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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齐奥（J. M. G. Le Clézio）已经71岁了，露出笑容时，却每每像个羞涩的大男孩。
重要场合，他爱穿黑衬衫——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时髦和正式，但鞋子不一定。8月1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主题演讲“都市中的作家”时，他从坐在首排的记者眼前踱步上台，脚趿老旧的中式皮凉拖。炎炎夏日，里头却还夹了双蓝色尼龙袜——据说，2008年1月，他穿着凉拖到北京领奖，受寒感冒过。
也就在那年10月，他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这是一位追求重新启程、诗意冒险与感官迷醉的作家，致力于探索主流文明之外和隐匿其下的人性。”法国总统萨科齐致辞：“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的孩子、尼斯的少年、美洲和非洲沙漠的流浪者，勒克莱齐奥是世界公民、各大洲和文化的儿子。”当年总统急不可耐发来的贺电，勒克莱齐奥本人却记不清了。他没手机，消息发到夫人热米娅的手机上，而接起电话前，相同号码已拨了5遍，当时她扫了一眼手机，告诉他：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这位来华次数最多的诺奖作家与中国结缘甚早。1967年他27岁，到香港旅行，获特许进入广州，中国给他的印象是“很乡村化，火车上都是农民”。他申请加入法国派到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但未获批准。1993年前后他第二次访华，去了上海和南京，彼时其成名作《诉讼笔录》中译本刚出版。2008年、2009年两次简短的北京之行，除了业内的小范围交流，他的“世界情怀”和“超现实”尚未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广泛认同。这已是他第5次来华，也是最受欢迎的一次：上海书展期间，慕诺奖之名而来的读者络绎不绝，他受到最热烈的围观，17日中午，一口气签售了1200本书。
“作家，是一个有机会、有幸——往往也是绝望地——将人们无用的举动和思想记录下来，并且使这些举动和思想成为某种站得住脚的东西的人。”这是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华师大演讲结束后，有人提问：“前不久挪威发生悲剧，欧洲的极右势力令人深思，您看到新闻时，是否觉得有责任推广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使人类生活更和谐？”勒克莱齐奥缓缓作答：“这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欧洲现在确实产生了民粹主义的倾向，这和1930年代的情形相似，常表现为种族歧视。作家不是英雄，你知道，有些作家甚至会参与这些活动。至于多元文化，其实我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我父母都来自毛里求斯，那儿因为历史原因也是多元文化的地域，在这种意义上我也是个移民，因此我和其他作家建立了一个很小的‘跨文化与和平基金会’，我们能做的事很少，比如在有限范围内传播各种语言和民族的书籍，邀请作家到毛里求斯去看一看。”
此次来沪，夫人热米娅随行左右。这位来自撒哈拉的女子，白衣黑裤，金耳环，玳瑁框架眼镜，神似中年杜拉斯。丈夫演讲时她一直坐在首排角落，静静聆听。演讲结束，校方邀请作家夫妇共享午宴。与勒克莱齐奥的寡言相比，热米娅开朗许多。席间上来一道历史悠久的“烧豆腐”，她立即打趣：“瞧！我们喝着可口可乐，吃着两千多年前的豆腐！”谈笑间，东道主聊到上海好男人“四项原则”：不抽烟不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勒克莱齐奥腼腆地笑笑：“我也快了！只剩第四条有待努力。”热米娅哈哈大笑：“看来我不是好女人，第一條就做不到，我得抽烟！不过，我坚决跟党走！”
