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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资平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颇有影响的作家。由于历史评价、思维定势等原因，对张资平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近十年来，研究者对该研究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整体研究的推进，仍有待史料研究的充分展开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探求。
关键词： 张资平研究 研究现状 研究方法
张资平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撰写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他的小说曾连续再版。但由于他的中后期创作的偏颇，以及不光彩的文人身份，人们几乎把他遗忘在故纸堆里了，即使提及他，也是当作反面教材。近十年来有关张资平的研究仍不算多，但可以看出，研究者对张资平其人其文的态度还是有变化的。
从内容上看，张资平研究在近十年来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对张资平生平、文学活动的原始资料的整理挖掘，二是对他的创作的文学批评与阐释。
对张资平生平与文学活动资料的挖掘并不多。如陈青生的《创造社时期的张资平》（《档案与史学》，1997.1）、林义山的《“腰斩”张资平》（《编辑学刊》，2004.4）、沈立行的《我所认识的“三角恋”作家张资平》等，这类研究比较少。由于张资平自己的回忆性资料不多见，其他人对他的回忆资料也不多，因此，张资平的生平活动还有许多空白点。
近期对张资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化阐释上。其中有同时代的作家比较研究。宋聚轩的《同一起点的不同道路——郁达夫张资平之比较》（《齐鲁学刊》，1996.3）将郁达夫、张资平相同的起点、不同的道路和结局作了比较，却倾注了作者太多的个人倾向。另一篇《郁达夫张资平性爱观差异论》（《齐鲁学刊》，2003.6）也是选择了与张资平同为创造社发起人的郁达夫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郁达夫和张资平都受到过现代性爱观的熏陶，但他们的小说中对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观的基本原则却有不同的理解：郁达夫对此是怀疑的，张资平则坚信不疑。”文中指出：“张资平的性爱小说写作则带有一种鲜明的道德建构意味。”正是这种清醒的道德建构意识使得张资平的性爱小说常常在这样两个主题中展开：赞颂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观的合理性；抨击制造性爱悲剧的旧的社会秩序。他的性爱小说中的现代性爱观比较纯粹，他的性爱小说常常让读者从丑中看到美。
也有对张资平小说创作进行分期研究的。颜敏在《不可回归的自我放逐——张资平中期恋爱小说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11）一文中，将张资平的小说划分为三个时期，重点研究张资平中期的恋爱小说，认为“最具张氏特色的是他中期的恋爱小说”，“张资平恋爱小说发展到中期便向爱欲禁区浸漫，这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他文化积累和认知结构中的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的契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定程度地顺应了新文化余波向人性意识的纵向深度发展的趋势”，从文化功能上看，其作品“具有正负两面意义”，“从创作倾向看，他选择自然主义的同时也吸取了精神分析学，无可奈何地放弃了笔下虚构世界的可信性允诺”。陈青生的《创造社时期的张资平》（《郭沫若学刊》，2000.3）则将重点放在张资平小说的前期创作上。
一些批评者则对张资平小说的自然主义倾向作了认真的梳理。如巫小黎的《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佛山技术科学学报》，2004.9）论述了“张资平的自然主义文学资源主要来自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并从四方面概括出张资平小说的自然主义特征：“一、體裁大多取自个人经历和身边的人事，具有日本‘私小说’的一般特征；二、以性欲描写为重心，着重表现人的物质性存在；三、不避琐碎、凡俗、丑陋，把‘审丑’的风气带入文坛，为改变中国人传统的美学趣味起了积极的作用；四、拒绝主观感情的介入，力避虚构和想象，以科学的方法，冷静观察，客观描写，以真为艺术的生命。”而赵艳花在同时期发表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10）的《张资平恋爱小说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一文，则辩证地从正负两方面分析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影响，指出“正是因为将外国文学因子与本国文学传统相融合，并顺应了时代的思想与潮流，使得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十分风行，受到众多读者的推崇，很多作品都是一版再版”，然而，又是这一点“使张资平最终堕落为低级的通俗小说作家，并始终为时人与后人所诟病。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运用是这段时期内大多数批评者的共同取向。在历史价值的尺度上，对张资平的这种批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一些批评者则从张资平的具体作品入手，选取研究角度。如范志强的《不应忽略的女性形象——从张资平小说〈苔莉〉、〈红雾〉谈起》（《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把张资平小说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史背景上，分析以《苔莉》中的苔莉、《红雾》中的丽君等为代表的张资平部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给其“所包含的意义潜势”以充分的肯定，填补了以往张资平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于九涛从文学作品的原始资料入手，将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与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岛崎藤村的《新生》进行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和叙述风格等方面的个案考察，来论证张资平《梅岭之春》是模仿之作，并提出对张资平研究的启示［１］。
