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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中有一篇奇文《茶酒论》，抄写的年代是开宝三年（970），作者应是唐朝人士。文中说茶和酒争辩谁对人类贡献更大，吵来吵去，互不相让，最后水出来说：“两位没搞清楚吧，没有了我，你们谁都成不了事。”此文是一种民间调笑戏谑之体，把当时社会上茶酒盛行、不可或缺的状况乃至利病，都做了极有趣的铺陈。
其中茶说当时茶之流行：“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山蒙顶，骑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客来求，船车塞绍。”显然茶在社会上已饮用成风，而且已成为重要商品，获利空间不小，所以商贾转贸，流通四方。印证以白居易《琵琶行》所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益知饮茶久已成为社会风尚。所以《茶酒论》说：如经营茶业生意，可以早上把茶买进来后，“将到市廛，安排未毕，人来买之，钱财盈溢，言下便得富饶”。
到了宋代，饮茶更盛。《松漠纪闻》说：“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梦粱录》说：“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又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南宋市肆记》则载：“平康歌馆，凡初登门，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都城纪胜》还记录：“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果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这些都是市井茶，一幅都市中人饮食男女之景象，跃然纸上。
市井茶饮是饮茶的现实面，这一面一直十分兴旺。现今市肆茶楼及茶商贸易，与《茶酒论》《松漠纪闻》所载，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可能还更甚。但茶书、茶谱、茶品、茶乘所显示的，乃是茶的文化理想层面，体现着与市井流俗人饮茶不同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包括上文所述，对茶中添入盐、梅、蜜、果之排斥，提倡饮清茶，均是这类文化价值观之
显现。
这种文化价值观的提倡者是哪些人呢？就是唐宋元明清的文人群体。
仍回到我刚才的介绍，茶在汉代社会早已盛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虽是晚出的俗语，但汉王褒《僮约》已说到要“五阳买茶”，可见此已是僮仆日常要涉及的事。晋张孟阳《登成都楼》诗：“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也可看出成都饭馆里的热闹劲儿，啖江鲜、饮芳茶，不亦快哉！然而，文化发展历来都是朝转俗为雅的路子走的。喝茶不会只停留在这个层次，还要有更高的追求。
因此，魏晋南北朝茶文化转化的途径，就是朝“雅人深致”走，强调茶与“高士”的结合。高士不会像市井俗人，以庸脂盛馔为美，故茶独显其为清品。
《晋中兴书》载一故事：说谢安要去拜访陆纳，纳的侄儿见他毫无准备，就好意私下安排了盛馔。等谢安来时，陆纳招待客人的仅有些茶果而已，他侄儿赶紧把准备好的大餐推出，珍馐具备。不料谢安告辞后，陆纳竟把他侄儿痛打了一顿，说：“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陆纳当时是吴兴太守（《晋书》以纳为吏部尚书），是大官，珍馐不会安排不起；他侄儿好意安排了，他还不领情，显然在人情与嗜好上，他另有与一般人不同的态度，追求清淡而非浓艳。招待谢安这种风雅大名士，居然推出一台盛宴，他是深以为耻的，所以才恼羞成怒，把侄儿暴打了一顿。
陆羽把这则故事，抄录到《茶经》里，显示了这种人生态度，乃是此辈茶人们所认同和追求的，与成都酒楼、浮梁茶商、平康歌馆里的茶，迥然异趣。
所以这类茶人所交往的茶侣，都是些名僧高道、修洁自喜的人。后来许多茶书抄来抄去、互相转录的一段话：“煎茶非漫浪，要须人品与茶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磈于胸次间者。”（陆廷灿《续茶经》卷下）大抵即为此辈心声。
高流隐逸，多方外僧道；烟霞泉石磊磈胸次间者，则为名士。南北朝隋唐一股清雅脱俗的饮茶法，就被这些人提倡起来了。《茶经》载：王子尚、王子鸾去八公山拜访昙济道人，“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足可见当时方外僧道多擅制茶，名士也喜欢去找这些人喝茶，并且欣赏他们的茶。
南朝陶弘景说丹丘子曾饮茶成仙，故道士种茶、饮茶久为风俗，也强调茶的保健养生功能，编了许多传说。而入山采茶的人，又常遇着道士丹丘生，故茶与道士们因缘是很深的。诗僧皎然《饮茶歌送郑容》说：“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即指其事。杜牧《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云：“谁知病太守，犹得作茶仙。”也用这茶与仙家的典故。李白《茶述》记荆州玉泉寺产一种茶，僧中孚拿给他看，共同定名为“仙人掌茶”，有诗相赠答。讲的也是和尚们尊重茶与道教神仙传说的老渊源。宋代道流，仍保有此一传统。欧阳修《送龙茶与许道人》、道士白玉蟾《茶歌》都是例证。宋黄震《送道士宋茗舍归江西序》，说道士以茗舍为名，准备回江西老家去种茶，故黄震写序送他，亦是一例。苏轼还有一说法，谓不应将茶形容为佳人，因为佳人太秾丽了，恐不宜于山林。若一定要用好女子来比拟，那么当比为毛女、麻姑那般“自然仙风道骨、不浼烟霞”。
