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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没有一座体育场像北京工作体育场，能对几代体育迷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奥运场馆资金回收问题上，北京工体再次引来了关注的目光。一个世大的历史建筑物，联系着各种各样的时代和人物的命运……
对于奥运会主办城市来说，最棘手和最难以“可持续发展”的是比赛场馆资金投入后的回收问题。中国奥运会后的重点是要解决好体育场馆的后续利用问题，否则耗资巨大的体育场馆就会成为北京2008年后学生的负担。也被列为奥运会场馆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后续利用上无疑是令人宽慰的范例。
秋天第一批落下的叶子在北京工体空地上扬来撒去。三里屯居民已经习惯把这里当作晨练的聚集地。工体从来没有寂寞萧索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各个时期，工体始终是风云际会的工体，呼啸呐喊的工体，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工体……
志气工体
工人体育场与它毗邻的工人体育馆都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为了迎接1959年的十年大庆，并迎接第一届全运会，它成为北京这座古城建起的十大建筑之一。
47年前，当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元勋坐在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时，拥有当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中国正是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有能力办好大型运动会。按当时全运会的规模与气势，不要说韩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难望其项背，连日本也感到惊叹。巨大的8万人工体在中国人民心中早已超出一个运动场所的范畴，它代表着中国人绝不屈服的精神和凛然不可侵犯的志气。第一届全运会，毛泽东缓缓走向主席台中央，全场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毛主席万岁!万岁！”飘拂在上空，毛泽东稳如泰山，喜怒不形于色，平静地看待着眼前的一切。
两年以后，人祸与天灾让中国人民忍受着饥肠辘辘的折磨，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工人体育馆如期召开了。根据记载，毛泽东没有去过工人体育馆，但在家中电视机里把中日比赛从头看到尾。当比赛极度白热化的时候，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曾被敌人围追堵截面不改色的统帅也很紧张，他对着屏幕上生龙活虎的庄则栋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中国乒乓球队拿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团体冠军。中国国球最辉煌的时代从这一时刻开始了。工体馆的搏杀牵动着多少人的心，又让多少人的饥饿感都减轻了。
人物之一：陈人康，男，54岁，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工会干部
陈人康是解放初期出生的，工人体育场建成的时候他才上小学一年级。他和工体的多次渊源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开国上将陈士榘，是井冈山时期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常委之一。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经常派秘书给陈士榘送票，于是陈人康等几个兄弟也就有了常常光顾工人体育场的机会。记得第一次随父亲来工体，他简直惊呆了，他的父亲作为工程兵司令员当然很懂工程，他对陈人康说：“这个体育场很了不起，能容纳8万人，这在全世界也是不多的。你看，建筑物是椭圆形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完全是依靠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建成的。”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开幕式在工体举行，他们兄妹6人只有一张票，都抢着去，因为都知道毛主席要去，最后通过抓阄陈人康有幸抓着。他记得当时坐在18下台，距离毛泽东有100多米距离，他带上了望远镜，虽然团体操气势磅礴，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抻长了脖子看毛主席了。他至今还记得毛主席在主席台上时而鼓掌，时而点燃火柴抽烟，还看到毛主席戴上眼镜。那时他眼中的毛泽东是神。
