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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元月，61岁的关庚被一家监理公司聘为工程监理，到国家大剧院工地当总监助理。
作为1960年代清华大学土建系的毕业生，他参加过北京一系列大型建筑的施工工作，如新华社、同仁堂、东方广场，以及人民大会堂的维修改造等。
早上的上班时间是8点整，关庚每天7点就准时到了。在上班前一小时的时间里，他在桌前坐下来，把厚厚的一个本子翻开，开始画画。
他画了他生活过的四合院、他家三代人的故事、街坊们的家长里短、街上的商贩、他的留连之地、北京的风物、在北京城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等等，并配上了文字。
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画满了三个本子：六百余幅绘图、五百余篇短文。
无从得知，他如何想到要画这些东西，以及画时的心情。但是那些画和文字，安静、平和，没有臧否，不掺情緒，只偶尔露出一丝淡淡的怅惘。
那三个本子后来作成了一本书，叫《我的上世纪—— 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书的腰封上写有几行字：一个平民亲历者的北京百年故事、三代人流年留影的世纪中国烟云、一幅私人手绘的“北京20世纪清明上河图”。概括精当、妥帖。
后来，他又出了一本《我的老北京》，将他记忆中的城市肌理，细细地作了描摹。
一个人的历史，一座城的历史。时代的景深，在这些充满生活质感的图和文字里清晰地、鲜活地呈现出来。这样的呈现方式、呈现角度，让城市变得可亲、可爱、可敬。
未来，倘有人也画上一本《我的上世纪》《我的老北京》，我们将能够看到怎样的画面？怎样的文字？这是个有趣的假设，让人充满想象。
本真的童年
家教
在上小学前，娘就对我进行了家教，最先学的是《三字经》。娘从头一句一句教，我一句一句学，不但认字，还讲解典故、含义，一天学八句左右，不久就能从头背到底了。后来又学《论语》，上完《学而第一》篇后，就因上小学而停止了。娘教过我的那些内容，叫我终生难忘。
抓蝙蝠
欢畅大院16号，沿街窗户的窗框和砖墙的交界处，有一条很深的墙缝，天刚擦黑，就有蝙蝠从里面爬出来，从高处往下落，趁势就飞走了。
我们几个小孩儿为了抓只蝙蝠观察了很久，最后想到一个方法：把一个人托上去，站在窗台上，拿一只鞋等着，当蝙蝠刚一露头就用鞋底子一拍，它就晕了，就能抓到它了。这方法很有效，用不了一会儿工夫就能抓十来只。抓到后，我们就拿回家养起来，捉活虫喂，可是它们不吃食，没几天就饿死了好几只。后来，这件事被大人发现了，说是破坏了家中的“福气”，只得把剩下的都放了。
萤火虫
过去，夏夜天空或草丛中，有很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发光。在院子里乘凉，看到它们飞来飞去，很是神秘。捉一两只放在小瓶子里，观察它们随着呼吸而发出淡绿色的光，趣味无穷。
小电影
在过往的隆福寺庙会，练玩意儿的台子上有一种娱乐，就是演小电影。小电影是必须有一架小型放映机，光源是用镜子反射的日光，光源过片的动力是采用手摇。当手摇动摇把以后，齿轮系统就带动片子一格格走过，片中的人物也就动了起来，走动的画面也就被阳光投射在银幕上，电影就这样放出来了。
一般电影总有几套片子，如有当时放过的动画片或从大电影中剪下来的片头，比如那时有《猩猩大闹纽约城》《探宝记》等，一段可演十分钟。看的人都坐在布围子四周的窗口前观看，一场下来得有二十人看，人多时循环上演，一天下来也得挣百八十块。
蛤蟆吵坑
