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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包括到2030年时消除一切形式的極端贫困。”2016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启动，减贫被视为首要任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Beate Trankman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40年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这些成就也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一项——无贫穷作出了重大贡献。
联合国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还有7.34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处在国际贫困线标准以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均收入增长超过25倍，8.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 白雅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白雅婷表示，中国的规模和体量，就意味着它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具有全球影响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同样如此。体现之一即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白雅婷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来源，“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投资和贷款领域互联互通的重要驱动力。在未来，“一带一路”应该向着保障全球公共产品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且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特别是要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制定实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兼容的统一标准。她认为，这样不仅有助于拉动环境友好投资，同时也更具包容性，譬如可以增加伙伴国家的体面劳动机会。
在白雅婷看来，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质性的参考。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中国的经验可以通过南南合作平台被有效地借鉴参考，为各国提供经济加速增长机会的同时，保持对环境健康的重视；中国有针对性的、自下而上的扶贫模式，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她将经验归为三点：首先，中国通过对当地资源、环境条件和文化的全面评估，以家庭为单位，逐区、逐村地确定贫困人口在哪里、他们缺乏什么以及需要什么；针对每个县、每个村，中国也都制定并实施了量体裁衣的干预措施，譬如各个村可以根据其在自然条件、财政情况、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来决定种植、饲养或销售什么；同时，每村每户的脱贫进展情况都会被监测和跟踪，以便核实扶贫措施是否有效。
白雅婷总结称，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自2017年以来，中国累计选派约77.5万名干部前往记录在册的贫困村以支持当地政府以单个家庭为单位实施减贫措施，同时掌握脱贫进展情况；在资金方面，多年来中国持续在扶贫方面投入。2019年，中央拨付专项扶贫资金1260多亿元。
白雅婷认为，尽管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仍需警惕。
她对记者表示，贫穷不是只关乎收入，人们的生活同样受其他问题的影响，比如获得教育或医疗的机会。疾病和自费医疗支出是导致返贫的关键因素，因此，负担得起的医疗是关键；同样地，获得了优质的教育可以使人们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如果把这些考虑进去，全球很多人其实仍处于“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ly poor）”之中。
“多维贫困”不仅包括经济收入贫困，还要综合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的状态，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摆脱贫困依然是严峻挑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通过全球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等综合指标进行衡量的人类发展指数可能在2020年出现衰退，这也将是“人类发展”这一概念自1990年引入以来的首次衰退。收入减少、社会保障有限和不断上涨的物价，意味着即使是以前有保障的人，现在也面临着陷入贫穷和饥饿的风险。
在中国，最脆弱、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非正式员工和工资不稳定的劳动者，而他们在就业人员中占比很大。但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最贫穷的人反而能更好地抵御疫情的直接影响。白雅婷认为，这要归功于现有的社会救助体系。例如2020年考虑到疫情，中国多地上调了城乡最低保障标准。除此之外，数字经济这一绿色模式也让中国公民和企业突破了疫情带来的限制。
她同时指出，我们要注意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技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使用技术，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在发展过程中，不让任何人掉队。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只剩下10年的时间，现在必须加快行动。白雅婷表示，中国在向绿色道路过渡的同时，必须继续平衡增长，而许多经济和社会收益——包括全球40%的工作——都有赖于一个健康、稳定的环境。
记者：在脱贫攻坚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做了哪些工作？
白雅婷：1979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始终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伙伴，扶贫也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合作一直以来的核心。
以中国的体量，政策支持可以产生最大影响。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会在思想、创新、宣传和国际经验等角度为中国提供支持。我们会通过概念验证方法开展实地项目，这些项目可作为试点，反过来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政府也可牵头扩大项目规模。
举个兼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例子：2006年伊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助科技部，通过科技特派员项目，为农民提供因地制宜的环境友好型技术，使农民真正步入21世纪科技时代，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而且使他们的生产活动与市场挂钩，促进了可持续发展。2008年以来，每年有100万农民从该项目中受益，年均收入增长率为10%。从2012年至2014年，该项目扩大至31个省份，有7.5万名工作人员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协助建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PRCC），旨在建立一个全球减贫知识库。该中心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提供了在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培训。
