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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峻叛乱被平定后，满朝文武弹冠相庆。
庆功宴会上，一位将军模样的人正举杯跟手下的人畅饮。他的酒量很不错，但他每次只喝三杯酒。有人向他敬第四杯酒时，将军说：“对不起，我今天饮酒已经足量了，不能再饮了！”对方有些不高兴，说：“将军，今天大家高兴，您应该开怀畅饮！我看得出您有海量！”想不到这时将军却哽咽着说：“实在对不起！家母生前曾给我规定，每次饮酒，三杯为限。今天杯数已足，我不能违背先母的禁约！”
说这话的将军正是在平定这次叛乱中被各路勤王军队推举为盟主、立下汗马功劳的荆州刺史陶侃。东晋史上，绝大部分的人物给人印象模糊，哪怕稍有印象的也无非是傻傻的皇帝和精明的权臣。其实，还有很多的名臣名将都可圈可点值得一读，比如眼前这位陶侃，他为什么能功成名就而又全身而退呢？他为什么能被后人列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呢，这一切，都来源他良好的家教和淳朴的家道。
陶侃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全靠母亲纺纱织布抚养长大。陶母对孩子要求很高，从小培养孩子要有远大抱负，经常资助他多出去结交有身份的人。后来陶侃到浔阳县城做了一名县吏。
有一次，浔阳县衙举行宴会，陶侃喝得酩酊大醉。酒醒后，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批评他说：“饮酒无度，怎能指望你刻苦自励，为国家建功立业呢？”陶侃羞愧难当。事后，母亲要求他保证：从此严于律己，饮酒不过三杯。
陶母对陶侃的教育不止于此。也是陶侃在浔阳县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他将公家分的鱼托人带回家孝敬慈母。陶母纹丝未动，将原物封好退回，并写信责备陶侃，要他为官应廉洁自好，不允许公私不分，还告诫他说：“你这样用公物想取悦于我，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
陶母的教导对陶侃影响很大，他从县吏起家一直做到荆、江两州刺史，掌管其他六州军事，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在他戎马生涯的四十余年中，一直保持着清廉、隐忍、大度和有为的作风。
陶侃出任荆州刺史时，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那年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在秋熟收获之时常买米，等到饥荒时又减价卖出救济，使得官民欢悦，都依靠他救济得以生存。因此史书上记载，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王敦掌握朝政后，对能力不错的陶侃很是嫉妒和排斥，便把他从荆州刺史降为广州刺史。当时广州是后方的二线城市，跟荆州这个军事经济重镇自然无法相比，地位悬殊明显，身份落差大，但陶侃没有怨言，欣然接受了新的职务，去广州上任。在任上他依然兢兢业业，韬光养晦。他在广州时有一件事很有名。他每天早上总是把一百块砖头搬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搬到书房里，每天如此。别人感到很奇怪，问他这样折腾为什么啊，他说：“我的志向是收复中原大地，如果悠闲安逸的生活过惯了，就怕一旦遇到大事恐怕我就没有精力了啊。”
后来，晋明帝驾崩了，庾亮掌政，跟王敦一样，也嫉妒陶侃，所以没把他列入辅政大臣，他对此深感遗憾，并同时对庾亮产生了看法。后来庾亮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苏峻的叛乱。惊慌失措的庾亮委托温峤向陶侃求援，陶侃当然也有小脾气：我的职责是保卫驻地平安，出兵勤王不是我的事。但说归说，面对国家有难，朝廷有危，陶侃还是不计前嫌，把个人的恩怨放在一边，并在温峤强烈推荐下担任了联军的盟主，答应出兵攻打苏峻，而且那天是戎服登舟而行，昼夜兼程，连自己儿子陶瞻（被苏峻叛军所害）的丧礼也来不及参加。最终，在陶侃的及时援救下，联军于石头城大破苏峻，平定了这次叛乱。
陶侃谦虚谨慎，勤于军政事务，发现手下的人员有聚赌取乐、饮酒误事的，即命令把酒器、赌具沉于江中。他常对人说：“古代的大禹是圣人，尚且爱惜每一寸光阴，至于常人，更应该爱惜每一分光阴。”他在治理政事和军事中，职权以内的大小事务，无不亲自过问。远近给他的书信，都要亲自答复，从不积压。接见宾客，不问亲疏。在陶侃的言传身教下，他的手下多能廉洁奉公，政治清明。
陶侃到晚年时深感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不参与朝政，多次想告老还乡，但被佐吏们苦苦相留。在那个年代，留恋迷恋权欲在官场成为常态，官员们主动辞职不干的倒是非常例外。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急流勇退，幸福地度过晚年生活。这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在他看来，争，是一种精神，不争，是一种品德。关键是要懂得，该争的时候才争，不该争的时候要靠后。如果一味地争，那是不懂修身养德;如果一味地不争，那就是不懂生存之道了。
公元334年，七十六岁的陶侃去世了。就这样，陶侃在家道的熏陶下，一直走完他的人生。
陶侃的家道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后代，他的曾孙就是世人皆知的陶渊明，陶渊明的清新脱俗性格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就是陶家家风的表现。
对于家道，清朝的曾国藩有过一番精辟论述，他认为孝友之家最長久。“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浪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在我看来，陶侃就是典型的孝友之家。
在晋朝，陶侃没像嵇康一样给后人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没有像王导一样给国家做出丰功伟绩流传千百世。他就是一个世俗中的人，是一个秉承良好家道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可供效仿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实的人。