过去，一出城，窑坑、草塘里都能看见很多青蛙、蟾蜍，通称为蛤蟆。一到阴雨天的傍晚，“蛤蟆吵坑”就开始了。听专家说它们是在搞“对象”，用“歌声”互相吸引对方。
其实一个蛤蟆的叫声并不大，但要是千万只齐唱，那动静儿可就大了。这时，你在河边别出声，悄悄地看，蛤蟆们半浮在水面，嘴下面的鸣囊，随着叫声鼓起一个白球，你要是出声，它们就会迅速地隐入水中，“歌声”也会戛然而止。一会儿，随着你的离去，“歌声”又慢慢地响起来，由一声、两声逐渐变成宏亮的“交响乐”。
垒球
当时，垒球是各校极为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各校之间经常比赛。课间，操场上“分儿包”、“奥梯”喊成一片。
童子军
我上小学时学校正组织童子军，童子军天天要穿童子军军装出操。童子军军装包括帽子，帽子分两种，一种是船形帽，一种是大檐帽。上身要配腰带，下身要配鞋和袜，腰中要带法绳、水碗，手中要拿军棍，脖子上要戴蓝白两色的领巾，好像一个小国民党兵。学校整天查上学时着装是否齐全，不全要回家带去。
素淡的青春
考上大学
1957年，我考上了清华。为了给我打点行装，娘变卖了日本投降时买的俏货，一台“胜佳”牌缝纫机、一台老式照相机、一台望远镜、一盒矿石标本，凑了一百元给我。行李用的是旧的，只买了一个带弹簧的枕头。提箱是一只放了不知多少年的大柳条箱，有的柳条已糟断了，我用布从里面糊了一下，就凑合着用上了。
香山露营
1957年“反右”时期，我们正放暑假，大家相邀去香山露营，帐篷是从清洁队借的。我们半夜出发，第二天下午才到，人困马乏，饭也没吃，倒头便睡在了香山的大门洞里。第三天，才支起了帐篷。
参加军乐队
在清华，我参加了军乐队，吹贝司。我平时吹的是降B调的抱贝司，出队时吹的是圈贝司。每次迎宾运动会游行时，军乐队都要出队，全队就属我们吹贝司的家伙分量大，累得我们个个汗流浃背。
当时还有一种出队大家愿意去，那就是给一些机关单位办的舞会伴奏。一到星期六，天刚擦黑，舞蹈队的女同学打扮完，我们也统一着装，登上接我们的大客车，直奔舞厅。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我们伴奏，女同学伴舞。午夜之后，舞会散了，犒赏我们一顿晚餐，到这时才是我们真正的重头戏。困难时期，吃上这么一顿美餐，是多么难得啊！霎时间，风卷残云，吃个盘光碗净，虽然不十分饱，但也心满意足。 勤工俭学
砍 柴
勤工俭学，即是学军、学农、学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必须经过的一项劳动锻炼。暑假学校组织学生劈木柴，一个星期下来劈柴堆成了山，同学们只能落下几毛零花钱，还赔上几个大口子。
电影院领位员
还有的到电影院做引位员。刚一开始谁都抢着去，既干活又白看电影，谁不争啊？可是不久，谁都不想干了。据干过的同学称，这个工作不是什么享受而是一种折磨，一天几场电影看下来，电影台词都快背下来了，银幕上重复着上百遍同样的声音和动作，烦死人了。
拔麦子
每到五月麦收时节，就有大批劳动力下乡，帮农民拔麦子。为什么要拔？有两个原因：一是麦子被连根拔起来，地就松了一遍，地里无麦茬子，便于种下茬庄稼;二来那么多人去，镰刀不够使的，所以拔。拔要赶在露水干了之前，天没亮即起，天亮时第一拨已拔完，回去吃饭休息，下午再干到天黑，一天下来人就散架了。
群众演员
勤工俭学还有一项内容就是去“青艺”做群众演员。这是个好活，平时画好妆，在自习室内一边做功课一边等着上场。有的演二七工人，有的演群众，有的演巡警，既看戏又演戏，还常看到名演员忘记台词穿帮、闹笑话的，是一件开心有趣的事儿。
善意的玩笑
在清华期间，同学们之间常开一些善意的玩笑。因为我们每天早晨起床都有一场紧张的“战斗”——抢占好座位，所以穿衣、洗漱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同学们就利用这特殊情况大开玩笑。
