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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教育的程度不仅关系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实施，同时也有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教育投资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关键方面。随着现如今我国家庭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家庭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对教育投入的重视程度更为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家庭经济状况决定了家庭承担教育投资的能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投资；农村家庭；教育收益率；脑体倒挂
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有一句著名的话：“现今的父母教育孩子，就是缔造我们未来的历史，因而也是缔造世界的历史”。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基础组织，是孩子第一教育者和教育空间，孩子的生活习惯、语言、行为等首先是从家庭中获得，孩子一切美好的力量都是从这里萌芽和滋长。家庭教育的程度不仅关系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实施，同时也有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教育投资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关键方面。随着现如今我国家庭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家庭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对教育投入的重视程度更为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家庭经济状况决定了家庭承担教育投资的能力。
一、高等教育在家庭投资中的地位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能给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较大的预期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这部分收益是内在化的，属于个人收益，这是决定个人对高等教育产生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高等教育还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提供这种服务还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收益，这部分收益是外在化的，属于社会受益，这是决定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1]因此，任何一种性质的高等教育都兼有社会和个人两种双重效益，高等教育的投入是社会和受教育者所分担的成本，收入则是社会和受教育者所获得的收益。所以以投入与收入相对称而言，社会必须承担一部分成本，受教育者个人也必须承担一部分成本，混合提供是最符合经济公平要求的。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受这种儒家伦理的千年浸润，在社会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观念深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许多父母一向毫不含糊，宁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供孩子上学，为培养一个大学生，不惜举家、合族之力。越是贫困，越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家庭，越是盼望通过超负荷的教育投资让后代获得升学的成功，以实现社会阶层流动中的翻身。“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中国人的共识。通过教育改变下一代的命运是大多数农村父母的希望所在，然而，近日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对教育所能带来的收益变得不再乐观。
在2007年度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中，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3355名城乡居民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四成居民(41.8%)认为“与所受到的教育质量相比，当前的教育花费是不值得的”，认为教育花费物有所值者仅占16%，并且在学历越高的群体中，认为“不值得”的人比例越高。
以农村家庭为例。有研究表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虽然是一种经济活动并与经济密切相关，但在教育投资过程中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对直接投入产生什么影响，只有当家庭经济状况达到相当水平，家庭才会决定增加教育投入。
由该表可知，面对新一轮的教育投资选择，一部分家庭较现实地选择让孩子直接成为家庭劳动力。如家庭经济状况为1类的，有28.3%的家庭选择让孩子直接务工或务农，而经济状况为2类、3类、4类、5类、6类、7类的分别有20.8%、16.4%、12.2%、0%、4.8%、8.7%的家庭选择让孩子直接回家务农或务工。经济状况较好的4类、5类和6类家庭分别以33.3%、54.5%、52.3%的比例对未升上高一级学校的孩子的选择主要模式是“想办法找路子，若办不好只好让他回家务农”，而不大愿意花费巨大的代价为孩子找到高一级或职业学校继续念书。与此同时，各类家庭分别有一定量的家庭为实现其理想的目标，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找到高一级的学校继续读书”。在各类所选择的项目中，按比例排在最高位的是“送到职业技术学校学手艺技术”，7类分别为：32.6%、37.5%、33.8%、30.1%、27.3%、28.6%、39.2%，看来这部分家庭不甘心直接将孩子变为劳动力，而是想让其经过职业培训后再谋出路。
不难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对家庭教育投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面对教育投资回报率的日益低下，家庭是否继续对其进行教育投资，并不是经济所能解决的问题，大多数家庭的首选模式是“送到职业技术学校学手艺、技术”是想让其经过职业培训后再谋出路；其次是家庭为实现其理想的目标，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找到高一级的学校继续读书”；也有一大部分中、高收入家庭选择的是“想办法找路子，若办不好只好让他回家务农”，让子女成为直接的劳动力。
二、家庭对教育投资产生变化的原因
有研究表明，四成城乡居民感觉教育花费不值，说明投资教育已经无法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收益了。所谓教育花费不值，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教育花费的绝对金额太高，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从小学教育到大学、研究生教育，每一个阶段都可能耗尽家庭的全部积蓄甚至还需要举家负债。在这方面，政府虽然连年加大教育投入——统计显示，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2003年-2007年累计达2.43万亿元，比上一个5年增长1.26倍——但相比需求而言，仍远远不够。据调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育成本仅低于饮食营养费，占子女费用的平均比重为21%。但是自子女读高中起，教育费用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超过饮食费用，这一比重在高中阶段为34%，大学阶段则为41%。