近两年，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张资平小说的性爱主体入手，分别选取各自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徐仲佳认为“张资平试图在他的性爱小说中建构一种崭新的性道德”，而张资平所描绘的这种新的性道德是基于灵肉一致的现代性道德。张资平性爱小说中所描绘的新性道德是基于灵肉一致的现代性道德。他的性爱小说的一大贡献是打破了新文学中性的禁忌，大胆地描写恋爱中的青年男女的性爱心理，第一次把自然的基于灵肉一致的性爱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追求。［２］张福贵则“将张资平二十年左右的小说创作生涯作为一个连贯的思想整体，探讨其性爱主题的价值形态”。［３］叶向东将张资平的性爱文学思想作为研究主体，认为张资平的性爱文学思想“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反叛，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观念和性道德，具有反封建的历史意义和性爱审美化的现代意义，体现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价值”。［４］
除此之外，对张资平不同题材的小说研究也有了新成果。谭元亨的《重新释读“五四”时期情爱小说——兼论张资平及其情爱小说的历史评价》（《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9）一文肯定了张资平情爱小说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曾汉祥的《山乡和侨乡——张资平小说的客家情境》（《韶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10）则具体分析了张资平以客家为题材的小说特点。朱云才的《如实透视人的生存境遇——论张资平的身边小说》（《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科版》，2005.2）一文真切而形象地描摹了“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穷困潦倒、为生计而穷奔乱突的可怜可悲境地，垂怜他眼中孩童难以料定的生命悲苦，张氏身边小说里这种绵延不绝的人道主义情怀与五四文学对人主体精神的颂扬是契合一致的”。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徐肖楠的《张资平：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的最早尝试——略论张资平及其情感幻想小说的历史意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1）。这篇文章从市民小说和市民文化的角度重新为张资平在文学史下定位，认为张资平在中国的市民小说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他“延续着中国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市民小说传统，又对其加以现代化的改写”，这种现代改写其意即在“注意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和娱乐性质”的同时，“深刻描写了爱欲与文明的冲突”，使“他的情恋小说大都具有悲剧和苦难的性质”；启后则是指他下启从叶灵凤的浪漫主义市民色彩、刘呐鸥的感伤气息、穆时英的现代都市情恋关系到张爱玲的关心市民生存中金钱与爱情的关系、施蜇存注重东方心理的小说，直至90年代王安忆的上海市民小说、王朔的世俗化市民小说与池莉、刘震云、东西、何顿、张欣、邱华栋等的平面化、零碎化的市民书写。而且徐肖楠先生还独具慧眼地挖掘了张资平的市民小说中深刻的文化批判性：他的小说从不满足于市民生存的狭隘与琐碎，“并不赞美市民的功利价值，而是以一种坚定、朦胧的人文理性批判市民的庸俗与渺小”。上述两个结论在张资平研究中具有极大开拓性，首先它注重文学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功能和表现，充分肯定了张资平小说，特别是性爱小说所传达出来的深刻的文化批判性，准确地从张资平小说中欣赏人物的爱欲放纵的故事表层挖掘出要求以理性控制爱欲的放纵的深层意蕴。其次，文章试图探索张资平情恋小说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共时性联系，把它们与历史“本文”系统联系起来，重新阐释它们的文化含义。例如，文中的第四个结论：“张资平的情恋人物处于中国古典传统的礼制文明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文明交错时期，这些情恋人物的表现，生动地呈示两种文明交错时的生命选择和社会情景，反映了市民知识分子的爱欲与现实的矛盾，反映了两种不同文明同时对他们施加的的压抑和解放。”这两个立论摆脱了常见的因张资平的历史污点而对他的情恋小说的简单贬抑。
试着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阐释张资平小说的意义是近年来研究者选取的另一新角度。如杨剑龙的《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齐鲁学刊》，1998.6）、巫小黎的《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科版》，2000.2）、许正林的《张资平小说:在性爱与宗教的透视中》（《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3）。这些研究者将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放在文化的范畴内进行考察，或考察张资平小说的文化意义，或分析张资平小说与社会文化氛围的关系。
