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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是《南风窗》进入新世纪以来10年（2003～2013）的精选集。透过这个选集，可以窥察到中国在这10年的变迁轨迹，更可以体察到作为当代中国标杆性的媒体之一，《南风窗》在面对这个巨变时代的探索和阵痛时，究竟在守护怎样的一些价值和理想。
在我看来，除了在践履“新闻人，应该是社会的观察者、记录者、思考者也是参与者，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并对社会的进步起建设性作用，应当努力追求成为一个独立、理性、良知的知识分子”（陈中语）这一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之外，《南风窗》最大的新闻特质之一，是它能够激活当代中国被搁置甚至尘封的那些具有敏感度和道德体温的话题，更能将那些转型时代被遮蔽甚至牺牲掉的底层的生活情境和精神状态，引入到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话语空间来，并从多元的知识领域引入思想和价值资源，来富有创造性和生产性地讨论这些话题，比如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心态的“精神病化”等。
2011年，当《南风窗》迎来26周岁的生日时，编辑部曾经发表过一篇彰显媒体文化和价值自觉的文章《守护稀缺的价值》，其中的一段话掷地有声地表达了作为一份精英主义刊物的平民意识和公民情怀：“作为新闻人，我们的记者常年奔走于社会的底层，我们深知，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只有保障社会中弱者和底层的权益，才能保障现代化进程的合理性和道义上的合法性。”
诚哉斯言！改革到了深水区，已经不是改革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改革和如何实现分配正义的问题，《南风窗》试图重新创造出一种有着公共责任感和关切公共利益的精英文化，通过这册精选集的《代表》、《身份》、《公众“启蒙”精英》、《“零距离”：让新闻回归民间》等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到精英主义与底层意识在这10年的《南风窗》是一个彼此纠结而相互激荡的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该刊发表了相当多呈现底层生活状态、彰显底层生存困境的报道和评论，可以说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南风窗》首要关心的基本价值。精选集收录的高超群的《乡下人的正义》尤其触动了像我这样底层出身、寄身学院的知识人的心灵，其中一段话尖锐地呈现了崛起大国城乡之间的内在断裂：“在我们这个时代，城市吸纳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源，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是，城市并不是这个国家的全部，它甚至也还不是这个国家的头脑和灵魂。它并没有提供我们未来生活的样本。如果它的发达、繁荣、文雅一点也不能从精神和物质上引导整个民族的话，它终究不过是一个虚幻的乐园。”被既得利益集团和发展主义（其实是政绩主义）主导的城镇化，掏空了乡村的青春和土地，然后将在城市里已经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农民工“弃若敝屣”地抛回到空巢乡村任其自生自灭，这个被大国崛起故意遮掩的现实，被《南风窗》同仁及其作者不合时宜地揭示出来。
青年学者周保松是一个研究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从不迷信市场万能，他在《南风窗》开设的专栏澄清了当代中国公共讨论中的很多基本观念，比如自由、正义、市场、政治等，收录在精选集中的《市场、金钱与自由》充分体现了他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论述的反思：“市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公正和美好社会的手段。自由主义如果继续不理代价地将自己和市场捆绑，并以自由之名反对任何社会分配，结果不但不能回应人民的要求，更会令自己失去批判性、进步性。中国自由主义要有生命力，就必须走出这个困局，让人们见到它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不仅是批判政治专制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批判经济和社会不公的重要道德泉源。”这无疑代表了年轻一代自由主义者面对缺乏政经资源来伸张自我权利的底层的道德态度。这种态度在秦晖的《第三种可能》、于建嵘的《有一种“抽象愤怒”》中都形成了思想乃至情感上的呼应，秦晖对“尺蠖效应”（其实就是赢者通吃）的警惕，于建嵘对弥漫在中国社会的“戾气”和“无名之火”的反省，都呈现出价值共识断裂、共同体碎片化之后的中国社会的真实面目。
《中国这十年》不仅仅关切当代中国在利益固化过程中的“转型正义”和“社会公平”问题，它同时也折射了《南风窗》作为“一份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时事刊物”（《时代》周刊）的世界视野和文化情怀。从收录在精选集的第六辑“没有航标的河流”的几篇涉及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报道和评论来看，《南风窗》除了一以贯之地关切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如美国、俄罗斯等）之外，也特别留意“小国政治”，比如新加坡、突尼斯、蒙古、缅甸等，回头细读这一组文字，都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会心之感，比如讨论突尼斯革命的《不平则鸣，一鸣惊人》一文指出：“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是突尼斯长期实行的专制政治制度，国家垄断经济和依靠暴力维持的社会管理体制，是由此形成的权力和财富的高度集中，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和机会不均等。”曾经被一些主张东亚儒学的学者以及中国一些官员津津乐道的新加坡模式，也被该刊作者批评“威权政治并不是文明政治”，而“经济发达并不自动带来民主”，这都是切中肯綮的逆耳之言。