2006年，零点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家庭教育花费已接近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村家庭每年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费连续两年增长率超过20%。城乡贫困人群中有40%-50%的人说“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人民银行曾做过一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发现“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排在“养老”和“住房”之前。
自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中小学收费呈下降趋势。农村义务教育也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的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但是与此同时，各种名义的择校费、赞助费仍然动辄上万元——各地教学质量较高的重点学校，成了家长们“围猎”的紧俏资源。
另一方面，从1994年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猛涨了约20倍，而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不到4倍，学费涨幅远远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学费上涨的直接后果是加大了贫困大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2005年两会上，青海省人大代表程苏说，有人曾算过一笔账：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以上的纯收入。
现在，考大学仍然是许多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但是高额的学费在这条通道上筑起了一道屏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透露：“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随着就业难的加剧，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也一降再降。北京大学相关课题组对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大学毕业生月起薪平均值为1798元，5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1000-2000元之间，8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800-3000元之间，9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700-4500元之间。
一项调查显示，有41.61%的大学生认为，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于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开始选择继续深造。据青岛市人事部门调查，2004年青岛市应届大中专毕业生有3万多人，但实际求职的只有两万多人，三成多的应届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他们中不乏因为就业压力大、学历低而选择继续深造者。由此，教育花费的成本无疑在继续加大。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高学历，本以为加重了就业资本，但仍然事与愿违。
有数据显示，江苏省的研究生就业率从2004年的97.98%一路降至2006年的96.03%，2007年吉林省研究生的就业率比2006年下降了近16个百分点。于是，学历水平越高的群体中，认为“教育花费不值得”的人比例越高：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群体中，47.8%的人认为“不值得”，明显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群体的35%。去年10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以青年学子为主体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52.9%）认为现在读研不值。期望和现实反差加大，这使得一些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家庭，很可能放弃或降低教育投资，而这会对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刺激，使得人们对教育调节社会贫富分化的功能失去信心。
三、高等教育收益率低下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显示，中国教育的收益率虽然都为正值，但明显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就其原因，可以归纳如下：首先，忽视了教育的外部性，教育可以开启民智，促进民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妇女就业率，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用教育收益率计算不错来的。
其次，计算方法还有待完善。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主要是通过工资的差异计算出来的，因此，必须在收入确定反映收入水平差异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出比较准确的收益率，处在转型期当中的中国，虽然在市场和政府两种收入的分配体系之间目前存在明显水平差异，教育收益率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扭曲，也有种关于“收入脑体倒挂”的说法，但在两种收入分配体系的内部，教育收益率都是正数，并不存在绝对的“脑体倒挂”的问题。[2]
四、对教育投资的几点意见及其建议
虽然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收益率还不高，但由于收益率水平处于提高之中，同时教育的收入优势在年轻的就业者中比较大而且还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因此居民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收益的预测高于利用现实收入数据计算而得的收益率所反映的收益水平。此外，高等教育收益率计算所没能包括的经济收益，比如大学毕业者在住房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对诸如较高文化修养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等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的预期也是导致居民对高等教育较高需求的重要原因。
教育投资者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决策参考意义：
首先，要适当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对经济的确存在一定的拉动作用，因此，发展并适当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高校为中心的经济。
其次，为高等院校只等收费标准和确定合适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额提供参考。根据投资收益率的研究发展，个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因此，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上，理应由个人承担一部分，这既解决了高等教育经费的紧张问题，也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有效性。
