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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前
《生命之树》导演特伦斯·马利克的新作《隐秘的生活》，讲述了一个奥地利普通农人在二战期间坚守信念、拒绝为纳粹作伥的抵抗故事。影片以主人公的独白开场：“曾几何时，我以为我们能在高高的树上筑巢，像鸟儿一样，远走高飞……”
熟悉马利克的观者，都不会对这句话表现的意象陌生。在马利克的处女作《穷山恶水》中，那对逃离文明世界的年轻情侣正是在树上建筑房屋，为自己打造了与世隔绝的王国。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伊甸园，一直是马利克和他的主人公们心心念念的理想所在。而在《隐秘的生活》中，马利克再次用自己的诗意才华，呈现了这一理想。
在影片的前二十分钟，农人夫妇弗兰茨和法妮沉浸在奥地利舍克尔山下的纯真乐趣中。弗兰茨的母亲尚未过世，两个女儿仍在嘤嘤学语，夫妇俩的日常，则是与同镇农人们协力耕作。而这纯朴简单的快乐，已经是世界赠予他们的无上恩赐。
这段令人神往的段落，没有几句台词，反倒是片中人物细微的手势、姿态和眼神，占据了观众的全部认知。弗兰茨与法妮如孩童般在山间嬉戏追逐，也像不知矜持与审慎为何物的幼兽一样，毫不掩饰对彼此的情感。由微微试探演化为狂乱抚摸的颤抖手掌、耳鬓的厮磨、额头的相依、手臂与手臂的紧紧缠绕……它们比语言更能表达出两人之间无法言传的情感强度。
充满灵性的摄影机，同样是这个段落中的重要角色。它就像是弗兰茨、法妮和女儿们身边的微尘粒子，时而悬浮，时而犹疑，时而被片中人搅动，并随之舞蹈。在马利克的电影中，摄影机的第三人称视角，永远源自自然。但这个自然并不是一个平静得近乎冷漠的自然，而是处在灵动跳跃之中的动态自然，它在庆祝着生命本身。
伊甸园之后
然而，在短暂的田园牧歌生活之后，语言立刻开始侵染弗兰茨和法妮的生活。它们是谵妄而盲目的民族主义言辞。在二战期间纳粹掌权的奥地利，好战分子将仇恨包裹在爱国的名义之下。嗜血的味道开始在空气中蔓延。
但弗兰茨深知，这些仇恨信条有悖于自己所相信的一切。他曾在纳粹军队中受训，这段短暂经历已足以让他明白，他无法效忠于希特勒，哪怕仅仅是在口头上。这让他陷入了内心挣扎，因为所有镇民现在都将他视为懦夫和逃兵，认为他有愧于国家。
为解答疑惑，弗兰茨只好求助于宗教权威。他把自己的疑问袒露给神父，神父却务实地反问：“你想过你的行为会对家人造成什么影响吗？”在神父引介下，弗兰茨面见了地方主教，但主教只是平静地对他说：“门徒曾告诉我们，要屈从于任何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权威。”
在所有服务于上帝的人之中，只有一位教堂画师，给了弗兰茨最为诚恳的解答。“我们只负责制造跪拜者，不制造跟随者。”在压倒一切的强权现实面前，所有关于正直与道义的信念，都不堪一击。
“总有一天，我会画出那个真正的基督。”画师喃喃自语。只不过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总有一天”，会不会在今生到来。
信仰与傲慢
既然宗教毫无用处，弗兰茨只好让自己成为信仰的肉身象征。他在应征入伍后，依然拒绝效忠希特勒，因此被关进监狱，受尽身心折磨，与法妮的相聚之日遥遥无期，而他与上帝的对话，则总是以后者的沉默告终。
弗兰茨与法妮共同为所有善良之人——也包括弗兰茨自己——祈祷，却似乎永无回音：战争依然继续，死亡依然蔓延，恶人依旧当道，善人却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没有奇迹发生，命运未被逆转，弗兰茨被送上军事法庭，得到死刑判决。但当权者为他留下了一条生路：只要在宣誓效忠希特勒的文件上签字，他就能避开沾血的战场，转而到医院工作。
法妮与神父从家乡赶往柏林，和弗兰茨见面，神父劝他接受条件，妻子则接受他会做出的一切选择。弗兰茨的决定，终究是遵从信仰的：他决定服从死刑判决，因为上帝不会容许他做其他选择。
弗兰茨面对的困境，让我们想起了四年前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沉默》中主人公的困境：只要弃教并践踏圣像，在日本传教的神父就能保全当地信徒们的生命。《沉默》中的神父选择了委曲求全，而弗兰茨的选择，是成为殉道者。
我们无法评判这两个人物的选择有无对错之分。但我们可以评判两个故事的叙述者在表达完成度上的高低。在《沉默》中，斯科塞斯不仅探讨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还用鞭辟入里的方式，呈现了日本政府是怎样用权术和心理战击破“境外势力”，继续着自身对善良弱者的系统性压迫，让信徒的心中充满怀疑。
而在《隐秘的生活》中，马利克对信仰的贊颂，却极其反讽地毫无“隐秘”可言。影片的最后一个多小时，像无情的铁锤一样，一直在重复强调弗兰茨个人信仰的坚不可摧。狱友、法官、律师，甚至妻子，全都成为了弗兰茨通往受难的必然之路上的功能性人物，无法提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抗辩。至于他身后留下的残破家庭，似乎也在马利克对个人信念与意志的赞颂之下，显得微不足道。这让笔者不禁想要提出如下疑问：难道对抗纳粹的唯一方式，就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或许，信仰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注定是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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