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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丰子恺画过几幅关于教育的漫画，六十多年过去，今天读之仍然觉得是在针砭时弊，能不令人深思?
“捏泥人”式的教育
丰子恺有两幅以“教育”为题的漫画，画的却是用模子捏泥人。在第一幅画上，泥巴无知、无觉、无思想，捏出来的玩偶一个个都按捏制者的意图傻乎乎地笑着。第二幅也以教育为题，我们看到一双大手正把一个孩子当泥巴往模子里按。孩子不同于泥巴，所以他又哭又喊又挣扎。画家在孩子脸上还点了几滴墨，想来当是眼泪。此情此景让人心痛，在今天的中小学生脸上，这样的痛苦表情我们见得还少吗?
在今天的中国，高考已经成为整个教育的指挥棒。“要改革中小学教育，必须从改革高考做起”，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以高考来指挥整个教育，意味着整个教育变成了高等教育的附庸。用曾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的话来说，就是“高中办成大学预备班，初中和小学办成预备班的预备班”(在1985年12月28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会第一次常务理事、委员会议上的发言)。以高考来指挥整个教育的结果，我们的教育彻底堕落成了应试教育。周考、月考、单元考、期中考、期末考、模拟考，犹如一条条锁链，把学生锁得死死的，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事情?学生被迫不得不做的事只剩下一件，就是在那由数不清的试题营造出来的“迷宫”里转，而且只能按照营造者事先规定好的路线转，才能转出来。那样的“迷宫”，就是今天我们的教育把受教育者当泥人捏所使用的“模子”。各地“名校”不过是应试教育的领头羊，其他学校仿而效之，所用“模子”无一不是它们生产的，只要看一看那为数惊人的教辅书籍、教辅报刊就能明白。那次会上柳斌同志还说：“复习资料太多，非常害人。许多小孩做复习资料做不过来。一些中学教师看复习资料也看不过来。而有的单位就利用复习资料大赚其钱，大做生意，有好多东西是粗制滥造的。我们研究，要下一个通知，禁止发行各种复习资料。”二十多年过去，情况怎样了呢?没有禁止住，反而越出越多了。我查了一下邮局2010年报刊征订目录，发现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教辅报纸和教辅刊物各有一千多种，可谓空前繁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畸形的繁荣，是以牺牲孩子的时间、精力、健康和快乐而得来的。
“难关”
丰子恺还有一幅漫画题为《难关》，画上一个孩子正在翻越一道道难关：会考，初中入学；会考，高中入学；会考，大学入学；就业。现在的情况是难关已经不止这几道，“小升初”固然已经是一道难关，但那之前还得过进小学的一关；进不了好的小学，就升不进好的初中。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竞争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要不然，城市里怎么会出现“天价幼儿园”?更有甚者，2005年12月2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梅绍福的文章《婴儿学英语为哪般?》：一场创记录的“六个月学英语”示范课在上海科学会堂上演。这不禁让人迷惑：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孩子，也和世界上所有孩子一样，正常情况下要到一岁以后才开始学说话，如果中国婴儿六个月就开始学英语，岂不有“抢跑”的嫌疑?也让人糊涂：中国人的母语到底是什么?如果还是汉语，是不是我们的教育专家有一项惊人的“创新”，让孩子先学外语，后学母语?那样一来，究竟什么是母语?什么是外语?再往前，我们恐怕得创造在娘肚子里开始学英语的世界纪录了。升学竞争已经从学校教育前移到了学前教育，再往前，莫非还要提前到“胎教”?
