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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边贸
草原丝绸之路最光彩的一笔是始于明末清初、整整持续300余年的中俄贸易，它不仅为古老丝路开辟新的商道，增添了新的内容，继续沟通欧亚商贸，而且培育出中国商界一支强劲的劲旅——晋商，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现代银行之先声——山西票号。
其实，这也是一条古老商道。最早可追溯至秦汉，当年秦始皇出巡，从上郡(今榆林)至九原(今包头)穿越塞外燕山，直到临海碣石。日后秦直道又伸向草原深处。客观上为中原王朝与先后在草原崛起的匈奴、鲜卑、回纥、突厥、瓦剌、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进行绢马互市、茶马互市提供了方便，对于他们先后在中国西部北方建立吐蕃、西夏、辽、金等割据政权乃至统一全国的元、清政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汉唐从长安出发，穿越秦陇河西，经天山南北到达中亚欧洲的传统丝路衰落之后，尤其到了明嘉靖三年(1524)，索性封闭嘉峪关，置西域大片山河于不顾。清代则颁布禁海令：“片帆不得下海。”即所谓的闭关自守，导致中国在清康乾时代尚属世界一流强国，在其后不到200年的时间便江河日下，积贫积弱。
但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北方游牧民族和临近的沙俄却不能不饮茶，不使用丝绸和瓷器，而他们出产的牛羊马匹也要寻找出路。市场需求这个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依然存在，且随着康熙之后中国人口过亿而成倍增长。于是，互通有无的边贸便自发地以传统的以物易物的方式开展起来。草原民族赶着牛羊，驮着毛皮、肉类等畜产品，来最近的边境城镇换取汉民生产的布匹、茶叶、粮食、锅碗等生活必需品。这种交易很容易日渐扩大并朝一定的地方集中。打开地图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内陆与草原最接近的城市除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外，就是山西的大同与河北的张家口，这两个地方几乎一出城市就踏进了草原。事实上，这两座城市在历史上便是戍边名城，驻扎重兵，承担着守卫华北平原与拱卫京畿的重任。而商贸活动也是由驻军开始的，大量的驻军需要粮草给养，除朝廷供给之外，酒店、饭铺日渐增多，承平日久，军官要带眷属，老兵要退伍。由于熟悉情况，为了生存，交易很早就开始，估计规模还不小，要不怎么会惊动朝廷。大约经考察，利大于弊，且无法禁止，明政府索性在嘉靖三十年(1551)批准在张家口建立以布帛易马的“贡市”。据《马市考》载，仅1579年，张家口一地易马3.5万匹，超过宋代年易马3万匹的记录。
晋商崛起
马市开通仅两年光景，山西商贾便闻讯而来，把他们多年经商的经验、智慧、魄力与手腕投向这个塞外边城，使张家口迅速膨胀和繁荣。贸易品种和交易金额成百倍地增长。传统的茶马互市、绢马互市在晋商手中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改过去收购囤积、贱进贵出的旧法，而是根据蒙民俄商的不同需求，直接深入到江浙、两湖、皖南屯溪等茶叶产地扶持茶农。晋商大玉川茶行索性在武夷山购茶山5000亩，种植、采摘、加工、运输一条龙。全部采用革新技法，使茶叶等级品味为之一新。每年采茶时节，召集员工数千之众，先是船载水运，接着再用骆驼运输，当年数千头骆驼穿越北京市区，交通为之堵塞。老舍小说对此情景有精彩描述。
2000年春节刚过，我在晋商发祥地平遥、祁县、太谷一带徜徉。在那些由厚重青砖、粗大梁木构筑起来，依然保持着明清风格的街道上，在乔家大院那雅致的院落里，在号称中国银行祖宗的“日升昌”票号厅堂中，我摒心敛息，仔细观看玻璃柜中发黄的账本、厚重的量具和残缺的银票……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些已经成为文物的东西背后，应该隐藏着多少波澜壮阔的画面。那些满载着绸缎、布匹、茶叶、瓷器、食糖、草纸的驼队从张家口出发，驼铃摇响了沉睡的边城，驼蹄叩击着塞外的大地，完全继承了当年丝路客商的传统，像驼队穿越长长的河西走廊一样行进在茫茫的草原深处。
有关晋商的史料记载，仅是大盛魁一家商号，每年运输货物便需10万头骆驼，他们组织起的驼队，从头到尾，可达70里。从张家口到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或俄边境城市瀹克图，在长达四五千里的商道上，每年春、秋两季都有驼队行进，在长达数月乃至半年的旅途中，驼队管理，货物照应，人员食宿，各项开支，还难免遭遇暴雨洪灾，严寒伤冻，人畜亡病，土匪打劫。稍加细想，都会觉得组织商队所需智慧精力绝不亚于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在山西太原，在朋友聚会的饭桌上，当地的同学向我们讲述了关于晋商的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山西太谷人，夫人则为著名的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宋霭龄。这位出洋留学，见过大世面的宋大小姐，进了孔家大院后还是有些不怎么懂事，她取下手中钻戒，对妯娌、婶子们炫耀说是英国女皇送给她的。女人们听了也不吱声，有位婶子回屋端出—个针线麻篮，各种钻戒装得满满当当，呼啦啦往炕上一倒，每只都比宋大小姐手上的要大、要精美、要光彩夺目。这位婶子说：“这都是男人们从口外边带回来的，咱乡下女人也不懂，您给咱看看。”直把这位财政部长夫人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位学兄还说：“你们去了乔家大院觉得好大是不?可是要是去了渠家大院，就会觉得乔家大院是个小院子；可是再要去了灵石王家大院，又会觉得渠家大院也是个不值一提的小院子了!”