工人工体
50年代工人的地位至高无上，不仅是宣传上也是实际意义上的“领导阶级”“国家主人”。当时的国家体育场以工人命名，是与时代的主旋律同步的。工人体育场的管辖单位是北京市总工会，既然以工人命名，当然要全心全意地为工人服务。五六十年代，很多工厂的工人在这里进行比赛，除去草皮场，所有的足球场、篮球场都向工人开放。每到星期天，就是各个工厂的联赛。那时群众体育的普及程度很高，带着翻身做主人感觉的“老大哥”总会自豪地说：“旧社会咱们工人哪儿能到这么好的体育场来啊！”工体非常照顾工人看高水平比赛，凭工会证可以优惠，进工体的球票是2角、4角、6角，可当时人们的感觉好像比今天掏50块都艰难，因为一般青年工人的工资才四五十元，那年月1毛钱就可以吃两根油饼、一个烧饼和一碗豆汁儿！
人物之二：何树林，73岁，北京水暖一厂退休工人
何树林老师傅1951年从河北农村来北京学徒，他是一个很出色的车工，多次获得先进生产者的称号，这得益于他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也得益于他有个好身体。何师傅酷爱篮球，他身高1．86米，不仅是厂队绝对主力，也是崇文区工人篮球队的主力。何树林师傅最难忘的是到工人体育场打北京工人联赛，那是1962年，当他听说到工人体育场比赛，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国家体育场啊！他记得联赛开始，北京市总工会的一位领导讲话，他非常亲切地说：“欢迎工人同志来工人体育场比赛。工人体育场只有多为工人服务，才算名副其实啊!”那几周的比赛，让他对工人体育场有种“回家”的感情。在一场比赛后，一个省篮球队的教练找到他，对他说：“何师傅，我已经知道你叫什么了。我一直看你打球，你愿意到我们省打球吗？如果愿意，你以后就是专业运动员了。”何师傅没想到，在工体露脸就能改变他的命运。何师傅高兴地回到工厂和领导商量，厂领导面带难色地说：“党总支其实已经讨论过了，为你在工人体育场的出色表现感到光荣。但是你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又是篮球队离不开的主力……”何师傅说 “那我无条件听组织的！”那个年代，工人阶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他失去了当运动员的机会。
多少年来，何师傅对工人体育场一直有深厚的感情。2006年夏天，他让儿子开车送他到当年打球的篮球场，他有些骄傲也有些伤感地对儿子说：“你爸爸当年在这里打球，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那喝彩声真给人提气。那时候我差点儿当上运动员，我听组织的话放弃了这个机会，如果要去，工资要比现在高，医疗劳保也比工厂好，可惜啊!”让何师傅多少有些不平衡的是，前几年有个老年篮球队让他参加，在一个健身中心，可每年会费1000元，何师傅有些怀念地说“当年我在工人体育场打球，1分钱都不收，每场球还补助我4毛呢!现在什么都是钱，这些健身中心至少是白领才能去得起的地方，那里已经是我们工人去不起的地方了。当年的工体多好啊!”
竞技工体
工体建成后一直热闹非凡，无论是在全民族陷入虚幻的大跃进的时刻，还是受到重创的困难年代，比赛也从没有断过。但当时在我们孩童的心里工体显得非常 遥远，主要是公交车太少，更没有地铁，临近的地方还有土路，给人在近郊区的感觉。我们一些小伙伴常常将腿掏在车挡里摇摇晃晃地去工体，因为我们比自行车都高不了多少。在崭新的体育场里，我曾如醉如痴地看了当时是世界强队的苏联和匈牙利的比赛，他们是为中国十年大庆被邀请到北京的。一年后，我在工体看了北京体院队(实际是国家队)与欧洲劲旅莫斯科斯巴达克队的比赛，8万人的体育场挤得没有一点空间，对手比我们强不少，中国队拼得很凶，输得还算体面。那时工体里的观众都很规矩，北京联队同白俄罗斯队比赛时，年维泗被对方守门员扑成重伤。如果放在今天，谴责的声浪一定会让对方感到不自在。那个年代的观众给中国队加油都很节制，对手踢出好球也给予掌声，更没有辱骂对手的声音，真是温文尔雅。我们在赞美那个年代观众的文明时，也不得不说，那一代观众同那个时代一样，缺少的是张扬的个性和自在的发泄。