丰子恺先生画《难关》的时候，过一道道关的还只是一少部分人，千军万马拥向“高考”独木桥的壮观景象还见不到。
教育要均衡
我父亲1957年在教育部被划成“右派”，其中两条罪状与他同意当时教育部苏联专家组组长纳乌莫夫的意见有关。他陪专家到山东视察，纳乌莫夫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提出意见，说现在中国人外语都学俄语，作为苏联人他很感荣幸；但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外语如果只学俄语一种，对学习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的长处是不利的。他认为在俄语之外，也应该有一些学校学英语、法语、日语、德语以及其他语言。纳乌莫夫又对我们1955年从教育部分出高教部，并且很快显示出重高教、轻普教、也轻中等专业教育的倾向提出意见，他说苏联的高教部全名叫“高等教育与中等专业教育部”，对中等专业教育非常重视，因为像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与之相适应的合理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形的，需要大量中等技术人才。作为陪同人员，父亲有责任向教育部领导汇报苏联专家的意见，他同时也表示自己的意见，认为专家说得有道理，应该考虑采纳。没有想到的是，在反右运动中，关于外语教学父亲被批判为“反对学俄语”，进而“上纲”到“反对学习苏联”；关于高教问题，则被批判为攻击党的教育方针。
当年苏联的中等专业教育还包括技工教育，实际上是指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外的整个职业技术教育。也就是说，是把它作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之外的又一大“板块”看待的。1982年我到联邦德国做访问学者，发现德国对教育的这一“板块”也非常重视，在技工学校、专业学校(德语称为Fachschule)之外还包括高等专业学校(Hochfachschule)，此外还保留了学徒制。德国长期是出口大国，其原因在于它是制造业大国和强国，而它那制造业大国、强国地位的主要支撑因素之一，便是那与经济相适应，能够提供素质好、数量足够的劳动力的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的人才观是扭曲的，只把少数“精英”视为人才，因而片面偏重高等教育。2008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振兴的基石祖国腾飞的翅膀——教育三十年改革发展之路》的综述性文章，它分两大段，一段是“义务教育跨越发展”，另一段是“高等教育追求一流”，对职业技术教育这个“板块”只字不提。文章作者是长期采访教育问题的记者，但问题显然并不出在记者身上，而是出在我们教育部门的掌舵人身上。忽视职业技术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一个痼疾。我们教育部门的掌门人，历来没有教育要均衡发展的思想，至今谈到均衡发展，仍然只限于义务教育阶段。2009年秋北大以“招生改革”为名出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当记者问及“推荐指标主要集中在教育资源较为强势的地方高中，是否有悖教育均衡化的问题”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的回答是：“在高中、高校非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以选拔人才为主，在这些阶段从来不提均衡发展。”
离开教育整体的均衡发展，义务教育-能够均衡发展吗?中国义务教育之所以长期不能均衡发展，根源正在教育整体发展的不均衡。这首先是结构的不均衡，也就是教育三大“板块”的不均衡。我们已经是世界上头号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强国，关键性制约因素-便是劳动力素质的低下。
在中国人口里，中低收入群体是最大的群体，我们的教育，必须切实担负起提高他们的素质这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一方面，他们的素质提高了，才有可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由制造业大国变成制造业强国。另一方面，他们的素质提高了，创造的财富多了，才有可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使扩大内需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提高中低收入这个最大群体的素质靠什么?一靠基础教育，二靠职业技术教育。基础教育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二者的基础，不应该只面向高等教育。对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其实比高等教育还重要。高级人才的需要量毕竟是有限的，自己没有或者不足，可以引进，也可以送出去培养，但大量中低层次人才是不可能引进也不可能送出去培养的。
只要我们的人才观端正了，在观念上和具体实施(例如报酬)上都给各级各类人才以正确、恰当的对待，我们的孩子就不会再过丰子恺漫画中那一道道“难关”。近年来不少孩子随父母移居国外(主要是发达国家)，进入那里的学校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普遍是“解放了”。期望在国内也能早早迎来听到孩子们欢呼“解放了”的那一天。
“捏泥人”式的教育
丰子恺有两幅以“教育”为题的漫画，画的却是用模子捏泥人。在第一幅画上，泥巴无知、无觉、无思想，捏出来的玩偶一个个都按捏制者的意图傻乎乎地笑着。第二幅也以教育为题，我们看到一双大手正把一个孩子当泥巴往模子里按。孩子不同于泥巴，所以他又哭又喊又挣扎。画家在孩子脸上还点了几滴墨，想来当是眼泪。此情此景让人心痛，在今天的中小学生脸上，这样的痛苦表情我们见得还少吗?
在今天的中国，高考已经成为整个教育的指挥棒。“要改革中小学教育，必须从改革高考做起”，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以高考来指挥整个教育，意味着整个教育变成了高等教育的附庸。用曾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的话来说，就是“高中办成大学预备班，初中和小学办成预备班的预备班”(在1985年12月28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会第一次常务理事、委员会议上的发言)。以高考来指挥整个教育的结果，我们的教育彻底堕落成了应试教育。周考、月考、单元考、期中考、期末考、模拟考，犹如一条条锁链，把学生锁得死死的，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事情?学生被迫不得不做的事只剩下一件，就是在那由数不清的试题营造出来的“迷宫”里转，而且只能按照营造者事先规定好的路线转，才能转出来。那样的“迷宫”，就是今天我们的教育把受教育者当泥人捏所使用的“模子”。各地“名校”不过是应试教育的领头羊，其他学校仿而效之，所用“模子”无一不是它们生产的，只要看一看那为数惊人的教辅书籍、教辅报刊就能明白。那次会上柳斌同志还说：“复习资料太多，非常害人。许多小孩做复习资料做不过来。一些中学教师看复习资料也看不过来。而有的单位就利用复习资料大赚其钱，大做生意，有好多东西是粗制滥造的。我们研究，要下一个通知，禁止发行各种复习资料。”二十多年过去，情况怎样了呢?没有禁止住，反而越出越多了。我查了一下邮局2010年报刊征订目录，发现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教辅报纸和教辅刊物各有一千多种，可谓空前繁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畸形的繁荣，是以牺牲孩子的时间、精力、健康和快乐而得来的。
“难关”
丰子恺还有一幅漫画题为《难关》，画上一个孩子正在翻越一道道难关：会考，初中入学；会考，高中入学；会考，大学入学；就业。现在的情况是难关已经不止这几道，“小升初”固然已经是一道难关，但那之前还得过进小学的一关；进不了好的小学，就升不进好的初中。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竞争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要不然，城市里怎么会出现“天价幼儿园”?更有甚者，2005年12月2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梅绍福的文章《婴儿学英语为哪般?》：一场创记录的“六个月学英语”示范课在上海科学会堂上演。这不禁让人迷惑：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孩子，也和世界上所有孩子一样，正常情况下要到一岁以后才开始学说话，如果中国婴儿六个月就开始学英语，岂不有“抢跑”的嫌疑?也让人糊涂：中国人的母语到底是什么?如果还是汉语，是不是我们的教育专家有一项惊人的“创新”，让孩子先学外语，后学母语?那样一来，究竟什么是母语?什么是外语?再往前，我们恐怕得创造在娘肚子里开始学英语的世界纪录了。升学竞争已经从学校教育前移到了学前教育，再往前，莫非还要提前到“胎教”?