比如头天晚上趁人不备，把衣服从里面用图钉钉在桌子上;把牙膏挤出一点儿，再把擦脸油抹进去一些;把裤腿或袖口缝死一只（腿或胳膊伸不进去）;把棋子用糨糊贴到鞋膛里面;把糨糊薄薄地抹在擦脸油的上面等等。
做好了之后的第二天早晨，大家就等着看笑话。最损的是，牙膏内填进擦脸油，擦脸油内加糨糊，那样会造成刷牙时越刷越粘，洗脸抹一脸糨子，受害者真是又气又急。损人者一边偷着乐，还要防备第二天的报复，于是半夜起来把自己的东西都查一遍，以防到时候被弄得措手不及。但此风不会太长，因为招儿都使完了。
生活的滋味
严格保密
我与静媛谈对象时，我们两个订了一个保密条例：不得让任何局外人知道我们谈对象。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能出行的地方很少，北海故宮都关门了，公园也早早地静了园。我们没地方去就逛大街，可大街上买卖铺子极少，货物千篇一律，况且又怕被人看见，遛马路都要一人走一边。所以只有天黑了，我送她回家时，才能一块走走。
出差
在“文革”中各种商品均很匮乏，尤其是生活用品。由于文革闹得厉害，几乎不生产什么，消费产品即使有也是文革前的，几年一贯制的老样子。那个时代军服几乎一统天下，谁能去上海采购一些商品，就是很值得羡慕的事了。
临走之前，亲戚朋友闻风而至，把钱和需采购的物品清单交给出差的人，还要说上许多的好话。这时出差的人会高兴得跟当了官似的。到了上海后，利用空当儿时间采购，跟没头苍蝇似的，把东西拖回来又跟驴似的，最后累得跟孙子似的。
领结婚证
1968年4月上旬，我与静媛到东四十条民政局去领结婚证。结婚登记处的负责人对我们好一番盘问后填好了结婚证，但不立即给我们，叫我们等着。那天办证的人挺多，一会儿就好几对青年登了记，于是负责人把大家召集到毛主席像前大声说：“请大家拿起‘红宝书’，让大家共同朗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朗诵完才把结婚证发到我们手里，意思是让我们的感情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
看电视
七十年代，北京已经有了黑白电视，只有两个频道，北京台与中央台。
有钱人家多买了九寸电视，我们没钱只能到静媛学校偷看十四寸的电子管电视。由于没天线，还要把扁的馈钱劈开当天线使，两手执馈线，来回调方向。找对了方向，能看到影像了，才用图钉把馈线钉在黑板上。
记得当时看了不少好的外国片子，有《罗马尼亚》《尼罗河》《三角洲的秘密》，还有国产片《三进山城》。
由于电视室没火，冬天里特别冷，到了那儿先生火暖和。看完后收拾干净再回家，那时真是苦中有乐。
第一个冰箱
八十年代初冰箱已大规模上市，买的人还不多，但过不了多久便热销起来，就得凭票供应了。开始时我觉得用途不大，只存放些剩饭剩菜，没有它那么多年不是也过来了吗？要它何用？还是先买电视、洗衣机吧！结果买的时候还费了挺大劲，票是从五金交电工地要的，货在肿瘤医院仓库，要自行提货。
我借了一辆三轮，静媛坐上头，我们俩一起去肿瘤医院仓库交款提货。
拿了票去交款时，收款员说：“您怎么手直哆嗦呀，不至于吧！”
我心想：你知道我用这么一大笔钱买冰箱，容易吗？
冰箱是单门万宝牌的，当喝上第一口冰镇的凉汽水时，心里甭提多舒服了。
裁剪衣服
改革开放前后，服装业跟不上形势，因循守旧。思想稍微开放一些的人开始自己做衣服。我也大胆地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服装设计。动手后，才体会到比画图容易多了。后来买了缝纫机更是如虎添翼，我画样子，静媛缝制，从我的衬衫、大衣，静媛的金姬领（朝鲜电影中女式汗衫领）、西服裙，到孩子的童装系列，引得街坊四邻交口称赞。
消失的背影
捏江米人