餐桌上的勒克莱齐奥，安安静静，彬彬有礼，偶有机会便轻声发问，“印度的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为什么不叫指北针？”当东道主介绍中国画的留白时他说：“其实中国的古诗也有留白，杜甫作品就有很深的哲学味。”他提及上次在京遇见范曾，座中有人指出其画作有流水线之嫌，他反应极快：“和毕加索一样！”他想了想，孩子气地笑了起来：“范曾画的人物鼻子很大，像萨科齐！”
服务生端上餐盘——橙汁、酸奶、红酒、绿茶……“我就喝这个吧？”勒克莱齐奥指了指桌上的纯净水。热米娅点了酸奶他又犹豫了：“是甜的？好吧，我也尝尝。”餐毕，众人举起盛满红酒的高脚杯，他满不在乎地举起刚点的那半杯乳白色液体——“干杯！”
筵席结束，看到门外站着几位大厨，他恭敬地走过去，一一握手致谢。
下午3点半，勒克莱齐奥换上浅色衬衫、运动鞋，出现在上海博物馆门口。烈日下他戴了副墨镜，加上1米9的身量，酷似好莱坞明星。站定，扬起手，他和热米娅排着队，规规矩矩接受安检。从青铜器馆到书法展区，夫妇俩的认真劲甚于国人。刚踏入青铜器馆，他就和记者交流，“二战期间，日本人从中国拿走很多这样的文物。”
对象形文字和书法，他情有独钟。从甲骨文橱窗边走过，他问起中国数字与笔画，并告诉记者：“我认识‘十’，就是十字架。”在清朝王澍《篆书汉尚方镜铭轴》前，他指着篆体的“子”字，好似发现了新大陆——“Duex Enfants！”（瞧！两个孩子！）
傍晚时分，夫妇俩决定到外滩走走，顺道去曾经下榻的和平饭店喝杯茶。二十多年前，勒克莱齐奥来过上海，念念不忘的是，“那时菜市场里还能买到刺猬”。走进早已面目全非的和平饭店，面对操一口流利英语的服务生，他多少有些感慨，但他接着表示：不应该总沉浸在怀旧情绪中。面对城中的摩天大楼他也小声咕哝：我挺喜欢这些高楼的。
那个下午，他品着茉莉花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世上没有什么原始的人
“地球圆圆的，很小很小。人们拿它到处做交易。”（《诉讼笔录》）
《诉讼》、《战争》、《飙车》、《革命》，触目惊心的标题，让人想到反叛的斗士，而眼前分明坐着温柔的绅士。接受出版商赠送的文房四宝时，勒克莱齐奥的答谢简单有力：“笔墨有时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
上世纪60年代，二十郎当岁的勒克莱齐奥刚出道，便以先锋小说《诉讼笔录》激烈反抗现代文明，给西方社会敲响“一记警钟”（福柯语）；忆及青年时代，他向记者坦承：“那时是有点挑衅。”写下《战争》和《巨人》时他还不到三十岁，“那是个安静不下来的年龄，很多东西变了，挑起我的某种情绪，也不能说现在我没有挑衅意味，但可能会寻找另一种方式。”
对于《巨人》扉页上“谨以此书献给秦始皇帝”的题词，多名中国记者表示好奇，用勒克莱齐奥的话说这多少是种“挑衅”——你不是焚书坑儒吗？那就把这本书“献”给你。“写这本书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法国知识分子整个也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当时我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和商业化世界很困惑。”
1967年申请来华受挫，他转而去了泰国，又因强烈谴责当地雏妓现象“干涉他国内政”，被法国政府召回，派往墨西哥服役。
当地的风土人情后来成为小说《弗里达传》的素材。“这不完全是一部传记，首先是弗里达与里韦拉的爱情故事，此外也是我对当时墨西哥革命的追忆。通过这部小说、这名画家，我希望自己能弄清楚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最感兴趣的是墨西哥城。那个年代，它几乎是拉丁美洲灯塔式的城市，很多人从智利、阿根廷、美国过来，因为那里发生了革命，人们夺取了政权；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民间艺术，比如墙上的绘画，在这里，文化不只属于小众精英，而且属于大众。未来城市，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文化要有大众的参与。”他参与了当地图书馆的建设，并在墨西哥大学研究玛雅文化与阿兹特克语中的纳瓦特尔方言。为了深入研究，他到尤卡坦半岛生活了一段时间，还翻译了玛雅神话经典《希拉姆
