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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汶川县映秀镇，一块汉白玉大钟表静静躺在漩口中学地震纪念遗址前，没等春节过完，这里已经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
这天，《大河报》记者朱长振起了个大早，专程从河南赶到这里，按照约定，他要給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家庭拍张大合照，并送去此前一年拍摄的全家福。
这是“汶川十年”最后的献礼。
朱长振将这次回访看得比什么都重，早在5个月前，他就买了一台价值两万余元的单反相机，还恶补了不少摄影知识。这个烤羊肉串出身的记者希望用镜头给这场灾难留下一点印记，哪怕是一点点。
给孩子留出空位
十年前，朱长振来到汶川，“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一到晚上，从公墓到映秀镇中心，声嘶力竭的哭喊声总会回响在我耳畔，好像进了人间炼狱。”
听到村民的呼声、哭声，朱长振觉得“如果不去做点什么，记者这活儿就白干了。”与时任上海一家杂志的摄影记者彭辉短暂交流后，他想给失独家庭拍一张全家福。
两人分头在附近找到了10户人家，这些家庭的孩子都在地震中遇难，房子在地震中消失，剩下夫妻俩。
彭辉特地将手中的哈苏胶片相机调至黑白模式，让夫妻俩站在自家房屋废墟前合影。相机“咔嚓”的一刹那，朱长振捕捉到一个细节，这些夫妻都不约而同地在中间空出一个人或两个人的位置，“这是给他们遇难的孩子而留的。”同样身为一个孩子父亲的他明白这些夫妻的良苦用心。
唐小红是他找到的第一个受灾家庭女主人。“当时我看到她在自家倒塌的房屋里扒东西，像沙发、电视这样值钱的东西，根本不瞟一眼，反倒是捡起了腊肉、卫生纸之类有用的东西。”
朱长振意识到，唐小红可能是饿得慌，上前问道，“你现在最需要什么？”
“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唐小红有气无力地回答，眼神空洞而无助。
这一幕触动到朱长振的心。他掏出手里的压缩饼干，分了几块递给唐小红，并鼓励她，“女人也要自立自强。”
后来，唐小红一家成为朱长振十年回访中变化最大，也是成就最大的一家。她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倒腾起了好几个养猪场，每年养猪的纯收入在20万元以上，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当选四川省阿坝州人大代表。每年回访时，唐小红总会给朱长振准备映秀腊肉和从山上采摘的鲜竹笋，唐小红觉得，“是他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给了自己希望。”
2013年，朱长振给唐小红和她的老公丁本利拍了一张合影，取景点在一幢小洋楼前，那是唐小红的新家，门前的一排树丫正勃勃生长，绿了整个枝头，树的正前方停着一辆白色丰田轿车，是她们震后第三年买的。
照片上，唐小红把自己拾掇得精神干练，身上穿着深黑色连衣裙，眼角眉梢里掖着笑，她想努力抿住嘴，但还是露出了两颗门牙，“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是挡不住的。”
与唐小红接触越多，这个善于“讲故事”的老记者越发坚定自己选择的这件“大事”。他希望看到更多人鼓起勇气，面对新生活。
震后第二年，彭辉离开了新闻一线，重返汶川送照片、拍合影成了朱长振一个人的事，他坚持了十年。
记录家庭的孤独生长
三月的岷江，薄雾缭绕，惊涛拍岸，站在团结桥头往下俯瞰，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往西800米处，映秀镇与渔子溪的交汇处，就到了吴永刚的家乡。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刚从浙江温州打工回家的他，心里五味杂陈。
十年前的5月12日，他和弟弟吴永明在家里吃过午饭后，沿着同一条路走出家门，走到一个岔路，兄弟俩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听话懂事的弟弟吴永明去了映秀小学，结果在上课的教室遇难，而跑到网吧打游戏的他躲过了后来发生的地震，成为全班唯一的幸存者。
朱长振第一次见到吴永刚，是在映秀小学的废墟上。他记得，“除了吃饭睡觉外，这个小男孩总是跟着我，给我带路，还帮忙抢险救灾。”
那天，朱长振正好穿着一件迷彩色的铁军服，吴永刚误以为他就是铁军，悄悄问道，怎样才能当上铁军？为此，他将吴永刚领到当地教导员面前，教导员说，“想当铁军就好好上学，不然上哪都不中！”
“连作业都不写，哪有老师敢收他。”吴永刚的母亲姚若群气哼哼地说，14岁少年却说：“班里的同学都没了，你说我去学校还有啥子意思？”