离晋返陕途中，我们一行两车走岔了道，错过参观王家大院的机会。返回后，我便专门寻到一册山西民居，有专章介绍王家大院。王家大院面积达72万平方米，正好与北京紫禁城面积相等，居住人口超过1万，俨然一座民间故宫。近年来，王家大院逐渐对外开放，一批批中外考古建筑学家纷至沓来。有位古建专家感慨题词：“天上取样人间造，雕艺精湛世上绝。”
丝路绝响
伴随着晋商的崛起、繁盛和辉煌，高原商道也辉煌繁盛了300多年。但这条高原商道的结束却十分干脆，犹如一曲高昂的交响乐曲正慷慨昂扬、扣人心弦之时，却戛然而止，归于沉寂。结束的原因十分简单，先是1919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攻和打击，其中也包括了资本雄厚的商人。接着，从汉唐以来，乃至整个清代300余年皆属中国版图的外蒙古宣告独立。1929年，苏俄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中方在蒙古库伦、俄恰克图的400余家中国商号的巨额资产全被没收，一大批极富经验、精通中蒙俄语言文字的中国商界高手几无生还，全体覆没。骇人听闻的噩耗传来，高原商道顿时路段人稀，不闻驼铃，不闻市声，惟独失亲人的女人牵着孩子朝北烧着飘飞的纸钱。
但值得告慰的是，中国政府建造的有史以来第一条铁道是从北京通往张家口，总工程师是中国人詹天佑。他在修筑铁路的实践中发明采用了多项破世界纪录的创举，不仅为中国铁路史书写了光彩的一笔，也为古老的高原丝路画上了圆满的几号。
草原丝绸之路最光彩的一笔是始于明末清初、整整持续300余年的中俄贸易，它不仅为古老丝路开辟新的商道，增添了新的内容，继续沟通欧亚商贸，而且培育出中国商界一支强劲的劲旅——晋商，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现代银行之先声——山西票号。
其实，这也是一条古老商道。最早可追溯至秦汉，当年秦始皇出巡，从上郡(今榆林)至九原(今包头)穿越塞外燕山，直到临海碣石。日后秦直道又伸向草原深处。客观上为中原王朝与先后在草原崛起的匈奴、鲜卑、回纥、突厥、瓦剌、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进行绢马互市、茶马互市提供了方便，对于他们先后在中国西部北方建立吐蕃、西夏、辽、金等割据政权乃至统一全国的元、清政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汉唐从长安出发，穿越秦陇河西，经天山南北到达中亚欧洲的传统丝路衰落之后，尤其到了明嘉靖三年(1524)，索性封闭嘉峪关，置西域大片山河于不顾。清代则颁布禁海令：“片帆不得下海。”即所谓的闭关自守，导致中国在清康乾时代尚属世界一流强国，在其后不到200年的时间便江河日下，积贫积弱。
但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北方游牧民族和临近的沙俄却不能不饮茶，不使用丝绸和瓷器，而他们出产的牛羊马匹也要寻找出路。市场需求这个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依然存在，且随着康熙之后中国人口过亿而成倍增长。于是，互通有无的边贸便自发地以传统的以物易物的方式开展起来。草原民族赶着牛羊，驮着毛皮、肉类等畜产品，来最近的边境城镇换取汉民生产的布匹、茶叶、粮食、锅碗等生活必需品。这种交易很容易日渐扩大并朝一定的地方集中。打开地图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内陆与草原最接近的城市除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外，就是山西的大同与河北的张家口，这两个地方几乎一出城市就踏进了草原。事实上，这两座城市在历史上便是戍边名城，驻扎重兵，承担着守卫华北平原与拱卫京畿的重任。而商贸活动也是由驻军开始的，大量的驻军需要粮草给养，除朝廷供给之外，酒店、饭铺日渐增多，承平日久，军官要带眷属，老兵要退伍。由于熟悉情况，为了生存，交易很早就开始，估计规模还不小，要不怎么会惊动朝廷。大约经考察，利大于弊，且无法禁止，明政府索性在嘉靖三十年(1551)批准在张家口建立以布帛易马的“贡市”。据《马市考》载，仅1579年，张家口一地易马3.5万匹，超过宋代年易马3万匹的记录。
晋商崛起
