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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之五的“交友之道”里，对于孔子所厌恶的三种坏朋友，也就是“损者三友”之中的第一种“便辟”之友，有着这样的描述：“谄媚逢迎、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并说和这种人交朋友，“你会感到特别舒服、愉快”，简直“就是心灵的慢性毒药”。说得好。
读完于丹先生的《于丹〈论语〉心得》，不知怎的，我也就有了同样的感觉：“特别舒服、愉快。”只是在“特别舒服、愉快”之后，竟又怵目惊心，也有了“心灵”“毒药”之感，而且是一付“甜甜的毒药”。
《于丹〈论语〉心得》，给我们营造出了一个快乐无边的孔子，也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快乐的榜样。
不错，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是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还是在这一篇里，孔子更进一步地说过自己的快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然而，在孔子的快乐里，也都是有着“忧”的底色的。他只是因为发愤用功有所获得有所感悟而快乐，从而忘食忘忧忘衰老。看看孔子的一生，就知道他是忧乐参半、甚至忧大于乐的。
出身贫贱，幼年丧父，受苦作难是免不了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管理仓库，放牧牲畜，做吹鼓手，孔子说我小时候贫穷，所以能够干许多被人认为鄙贱的事，我不能出仕，所以才学到了许多技艺——这就是他青少年时代的真实写照。费尽艰辛将其抚养成人的母亲辞世时他才十七岁。母亲去世，却因不知父亲的坟墓所在地而无法将父母合葬，孤儿孔子的心中，其悲痛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就在母亲去世不久，少年的孔子受到了又一次打击。这次打击，来自鲁国权臣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而阳虎所代表的，正是整个贵族阶层。
孔子披麻戴孝守丧时，听说了季孙氏要宴请鲁国士一级贵族的消息。少年的孔子是有些犹豫的，在服丧期间，原是可以不赴宴的。但是孔子考虑得更加长远，他深深地懂得，母亲去世之后，孑然一人的自己必须独自谋生与奋斗了，而掌着鲁国大权的季孙氏是不能忽视的。当然，孔子也自然想过，自己是郰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是应当算在士的行列中一员的吧（虽然士是贵族中最低的一个等级）？
年少的孔子郑重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前往季孙氏家赴宴。
让孔子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挨了当头一棒。正当他跟随着其他人一起走进季孙氏家的时候，居然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蛮横地拦阻。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一段现场描述：“孔子要纟至 ，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听听阳虎的口气，“季家宴请的是贵族的士，你孔丘是干什么的，谁请你呢！”轻蔑，跋扈，向着少年的孔子劈头盖脸地来了。
无奈的孔子只好蒙着羞辱退了回来。
这样的霉运，几乎伴随了孔子的一生。
鲁国内乱，孔子赴齐国谋求发展的空间，结果却落了个“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遭受齐国大夫们的谄言与迫害，被迫离开齐国，紧急得只好提起正淘着的米边滤干边疾行逃走。虽然直熬到五十岁上才在鲁国做了几年官，也终因政治观点、施政方针与执政者季氏集团发生根本的冲突，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国、而走上长达十四年的流亡列国之路。
流亡之旅，更是艰辛备尝、危险备尝、屈辱备尝：在卫国被人派兵监视，硁硁的磬声，就透着孔子“莫我知也夫！”的惆怅；孔子曾经想要到晋国去试试，已经到了黄河边上，却听到了晋国权臣赵氏杀害“晋贤大夫”窦鸣犊、舜华的消息，不得不临河感叹“丘之不济此，命也夫”；接着，“子畏于匡”，被阻以至被围被困，肯定还有激烈的打斗，遭受到了生死的考验；“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也就是不得不化妆逃走；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一下子绝粮七天，连学生们都病倒了。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最忠实的学生颜回，都对这个黑暗的世道发出了“大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的控诉……
“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在这个世上，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知道我，理解我知道我的，只是天吧！——这不正是孔子十四年流亡生涯、乃至一生的真实写照吗？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恸”，直至哭得呼天抢地，“天丧予！天丧予！”他是在为不为世知、不为世用的颜回痛哭，也是在为自己的不为世知、不为世用且就要老去的生命所痛哭。
毕竟还有《论语》在，而且它的“真谛”，也不是什么“讲坛”说定就定的。只要仔细地阅读《论语》，就会体味出那个真正的孔子，一个一辈子都不顺利、与社会发生着尖锐抵触、并持批判立场的孔子。