小时候，朝阳门内大街经常碰到一捏江米人的老先生，姓汤，捏的江米人逼真细腻，大的有五厘米，小的约二厘米，最让人称奇的是他可以在半个核桃壳内塑出十八罗汉的样子来，个个栩栩如生。
小孩儿看着那些造型逼真的江米人赖着不肯走，大人就让老头捏一种价格便宜又简单的胖娃娃。胖娃娃头戴绒帽穿花衣，盘腿而坐。制作绒帽、花衣比较精细，先选取不同颜色的彩色面片，后拿梳子齿在面片上压出一排一排的齿印，看上去极像衣饰的样子。最后一道工序是捏一个小茶壶，用镊子夹着往两腿中间一安就算完活，于是赢得围观人一笑。
卖铁蚕豆的
冬天晚上，西北风一吹，长街空寂，在阴惨惨的路灯下，从远处传来了悠长的叫卖声：“铁蚕豆——噢！半空儿给！”这种悲凉的声音，像叫卖人的最后呻吟，勾动着屋子里围炉而坐取暖闲话的人们的恻隐之心，觉得“买点儿吧，买点儿等于救人一命”。于是人们纷纷解囊，这个买一分的那个买两分的，回去坐在火炉旁大吃一顿，以消磨难熬的长夜。
窖冰的
上大冻后开始窖冰，北海、什刹海、筒子河等水面都要窖冰，窖起来，到盛夏供冰镇食品之用。
窖冰是苦活儿，分打冰和拉冰，窖冰的人身穿皮袄，脚踏竹板，手持冰镩，在冰面上开冰。那时拉一方冰，才不过几分钱，这一行一直持续到“文革”前才从北京消失。
卖糖葫芦的
那时每到入夜，街上就传来了“冰糖葫芦”的叫卖声，只见小贩挎着木提盒，提着灯，木提盒把儿上插满了鲜红发亮的糖葫芦。小贩一来，人们就围拢上去。
直接买糖葫芦的人很少，多是用钱先买签，一串糖葫芦的钱可买两三根签。签插在一只竹筒内，给几根签的钱就可以抽几根签，签上有点，买的人抽完签后，小贩也抽同样根数的签。然后双方比谁的点大，如果你赢了，就能拿走一串糖葫芦，输了，就什么也吃不着。在当时，此类赌输赢的小买卖还真的很多。
拉骆驼的
一到快入冬，北京人生洋炉子取暖。那时生洋炉子要烧硬煤，硬煤除了山西大同的煤外，还有就是门头沟的煤。门头沟的煤，大都是用骆驼驮进城来卖。驮煤的骆驼一来就是一大串。卸煤后，骆驼都卧在街上休息，长长的脖子、卷曲的睫毛，嘴里不断反刍，引来很多人围观。
作为1960年代清华大学土建系的毕业生，他参加过北京一系列大型建筑的施工工作，如新华社、同仁堂、东方广场，以及人民大会堂的维修改造等。
早上的上班时间是8点整，关庚每天7点就准时到了。在上班前一小时的时间里，他在桌前坐下来，把厚厚的一个本子翻开，开始画画。
他画了他生活过的四合院、他家三代人的故事、街坊们的家长里短、街上的商贩、他的留连之地、北京的风物、在北京城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等等，并配上了文字。
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画满了三个本子：六百余幅绘图、五百余篇短文。
无从得知，他如何想到要画这些东西，以及画时的心情。但是那些画和文字，安静、平和，没有臧否，不掺情緒，只偶尔露出一丝淡淡的怅惘。
那三个本子后来作成了一本书，叫《我的上世纪—— 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书的腰封上写有几行字：一个平民亲历者的北京百年故事、三代人流年留影的世纪中国烟云、一幅私人手绘的“北京20世纪清明上河图”。概括精当、妥帖。
后来，他又出了一本《我的老北京》，将他记忆中的城市肌理，细细地作了描摹。
一个人的历史，一座城的历史。时代的景深，在这些充满生活质感的图和文字里清晰地、鲜活地呈现出来。这样的呈现方式、呈现角度，让城市变得可亲、可爱、可敬。
未来，倘有人也画上一本《我的上世纪》《我的老北京》，我们将能够看到怎样的画面？怎样的文字？这是个有趣的假设，让人充满想象。
本真的童年
家教