计划经济时代，似乎一切重要比赛都安排在北京，安排在中国最大的工人体育场。那时连上海都很少有重要国际比赛，如今球市很火的成都、沈阳、大连几乎看不到重要的赛事。比如全运会直到1983年才在北京以外的上海举行，世界杯外围赛到1989年才轮到沈阳，可以想见工体那时会有多么繁忙。电视远没有普及，一条大街也找不到一台家用电视机，因此北京球迷只有到工体去看球，精彩一些的国际比赛总是爆满，甲级联赛也常能坐上两三万人。那时没有主客场，一些和北京不相干的比赛，北京球迷也能津津有味儿地看下去。
因为文化生活太单调，工体成了调剂北京人业余生活的重要场所，也不时吸引大人物来观看。有一次比赛正在进行，主席台周边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原来周恩来总理抽空来看球，他也不时向观众招手致意。有一年上海和吉林比赛，邓小平坐在工体主席台中央，全神贯注地看比赛，手中的香烟一根接一根，显得非常投入。还有一次国家队和上海队比赛，不少观众被突如其来的雨水浇跑了，我们几个小孩在主席台旁的19台，任凭滂沱大雨直浇头顶，中场休息时，我们向主席台张望，只见彭真正笑呵呵地指着我们，好像在说“那几个小孩真是球迷。”
人物之三：年维泗，73岁，原中国足协主席、国家队主教练
年维泗在中国足球界是不可替代的人物，他在足球界的经历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但不幸降临了，而且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1960年10月31日，中国队在与苏联白俄罗斯队比赛时，年维泗作为中锋插到门前右侧抢点射门，对方守门员在紧急中不择手段地从他侧后方狠命地向他脚上扑来，那虎背熊腰加上高速助跑，其力量之大可想而知，事后有人说，在场外听到“咔”的一声，仿佛树干折断的声音，年维泗的腿顿时动不了了。只见他的左脚脚跟折到小腿边，腿骨已经裸在皮外了，血顿时染湿了护袜并流了一地。年维泗被呼啸的急救车送出工体，开往积水潭医院，手术长达3个多小时，无疑是伤势太严重了。他感到一会儿有手术刀的划动，一会儿有水的冲洗声。手术完毕，他看见满地都是血水，医生告诉他，为了消毒，肉和骨头都冲白了。医生还说，他的腿是胫腓骨开放粉碎性骨折，他知道，他的运动生命就这样短暂地结束了。当他扔掉拐杖，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近两厘米，踝关节长了骨刺，背屈已无法恢复正常。几十年来，他拖着这条伤残的腿，处处感到不便，走不了远路，爬不了坡，上楼梯都费劲，一到阴天下雨，它便折磨他，这条腿愈发成了累赘……但他不后悔，一个运动员在赛场就如同在战场，如果总顾及个人的安危，怎么打胜仗呢？后来当了教练和足协主席，他始终用这种精神来教育运动员。当了国家队主教练。他多少次地坐在工体教练席上指挥；当了足协主席，他多少次在工体主席台为中国队着急；1990年国庆节也是在这里，中国队在亚运会上败给泰国与决赛无缘，他用辞职来表达自己的愧疚。
2006年7月，吉林电视台《回家》栏目要拍他的专题，他再一次来到工体。体育场为2008年奥运会正在改建，他找到了当年急救车送他走的看台出口，对记者说：“我在工人体育场不幸成为残废，我青春的汗水与鲜血洒在这里，我无愧于这项勇敢的运动，我不后悔，真的不后悔！”
人物之四：武文杰，37岁，某电脑公司股东之一
1985年秋天，武文杰才16岁，是北京66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当时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个名字的，因为他是“5·19”所谓的“工体闹事”球迷之一。我接受了一家杂志的约稿，写一篇全景式的长篇报告文学，武文杰当然是一个需要剖析的新闻人物。
那时我采访武文杰比采访曾雪麟还难。学校认为家丑绝不外扬，坚决谢绝。后来在学校门口憋到他，他犹如惊弓之鸟，对一个16岁的孩子来讲，公安局的拘留和报纸的围攻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压力！他是那样文静、彬彬有礼，那样羞涩，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我一眼就觉察出他的家教绝无问题。那一天，在工人体育场他和所有的球迷一样为中国队焦急，当时的宣传机械地把球场上的输赢同爱国主义相连也让青少年产生误区。球赛完了，他们在工体场外一起高喊“中国队解散！曾雪麟下台!”他看到附近有人群在掀一辆轿车，在“一——二——三——”的巨大声浪中，他也跟过去搭了一把手；就在别人干完了纷纷逃离的时候，他还幼稚地站在那里看热闹，当场被带走了。在和我谈话时，他的悔恨与羞愧溢于言表，稚气的脸上挂着清纯的泪珠。