再次，为合理地发展高等教育提供决策参考，高等教育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是由于经济增长而造成的需求，我们在将高等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时，必须注意与当地的经济状况相结合，避免高等教育的过度发展和发展不足。
最后，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成本分担机制实施了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屋地化，为避免该政策所造成的“马太效应”，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投入，保证家庭经济贫困子女的入学机会平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平衡发展。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风险性既可以增大收益也能减小收益，甚至导致损失。
经统计分析看出，目前在国内进行的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率仍是正值，但在决策时需要与其他可行性投资收益进行对比，以做出最佳决策。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很多传统性生产领域存在着结构性失业，这对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来说是最大的风险。因此，如何预期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在收益率、回收期等评估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将风险因素量化，正确选择合适专业及学校，规避未来风险尤为重要。总之，在进行高等教育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应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及影响投资收益率的风险因素，以利于投资个体作出更客观、准确的理性决策。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状况，目前已在逐年增加教育支出，但要打消人们的顾虑，仅增加投入还不够，需要做的还很多，如使教育资源更加公平，使高校育人方向与市场更加接轨，使就业渠道更加畅通等。
[参考文献]
[1]夏章霞.浅论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与成本分担政策[J].铜陵学院学报，2009.5.
[2]杨德广,张兴.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思考[J].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07.4，20-25.
[3]孙涛.试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我国的学生资助[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
[4]董浩,王桂荣.高校资助政策有关问题探究[J].河北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1).
[5]褚峥.完善高校助学体系的理性思考[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科学版），2001(1).
[6]马扬.从收益率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J].科技管理，2002.
[7]吴绍琪.大学生能力理论调研与实践探讨[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第六期，107-109.
[8]丁小浩,李锋亮,孙毓泽，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30年——成就与经验、挑战与完善[J].中国高教研究，2008（6）.
[9]黄小荣.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文献综述[J].新学术，2007（6）
[10]闵维方.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与实践[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2004,(五).
[11]徐绪卿.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现状的问题和建议[J].教育发展研究，2006 （6），30-32.
[作者简介]孙夏子，女，陕西汉中人，广西大学教育学院2009级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心理学。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投资；农村家庭；教育收益率；脑体倒挂
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有一句著名的话：“现今的父母教育孩子，就是缔造我们未来的历史，因而也是缔造世界的历史”。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基础组织，是孩子第一教育者和教育空间，孩子的生活习惯、语言、行为等首先是从家庭中获得，孩子一切美好的力量都是从这里萌芽和滋长。家庭教育的程度不仅关系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实施，同时也有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教育投资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关键方面。随着现如今我国家庭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家庭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对教育投入的重视程度更为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家庭经济状况决定了家庭承担教育投资的能力。
一、高等教育在家庭投资中的地位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能给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较大的预期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这部分收益是内在化的，属于个人收益，这是决定个人对高等教育产生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高等教育还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提供这种服务还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收益，这部分收益是外在化的，属于社会受益，这是决定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1]因此，任何一种性质的高等教育都兼有社会和个人两种双重效益，高等教育的投入是社会和受教育者所分担的成本，收入则是社会和受教育者所获得的收益。所以以投入与收入相对称而言，社会必须承担一部分成本，受教育者个人也必须承担一部分成本，混合提供是最符合经济公平要求的。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受这种儒家伦理的千年浸润，在社会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观念深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许多父母一向毫不含糊，宁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供孩子上学，为培养一个大学生，不惜举家、合族之力。越是贫困，越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家庭，越是盼望通过超负荷的教育投资让后代获得升学的成功，以实现社会阶层流动中的翻身。“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中国人的共识。通过教育改变下一代的命运是大多数农村父母的希望所在，然而，近日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对教育所能带来的收益变得不再乐观。