（摘自《中国报道》2020年第10期）
中国的成绩具有全球影响力
联合国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还有7.34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处在国际贫困线标准以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均收入增长超过25倍，8.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白雅婷表示，中国的规模和体量，就意味着它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具有全球影响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同样如此。体现之一即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白雅婷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来源，“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投资和贷款领域互联互通的重要驱动力。在未来，“一带一路”应该向着保障全球公共产品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且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特别是要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制定实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兼容的统一标准。她认为，这样不仅有助于拉动环境友好投资，同时也更具包容性，譬如可以增加伙伴国家的体面劳动机会。
中国经验值得借鉴
在白雅婷看来，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质性的参考。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中国的经验可以通过南南合作平台被有效地借鉴参考，为各国提供经济加速增长机会的同时，保持对环境健康的重视；中国有针对性的、自下而上的扶贫模式，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她将经验归为三点：首先，中国通过对当地资源、环境条件和文化的全面评估，以家庭为单位，逐区、逐村地确定贫困人口在哪里、他们缺乏什么以及需要什么；针对每个县、每个村，中国也都制定并实施了量体裁衣的干预措施，譬如各个村可以根据其在自然条件、财政情况、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来决定种植、饲养或销售什么；同时，每村每户的脱贫进展情况都会被监测和跟踪，以便核实扶贫措施是否有效。
白雅婷总结称，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自2017年以来，中国累计选派约77.5万名干部前往记录在册的贫困村以支持当地政府以单个家庭为单位实施减贫措施，同时掌握脱贫进展情况；在资金方面，多年来中国持续在扶贫方面投入。2019年，中央拨付专项扶贫资金1260多亿元。
“战斗”仍未结束
白雅婷认为，尽管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仍需警惕。
她对记者表示，贫穷不是只关乎收入，人们的生活同样受其他问题的影响，比如获得教育或医疗的机会。疾病和自费医疗支出是导致返贫的关键因素，因此，负担得起的医疗是关键；同样地，获得了优质的教育可以使人们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如果把这些考虑进去，全球很多人其实仍处于“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ly poor）”之中。
“多维贫困”不仅包括经济收入贫困，还要综合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的状态，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摆脱贫困依然是严峻挑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通过全球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等综合指标进行衡量的人类发展指数可能在2020年出现衰退，这也将是“人类发展”这一概念自1990年引入以来的首次衰退。收入减少、社会保障有限和不断上涨的物价，意味着即使是以前有保障的人，现在也面临着陷入贫穷和饥饿的风险。
在中国，最脆弱、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非正式员工和工资不稳定的劳动者，而他们在就业人员中占比很大。但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最贫穷的人反而能更好地抵御疫情的直接影响。白雅婷认为，这要归功于现有的社会救助体系。例如2020年考虑到疫情，中国多地上调了城乡最低保障标准。除此之外，数字经济这一绿色模式也让中国公民和企业突破了疫情带来的限制。
她同时指出，我们要注意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技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使用技术，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在发展过程中，不让任何人掉队。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只剩下10年的时间，现在必须加快行动。白雅婷表示，中国在向绿色道路过渡的同时，必须继续平衡增长，而许多经济和社会收益——包括全球40%的工作——都有赖于一个健康、稳定的环境。
记者：在脱贫攻坚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做了哪些工作？
白雅婷：1979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始终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伙伴，扶贫也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合作一直以来的核心。
以中国的体量，政策支持可以产生最大影响。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会在思想、创新、宣传和国际经验等角度为中国提供支持。我们会通过概念验证方法开展实地项目，这些项目可作为试点，反过来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政府也可牵头扩大项目规模。
举个兼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例子：2006年伊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助科技部，通过科技特派员项目，为农民提供因地制宜的环境友好型技术，使农民真正步入21世纪科技时代，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而且使他们的生产活动与市场挂钩，促进了可持续发展。2008年以来，每年有100万农民从该项目中受益，年均收入增长率为10%。从2012年至2014年，该项目扩大至31个省份，有7.5万名工作人员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协助建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PRCC），旨在建立一个全球减贫知识库。该中心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提供了在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培训。
（摘自《中国报道》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