曾华鹏、范伯群的《论张资平的小说》是对张资平小说的历史价值判断。这是张资平研究中最有分量的文章之一。这篇万余字的长文分五个部分，分别评述了张资平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以及这三个阶段中他的情爱小说创作的滑坡现象，并分析了滑坡产生的原因。这篇长文可谓这一时期张资平研究的经典。它依据张资平在历史中的行为和影响，认为张资平是一个“集贡献与罪愆，光荣与耻辱于一身”，“无论在人生道路上或是在文学道路上都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作家。文章的本意是“对一个失败作家作认真的剖析，从他们并不成功的生活和创作历程中清理一些值得借鉴的历史教训，对于今天的作家和读者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从这种清晰的价值判断出发，曾、范首先肯定了张资平早期、中期的文学活动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积极作用，认为张资平早期能够对文学革命“及时做出积极的响应，并以自己的作品显示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同时肯定了张资平在文体方面对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成熟的独特贡献。同时曾、范两先生对张资平宣称转向以后的作品给以毫不留情的鞭挞，认为张资平的转换“只能说是一种‘赶时髦’”，认为张资平的“革命!恋爱”小说是他文学创作滑坡的重要标志，也批判了张资平婚恋小说中的性爱描写，认为其“格调是粗俗的、肉麻的、低下的”，“缺乏作家应有的庄严的道德评价”，“既有悖于美的准则，又有悖于道德的准则”，同样也运用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由此可见，近十年对张资平的基础性研究相对薄弱，一方面，张资平虽然称得上是一位“知名”作家，但由于二三十年代鲁迅对他“△”作家的定性，以及解放后文化汉奸的罪名，文学史家拒绝让其进入文学史，受其影响，研究者在对待张资平的问题上多是草率地处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很少有人对其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相关当事人的会议也很少，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关注张资平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东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术界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由于思维定势的历史习惯，很难用“历史语境”对一些原典进行基本的考证。
因此，今后的张资平研究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加强对作家的本体研究。鉴于历史对张资平的定论，在谈到张资平时，人们总是有所取舍，这必然影响了资料的全面性、真实性。张资平的作品，除了与时代有关，还与他的出身、师承、学养、经历、性格、气质、人格、理想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没出现一本具有学术品格的有关张资平传记性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次，要摆脱单一的研究方法，试着多角度地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每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都可能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接触到研究对象的本质。
参考文献：
［1］于九涛.是模仿还是改编——关于张资平的《梅岭之春》及其他［J］.书屋，2004，（8）.
［2］徐仲佳.新道德的描摹與建构——张资平性爱小说新探［J］.中国文学研究，2004，（1）.
［3］张福贵.人性主题的畸形呈现——张资平小说性爱主题论之一［J］.文艺研究，2004，（5）.
［4］叶向东.论张资平的性爱文学思想［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1）.
关键词： 张资平研究 研究现状 研究方法
张资平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撰写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他的小说曾连续再版。但由于他的中后期创作的偏颇，以及不光彩的文人身份，人们几乎把他遗忘在故纸堆里了，即使提及他，也是当作反面教材。近十年来有关张资平的研究仍不算多，但可以看出，研究者对张资平其人其文的态度还是有变化的。
从内容上看，张资平研究在近十年来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对张资平生平、文学活动的原始资料的整理挖掘，二是对他的创作的文学批评与阐释。
对张资平生平与文学活动资料的挖掘并不多。如陈青生的《创造社时期的张资平》（《档案与史学》，1997.1）、林义山的《“腰斩”张资平》（《编辑学刊》，2004.4）、沈立行的《我所认识的“三角恋”作家张资平》等，这类研究比较少。由于张资平自己的回忆性资料不多见，其他人对他的回忆资料也不多，因此，张资平的生平活动还有许多空白点。
近期对张资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化阐释上。其中有同时代的作家比较研究。宋聚轩的《同一起点的不同道路——郁达夫张资平之比较》（《齐鲁学刊》，1996.3）将郁达夫、张资平相同的起点、不同的道路和结局作了比较，却倾注了作者太多的个人倾向。另一篇《郁达夫张资平性爱观差异论》（《齐鲁学刊》，2003.6）也是选择了与张资平同为创造社发起人的郁达夫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郁达夫和张资平都受到过现代性爱观的熏陶，但他们的小说中对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观的基本原则却有不同的理解：郁达夫对此是怀疑的，张资平则坚信不疑。”文中指出：“张资平的性爱小说写作则带有一种鲜明的道德建构意味。”正是这种清醒的道德建构意识使得张资平的性爱小说常常在这样两个主题中展开：赞颂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观的合理性；抨击制造性爱悲剧的旧的社会秩序。他的性爱小说中的现代性爱观比较纯粹，他的性爱小说常常让读者从丑中看到美。
也有对张资平小说创作进行分期研究的。颜敏在《不可回归的自我放逐——张资平中期恋爱小说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11）一文中，将张资平的小说划分为三个时期，重点研究张资平中期的恋爱小说，认为“最具张氏特色的是他中期的恋爱小说”，“张资平恋爱小说发展到中期便向爱欲禁区浸漫，这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他文化积累和认知结构中的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的契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定程度地顺应了新文化余波向人性意识的纵向深度发展的趋势”，从文化功能上看，其作品“具有正负两面意义”，“从创作倾向看，他选择自然主义的同时也吸取了精神分析学，无可奈何地放弃了笔下虚构世界的可信性允诺”。陈青生的《创造社时期的张资平》（《郭沫若学刊》，2000.3）则将重点放在张资平小说的前期创作上。