所谓大国意识，绝非是仅仅关注与自身同等分量的国家而形成的一种睥睨小国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致力于构建全球底线伦理和推动全球正义并形成普遍主义价值论述的国家精神，就此而言，《南风窗》做出了一种真诚而可贵的努力。正如学界有人主张从周边看中国一样，媒体也应该关注超级大国之外的小国处境和命运，将被普通民众囿于知识、阅历、背景和价值立场而忽略的那些对中国人重新思虑和想象世界图景有价值的国家的境况牵引到公共空间，并激起广泛的讨论和思考。就此而言，媒体自身也必须不断实现自我惯性的突破，一家好的媒体也应该是一个有内在驱动力的学习型的媒体，它不是固步自封的沾沾自喜，而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进步主义媒介。此外，就民族主义等话题，《南风窗》发表的一些文章主张超越狭隘民族主义，比如香港专栏作家陶杰的《网络噪音，租界夕阳》就讨论了天津一条清末民初时代租界老街被定位为观光景点后引发的争议，用坚硬的事实反驳了那些极端民族主义愤青的逻辑，引导读者理性而历史地看待近代中国租界的双重性（既是列强侵略的产物，也是引入现代文明的窗口）。
《南风窗》除了政经、社会生活和国际政治的主题之外，尚且留有一定版面关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题，比如近些年开辟的“全球思想家”栏目，以及文化版、专栏版和书评“南书房”，精选集的相当部分文章就出自这里，比如朱大可对当下中国争相建设摩天大楼现象背后折射的权力政治心态的反省，比如赵灵敏对电视文化中弥漫的“权力崇拜症”的深度检讨，比如该刊主笔石勇与学者王晓明关于当代中国“人心如何变坏”的对话，比如朱学勤对媒体人和专家知识结构更新的敦促等，都在反映这份有担当的媒体在转型时代的中国的批判意识和精神品质。
毫无疑问， 《中国这十年》 彰显的《南风窗》是一份以社会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为主要作者和读者来源的高端刊物，但仔细爬梳这份刊物的报道和评论的题材和旨趣，却又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其中激荡昂扬的平民意识和人文主义情怀，《南风窗》并没有因为深度关切当下中国的“公平正义”问题而走向“代表底层反对精英”的道路，它深知“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是20世纪中国历史留下的负面遗产。因此，《南风窗》做的工作是不断地重建价值共识、促进公共讨论、形成公共理性和文化自觉，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这十年》浓缩的《南风窗》人情怀，其实是继承了传统中国士大夫论政议政的精神遗产，以治国平天下之世界视野和精英身份，来关切和推进一般民众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提升。这正如精选集序言《历史中的未来》所言，“知识分子当怀忧国之情，更应有洞察未来之智。”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历史情怀，所反映的都是这个古老国家在此时此刻艰苦备尝的新陈代谢中，知识人和媒体人的不可躲避而不忍躲避的公共责任。
在我看来，除了在践履“新闻人，应该是社会的观察者、记录者、思考者也是参与者，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并对社会的进步起建设性作用，应当努力追求成为一个独立、理性、良知的知识分子”（陈中语）这一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之外，《南风窗》最大的新闻特质之一，是它能够激活当代中国被搁置甚至尘封的那些具有敏感度和道德体温的话题，更能将那些转型时代被遮蔽甚至牺牲掉的底层的生活情境和精神状态，引入到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话语空间来，并从多元的知识领域引入思想和价值资源，来富有创造性和生产性地讨论这些话题，比如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心态的“精神病化”等。
精英主义与底层意识
2011年，当《南风窗》迎来26周岁的生日时，编辑部曾经发表过一篇彰显媒体文化和价值自觉的文章《守护稀缺的价值》，其中的一段话掷地有声地表达了作为一份精英主义刊物的平民意识和公民情怀：“作为新闻人，我们的记者常年奔走于社会的底层，我们深知，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只有保障社会中弱者和底层的权益，才能保障现代化进程的合理性和道义上的合法性。”
诚哉斯言！改革到了深水区，已经不是改革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改革和如何实现分配正义的问题，《南风窗》试图重新创造出一种有着公共责任感和关切公共利益的精英文化，通过这册精选集的《代表》、《身份》、《公众“启蒙”精英》、《“零距离”：让新闻回归民间》等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到精英主义与底层意识在这10年的《南风窗》是一个彼此纠结而相互激荡的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该刊发表了相当多呈现底层生活状态、彰显底层生存困境的报道和评论，可以说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南风窗》首要关心的基本价值。精选集收录的高超群的《乡下人的正义》尤其触动了像我这样底层出身、寄身学院的知识人的心灵，其中一段话尖锐地呈现了崛起大国城乡之间的内在断裂：“在我们这个时代，城市吸纳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源，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是，城市并不是这个国家的全部，它甚至也还不是这个国家的头脑和灵魂。它并没有提供我们未来生活的样本。如果它的发达、繁荣、文雅一点也不能从精神和物质上引导整个民族的话，它终究不过是一个虚幻的乐园。”被既得利益集团和发展主义（其实是政绩主义）主导的城镇化，掏空了乡村的青春和土地，然后将在城市里已经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农民工“弃若敝屣”地抛回到空巢乡村任其自生自灭，这个被大国崛起故意遮掩的现实，被《南风窗》同仁及其作者不合时宜地揭示出来。