在2007年度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中，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3355名城乡居民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四成居民(41.8%)认为“与所受到的教育质量相比，当前的教育花费是不值得的”，认为教育花费物有所值者仅占16%，并且在学历越高的群体中，认为“不值得”的人比例越高。
以农村家庭为例。有研究表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虽然是一种经济活动并与经济密切相关，但在教育投资过程中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对直接投入产生什么影响，只有当家庭经济状况达到相当水平，家庭才会决定增加教育投入。
由该表可知，面对新一轮的教育投资选择，一部分家庭较现实地选择让孩子直接成为家庭劳动力。如家庭经济状况为1类的，有28.3%的家庭选择让孩子直接务工或务农，而经济状况为2类、3类、4类、5类、6类、7类的分别有20.8%、16.4%、12.2%、0%、4.8%、8.7%的家庭选择让孩子直接回家务农或务工。经济状况较好的4类、5类和6类家庭分别以33.3%、54.5%、52.3%的比例对未升上高一级学校的孩子的选择主要模式是“想办法找路子，若办不好只好让他回家务农”，而不大愿意花费巨大的代价为孩子找到高一级或职业学校继续念书。与此同时，各类家庭分别有一定量的家庭为实现其理想的目标，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找到高一级的学校继续读书”。在各类所选择的项目中，按比例排在最高位的是“送到职业技术学校学手艺技术”，7类分别为：32.6%、37.5%、33.8%、30.1%、27.3%、28.6%、39.2%，看来这部分家庭不甘心直接将孩子变为劳动力，而是想让其经过职业培训后再谋出路。
不难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对家庭教育投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面对教育投资回报率的日益低下，家庭是否继续对其进行教育投资，并不是经济所能解决的问题，大多数家庭的首选模式是“送到职业技术学校学手艺、技术”是想让其经过职业培训后再谋出路；其次是家庭为实现其理想的目标，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找到高一级的学校继续读书”；也有一大部分中、高收入家庭选择的是“想办法找路子，若办不好只好让他回家务农”，让子女成为直接的劳动力。
二、家庭对教育投资产生变化的原因
有研究表明，四成城乡居民感觉教育花费不值，说明投资教育已经无法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收益了。所谓教育花费不值，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教育花费的绝对金额太高，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从小学教育到大学、研究生教育，每一个阶段都可能耗尽家庭的全部积蓄甚至还需要举家负债。在这方面，政府虽然连年加大教育投入——统计显示，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2003年-2007年累计达2.43万亿元，比上一个5年增长1.26倍——但相比需求而言，仍远远不够。据调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育成本仅低于饮食营养费，占子女费用的平均比重为21%。但是自子女读高中起，教育费用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超过饮食费用，这一比重在高中阶段为34%，大学阶段则为41%。
2006年，零点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家庭教育花费已接近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村家庭每年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费连续两年增长率超过20%。城乡贫困人群中有40%-50%的人说“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人民银行曾做过一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发现“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排在“养老”和“住房”之前。
自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中小学收费呈下降趋势。农村义务教育也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的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但是与此同时，各种名义的择校费、赞助费仍然动辄上万元——各地教学质量较高的重点学校，成了家长们“围猎”的紧俏资源。
另一方面，从1994年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猛涨了约20倍，而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不到4倍，学费涨幅远远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学费上涨的直接后果是加大了贫困大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2005年两会上，青海省人大代表程苏说，有人曾算过一笔账：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以上的纯收入。
现在，考大学仍然是许多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但是高额的学费在这条通道上筑起了一道屏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透露：“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随着就业难的加剧，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也一降再降。北京大学相关课题组对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大学毕业生月起薪平均值为1798元，5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1000-2000元之间，8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800-3000元之间，9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700-4500元之间。
一项调查显示，有41.61%的大学生认为，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于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开始选择继续深造。据青岛市人事部门调查，2004年青岛市应届大中专毕业生有3万多人，但实际求职的只有两万多人，三成多的应届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他们中不乏因为就业压力大、学历低而选择继续深造者。由此，教育花费的成本无疑在继续加大。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高学历，本以为加重了就业资本，但仍然事与愿违。
有数据显示，江苏省的研究生就业率从2004年的97.98%一路降至2006年的96.03%，2007年吉林省研究生的就业率比2006年下降了近16个百分点。于是，学历水平越高的群体中，认为“教育花费不值得”的人比例越高：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群体中，47.8%的人认为“不值得”，明显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群体的35%。去年10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以青年学子为主体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52.9%）认为现在读研不值。期望和现实反差加大，这使得一些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家庭，很可能放弃或降低教育投资，而这会对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刺激，使得人们对教育调节社会贫富分化的功能失去信心。