在上小学前，娘就对我进行了家教，最先学的是《三字经》。娘从头一句一句教，我一句一句学，不但认字，还讲解典故、含义，一天学八句左右，不久就能从头背到底了。后来又学《论语》，上完《学而第一》篇后，就因上小学而停止了。娘教过我的那些内容，叫我终生难忘。
抓蝙蝠
欢畅大院16号，沿街窗户的窗框和砖墙的交界处，有一条很深的墙缝，天刚擦黑，就有蝙蝠从里面爬出来，从高处往下落，趁势就飞走了。
我们几个小孩儿为了抓只蝙蝠观察了很久，最后想到一个方法：把一个人托上去，站在窗台上，拿一只鞋等着，当蝙蝠刚一露头就用鞋底子一拍，它就晕了，就能抓到它了。这方法很有效，用不了一会儿工夫就能抓十来只。抓到后，我们就拿回家养起来，捉活虫喂，可是它们不吃食，没几天就饿死了好几只。后来，这件事被大人发现了，说是破坏了家中的“福气”，只得把剩下的都放了。
萤火虫
过去，夏夜天空或草丛中，有很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发光。在院子里乘凉，看到它们飞来飞去，很是神秘。捉一两只放在小瓶子里，观察它们随着呼吸而发出淡绿色的光，趣味无穷。
小电影
在过往的隆福寺庙会，练玩意儿的台子上有一种娱乐，就是演小电影。小电影是必须有一架小型放映机，光源是用镜子反射的日光，光源过片的动力是采用手摇。当手摇动摇把以后，齿轮系统就带动片子一格格走过，片中的人物也就动了起来，走动的画面也就被阳光投射在银幕上，电影就这样放出来了。
一般电影总有几套片子，如有当时放过的动画片或从大电影中剪下来的片头，比如那时有《猩猩大闹纽约城》《探宝记》等，一段可演十分钟。看的人都坐在布围子四周的窗口前观看，一场下来得有二十人看，人多时循环上演，一天下来也得挣百八十块。
蛤蟆吵坑
过去，一出城，窑坑、草塘里都能看见很多青蛙、蟾蜍，通称为蛤蟆。一到阴雨天的傍晚，“蛤蟆吵坑”就开始了。听专家说它们是在搞“对象”，用“歌声”互相吸引对方。
其实一个蛤蟆的叫声并不大，但要是千万只齐唱，那动静儿可就大了。这时，你在河边别出声，悄悄地看，蛤蟆们半浮在水面，嘴下面的鸣囊，随着叫声鼓起一个白球，你要是出声，它们就会迅速地隐入水中，“歌声”也会戛然而止。一会儿，随着你的离去，“歌声”又慢慢地响起来，由一声、两声逐渐变成宏亮的“交响乐”。
垒球
当时，垒球是各校极为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各校之间经常比赛。课间，操场上“分儿包”、“奥梯”喊成一片。
童子军
我上小学时学校正组织童子军，童子军天天要穿童子军军装出操。童子军军装包括帽子，帽子分两种，一种是船形帽，一种是大檐帽。上身要配腰带，下身要配鞋和袜，腰中要带法绳、水碗，手中要拿军棍，脖子上要戴蓝白两色的领巾，好像一个小国民党兵。学校整天查上学时着装是否齐全，不全要回家带去。
素淡的青春
考上大学
1957年，我考上了清华。为了给我打点行装，娘变卖了日本投降时买的俏货，一台“胜佳”牌缝纫机、一台老式照相机、一台望远镜、一盒矿石标本，凑了一百元给我。行李用的是旧的，只买了一个带弹簧的枕头。提箱是一只放了不知多少年的大柳条箱，有的柳条已糟断了，我用布从里面糊了一下，就凑合着用上了。
香山露营
1957年“反右”时期，我们正放暑假，大家相邀去香山露营，帐篷是从清洁队借的。我们半夜出发，第二天下午才到，人困马乏，饭也没吃，倒头便睡在了香山的大门洞里。第三天，才支起了帐篷。
参加军乐队
在清华，我参加了军乐队，吹贝司。我平时吹的是降B调的抱贝司，出队时吹的是圈贝司。每次迎宾运动会游行时，军乐队都要出队，全队就属我们吹贝司的家伙分量大，累得我们个个汗流浃背。
当时还有一种出队大家愿意去，那就是给一些机关单位办的舞会伴奏。一到星期六，天刚擦黑，舞蹈队的女同学打扮完，我们也统一着装，登上接我们的大客车，直奔舞厅。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我们伴奏，女同学伴舞。午夜之后，舞会散了，犒赏我们一顿晚餐，到这时才是我们真正的重头戏。困难时期，吃上这么一顿美餐，是多么难得啊！霎时间，风卷残云，吃个盘光碗净，虽然不十分饱，但也心满意足。 勤工俭学