青年学者周保松是一个研究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从不迷信市场万能，他在《南风窗》开设的专栏澄清了当代中国公共讨论中的很多基本观念，比如自由、正义、市场、政治等，收录在精选集中的《市场、金钱与自由》充分体现了他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论述的反思：“市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公正和美好社会的手段。自由主义如果继续不理代价地将自己和市场捆绑，并以自由之名反对任何社会分配，结果不但不能回应人民的要求，更会令自己失去批判性、进步性。中国自由主义要有生命力，就必须走出这个困局，让人们见到它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不仅是批判政治专制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批判经济和社会不公的重要道德泉源。”这无疑代表了年轻一代自由主义者面对缺乏政经资源来伸张自我权利的底层的道德态度。这种态度在秦晖的《第三种可能》、于建嵘的《有一种“抽象愤怒”》中都形成了思想乃至情感上的呼应，秦晖对“尺蠖效应”（其实就是赢者通吃）的警惕，于建嵘对弥漫在中国社会的“戾气”和“无名之火”的反省，都呈现出价值共识断裂、共同体碎片化之后的中国社会的真实面目。
大国意识与人文情怀
《中国这十年》不仅仅关切当代中国在利益固化过程中的“转型正义”和“社会公平”问题，它同时也折射了《南风窗》作为“一份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时事刊物”（《时代》周刊）的世界视野和文化情怀。从收录在精选集的第六辑“没有航标的河流”的几篇涉及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报道和评论来看，《南风窗》除了一以贯之地关切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如美国、俄罗斯等）之外，也特别留意“小国政治”，比如新加坡、突尼斯、蒙古、缅甸等，回头细读这一组文字，都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会心之感，比如讨论突尼斯革命的《不平则鸣，一鸣惊人》一文指出：“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是突尼斯长期实行的专制政治制度，国家垄断经济和依靠暴力维持的社会管理体制，是由此形成的权力和财富的高度集中，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和机会不均等。”曾经被一些主张东亚儒学的学者以及中国一些官员津津乐道的新加坡模式，也被该刊作者批评“威权政治并不是文明政治”，而“经济发达并不自动带来民主”，这都是切中肯綮的逆耳之言。
所谓大国意识，绝非是仅仅关注与自身同等分量的国家而形成的一种睥睨小国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致力于构建全球底线伦理和推动全球正义并形成普遍主义价值论述的国家精神，就此而言，《南风窗》做出了一种真诚而可贵的努力。正如学界有人主张从周边看中国一样，媒体也应该关注超级大国之外的小国处境和命运，将被普通民众囿于知识、阅历、背景和价值立场而忽略的那些对中国人重新思虑和想象世界图景有价值的国家的境况牵引到公共空间，并激起广泛的讨论和思考。就此而言，媒体自身也必须不断实现自我惯性的突破，一家好的媒体也应该是一个有内在驱动力的学习型的媒体，它不是固步自封的沾沾自喜，而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进步主义媒介。此外，就民族主义等话题，《南风窗》发表的一些文章主张超越狭隘民族主义，比如香港专栏作家陶杰的《网络噪音，租界夕阳》就讨论了天津一条清末民初时代租界老街被定位为观光景点后引发的争议，用坚硬的事实反驳了那些极端民族主义愤青的逻辑，引导读者理性而历史地看待近代中国租界的双重性（既是列强侵略的产物，也是引入现代文明的窗口）。
《南风窗》除了政经、社会生活和国际政治的主题之外，尚且留有一定版面关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题，比如近些年开辟的“全球思想家”栏目，以及文化版、专栏版和书评“南书房”，精选集的相当部分文章就出自这里，比如朱大可对当下中国争相建设摩天大楼现象背后折射的权力政治心态的反省，比如赵灵敏对电视文化中弥漫的“权力崇拜症”的深度检讨，比如该刊主笔石勇与学者王晓明关于当代中国“人心如何变坏”的对话，比如朱学勤对媒体人和专家知识结构更新的敦促等，都在反映这份有担当的媒体在转型时代的中国的批判意识和精神品质。
毫无疑问， 《中国这十年》 彰显的《南风窗》是一份以社会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为主要作者和读者来源的高端刊物，但仔细爬梳这份刊物的报道和评论的题材和旨趣，却又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其中激荡昂扬的平民意识和人文主义情怀，《南风窗》并没有因为深度关切当下中国的“公平正义”问题而走向“代表底层反对精英”的道路，它深知“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是20世纪中国历史留下的负面遗产。因此，《南风窗》做的工作是不断地重建价值共识、促进公共讨论、形成公共理性和文化自觉，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这十年》浓缩的《南风窗》人情怀，其实是继承了传统中国士大夫论政议政的精神遗产，以治国平天下之世界视野和精英身份，来关切和推进一般民众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提升。这正如精选集序言《历史中的未来》所言，“知识分子当怀忧国之情，更应有洞察未来之智。”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历史情怀，所反映的都是这个古老国家在此时此刻艰苦备尝的新陈代谢中，知识人和媒体人的不可躲避而不忍躲避的公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