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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蚀》三部曲中的人物倾注了作者许多主观情感，书中人物的或喜或悲都是他所熟悉的，甚至可以说作品中某些人物的思想也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某些人物的感情、精神状态也是作者自己的感情和精神状态。本文从作品中的忧郁气质、感伤情愫和颓废情绪来论述一下《蚀》三部曲中的浪漫色彩。
关键词：忧郁；感伤；颓废；浪漫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39-02
对茅盾《蚀》三部曲的研究，最早多集中于其对时代背景、女性形象、知识分子的描述；最近几年对《蚀》三部曲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视角，如唐欣的《身体叙事中的性别主题辨析——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陈建华的《 “乳房”的都市与革命乌托邦狂想——茅盾早期小说视象语言》，李永东的《时代新青年的颓废叙事——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大家开始从不同的侧面研究《蚀》。今天看来，《蚀》无疑倾注了作者最真挚的感情，书中人物的或喜或悲都是他所熟悉的，正如作者所说：“我很抱歉，我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我实在排遣不开。”[1]本文就从作品中的忧郁气质、感伤情愫和颓废情绪来论述一下《蚀》三部曲中的浪漫色彩。
《蚀》三部曲中的每一部前都有一个题词。《幻灭》的题词来自屈原的《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俢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历来被我们公认为伟大浪漫主义诗人，这句写出了诗人虽理想幻灭，却依然执着追求，有一种固执的感伤。书中的静女士和慧女士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在当时国民大革命失败的气氛中，谁不是想有所追求却又无从着劲儿，没有方向感呢？“（静女士）她自从去年在省里的女校闹了风潮后，便很消极，她看见许多同学渐渐地丢开了闹风潮的正目的，却和‘社会上’那些仗义声援的漂亮人儿去交际——恋爱，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简直气急了。”[2]半途抽身事外，理想破灭，对一切都感失望。到上海来读书也并无甚目的，换了两个学校，整天在忧愁感伤中度过无聊的日子。慧女士是对社会的幻灭、对男子的幻灭。“现在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静！我告诉你，男子都是坏人！他们接近我们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3]这便是慧对社会的认识，对男人的认识。她们都是对当前社会的一切都失望的人，没有什么事情能引起她们真正的兴趣。这才会使她们常常无端地生气，也不是因为恼着谁，就是见着人就会不高兴，听着人声就讨厌，正如慧在一开篇便说的那样：“我讨厌上海，讨厌那些外国人，讨厌大商店里油嘴的伙计，讨厌黄包车夫，讨厌……真的，不知为什么，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想着就生气！”[4]历来研究者总是把慧和静看作新和旧两类不同的人物，诚然慧和静的性格不同，但她们对社会的态度是一致的，即一切都让人讨厌，让人生气，心里苦闷和压抑，想有所作为、有所追求却又实在是找不到出路。静就曾就表白过：“我本性不是懒惰人，而且在这个时代，良心更督促我贡献我的一份力。……现在我虽然决心不干工会的事，还是想做一点于人有益、于己心安的事。”[5]而在这样苦闷的年代里，强唯力的追求就不难理解了。他上战场只是为了寻求刺激，无所谓报效祖国。对他而言，胜败则无所谓。静曾暗中忖量：“这少年大概也是伤心人，对于一切都感不满，都觉得失望，而又不甘寂寞，所以到战场上要求强烈的刺激以求自快罢了。”[6]这三个人在内在感受上是相通的，即都觉得苦闷，只是他们各自采取的排遣方式不同罢了。《动摇》中的方太太也是这样一个人物，也曾经活泼过、年轻过，青春的火在血管里燃烧，可是现在却“消沉，阑珊，处处时时，都无从着劲儿似的。我好像没有从前那样的勇敢，自信了。我现在不敢动。我决不定主意。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算是对的。实在这世界变得太快，太复杂，太矛盾，我真真地迷失在那里头了！”[7]她虽然也是消极悲观的，但却没有绝望。