌前挂的桌帷）把我问了！”
这小官吃了一碰，不禁也勃然大怒：“我就是要拿办你！”“办我？！”曾俊臣冷笑回答，“办我的人的妈都还没有出世！”说完，拂袖扬长而去。小烟官一看“大王”这架势，知道必有“来头”，一打听才晓得，就是自己顶头上司的上司，也是“大王”早“喂家”了的。他只好学了乌龟法，跑到曾家赔礼道歉，连说“误会”，大大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