回忆起来，那时的球迷犯错也带有一种单纯和片面的理想，他们与如今的足球流氓和亡命赌徒截然不同。渗透进现代文化的北京在造就着新一代城市青年。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工体发生的“5·19”事件的意义超出了足球本身。
去年“5．19”20周年，我在一家报纸发表了《寻找武文杰》的文章，他的助手看到后给我打电话，他已经是一家电脑公司的股东。回忆起20年前在工体被抓的经历，中年武文杰轻松地说：“那是青春的代价。”
政治工体
在中国没有一座体育场像北京工人体育场，经历了这样多的世事沧桑，能在一座纯粹的体育场上演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活剧。
60年代中期，体育工体变成了政治工体。那个时候经常有抗议美帝、苏修的大型群众集会，8万人体育场加上场地内草皮场座的人总共10万，第二天所有报纸头版头条就会出现“昨天首都10万群众集会，抗议美帝入侵……”记得每次回来后经常要高唱一首歌：“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怎抵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在全民族陷入疯狂和集体 无意识的年代，工体成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上演了无数次闹剧。在这里游斗过彭陆罗杨，在这里给多少老人戴过高帽子，在这里疯狂的红卫兵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在这里宣判了只是反对歧视出身而被拉到刑场的遇罗克的死刑。工体无奈地任凭这一切在它的眼前发生，工体注定了要承载不同的时代的缩影。
人物之五：孟固，56岁，北京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
孟国第一次到工体是1964年，那一年他14岁，是看中国足球队和巴基斯坦队的比赛，那一场中国队以0:2输了，欣喜若狂的巴基斯坦队还绕场一周。40多年后孟固还说，中国足球从爷爷那一辈儿就臭，如今孙子辈更臭！
能去工体，小伙伴儿们都很高兴，因为可以少上一天学，有时还能补助一个面包。一次召开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斗争大会，陈毅副总理主持，郭沫若发言，刚刚念了几句就说：“错了，这是另一个会的发言稿。”小同学们都笑了，笑声在体育场上空回荡。
可是“文革”开始后，孟固感到工体不轻松了，反而很可怕。红卫兵在工体召开誓师大会。孟固不敢不参加，他不得不举手跟着高喊无数个“打倒”。他感到那潮水一样的叫喊要淹没的正是他，他害怕只要有一个人喊“孟固是黑七类子弟”，马上就会有鞭子向他抽来。他对工体的看台有一种恐怖的感觉。1967年，他又不得不到工体看台看红卫兵批斗陆定一、罗瑞卿等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红卫兵喊把“罗瑞卿带上来”时，悲惨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已经没有行走能力的罗瑞卿被放在一个大筐里抬到工体的跑道上，罗瑞卿低着头，任凭红卫兵对他的谩骂和羞辱。孟固真想闭上自己的眼睛，他想念在内蒙古被批斗的父亲。而另一个所谓“黑帮”陆定一并不服气，面对质问，说自己从来没有反过毛主席；红卫兵又问“你的臭老婆严慰冰为什么写信反对林副主席”，陆定一说：“我不知道。”孟固见过无数人挨斗，但在工人体育场的陆定一是他唯一看到的敢顶撞造反派的人。
40年来，孟固很少再去工体，想起红卫兵在这里宣誓“红色恐怖万岁”就感到恶心。直到2005年，作为文化学者研究文化产业，他才再一次去工体。他感叹自己这一代人很值得反思，至今居然没有人对当年的行为表示忏悔。
经济工体
1977年的夏天，长征杯足球决赛前麦克风里宣布：“来观看这次比赛的有邓小平同志……”观众情不自禁地喊叫起来。这是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消息顷刻间被发往全世界各大通讯社，这是工体的荣耀。
1997年香港回归，最高领导人与百姓普天同庆的地方是北京工人体育场。
随着新时代的来到，职业联赛的兴起使工体重新变得欢快。谁都记得1981年的世界杯外围赛，记得中国队3:0大胜科威特的激动人心的场面。AC米兰、英格兰、马拉多纳、古力特、罗马里奥、马尔蒂尼的出场，使工体第一次迎来绿茵场上最高贵的客人，也使工体的球票成为面值甚高的硬通货。国安迁到工体，这里成为多少北京人牵肠挂肚的地方。“国安永远争第一”的高亢歌声伴随着球迷的呼喊，成为北京一景。“牛×”“傻×”的呼喊，成为外地人贬低北京人的口实。国安两次夺得足协杯冠军与9:1大胜申花，曾给座无虚席的观众带来节日般的欢快。然而，好景不常，国安糟糕的成绩，尤其是中国的足球环境，使大多数球迷疏远了工体，这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盛况，门可罗雀、空空如也的看台让人感到孤单。