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且又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他才少有奴颜和媚骨，“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直陈鲁国三家权臣在家庭之中用天子之舞，并警告大家注意季氏的野心。鲁国国政的实际掌握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直言相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个季康子又换了个法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尧曰》一章中，孔子还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加教育便行之杀戮这是统治者的残虐。季康子是鲁国的上卿，实际掌握着整个鲁国的大权，而孔子又有意于从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与思想主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既要维护秩序，又坚决反对个人独裁的孔子。
孔子当然有他的快乐。只是他的“仁者不忧”，是处于君子状态下的一种坦荡、自信与无愧。他的“知者不惑”，更不是绕开谬误甚至向谬误低头，而是要迎面而上，如此，才会成为“不惧”的勇者。
就连那个写过长篇小说《孔子》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都能从《论语》中谛听到与于丹先生的“快乐”迥异的声音。他在《就〈孔子〉致中国读者》里说：“不言而喻，这些言论（指《论语》）笼罩着二千个城邑国朝灭夕亡这种乱世的氛围，回荡着一种独特的、地动山摇般的声音和韵律，这无疑是当时活着的人们或者想活下去的人们对苍天大地的控诉与呼喊。”
但是这些，甚至“地动山摇般的声音和韵律”，都不能阻止于丹先生沉浸在“快乐”里。作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知识分子，于丹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先快乐起来”的人，并且她还要大家都跟她一起快乐。于是，紧接着她那段著名的“快乐”论，还有一段说明：“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于丹先生当然是善解人意的，她不仅给我们指出了快乐的方向，还教给我们如何获得快乐的方法。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能不能“举直措诸枉”无关，与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无关。譬如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于是，我找到了于丹先生的“淡定的起点”，那就是一定要“适应日常秩序”。譬如，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先生说“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她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台湾散文家林清玄为人写了一幅字，叫“常想一二”，也就是要忘掉“不如意事常八九”，只记住这“一二”快乐的事；她特别反对抱怨，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也就是“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要“苛责内心”，“把很多可以宣泄出去的怨气、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做到这样，于丹先生说“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我们就会成为“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就能对一切“平静应对”，于是我们也就顺着于丹先生“淡定的起点”，找到了“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从而“安静”地、“平静”地去实践”“圣贤”们“点出”的“人生大道”，也就会“形成一个民族的灵魂”。
为了提倡这种“克制”，她还为我们讲了一个坏脾气孩子的故事，爸爸让他先是发一次脾气就在篱笆上敲进一颗钉子，而后又让他一天不发脾气就拔出一颗钉子，并用爸爸的话教训孩子说：“钉子拔了，你可以道歉，但是那个洞永远不能消除啊。”在这里，于丹先生还是在讲个人的“苛责内心”。类似的话，作家汪曾祺也说过：“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但是，汪曾祺先生说的是中国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于人才的毁灭与对于人心的伤害，并以他那悲天悯人之心，告诫人们不能再这样做了。
死去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孔子可以缄默，但是我们活着的今人却不会全是“安静”、“平静”的哑巴，尤其是在于丹先生“豁然开朗”地解读过“当下的生活”，并要带领我们“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时候。
那位在坟边痛哭的泰山妇女，公公、丈夫与儿子都已被虎吃掉，却仍然不愿意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其原因就是因为深山里没有“苛政”。当孔子为此发出“苛政猛于虎”的叹息时，孔子与他面对的这位泰山妇女，会快乐吗？难道还要让这位妇女“苛责内心”，责怪自己的苟活于世吗？还有那个第一个写下了孔子传记《孔子世家》的司马迁，当他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霸道的汉武帝施以宫刑的时候，快乐的恐怕只会是汉武帝吧？当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的时候，难道我们还要让他“苛责内心”，在他那亘古奇冤的侮辱里，再增加一分“苛责”的痛苦吗？