（摘自《晋鉴：司马王朝兴衰的个性解读》）
庆功宴会上，一位将军模样的人正举杯跟手下的人畅饮。他的酒量很不错，但他每次只喝三杯酒。有人向他敬第四杯酒时，将军说：“对不起，我今天饮酒已经足量了，不能再饮了！”对方有些不高兴，说：“将军，今天大家高兴，您应该开怀畅饮！我看得出您有海量！”想不到这时将军却哽咽着说：“实在对不起！家母生前曾给我规定，每次饮酒，三杯为限。今天杯数已足，我不能违背先母的禁约！”
说这话的将军正是在平定这次叛乱中被各路勤王军队推举为盟主、立下汗马功劳的荆州刺史陶侃。东晋史上，绝大部分的人物给人印象模糊，哪怕稍有印象的也无非是傻傻的皇帝和精明的权臣。其实，还有很多的名臣名将都可圈可点值得一读，比如眼前这位陶侃，他为什么能功成名就而又全身而退呢？他为什么能被后人列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呢，这一切，都来源他良好的家教和淳朴的家道。
陶侃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全靠母亲纺纱织布抚养长大。陶母对孩子要求很高，从小培养孩子要有远大抱负，经常资助他多出去结交有身份的人。后来陶侃到浔阳县城做了一名县吏。
有一次，浔阳县衙举行宴会，陶侃喝得酩酊大醉。酒醒后，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批评他说：“饮酒无度，怎能指望你刻苦自励，为国家建功立业呢？”陶侃羞愧难当。事后，母亲要求他保证：从此严于律己，饮酒不过三杯。
陶母对陶侃的教育不止于此。也是陶侃在浔阳县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他将公家分的鱼托人带回家孝敬慈母。陶母纹丝未动，将原物封好退回，并写信责备陶侃，要他为官应廉洁自好，不允许公私不分，还告诫他说：“你这样用公物想取悦于我，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
陶母的教导对陶侃影响很大，他从县吏起家一直做到荆、江两州刺史，掌管其他六州军事，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在他戎马生涯的四十余年中，一直保持着清廉、隐忍、大度和有为的作风。
陶侃出任荆州刺史时，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那年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在秋熟收获之时常买米，等到饥荒时又减价卖出救济，使得官民欢悦，都依靠他救济得以生存。因此史书上记载，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王敦掌握朝政后，对能力不错的陶侃很是嫉妒和排斥，便把他从荆州刺史降为广州刺史。当时广州是后方的二线城市，跟荆州这个军事经济重镇自然无法相比，地位悬殊明显，身份落差大，但陶侃没有怨言，欣然接受了新的职务，去广州上任。在任上他依然兢兢业业，韬光养晦。他在广州时有一件事很有名。他每天早上总是把一百块砖头搬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搬到书房里，每天如此。别人感到很奇怪，问他这样折腾为什么啊，他说：“我的志向是收复中原大地，如果悠闲安逸的生活过惯了，就怕一旦遇到大事恐怕我就没有精力了啊。”
后来，晋明帝驾崩了，庾亮掌政，跟王敦一样，也嫉妒陶侃，所以没把他列入辅政大臣，他对此深感遗憾，并同时对庾亮产生了看法。后来庾亮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苏峻的叛乱。惊慌失措的庾亮委托温峤向陶侃求援，陶侃当然也有小脾气：我的职责是保卫驻地平安，出兵勤王不是我的事。但说归说，面对国家有难，朝廷有危，陶侃还是不计前嫌，把个人的恩怨放在一边，并在温峤强烈推荐下担任了联军的盟主，答应出兵攻打苏峻，而且那天是戎服登舟而行，昼夜兼程，连自己儿子陶瞻（被苏峻叛军所害）的丧礼也来不及参加。最终，在陶侃的及时援救下，联军于石头城大破苏峻，平定了这次叛乱。
陶侃谦虚谨慎，勤于军政事务，发现手下的人员有聚赌取乐、饮酒误事的，即命令把酒器、赌具沉于江中。他常对人说：“古代的大禹是圣人，尚且爱惜每一寸光阴，至于常人，更应该爱惜每一分光阴。”他在治理政事和军事中，职权以内的大小事务，无不亲自过问。远近给他的书信，都要亲自答复，从不积压。接见宾客，不问亲疏。在陶侃的言传身教下，他的手下多能廉洁奉公，政治清明。
陶侃到晚年时深感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不参与朝政，多次想告老还乡，但被佐吏们苦苦相留。在那个年代，留恋迷恋权欲在官场成为常态，官员们主动辞职不干的倒是非常例外。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急流勇退，幸福地度过晚年生活。这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在他看来，争，是一种精神，不争，是一种品德。关键是要懂得，该争的时候才争，不该争的时候要靠后。如果一味地争，那是不懂修身养德;如果一味地不争，那就是不懂生存之道了。
公元334年，七十六岁的陶侃去世了。就这样，陶侃在家道的熏陶下，一直走完他的人生。
陶侃的家道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后代，他的曾孙就是世人皆知的陶渊明，陶渊明的清新脱俗性格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就是陶家家风的表现。
对于家道，清朝的曾国藩有过一番精辟论述，他认为孝友之家最長久。“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浪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在我看来，陶侃就是典型的孝友之家。
在晋朝，陶侃没像嵇康一样给后人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没有像王导一样给国家做出丰功伟绩流传千百世。他就是一个世俗中的人，是一个秉承良好家道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可供效仿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实的人。
（摘自《晋鉴：司马王朝兴衰的个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