重要场合，他爱穿黑衬衫——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时髦和正式，但鞋子不一定。8月1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主题演讲“都市中的作家”时，他从坐在首排的记者眼前踱步上台，脚趿老旧的中式皮凉拖。炎炎夏日，里头却还夹了双蓝色尼龙袜——据说，2008年1月，他穿着凉拖到北京领奖，受寒感冒过。
也就在那年10月，他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这是一位追求重新启程、诗意冒险与感官迷醉的作家，致力于探索主流文明之外和隐匿其下的人性。”法国总统萨科齐致辞：“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的孩子、尼斯的少年、美洲和非洲沙漠的流浪者，勒克莱齐奥是世界公民、各大洲和文化的儿子。”当年总统急不可耐发来的贺电，勒克莱齐奥本人却记不清了。他没手机，消息发到夫人热米娅的手机上，而接起电话前，相同号码已拨了5遍，当时她扫了一眼手机，告诉他：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这位来华次数最多的诺奖作家与中国结缘甚早。1967年他27岁，到香港旅行，获特许进入广州，中国给他的印象是“很乡村化，火车上都是农民”。他申请加入法国派到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但未获批准。1993年前后他第二次访华，去了上海和南京，彼时其成名作《诉讼笔录》中译本刚出版。2008年、2009年两次简短的北京之行，除了业内的小范围交流，他的“世界情怀”和“超现实”尚未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广泛认同。这已是他第5次来华，也是最受欢迎的一次：上海书展期间，慕诺奖之名而来的读者络绎不绝，他受到最热烈的围观，17日中午，一口气签售了1200本书。
“作家，是一个有机会、有幸——往往也是绝望地——将人们无用的举动和思想记录下来，并且使这些举动和思想成为某种站得住脚的东西的人。”这是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华师大演讲结束后，有人提问：“前不久挪威发生悲剧，欧洲的极右势力令人深思，您看到新闻时，是否觉得有责任推广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使人类生活更和谐？”勒克莱齐奥缓缓作答：“这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欧洲现在确实产生了民粹主义的倾向，这和1930年代的情形相似，常表现为种族歧视。作家不是英雄，你知道，有些作家甚至会参与这些活动。至于多元文化，其实我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我父母都来自毛里求斯，那儿因为历史原因也是多元文化的地域，在这种意义上我也是个移民，因此我和其他作家建立了一个很小的‘跨文化与和平基金会’，我们能做的事很少，比如在有限范围内传播各种语言和民族的书籍，邀请作家到毛里求斯去看一看。”
此次来沪，夫人热米娅随行左右。这位来自撒哈拉的女子，白衣黑裤，金耳环，玳瑁框架眼镜，神似中年杜拉斯。丈夫演讲时她一直坐在首排角落，静静聆听。演讲结束，校方邀请作家夫妇共享午宴。与勒克莱齐奥的寡言相比，热米娅开朗许多。席间上来一道历史悠久的“烧豆腐”，她立即打趣：“瞧！我们喝着可口可乐，吃着两千多年前的豆腐！”谈笑间，东道主聊到上海好男人“四项原则”：不抽烟不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勒克莱齐奥腼腆地笑笑：“我也快了！只剩第四条有待努力。”热米娅哈哈大笑：“看来我不是好女人，第一條就做不到，我得抽烟！不过，我坚决跟党走！”