至于《追求》，则通篇都笼罩在苦闷的时代氛围中。仲昭说：“要不分有这时代的苦闷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麻木蒙昧的人，另一种是超过了时代的大勇者。”[8]可见他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苦闷。这种苦闷是大革命时代的副产物，他们这一群青年不甘心寂寞地走进坟墓，有着各自不同的追求，仲昭要改版第四版的报纸，曼青要办教育，章秋柳他们要组团，他们这伙人“确是焦灼的向上，但他们的浪漫习性终究要拉他们到颓废堕落。”[10]他们不断地怀疑、追求、幻灭，最后终至一败涂地，一无所获，每一个人的追求都落了空。他们都在不断地自我反思，以期有所作为，“……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请自今日始；刻苦，沉着，精进不休；秋柳，秋柳，不要忘记你已经二十六岁；浪漫的时代已经过去，切实地做人从今天开头。”[11]对青春的哀叹其实也是一种苦闷，正如秋柳悲伤地觉得自己已经二十六岁，浪漫的时代已经过去；慧也有着对于青春逝去的感伤：“二十四岁了！”她心里反复说：“已经二十四岁了么：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半路了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像飞一般过去，是快乐，还是伤心呢？”她努力想捉住过去的快乐的片段，但是刚想起是快乐时，立即又变为伤心的黑影了。她发狂似的咬着被角，诅咒这人生，诅咒她的一切经验，诅咒她自己。她想如果再让她回到十七八——就是二十也好罢，她一定要十二分谨慎地使用这美满的青春，她要周详计划如何使用这美满的青春，她绝不能再让它草草地如痴如梦地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完了，她好比做梦拾得黄金的人，没等到梦醒就已胡乱花光，徒然留得醒后的懊怅。[12]方太太在谈到自己不如以前活泼时也说道恐怕年龄也有关系，已经二十七岁了。因为知道自己的青春差不多已过去一半，却还是没有方向感，不免会感到苦闷。这一群苦闷的年轻人在苦闷的时代氛围中，终于各自走向了不归路。
尼采认为，自然过程的腐败或衰颓并不必然同颓废相联系。颓废是意志状况的一种现象——它是生活意志的丧失，这种丧失促成了一种针对生活的复仇态度并通过憎恨来变现自身。[13]而这种对生活的复仇态度典型地体现在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的身上。慧女士说：“我就用他们对待我的法子回敬他们呵！”[14]刚强与狷傲的慧，“她自从第一次被骗而又被弃以后，早存了对于男性报复的主意；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想到爱”，“当她确是她自己的时候，她回想过去，绝无悲伤与悔恨，只是愤怒——报复未尽快意的愤怒。”[15]孙舞阳也说：“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16]而章秋柳认为：“女子最快意的事，莫过于引诱一个骄傲的男子匍匐在你脚下，然后下死劲把他踢开去。”[17]而史循，更是颓废的过头，拿自己的生命去报复社会，“衰颓”已成为这个人的特有气味，他的身体早已垮掉，枯瘠的身体显示着生命的无力。他们自认为是颓废者，这样的颓废情绪连作者也承认：“我很抱歉，我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我实在排遣不开。”[18]可见这样颓废的小说是和作者当时的写作心境分不开的。《蚀》三部曲写的是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这两年动乱时期的事。1927年，茅盾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被动地由政治工作者转向文学创作者，在动乱时期他从牯岭回到上海后发现自己成了国民党通缉的人物，不能公开活动只能呆在家里，闲极无聊再加上他在国民大革命中亲身所经历的革命政变，都使其心情极度苦闷和颓废，便用文学创作来排遣这种情绪。
茅盾笔下的时代新青年与西方颓废派在精神上有着一定的差异。西方的颓废派在否定存在、放逐自我中走向了彻底的虚无主义，而时代新青年在否定社会、报复社会中又并不绝望，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他们都是有志向、有抱负、有追求的年轻人，他们并非想真正地颓废堕落下去，他们爱生活，积极地追求，只是时代造成了他们的悲剧。他们是坚强、勇敢、独立的，他们想有所作为却又不可作为，想要有所追求却终归幻灭的苦闷、忧郁、感伤、颓废心理使得《蚀》三部曲具备了浪漫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4：116—117.