砍 柴
勤工俭学，即是学军、学农、学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必须经过的一项劳动锻炼。暑假学校组织学生劈木柴，一个星期下来劈柴堆成了山，同学们只能落下几毛零花钱，还赔上几个大口子。
电影院领位员
还有的到电影院做引位员。刚一开始谁都抢着去，既干活又白看电影，谁不争啊？可是不久，谁都不想干了。据干过的同学称，这个工作不是什么享受而是一种折磨，一天几场电影看下来，电影台词都快背下来了，银幕上重复着上百遍同样的声音和动作，烦死人了。
拔麦子
每到五月麦收时节，就有大批劳动力下乡，帮农民拔麦子。为什么要拔？有两个原因：一是麦子被连根拔起来，地就松了一遍，地里无麦茬子，便于种下茬庄稼;二来那么多人去，镰刀不够使的，所以拔。拔要赶在露水干了之前，天没亮即起，天亮时第一拨已拔完，回去吃饭休息，下午再干到天黑，一天下来人就散架了。
群众演员
勤工俭学还有一项内容就是去“青艺”做群众演员。这是个好活，平时画好妆，在自习室内一边做功课一边等着上场。有的演二七工人，有的演群众，有的演巡警，既看戏又演戏，还常看到名演员忘记台词穿帮、闹笑话的，是一件开心有趣的事儿。
善意的玩笑
在清华期间，同学们之间常开一些善意的玩笑。因为我们每天早晨起床都有一场紧张的“战斗”——抢占好座位，所以穿衣、洗漱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同学们就利用这特殊情况大开玩笑。
比如头天晚上趁人不备，把衣服从里面用图钉钉在桌子上;把牙膏挤出一点儿，再把擦脸油抹进去一些;把裤腿或袖口缝死一只（腿或胳膊伸不进去）;把棋子用糨糊贴到鞋膛里面;把糨糊薄薄地抹在擦脸油的上面等等。
做好了之后的第二天早晨，大家就等着看笑话。最损的是，牙膏内填进擦脸油，擦脸油内加糨糊，那样会造成刷牙时越刷越粘，洗脸抹一脸糨子，受害者真是又气又急。损人者一边偷着乐，还要防备第二天的报复，于是半夜起来把自己的东西都查一遍，以防到时候被弄得措手不及。但此风不会太长，因为招儿都使完了。
生活的滋味
严格保密
我与静媛谈对象时，我们两个订了一个保密条例：不得让任何局外人知道我们谈对象。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能出行的地方很少，北海故宮都关门了，公园也早早地静了园。我们没地方去就逛大街，可大街上买卖铺子极少，货物千篇一律，况且又怕被人看见，遛马路都要一人走一边。所以只有天黑了，我送她回家时，才能一块走走。
出差
在“文革”中各种商品均很匮乏，尤其是生活用品。由于文革闹得厉害，几乎不生产什么，消费产品即使有也是文革前的，几年一贯制的老样子。那个时代军服几乎一统天下，谁能去上海采购一些商品，就是很值得羡慕的事了。
临走之前，亲戚朋友闻风而至，把钱和需采购的物品清单交给出差的人，还要说上许多的好话。这时出差的人会高兴得跟当了官似的。到了上海后，利用空当儿时间采购，跟没头苍蝇似的，把东西拖回来又跟驴似的，最后累得跟孙子似的。
领结婚证
1968年4月上旬，我与静媛到东四十条民政局去领结婚证。结婚登记处的负责人对我们好一番盘问后填好了结婚证，但不立即给我们，叫我们等着。那天办证的人挺多，一会儿就好几对青年登了记，于是负责人把大家召集到毛主席像前大声说：“请大家拿起‘红宝书’，让大家共同朗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朗诵完才把结婚证发到我们手里，意思是让我们的感情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