老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于丹〈论语〉心得》一书时说，“对孔子的理解，于丹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可以说她展示给观众和读者的只是一个伦理性人物，甚至是一个励志传销员”；“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阐释，于丹基本上浮现在表层，矮化甚至缩小了先哲的思想，读她的东西，感觉就像听轻音乐，轻松愉快，又甜得有点腻味，用网友郭小旦的话说，‘于丹的讲课就是南方的馒头，漂亮，用力一捏，原来是个很小的面团’”；并说“最可笑的是，于丹认为学习孔子的思想，可以提高人生效率，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种实用的目的论，把《论语》当成了廉价的欲望工具，与敢于担当要普渡众生的儒家思想南辕北辙”。
其实，对于老愚先生的评论，我是不完全赞成的，主要是没有批评到点子上。至于老愚先生以为，“于丹那本如果减掉附录的《论语》原文，只有区区一百一十六页，每页满打满算五百九十八个字，减去十六页空白，实际字数仅有不足六万字”，从而认为是“注水猪肉”（以该书定价二十元论），我也以为不大妥当。因为文章的分量，不是靠字数而是靠质量来支撑的。其实，于丹先生的这“不足六万字”里，又讲了大大小小二十四个故事（包括汤仁荣先生在《孔子说为人》中讲过的老和尚背姑娘的故事和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里讲过的豪猪的哲学的故事），又几乎占去了六万字的一半（还不包括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的故事），有人甚至说这是一本“故事会”。但我仍然认为于丹先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牢，才这样一个劲讲故事，并不是为了拓展篇幅、多赚稿费。
于丹先生的《于丹〈论语〉心得》，存在着两个背离：背离了孔子的历史真实形象，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的或曰质疑的立场。
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一文中讲的故事，是关于一只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的故事。鲁迅先生说他在北京看到过满街的绵羊，都跟定了这只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的眼色，跟定他（指山羊）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看到这样的情形，鲁迅先生当然是不快乐的，他说：“我看见这种认真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哪里去？！’”
鲁迅先生似乎对于这些个“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的“红运”，很有些不屑，当然更多的是对于“凝着柔顺的眼色，跟定他（指山羊）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的绵羊有些不甘和不忍，于是又重复地喊了一句——
“往哪里去？！”
读完于丹先生的《于丹〈论语〉心得》，不知怎的，我也就有了同样的感觉：“特别舒服、愉快。”只是在“特别舒服、愉快”之后，竟又怵目惊心，也有了“心灵”“毒药”之感，而且是一付“甜甜的毒药”。
《于丹〈论语〉心得》，给我们营造出了一个快乐无边的孔子，也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快乐的榜样。
不错，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是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还是在这一篇里，孔子更进一步地说过自己的快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然而，在孔子的快乐里，也都是有着“忧”的底色的。他只是因为发愤用功有所获得有所感悟而快乐，从而忘食忘忧忘衰老。看看孔子的一生，就知道他是忧乐参半、甚至忧大于乐的。
出身贫贱，幼年丧父，受苦作难是免不了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管理仓库，放牧牲畜，做吹鼓手，孔子说我小时候贫穷，所以能够干许多被人认为鄙贱的事，我不能出仕，所以才学到了许多技艺——这就是他青少年时代的真实写照。费尽艰辛将其抚养成人的母亲辞世时他才十七岁。母亲去世，却因不知父亲的坟墓所在地而无法将父母合葬，孤儿孔子的心中，其悲痛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就在母亲去世不久，少年的孔子受到了又一次打击。这次打击，来自鲁国权臣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而阳虎所代表的，正是整个贵族阶层。
孔子披麻戴孝守丧时，听说了季孙氏要宴请鲁国士一级贵族的消息。少年的孔子是有些犹豫的，在服丧期间，原是可以不赴宴的。但是孔子考虑得更加长远，他深深地懂得，母亲去世之后，孑然一人的自己必须独自谋生与奋斗了，而掌着鲁国大权的季孙氏是不能忽视的。当然，孔子也自然想过，自己是郰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是应当算在士的行列中一员的吧（虽然士是贵族中最低的一个等级）？
年少的孔子郑重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前往季孙氏家赴宴。
让孔子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挨了当头一棒。正当他跟随着其他人一起走进季孙氏家的时候，居然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蛮横地拦阻。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一段现场描述：“孔子要纟至 ，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听听阳虎的口气，“季家宴请的是贵族的士，你孔丘是干什么的，谁请你呢！”轻蔑，跋扈，向着少年的孔子劈头盖脸地来了。