[2][3][4][5][6][7][8][9][10][11][12][14][15][16][17][18]茅盾茅盾全集：小说一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9，7，77，85，139，264，265，271，321，29，10，30，213，373，269，271，374.
[13][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6.
关键词：忧郁；感伤；颓废；浪漫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39-02
对茅盾《蚀》三部曲的研究，最早多集中于其对时代背景、女性形象、知识分子的描述；最近几年对《蚀》三部曲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视角，如唐欣的《身体叙事中的性别主题辨析——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陈建华的《 “乳房”的都市与革命乌托邦狂想——茅盾早期小说视象语言》，李永东的《时代新青年的颓废叙事——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大家开始从不同的侧面研究《蚀》。今天看来，《蚀》无疑倾注了作者最真挚的感情，书中人物的或喜或悲都是他所熟悉的，正如作者所说：“我很抱歉，我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我实在排遣不开。”[1]本文就从作品中的忧郁气质、感伤情愫和颓废情绪来论述一下《蚀》三部曲中的浪漫色彩。
《蚀》三部曲中的每一部前都有一个题词。《幻灭》的题词来自屈原的《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俢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历来被我们公认为伟大浪漫主义诗人，这句写出了诗人虽理想幻灭，却依然执着追求，有一种固执的感伤。书中的静女士和慧女士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在当时国民大革命失败的气氛中，谁不是想有所追求却又无从着劲儿，没有方向感呢？“（静女士）她自从去年在省里的女校闹了风潮后，便很消极，她看见许多同学渐渐地丢开了闹风潮的正目的，却和‘社会上’那些仗义声援的漂亮人儿去交际——恋爱，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简直气急了。”[2]半途抽身事外，理想破灭，对一切都感失望。到上海来读书也并无甚目的，换了两个学校，整天在忧愁感伤中度过无聊的日子。慧女士是对社会的幻灭、对男子的幻灭。“现在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静！我告诉你，男子都是坏人！他们接近我们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3]这便是慧对社会的认识，对男人的认识。她们都是对当前社会的一切都失望的人，没有什么事情能引起她们真正的兴趣。这才会使她们常常无端地生气，也不是因为恼着谁，就是见着人就会不高兴，听着人声就讨厌，正如慧在一开篇便说的那样：“我讨厌上海，讨厌那些外国人，讨厌大商店里油嘴的伙计，讨厌黄包车夫，讨厌……真的，不知为什么，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想着就生气！”[4]历来研究者总是把慧和静看作新和旧两类不同的人物，诚然慧和静的性格不同，但她们对社会的态度是一致的，即一切都让人讨厌，让人生气，心里苦闷和压抑，想有所作为、有所追求却又实在是找不到出路。静就曾就表白过：“我本性不是懒惰人，而且在这个时代，良心更督促我贡献我的一份力。……现在我虽然决心不干工会的事，还是想做一点于人有益、于己心安的事。”[5]而在这样苦闷的年代里，强唯力的追求就不难理解了。他上战场只是为了寻求刺激，无所谓报效祖国。对他而言，胜败则无所谓。静曾暗中忖量：“这少年大概也是伤心人，对于一切都感不满，都觉得失望，而又不甘寂寞，所以到战场上要求强烈的刺激以求自快罢了。”[6]这三个人在内在感受上是相通的，即都觉得苦闷，只是他们各自采取的排遣方式不同罢了。《动摇》中的方太太也是这样一个人物，也曾经活泼过、年轻过，青春的火在血管里燃烧，可是现在却“消沉，阑珊，处处时时，都无从着劲儿似的。我好像没有从前那样的勇敢，自信了。我现在不敢动。我决不定主意。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算是对的。实在这世界变得太快，太复杂，太矛盾，我真真地迷失在那里头了！”[7]她虽然也是消极悲观的，但却没有绝望。至于《追求》，则通篇都笼罩在苦闷的时代氛围中。仲昭说：“要不分有这时代的苦闷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麻木蒙昧的人，另一种是超过了时代的大勇者。”