丰子恺先生画《难关》的时候，过一道道关的还只是一少部分人，千军万马拥向“高考”独木桥的壮观景象还见不到。
教育要均衡
我父亲1957年在教育部被划成“右派”，其中两条罪状与他同意当时教育部苏联专家组组长纳乌莫夫的意见有关。他陪专家到山东视察，纳乌莫夫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提出意见，说现在中国人外语都学俄语，作为苏联人他很感荣幸；但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外语如果只学俄语一种，对学习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的长处是不利的。他认为在俄语之外，也应该有一些学校学英语、法语、日语、德语以及其他语言。纳乌莫夫又对我们1955年从教育部分出高教部，并且很快显示出重高教、轻普教、也轻中等专业教育的倾向提出意见，他说苏联的高教部全名叫“高等教育与中等专业教育部”，对中等专业教育非常重视，因为像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与之相适应的合理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形的，需要大量中等技术人才。作为陪同人员，父亲有责任向教育部领导汇报苏联专家的意见，他同时也表示自己的意见，认为专家说得有道理，应该考虑采纳。没有想到的是，在反右运动中，关于外语教学父亲被批判为“反对学俄语”，进而“上纲”到“反对学习苏联”；关于高教问题，则被批判为攻击党的教育方针。
当年苏联的中等专业教育还包括技工教育，实际上是指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外的整个职业技术教育。也就是说，是把它作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之外的又一大“板块”看待的。1982年我到联邦德国做访问学者，发现德国对教育的这一“板块”也非常重视，在技工学校、专业学校(德语称为Fachschule)之外还包括高等专业学校(Hochfachschule)，此外还保留了学徒制。德国长期是出口大国，其原因在于它是制造业大国和强国，而它那制造业大国、强国地位的主要支撑因素之一，便是那与经济相适应，能够提供素质好、数量足够的劳动力的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的人才观是扭曲的，只把少数“精英”视为人才，因而片面偏重高等教育。2008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振兴的基石祖国腾飞的翅膀——教育三十年改革发展之路》的综述性文章，它分两大段，一段是“义务教育跨越发展”，另一段是“高等教育追求一流”，对职业技术教育这个“板块”只字不提。文章作者是长期采访教育问题的记者，但问题显然并不出在记者身上，而是出在我们教育部门的掌舵人身上。忽视职业技术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一个痼疾。我们教育部门的掌门人，历来没有教育要均衡发展的思想，至今谈到均衡发展，仍然只限于义务教育阶段。2009年秋北大以“招生改革”为名出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当记者问及“推荐指标主要集中在教育资源较为强势的地方高中，是否有悖教育均衡化的问题”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的回答是：“在高中、高校非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以选拔人才为主，在这些阶段从来不提均衡发展。”
离开教育整体的均衡发展，义务教育-能够均衡发展吗?中国义务教育之所以长期不能均衡发展，根源正在教育整体发展的不均衡。这首先是结构的不均衡，也就是教育三大“板块”的不均衡。我们已经是世界上头号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强国，关键性制约因素-便是劳动力素质的低下。
在中国人口里，中低收入群体是最大的群体，我们的教育，必须切实担负起提高他们的素质这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一方面，他们的素质提高了，才有可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由制造业大国变成制造业强国。另一方面，他们的素质提高了，创造的财富多了，才有可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使扩大内需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提高中低收入这个最大群体的素质靠什么?一靠基础教育，二靠职业技术教育。基础教育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二者的基础，不应该只面向高等教育。对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其实比高等教育还重要。高级人才的需要量毕竟是有限的，自己没有或者不足，可以引进，也可以送出去培养，但大量中低层次人才是不可能引进也不可能送出去培养的。
只要我们的人才观端正了，在观念上和具体实施(例如报酬)上都给各级各类人才以正确、恰当的对待，我们的孩子就不会再过丰子恺漫画中那一道道“难关”。近年来不少孩子随父母移居国外(主要是发达国家)，进入那里的学校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普遍是“解放了”。期望在国内也能早早迎来听到孩子们欢呼“解放了”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