看电视
七十年代，北京已经有了黑白电视，只有两个频道，北京台与中央台。
有钱人家多买了九寸电视，我们没钱只能到静媛学校偷看十四寸的电子管电视。由于没天线，还要把扁的馈钱劈开当天线使，两手执馈线，来回调方向。找对了方向，能看到影像了，才用图钉把馈线钉在黑板上。
记得当时看了不少好的外国片子，有《罗马尼亚》《尼罗河》《三角洲的秘密》，还有国产片《三进山城》。
由于电视室没火，冬天里特别冷，到了那儿先生火暖和。看完后收拾干净再回家，那时真是苦中有乐。
第一个冰箱
八十年代初冰箱已大规模上市，买的人还不多，但过不了多久便热销起来，就得凭票供应了。开始时我觉得用途不大，只存放些剩饭剩菜，没有它那么多年不是也过来了吗？要它何用？还是先买电视、洗衣机吧！结果买的时候还费了挺大劲，票是从五金交电工地要的，货在肿瘤医院仓库，要自行提货。
我借了一辆三轮，静媛坐上头，我们俩一起去肿瘤医院仓库交款提货。
拿了票去交款时，收款员说：“您怎么手直哆嗦呀，不至于吧！”
我心想：你知道我用这么一大笔钱买冰箱，容易吗？
冰箱是单门万宝牌的，当喝上第一口冰镇的凉汽水时，心里甭提多舒服了。
裁剪衣服
改革开放前后，服装业跟不上形势，因循守旧。思想稍微开放一些的人开始自己做衣服。我也大胆地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服装设计。动手后，才体会到比画图容易多了。后来买了缝纫机更是如虎添翼，我画样子，静媛缝制，从我的衬衫、大衣，静媛的金姬领（朝鲜电影中女式汗衫领）、西服裙，到孩子的童装系列，引得街坊四邻交口称赞。
消失的背影
捏江米人
小时候，朝阳门内大街经常碰到一捏江米人的老先生，姓汤，捏的江米人逼真细腻，大的有五厘米，小的约二厘米，最让人称奇的是他可以在半个核桃壳内塑出十八罗汉的样子来，个个栩栩如生。
小孩儿看着那些造型逼真的江米人赖着不肯走，大人就让老头捏一种价格便宜又简单的胖娃娃。胖娃娃头戴绒帽穿花衣，盘腿而坐。制作绒帽、花衣比较精细，先选取不同颜色的彩色面片，后拿梳子齿在面片上压出一排一排的齿印，看上去极像衣饰的样子。最后一道工序是捏一个小茶壶，用镊子夹着往两腿中间一安就算完活，于是赢得围观人一笑。
卖铁蚕豆的
冬天晚上，西北风一吹，长街空寂，在阴惨惨的路灯下，从远处传来了悠长的叫卖声：“铁蚕豆——噢！半空儿给！”这种悲凉的声音，像叫卖人的最后呻吟，勾动着屋子里围炉而坐取暖闲话的人们的恻隐之心，觉得“买点儿吧，买点儿等于救人一命”。于是人们纷纷解囊，这个买一分的那个买两分的，回去坐在火炉旁大吃一顿，以消磨难熬的长夜。
窖冰的
上大冻后开始窖冰，北海、什刹海、筒子河等水面都要窖冰，窖起来，到盛夏供冰镇食品之用。
窖冰是苦活儿，分打冰和拉冰，窖冰的人身穿皮袄，脚踏竹板，手持冰镩，在冰面上开冰。那时拉一方冰，才不过几分钱，这一行一直持续到“文革”前才从北京消失。
卖糖葫芦的
那时每到入夜，街上就传来了“冰糖葫芦”的叫卖声，只见小贩挎着木提盒，提着灯，木提盒把儿上插满了鲜红发亮的糖葫芦。小贩一来，人们就围拢上去。
直接买糖葫芦的人很少，多是用钱先买签，一串糖葫芦的钱可买两三根签。签插在一只竹筒内，给几根签的钱就可以抽几根签，签上有点，买的人抽完签后，小贩也抽同样根数的签。然后双方比谁的点大，如果你赢了，就能拿走一串糖葫芦，输了，就什么也吃不着。在当时，此类赌输赢的小买卖还真的很多。
拉骆驼的
一到快入冬，北京人生洋炉子取暖。那时生洋炉子要烧硬煤，硬煤除了山西大同的煤外，还有就是门头沟的煤。门头沟的煤，大都是用骆驼驮进城来卖。驮煤的骆驼一来就是一大串。卸煤后，骆驼都卧在街上休息，长长的脖子、卷曲的睫毛，嘴里不断反刍，引来很多人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