一些批评者则对张资平小说的自然主义倾向作了认真的梳理。如巫小黎的《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佛山技术科学学报》，2004.9）论述了“张资平的自然主义文学资源主要来自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并从四方面概括出张资平小说的自然主义特征：“一、體裁大多取自个人经历和身边的人事，具有日本‘私小说’的一般特征；二、以性欲描写为重心，着重表现人的物质性存在；三、不避琐碎、凡俗、丑陋，把‘审丑’的风气带入文坛，为改变中国人传统的美学趣味起了积极的作用；四、拒绝主观感情的介入，力避虚构和想象，以科学的方法，冷静观察，客观描写，以真为艺术的生命。”而赵艳花在同时期发表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10）的《张资平恋爱小说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一文，则辩证地从正负两方面分析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影响，指出“正是因为将外国文学因子与本国文学传统相融合，并顺应了时代的思想与潮流，使得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十分风行，受到众多读者的推崇，很多作品都是一版再版”，然而，又是这一点“使张资平最终堕落为低级的通俗小说作家，并始终为时人与后人所诟病。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运用是这段时期内大多数批评者的共同取向。在历史价值的尺度上，对张资平的这种批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一些批评者则从张资平的具体作品入手，选取研究角度。如范志强的《不应忽略的女性形象——从张资平小说〈苔莉〉、〈红雾〉谈起》（《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把张资平小说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史背景上，分析以《苔莉》中的苔莉、《红雾》中的丽君等为代表的张资平部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给其“所包含的意义潜势”以充分的肯定，填补了以往张资平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于九涛从文学作品的原始资料入手，将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与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岛崎藤村的《新生》进行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和叙述风格等方面的个案考察，来论证张资平《梅岭之春》是模仿之作，并提出对张资平研究的启示［１］。
近两年，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张资平小说的性爱主体入手，分别选取各自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徐仲佳认为“张资平试图在他的性爱小说中建构一种崭新的性道德”，而张资平所描绘的这种新的性道德是基于灵肉一致的现代性道德。张资平性爱小说中所描绘的新性道德是基于灵肉一致的现代性道德。他的性爱小说的一大贡献是打破了新文学中性的禁忌，大胆地描写恋爱中的青年男女的性爱心理，第一次把自然的基于灵肉一致的性爱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追求。［２］张福贵则“将张资平二十年左右的小说创作生涯作为一个连贯的思想整体，探讨其性爱主题的价值形态”。［３］叶向东将张资平的性爱文学思想作为研究主体，认为张资平的性爱文学思想“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反叛，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观念和性道德，具有反封建的历史意义和性爱审美化的现代意义，体现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价值”。［４］
除此之外，对张资平不同题材的小说研究也有了新成果。谭元亨的《重新释读“五四”时期情爱小说——兼论张资平及其情爱小说的历史评价》（《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9）一文肯定了张资平情爱小说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曾汉祥的《山乡和侨乡——张资平小说的客家情境》（《韶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10）则具体分析了张资平以客家为题材的小说特点。朱云才的《如实透视人的生存境遇——论张资平的身边小说》（《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科版》，2005.2）一文真切而形象地描摹了“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穷困潦倒、为生计而穷奔乱突的可怜可悲境地，垂怜他眼中孩童难以料定的生命悲苦，张氏身边小说里这种绵延不绝的人道主义情怀与五四文学对人主体精神的颂扬是契合一致的”。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徐肖楠的《张资平：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的最早尝试——略论张资平及其情感幻想小说的历史意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1）。这篇文章从市民小说和市民文化的角度重新为张资平在文学史下定位，认为张资平在中国的市民小说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他“延续着中国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市民小说传统，又对其加以现代化的改写”，这种现代改写其意即在“注意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和娱乐性质”的同时，“深刻描写了爱欲与文明的冲突”，使“他的情恋小说大都具有悲剧和苦难的性质”；启后则是指他下启从叶灵凤的浪漫主义市民色彩、刘呐鸥的感伤气息、穆时英的现代都市情恋关系到张爱玲的关心市民生存中金钱与爱情的关系、施蜇存注重东方心理的小说，直至90年代王安忆的上海市民小说、王朔的世俗化市民小说与池莉、刘震云、东西、何顿、张欣、邱华栋等的平面化、零碎化的市民书写。