餐桌上的勒克莱齐奥，安安静静，彬彬有礼，偶有机会便轻声发问，“印度的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为什么不叫指北针？”当东道主介绍中国画的留白时他说：“其实中国的古诗也有留白，杜甫作品就有很深的哲学味。”他提及上次在京遇见范曾，座中有人指出其画作有流水线之嫌，他反应极快：“和毕加索一样！”他想了想，孩子气地笑了起来：“范曾画的人物鼻子很大，像萨科齐！”
服务生端上餐盘——橙汁、酸奶、红酒、绿茶……“我就喝这个吧？”勒克莱齐奥指了指桌上的纯净水。热米娅点了酸奶他又犹豫了：“是甜的？好吧，我也尝尝。”餐毕，众人举起盛满红酒的高脚杯，他满不在乎地举起刚点的那半杯乳白色液体——“干杯！”
筵席结束，看到门外站着几位大厨，他恭敬地走过去，一一握手致谢。
下午3点半，勒克莱齐奥换上浅色衬衫、运动鞋，出现在上海博物馆门口。烈日下他戴了副墨镜，加上1米9的身量，酷似好莱坞明星。站定，扬起手，他和热米娅排着队，规规矩矩接受安检。从青铜器馆到书法展区，夫妇俩的认真劲甚于国人。刚踏入青铜器馆，他就和记者交流，“二战期间，日本人从中国拿走很多这样的文物。”
对象形文字和书法，他情有独钟。从甲骨文橱窗边走过，他问起中国数字与笔画，并告诉记者：“我认识‘十’，就是十字架。”在清朝王澍《篆书汉尚方镜铭轴》前，他指着篆体的“子”字，好似发现了新大陆——“Duex Enfants！”（瞧！两个孩子！）
傍晚时分，夫妇俩决定到外滩走走，顺道去曾经下榻的和平饭店喝杯茶。二十多年前，勒克莱齐奥来过上海，念念不忘的是，“那时菜市场里还能买到刺猬”。走进早已面目全非的和平饭店，面对操一口流利英语的服务生，他多少有些感慨，但他接着表示：不应该总沉浸在怀旧情绪中。面对城中的摩天大楼他也小声咕哝：我挺喜欢这些高楼的。
那个下午，他品着茉莉花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世上没有什么原始的人
“地球圆圆的，很小很小。人们拿它到处做交易。”（《诉讼笔录》）
《诉讼》、《战争》、《飙车》、《革命》，触目惊心的标题，让人想到反叛的斗士，而眼前分明坐着温柔的绅士。接受出版商赠送的文房四宝时，勒克莱齐奥的答谢简单有力：“笔墨有时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
上世纪60年代，二十郎当岁的勒克莱齐奥刚出道，便以先锋小说《诉讼笔录》激烈反抗现代文明，给西方社会敲响“一记警钟”（福柯语）；忆及青年时代，他向记者坦承：“那时是有点挑衅。”写下《战争》和《巨人》时他还不到三十岁，“那是个安静不下来的年龄，很多东西变了，挑起我的某种情绪，也不能说现在我没有挑衅意味，但可能会寻找另一种方式。”
对于《巨人》扉页上“谨以此书献给秦始皇帝”的题词，多名中国记者表示好奇，用勒克莱齐奥的话说这多少是种“挑衅”——你不是焚书坑儒吗？那就把这本书“献”给你。“写这本书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法国知识分子整个也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当时我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和商业化世界很困惑。”
1967年申请来华受挫，他转而去了泰国，又因强烈谴责当地雏妓现象“干涉他国内政”，被法国政府召回，派往墨西哥服役。
当地的风土人情后来成为小说《弗里达传》的素材。“这不完全是一部传记，首先是弗里达与里韦拉的爱情故事，此外也是我对当时墨西哥革命的追忆。通过这部小说、这名画家，我希望自己能弄清楚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最感兴趣的是墨西哥城。那个年代，它几乎是拉丁美洲灯塔式的城市，很多人从智利、阿根廷、美国过来，因为那里发生了革命，人们夺取了政权；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民间艺术，比如墙上的绘画，在这里，文化不只属于小众精英，而且属于大众。未来城市，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文化要有大众的参与。”他参与了当地图书馆的建设，并在墨西哥大学研究玛雅文化与阿兹特克语中的纳瓦特尔方言。为了深入研究，他到尤卡坦半岛生活了一段时间，还翻译了玛雅神话经典《希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