后世论茶，喜说“茶禅一味”，对茶与仙家渊源甚为陌生。原因是僧家钻研茶道，后来居上。到唐代中期，已然僧寮便是茶寮了。
（选自《有知识的文学课》，中华书局）
其中茶说当时茶之流行：“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山蒙顶，骑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客来求，船车塞绍。”显然茶在社会上已饮用成风，而且已成为重要商品，获利空间不小，所以商贾转贸，流通四方。印证以白居易《琵琶行》所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益知饮茶久已成为社会风尚。所以《茶酒论》说：如经营茶业生意，可以早上把茶买进来后，“将到市廛，安排未毕，人来买之，钱财盈溢，言下便得富饶”。
到了宋代，饮茶更盛。《松漠纪闻》说：“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梦粱录》说：“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又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南宋市肆记》则载：“平康歌馆，凡初登门，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都城纪胜》还记录：“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果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这些都是市井茶，一幅都市中人饮食男女之景象，跃然纸上。
市井茶饮是饮茶的现实面，这一面一直十分兴旺。现今市肆茶楼及茶商贸易，与《茶酒论》《松漠纪闻》所载，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可能还更甚。但茶书、茶谱、茶品、茶乘所显示的，乃是茶的文化理想层面，体现着与市井流俗人饮茶不同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包括上文所述，对茶中添入盐、梅、蜜、果之排斥，提倡饮清茶，均是这类文化价值观之
显现。
这种文化价值观的提倡者是哪些人呢？就是唐宋元明清的文人群体。
仍回到我刚才的介绍，茶在汉代社会早已盛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虽是晚出的俗语，但汉王褒《僮约》已说到要“五阳买茶”，可见此已是僮仆日常要涉及的事。晋张孟阳《登成都楼》诗：“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也可看出成都饭馆里的热闹劲儿，啖江鲜、饮芳茶，不亦快哉！然而，文化发展历来都是朝转俗为雅的路子走的。喝茶不会只停留在这个层次，还要有更高的追求。
因此，魏晋南北朝茶文化转化的途径，就是朝“雅人深致”走，强调茶与“高士”的结合。高士不会像市井俗人，以庸脂盛馔为美，故茶独显其为清品。
《晋中兴书》载一故事：说谢安要去拜访陆纳，纳的侄儿见他毫无准备，就好意私下安排了盛馔。等谢安来时，陆纳招待客人的仅有些茶果而已，他侄儿赶紧把准备好的大餐推出，珍馐具备。不料谢安告辞后，陆纳竟把他侄儿痛打了一顿，说：“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陆纳当时是吴兴太守（《晋书》以纳为吏部尚书），是大官，珍馐不会安排不起；他侄儿好意安排了，他还不领情，显然在人情与嗜好上，他另有与一般人不同的态度，追求清淡而非浓艳。招待谢安这种风雅大名士，居然推出一台盛宴，他是深以为耻的，所以才恼羞成怒，把侄儿暴打了一顿。
陆羽把这则故事，抄录到《茶经》里，显示了这种人生态度，乃是此辈茶人们所认同和追求的，与成都酒楼、浮梁茶商、平康歌馆里的茶，迥然异趣。
所以这类茶人所交往的茶侣，都是些名僧高道、修洁自喜的人。后来许多茶书抄来抄去、互相转录的一段话：“煎茶非漫浪，要须人品与茶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磈于胸次间者。”（陆廷灿《续茶经》卷下）大抵即为此辈心声。
高流隐逸，多方外僧道；烟霞泉石磊磈胸次间者，则为名士。南北朝隋唐一股清雅脱俗的饮茶法，就被这些人提倡起来了。《茶经》载：王子尚、王子鸾去八公山拜访昙济道人，“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足可见当时方外僧道多擅制茶，名士也喜欢去找这些人喝茶，并且欣赏他们的茶。
南朝陶弘景说丹丘子曾饮茶成仙，故道士种茶、饮茶久为风俗，也强调茶的保健养生功能，编了许多传说。而入山采茶的人，又常遇着道士丹丘生，故茶与道士们因缘是很深的。诗僧皎然《饮茶歌送郑容》说：“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即指其事。杜牧《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云：“谁知病太守，犹得作茶仙。”也用这茶与仙家的典故。李白《茶述》记荆州玉泉寺产一种茶，僧中孚拿给他看，共同定名为“仙人掌茶”，有诗相赠答。讲的也是和尚们尊重茶与道教神仙传说的老渊源。宋代道流，仍保有此一传统。欧阳修《送龙茶与许道人》、道士白玉蟾《茶歌》都是例证。宋黄震《送道士宋茗舍归江西序》，说道士以茗舍为名，准备回江西老家去种茶，故黄震写序送他，亦是一例。苏轼还有一说法，谓不应将茶形容为佳人，因为佳人太秾丽了，恐不宜于山林。若一定要用好女子来比拟，那么当比为毛女、麻姑那般“自然仙风道骨、不浼烟霞”。
后世论茶，喜说“茶禅一味”，对茶与仙家渊源甚为陌生。原因是僧家钻研茶道，后来居上。到唐代中期，已然僧寮便是茶寮了。
（选自《有知识的文学课》，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