无奈的孔子只好蒙着羞辱退了回来。
这样的霉运，几乎伴随了孔子的一生。
鲁国内乱，孔子赴齐国谋求发展的空间，结果却落了个“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遭受齐国大夫们的谄言与迫害，被迫离开齐国，紧急得只好提起正淘着的米边滤干边疾行逃走。虽然直熬到五十岁上才在鲁国做了几年官，也终因政治观点、施政方针与执政者季氏集团发生根本的冲突，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国、而走上长达十四年的流亡列国之路。
流亡之旅，更是艰辛备尝、危险备尝、屈辱备尝：在卫国被人派兵监视，硁硁的磬声，就透着孔子“莫我知也夫！”的惆怅；孔子曾经想要到晋国去试试，已经到了黄河边上，却听到了晋国权臣赵氏杀害“晋贤大夫”窦鸣犊、舜华的消息，不得不临河感叹“丘之不济此，命也夫”；接着，“子畏于匡”，被阻以至被围被困，肯定还有激烈的打斗，遭受到了生死的考验；“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也就是不得不化妆逃走；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一下子绝粮七天，连学生们都病倒了。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最忠实的学生颜回，都对这个黑暗的世道发出了“大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的控诉……
“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在这个世上，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知道我，理解我知道我的，只是天吧！——这不正是孔子十四年流亡生涯、乃至一生的真实写照吗？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恸”，直至哭得呼天抢地，“天丧予！天丧予！”他是在为不为世知、不为世用的颜回痛哭，也是在为自己的不为世知、不为世用且就要老去的生命所痛哭。
毕竟还有《论语》在，而且它的“真谛”，也不是什么“讲坛”说定就定的。只要仔细地阅读《论语》，就会体味出那个真正的孔子，一个一辈子都不顺利、与社会发生着尖锐抵触、并持批判立场的孔子。
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且又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他才少有奴颜和媚骨，“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直陈鲁国三家权臣在家庭之中用天子之舞，并警告大家注意季氏的野心。鲁国国政的实际掌握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直言相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个季康子又换了个法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尧曰》一章中，孔子还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加教育便行之杀戮这是统治者的残虐。季康子是鲁国的上卿，实际掌握着整个鲁国的大权，而孔子又有意于从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与思想主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既要维护秩序，又坚决反对个人独裁的孔子。
孔子当然有他的快乐。只是他的“仁者不忧”，是处于君子状态下的一种坦荡、自信与无愧。他的“知者不惑”，更不是绕开谬误甚至向谬误低头，而是要迎面而上，如此，才会成为“不惧”的勇者。
就连那个写过长篇小说《孔子》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都能从《论语》中谛听到与于丹先生的“快乐”迥异的声音。他在《就〈孔子〉致中国读者》里说：“不言而喻，这些言论（指《论语》）笼罩着二千个城邑国朝灭夕亡这种乱世的氛围，回荡着一种独特的、地动山摇般的声音和韵律，这无疑是当时活着的人们或者想活下去的人们对苍天大地的控诉与呼喊。”
但是这些，甚至“地动山摇般的声音和韵律”，都不能阻止于丹先生沉浸在“快乐”里。作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知识分子，于丹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先快乐起来”的人，并且她还要大家都跟她一起快乐。于是，紧接着她那段著名的“快乐”论，还有一段说明：“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于丹先生当然是善解人意的，她不仅给我们指出了快乐的方向，还教给我们如何获得快乐的方法。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能不能“举直措诸枉”无关，与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无关。譬如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于是，我找到了于丹先生的“淡定的起点”，那就是一定要“适应日常秩序”。譬如，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先生说“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她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台湾散文家林清玄为人写了一幅字，叫“常想一二”，也就是要忘掉“不如意事常八九”，只记住这“一二”快乐的事；她特别反对抱怨，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也就是“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要“苛责内心”，“把很多可以宣泄出去的怨气、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做到这样，于丹先生说“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我们就会成为“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就能对一切“平静应对”，于是我们也就顺着于丹先生“淡定的起点”，找到了“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从而“安静”地、“平静”地去实践”“圣贤”们“点出”的“人生大道”，也就会“形成一个民族的灵魂”。