马市开通仅两年光景，山西商贾便闻讯而来，把他们多年经商的经验、智慧、魄力与手腕投向这个塞外边城，使张家口迅速膨胀和繁荣。贸易品种和交易金额成百倍地增长。传统的茶马互市、绢马互市在晋商手中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改过去收购囤积、贱进贵出的旧法，而是根据蒙民俄商的不同需求，直接深入到江浙、两湖、皖南屯溪等茶叶产地扶持茶农。晋商大玉川茶行索性在武夷山购茶山5000亩，种植、采摘、加工、运输一条龙。全部采用革新技法，使茶叶等级品味为之一新。每年采茶时节，召集员工数千之众，先是船载水运，接着再用骆驼运输，当年数千头骆驼穿越北京市区，交通为之堵塞。老舍小说对此情景有精彩描述。
2000年春节刚过，我在晋商发祥地平遥、祁县、太谷一带徜徉。在那些由厚重青砖、粗大梁木构筑起来，依然保持着明清风格的街道上，在乔家大院那雅致的院落里，在号称中国银行祖宗的“日升昌”票号厅堂中，我摒心敛息，仔细观看玻璃柜中发黄的账本、厚重的量具和残缺的银票……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些已经成为文物的东西背后，应该隐藏着多少波澜壮阔的画面。那些满载着绸缎、布匹、茶叶、瓷器、食糖、草纸的驼队从张家口出发，驼铃摇响了沉睡的边城，驼蹄叩击着塞外的大地，完全继承了当年丝路客商的传统，像驼队穿越长长的河西走廊一样行进在茫茫的草原深处。
有关晋商的史料记载，仅是大盛魁一家商号，每年运输货物便需10万头骆驼，他们组织起的驼队，从头到尾，可达70里。从张家口到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或俄边境城市瀹克图，在长达四五千里的商道上，每年春、秋两季都有驼队行进，在长达数月乃至半年的旅途中，驼队管理，货物照应，人员食宿，各项开支，还难免遭遇暴雨洪灾，严寒伤冻，人畜亡病，土匪打劫。稍加细想，都会觉得组织商队所需智慧精力绝不亚于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在山西太原，在朋友聚会的饭桌上，当地的同学向我们讲述了关于晋商的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山西太谷人，夫人则为著名的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宋霭龄。这位出洋留学，见过大世面的宋大小姐，进了孔家大院后还是有些不怎么懂事，她取下手中钻戒，对妯娌、婶子们炫耀说是英国女皇送给她的。女人们听了也不吱声，有位婶子回屋端出—个针线麻篮，各种钻戒装得满满当当，呼啦啦往炕上一倒，每只都比宋大小姐手上的要大、要精美、要光彩夺目。这位婶子说：“这都是男人们从口外边带回来的，咱乡下女人也不懂，您给咱看看。”直把这位财政部长夫人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位学兄还说：“你们去了乔家大院觉得好大是不?可是要是去了渠家大院，就会觉得乔家大院是个小院子；可是再要去了灵石王家大院，又会觉得渠家大院也是个不值一提的小院子了!”
离晋返陕途中，我们一行两车走岔了道，错过参观王家大院的机会。返回后，我便专门寻到一册山西民居，有专章介绍王家大院。王家大院面积达72万平方米，正好与北京紫禁城面积相等，居住人口超过1万，俨然一座民间故宫。近年来，王家大院逐渐对外开放，一批批中外考古建筑学家纷至沓来。有位古建专家感慨题词：“天上取样人间造，雕艺精湛世上绝。”
丝路绝响
伴随着晋商的崛起、繁盛和辉煌，高原商道也辉煌繁盛了300多年。但这条高原商道的结束却十分干脆，犹如一曲高昂的交响乐曲正慷慨昂扬、扣人心弦之时，却戛然而止，归于沉寂。结束的原因十分简单，先是1919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攻和打击，其中也包括了资本雄厚的商人。接着，从汉唐以来，乃至整个清代300余年皆属中国版图的外蒙古宣告独立。1929年，苏俄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中方在蒙古库伦、俄恰克图的400余家中国商号的巨额资产全被没收，一大批极富经验、精通中蒙俄语言文字的中国商界高手几无生还，全体覆没。骇人听闻的噩耗传来，高原商道顿时路段人稀，不闻驼铃，不闻市声，惟独失亲人的女人牵着孩子朝北烧着飘飞的纸钱。
但值得告慰的是，中国政府建造的有史以来第一条铁道是从北京通往张家口，总工程师是中国人詹天佑。他在修筑铁路的实践中发明采用了多项破世界纪录的创举，不仅为中国铁路史书写了光彩的一笔，也为古老的高原丝路画上了圆满的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