而且徐肖楠先生还独具慧眼地挖掘了张资平的市民小说中深刻的文化批判性：他的小说从不满足于市民生存的狭隘与琐碎，“并不赞美市民的功利价值，而是以一种坚定、朦胧的人文理性批判市民的庸俗与渺小”。上述两个结论在张资平研究中具有极大开拓性，首先它注重文学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功能和表现，充分肯定了张资平小说，特别是性爱小说所传达出来的深刻的文化批判性，准确地从张资平小说中欣赏人物的爱欲放纵的故事表层挖掘出要求以理性控制爱欲的放纵的深层意蕴。其次，文章试图探索张资平情恋小说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共时性联系，把它们与历史“本文”系统联系起来，重新阐释它们的文化含义。例如，文中的第四个结论：“张资平的情恋人物处于中国古典传统的礼制文明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文明交错时期，这些情恋人物的表现，生动地呈示两种文明交错时的生命选择和社会情景，反映了市民知识分子的爱欲与现实的矛盾，反映了两种不同文明同时对他们施加的的压抑和解放。”这两个立论摆脱了常见的因张资平的历史污点而对他的情恋小说的简单贬抑。
试着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阐释张资平小说的意义是近年来研究者选取的另一新角度。如杨剑龙的《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齐鲁学刊》，1998.6）、巫小黎的《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科版》，2000.2）、许正林的《张资平小说:在性爱与宗教的透视中》（《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3）。这些研究者将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放在文化的范畴内进行考察，或考察张资平小说的文化意义，或分析张资平小说与社会文化氛围的关系。
曾华鹏、范伯群的《论张资平的小说》是对张资平小说的历史价值判断。这是张资平研究中最有分量的文章之一。这篇万余字的长文分五个部分，分别评述了张资平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以及这三个阶段中他的情爱小说创作的滑坡现象，并分析了滑坡产生的原因。这篇长文可谓这一时期张资平研究的经典。它依据张资平在历史中的行为和影响，认为张资平是一个“集贡献与罪愆，光荣与耻辱于一身”，“无论在人生道路上或是在文学道路上都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作家。文章的本意是“对一个失败作家作认真的剖析，从他们并不成功的生活和创作历程中清理一些值得借鉴的历史教训，对于今天的作家和读者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从这种清晰的价值判断出发，曾、范首先肯定了张资平早期、中期的文学活动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积极作用，认为张资平早期能够对文学革命“及时做出积极的响应，并以自己的作品显示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同时肯定了张资平在文体方面对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成熟的独特贡献。同时曾、范两先生对张资平宣称转向以后的作品给以毫不留情的鞭挞，认为张资平的转换“只能说是一种‘赶时髦’”，认为张资平的“革命!恋爱”小说是他文学创作滑坡的重要标志，也批判了张资平婚恋小说中的性爱描写，认为其“格调是粗俗的、肉麻的、低下的”，“缺乏作家应有的庄严的道德评价”，“既有悖于美的准则，又有悖于道德的准则”，同样也运用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由此可见，近十年对张资平的基础性研究相对薄弱，一方面，张资平虽然称得上是一位“知名”作家，但由于二三十年代鲁迅对他“△”作家的定性，以及解放后文化汉奸的罪名，文学史家拒绝让其进入文学史，受其影响，研究者在对待张资平的问题上多是草率地处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很少有人对其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相关当事人的会议也很少，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关注张资平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东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术界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由于思维定势的历史习惯，很难用“历史语境”对一些原典进行基本的考证。
因此，今后的张资平研究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加强对作家的本体研究。鉴于历史对张资平的定论，在谈到张资平时，人们总是有所取舍，这必然影响了资料的全面性、真实性。张资平的作品，除了与时代有关，还与他的出身、师承、学养、经历、性格、气质、人格、理想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没出现一本具有学术品格的有关张资平传记性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次，要摆脱单一的研究方法，试着多角度地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每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都可能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接触到研究对象的本质。
参考文献：
［1］于九涛.是模仿还是改编——关于张资平的《梅岭之春》及其他［J］.书屋，2004，（8）.
［2］徐仲佳.新道德的描摹與建构——张资平性爱小说新探［J］.中国文学研究，2004，（1）.
［3］张福贵.人性主题的畸形呈现——张资平小说性爱主题论之一［J］.文艺研究，2004，（5）.
［4］叶向东.论张资平的性爱文学思想［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