姚若群不止一次当面数落吴永刚的不是，“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死了。”这让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像她希望遇难的那个人就是我似的，”震后多年，吴永刚与家人的关系都处于“冰点”状态。
2009年，朱长振再次回访映秀镇，彼时的吴永刚成了网吧网管。“想给自己找点事做，待家里太无聊了。”提及震后一年的生活，吴永刚倍感孤独，他说，同村的小伙伴要么在地震中遇难，要么外出读书，“我几乎找不到同伴。”
在网吧待了三年后，吴永刚17岁了，他想出去闯荡，但初中文凭都没有的他，与其说是闯荡，不如说是谋生。 一天晚上，他半夜趁父母睡着后，从家里溜了出去，跑到青海玉树学修车，此后又去浙江温州发过传单，当过酒店服务员，也曾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给汽车喷漆。
对吴永刚来说，外面，是易于遗忘的另一个世界，没有过去，没有记忆，没有父母，而他最熟悉的夜生活，就是下班后走在霓虹燈闪烁的街道上，寻找一间网吧，和几个素不相识的朋友“打野开黑”。
“在外待久了，也想稳定下来有个家。”今年24岁的吴永刚向朱长振吐露自己的心声。对于未来的打算，他似乎也说不清楚，“想去做点虫草生意，也可能和谈了八年的女朋友开个小超市，走一步算一步咯。”
回家之前，吴永刚并没有提前告诉母亲姚若群。他没想到，母亲对他的态度会发生180度大转弯。“我明天还是带你去街上买件新衣服哈，对了，我还给了买了份医疗保险，以后到公立医院可以全报的。”
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叛逆少年蜕变为男人，渐渐有了大人模样。只是与家人的关系上，吴永刚的心头还有个梗，“不晓得咋去缓和。”
逃离家乡、外出打工的吴永刚只是千千万万个汶川年轻人的缩影，而更多的人必须继续生活在这里，他们伴随着家园的重建，来共同面对这场漫长的治愈。
朱长振觉得，这就是生活，有着最真实的一面。“我要做的，就是用笔和镜头记录他们的创伤，见证他们伤口的愈合，然后回归平静。”
回忆也是一种纪念
有编辑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对朱长振说，年年都去揭别人伤疤有意思吗？
但在朱长振看来，回忆本身就是一种纪念方式，跟踪报道也是为了不遗忘。
贾益勤和李学夫妇是朱长振持续回访的十户家庭之一，汶川大地震让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李培。震后前几年，贾益勤严重抑郁，时常感慨，“人活着没意思，”曾两次尝试自杀，被邻居拦住了。
这也让朱长振意识到，仅依靠物质上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而心灵的创伤同样也不能靠时间愈合，于是他多次将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教授邀请到灾区，与更多像贾益勤一样有心理阴影的家庭面对面交流，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2013年，汶川地震五周年，朱长振跟踪观察，采写了《凝视桤木林——一个震中小村的五年报告》。
桤木林自然村与映秀镇一岭之隔，震前共有62户372口人，地震中遇难42人，重伤8人，轻伤25人，所有房屋被夷为平地。
朱长振以这个小村遇到的就业、孩子上学新难题作为样本，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当然，并不是每一次回访都如此顺利。随着时间的流逝，朱长振发现，想要给他们凑齐拍张全家福，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了。
朱长振记得，拍摄的这十户家庭中，有的为了生计外出打工，有的转移到其他地方过渡，还有的做半天思想工作最后还是不愿面对镜头。他也记不清吃过多少次“闭门羹”，一周年，能联系上3户;五周年，能联系上7户;六周年，能联系上8户，十周年，又变成了7户。他很清楚，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少。
随着纸媒面临生存危机，朱长振的图片、文字也因版面“缩水”而无法与读者见面。当年的媒体同行有的转战新媒体，有的试水公关，有同事劝他，“老朱啊，别这么轴。”
他听后咯吱一笑，“我不知道还能在新闻一线撑多久，但我想，给这10户家庭每年拍一张合影的大事儿，一定要持续十年，无论我做不做记者。”
为十户受灾家庭拍摄全家福，在朱长振的心里，开始由工作转向使命。
最近他正忙着写自己的第二本书，名字叫《十年》，他希望把“易碎”的突发新闻变成可记录的历史，这既是对职业生涯的一个交待，也想给世人回望汶川地震提供一个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