[8]可见他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苦闷。这种苦闷是大革命时代的副产物，他们这一群青年不甘心寂寞地走进坟墓，有着各自不同的追求，仲昭要改版第四版的报纸，曼青要办教育，章秋柳他们要组团，他们这伙人“确是焦灼的向上，但他们的浪漫习性终究要拉他们到颓废堕落。”[10]他们不断地怀疑、追求、幻灭，最后终至一败涂地，一无所获，每一个人的追求都落了空。他们都在不断地自我反思，以期有所作为，“……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请自今日始；刻苦，沉着，精进不休；秋柳，秋柳，不要忘记你已经二十六岁；浪漫的时代已经过去，切实地做人从今天开头。”[11]对青春的哀叹其实也是一种苦闷，正如秋柳悲伤地觉得自己已经二十六岁，浪漫的时代已经过去；慧也有着对于青春逝去的感伤：“二十四岁了！”她心里反复说：“已经二十四岁了么：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半路了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像飞一般过去，是快乐，还是伤心呢？”她努力想捉住过去的快乐的片段，但是刚想起是快乐时，立即又变为伤心的黑影了。她发狂似的咬着被角，诅咒这人生，诅咒她的一切经验，诅咒她自己。她想如果再让她回到十七八——就是二十也好罢，她一定要十二分谨慎地使用这美满的青春，她要周详计划如何使用这美满的青春，她绝不能再让它草草地如痴如梦地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完了，她好比做梦拾得黄金的人，没等到梦醒就已胡乱花光，徒然留得醒后的懊怅。[12]方太太在谈到自己不如以前活泼时也说道恐怕年龄也有关系，已经二十七岁了。因为知道自己的青春差不多已过去一半，却还是没有方向感，不免会感到苦闷。这一群苦闷的年轻人在苦闷的时代氛围中，终于各自走向了不归路。
尼采认为，自然过程的腐败或衰颓并不必然同颓废相联系。颓废是意志状况的一种现象——它是生活意志的丧失，这种丧失促成了一种针对生活的复仇态度并通过憎恨来变现自身。[13]而这种对生活的复仇态度典型地体现在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的身上。慧女士说：“我就用他们对待我的法子回敬他们呵！”[14]刚强与狷傲的慧，“她自从第一次被骗而又被弃以后，早存了对于男性报复的主意；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想到爱”，“当她确是她自己的时候，她回想过去，绝无悲伤与悔恨，只是愤怒——报复未尽快意的愤怒。”[15]孙舞阳也说：“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16]而章秋柳认为：“女子最快意的事，莫过于引诱一个骄傲的男子匍匐在你脚下，然后下死劲把他踢开去。”[17]而史循，更是颓废的过头，拿自己的生命去报复社会，“衰颓”已成为这个人的特有气味，他的身体早已垮掉，枯瘠的身体显示着生命的无力。他们自认为是颓废者，这样的颓废情绪连作者也承认：“我很抱歉，我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我实在排遣不开。”[18]可见这样颓废的小说是和作者当时的写作心境分不开的。《蚀》三部曲写的是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这两年动乱时期的事。1927年，茅盾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被动地由政治工作者转向文学创作者，在动乱时期他从牯岭回到上海后发现自己成了国民党通缉的人物，不能公开活动只能呆在家里，闲极无聊再加上他在国民大革命中亲身所经历的革命政变，都使其心情极度苦闷和颓废，便用文学创作来排遣这种情绪。
茅盾笔下的时代新青年与西方颓废派在精神上有着一定的差异。西方的颓废派在否定存在、放逐自我中走向了彻底的虚无主义，而时代新青年在否定社会、报复社会中又并不绝望，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他们都是有志向、有抱负、有追求的年轻人，他们并非想真正地颓废堕落下去，他们爱生活，积极地追求，只是时代造成了他们的悲剧。他们是坚强、勇敢、独立的，他们想有所作为却又不可作为，想要有所追求却终归幻灭的苦闷、忧郁、感伤、颓废心理使得《蚀》三部曲具备了浪漫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4：116—117.
[2][3][4][5][6][7][8][9][10][11][12][14][15][16][17][18]茅盾茅盾全集：小说一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9，7，77，85，139，264，265，271，321，29，10，30，213，373，269，271，374.
[13][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