为了提倡这种“克制”，她还为我们讲了一个坏脾气孩子的故事，爸爸让他先是发一次脾气就在篱笆上敲进一颗钉子，而后又让他一天不发脾气就拔出一颗钉子，并用爸爸的话教训孩子说：“钉子拔了，你可以道歉，但是那个洞永远不能消除啊。”在这里，于丹先生还是在讲个人的“苛责内心”。类似的话，作家汪曾祺也说过：“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但是，汪曾祺先生说的是中国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于人才的毁灭与对于人心的伤害，并以他那悲天悯人之心，告诫人们不能再这样做了。
死去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孔子可以缄默，但是我们活着的今人却不会全是“安静”、“平静”的哑巴，尤其是在于丹先生“豁然开朗”地解读过“当下的生活”，并要带领我们“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时候。
那位在坟边痛哭的泰山妇女，公公、丈夫与儿子都已被虎吃掉，却仍然不愿意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其原因就是因为深山里没有“苛政”。当孔子为此发出“苛政猛于虎”的叹息时，孔子与他面对的这位泰山妇女，会快乐吗？难道还要让这位妇女“苛责内心”，责怪自己的苟活于世吗？还有那个第一个写下了孔子传记《孔子世家》的司马迁，当他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霸道的汉武帝施以宫刑的时候，快乐的恐怕只会是汉武帝吧？当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的时候，难道我们还要让他“苛责内心”，在他那亘古奇冤的侮辱里，再增加一分“苛责”的痛苦吗？
老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于丹〈论语〉心得》一书时说，“对孔子的理解，于丹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可以说她展示给观众和读者的只是一个伦理性人物，甚至是一个励志传销员”；“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阐释，于丹基本上浮现在表层，矮化甚至缩小了先哲的思想，读她的东西，感觉就像听轻音乐，轻松愉快，又甜得有点腻味，用网友郭小旦的话说，‘于丹的讲课就是南方的馒头，漂亮，用力一捏，原来是个很小的面团’”；并说“最可笑的是，于丹认为学习孔子的思想，可以提高人生效率，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种实用的目的论，把《论语》当成了廉价的欲望工具，与敢于担当要普渡众生的儒家思想南辕北辙”。
其实，对于老愚先生的评论，我是不完全赞成的，主要是没有批评到点子上。至于老愚先生以为，“于丹那本如果减掉附录的《论语》原文，只有区区一百一十六页，每页满打满算五百九十八个字，减去十六页空白，实际字数仅有不足六万字”，从而认为是“注水猪肉”（以该书定价二十元论），我也以为不大妥当。因为文章的分量，不是靠字数而是靠质量来支撑的。其实，于丹先生的这“不足六万字”里，又讲了大大小小二十四个故事（包括汤仁荣先生在《孔子说为人》中讲过的老和尚背姑娘的故事和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里讲过的豪猪的哲学的故事），又几乎占去了六万字的一半（还不包括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的故事），有人甚至说这是一本“故事会”。但我仍然认为于丹先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牢，才这样一个劲讲故事，并不是为了拓展篇幅、多赚稿费。
于丹先生的《于丹〈论语〉心得》，存在着两个背离：背离了孔子的历史真实形象，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的或曰质疑的立场。
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一文中讲的故事，是关于一只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的故事。鲁迅先生说他在北京看到过满街的绵羊，都跟定了这只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的眼色，跟定他（指山羊）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看到这样的情形，鲁迅先生当然是不快乐的，他说：“我看见这种认真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哪里去？！’”
鲁迅先生似乎对于这些个“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的“红运”，很有些不屑，当然更多的是对于“凝着柔顺的眼色，跟定他（指山羊）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的绵羊有些不甘和不忍，于是又重复地喊了一句——
“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