三、高等教育收益率低下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显示，中国教育的收益率虽然都为正值，但明显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就其原因，可以归纳如下：首先，忽视了教育的外部性，教育可以开启民智，促进民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妇女就业率，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用教育收益率计算不错来的。
其次，计算方法还有待完善。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主要是通过工资的差异计算出来的，因此，必须在收入确定反映收入水平差异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出比较准确的收益率，处在转型期当中的中国，虽然在市场和政府两种收入的分配体系之间目前存在明显水平差异，教育收益率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扭曲，也有种关于“收入脑体倒挂”的说法，但在两种收入分配体系的内部，教育收益率都是正数，并不存在绝对的“脑体倒挂”的问题。[2]
四、对教育投资的几点意见及其建议
虽然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收益率还不高，但由于收益率水平处于提高之中，同时教育的收入优势在年轻的就业者中比较大而且还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因此居民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收益的预测高于利用现实收入数据计算而得的收益率所反映的收益水平。此外，高等教育收益率计算所没能包括的经济收益，比如大学毕业者在住房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对诸如较高文化修养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等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的预期也是导致居民对高等教育较高需求的重要原因。
教育投资者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决策参考意义：
首先，要适当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对经济的确存在一定的拉动作用，因此，发展并适当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高校为中心的经济。
其次，为高等院校只等收费标准和确定合适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额提供参考。根据投资收益率的研究发展，个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因此，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上，理应由个人承担一部分，这既解决了高等教育经费的紧张问题，也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有效性。
再次，为合理地发展高等教育提供决策参考，高等教育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是由于经济增长而造成的需求，我们在将高等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时，必须注意与当地的经济状况相结合，避免高等教育的过度发展和发展不足。
最后，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成本分担机制实施了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屋地化，为避免该政策所造成的“马太效应”，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投入，保证家庭经济贫困子女的入学机会平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平衡发展。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风险性既可以增大收益也能减小收益，甚至导致损失。
经统计分析看出，目前在国内进行的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率仍是正值，但在决策时需要与其他可行性投资收益进行对比，以做出最佳决策。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很多传统性生产领域存在着结构性失业，这对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来说是最大的风险。因此，如何预期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在收益率、回收期等评估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将风险因素量化，正确选择合适专业及学校，规避未来风险尤为重要。总之，在进行高等教育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应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及影响投资收益率的风险因素，以利于投资个体作出更客观、准确的理性决策。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状况，目前已在逐年增加教育支出，但要打消人们的顾虑，仅增加投入还不够，需要做的还很多，如使教育资源更加公平，使高校育人方向与市场更加接轨，使就业渠道更加畅通等。
[参考文献]
[1]夏章霞.浅论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与成本分担政策[J].铜陵学院学报，2009.5.
[2]杨德广,张兴.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思考[J].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07.4，20-25.
[3]孙涛.试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我国的学生资助[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
[4]董浩,王桂荣.高校资助政策有关问题探究[J].河北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1).
[5]褚峥.完善高校助学体系的理性思考[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科学版），2001(1).
[6]马扬.从收益率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J].科技管理，2002.
[7]吴绍琪.大学生能力理论调研与实践探讨[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第六期，107-109.
[8]丁小浩,李锋亮,孙毓泽，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30年——成就与经验、挑战与完善[J].中国高教研究，2008（6）.
[9]黄小荣.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文献综述[J].新学术，2007（6）
[10]闵维方.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与实践[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2004,(五).
[11]徐绪卿.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现状的问题和建议[J].教育发展研究，2006 （6），30-32.
[作者简介]孙夏子，女，陕西汉中人，广西大学教育学院2009级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