工体犹如菜地般的球场让外地球迷不解：首都怎么竟找不到一块漂亮的草皮？好在工体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经营者知道，只有全面开拓市场才有生路。工体大搞全民健身，工体让刘德华、王菲、张信哲、周杰伦、李玟、那英、零点乐队一大群歌星相继一顿足折腾，出租房屋、出租场地，工体又成了娱乐工体、经济工体。
2003年夏天，齐达内等皇马巨星以及世界级帅哥贝克·汉姆踏上了这块斑驳的草坪，主办方也为工体留下了可观的人民币。在很多体育场馆经营困难的时候，工体全然没有这种苦恼。2004年紧邻的商务区利用外资额高达5．63亿美元!夹在中间的工体如鱼得水。这是工人体育场的一次实实在在的变革，所有体育场在重大赛事后的有效利用是世界性的难题，工人体育场已经走出了这种尴尬。
人物之六：林坦，32岁，北京某电台音乐编辑
工体对于林坦是青春时代的象征，工体是林坦和女朋友两个人的工体。
林坦刚来北京的头几年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四大天王在工体的演出一票难求，而远在山西的女朋友陶倩恰恰流萤扑火似的直奔而来。林坦刚来北京创业，还是一无所有，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工体演唱会更好的礼物了。能搞到工体票是面子，也是一种骄傲的北京身份。9月份的工体凉风习习，本来林坦有个朋友说能给解决黎明的票，陶倩特意带着另外两个好友来北京。都到门口了，林坦才得知情况有变，朋友也没办法了。林坦隔着人群看见陶倩兴致勃勃指手画脚的样子，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能让她们知道自己这么栽吗？拿不到票，自己还有什么脸说在北京混?林坦冲人堆里钻，狠着心找到黄牛，掏出了自己将近一个月的工资——1680元。那天的工体是沸腾的海洋，没有人感到寒冷，林坦把夹克脱给女朋友，拉着她的手，和大家一样跺脚、喊叫、合唱，挥舞荧光棒，那种心心相印的炽烈喜悦让两人忘乎所以。看不清黎明的脸，但林坦满心满眼都是黎明的笑，周身涌流的都是黎明的歌……一刹那，林坦的眼睛涌上了热泪一一那一时刻的工体让林坦真正有了融入北京的感觉，骄傲、自豪、踌躇满志、气宇冲天……
散场后的工体水泄不通，周围的交通似乎瘫痪了，没有出租车、公交车进不来。林坦和陶倩却一路又唱又笑，相拥着走到了公主坟的宿舍。那一晚的工体让女朋友正式决定来北京和林坦患难与共。
六年后造化弄人，千辛万苦来到北京的陶倩嫁作他人妇，林坦已经是电台出色的音乐编辑。每次开车路过工体，一种难以言说的酸楚和甜蜜会漫过林坦的心头。无论结局如何，林坦不能否认，工体是他人生的里程碑。
人物之七：郭增玮，42岁，某体育传播公司总经理
1984年还在吉林读大学外语专业的郭增玮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看了两场激动人心的“长城杯”比赛，几年后毅然放弃了已有业绩的记者生涯，听从了工体的召唤。
凭着对足球的极端喜爱和良好的外语能力，他被借调到中国足协。在1995、1996年职业联赛最红火的年代，郭增玮每年都要几十次地到工人体育场，近距离地接触了不少国内外的足球明星、经纪人和俱乐部老板。闭着眼睛在工体转一圈，他都会知道是第几看台。透过工体绿茵草坪看纷扰的观众席，他感到体育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后来一位港商要投资内地的体育产业，聘他当了总经理。北京工人体育场把他引领到经营体育产业上。
但是，从工人体育场由四五万观众减少到一两万观众，他深深地感到，和绝大多数体育商界人士一样，他们所做的工作还都处在低端的层面。耐克根本没有自己的生产线，只是用创意推广，就横扫全世界并拿到了利润的绝大部分。皇马足球队来工人体育场比赛，中国经营者忙活得死去活来，人家球员只是到你搭建好的平台上走个过场，也拿走了利润的绝大部分。郭增玮痛感，再做就要做带有创意的体育产业，打开体育产业的一扇新门。他近年来筹划的“环中国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就属于这样一个赛事。
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定在“鸟巢”主会场，同时举行足球决赛，必须有6万个以上的座位，北京只有工人体育场可以使用。但国际奥委会官员得知工体到2008年正好是50年的使用期限，不符合规定，除非找专家鉴定签字。起初没有一个专家有把握签字，这不禁让人感慨：工体毕竟老迈了。好在经过科学论证后决定进行大修，工人体育场还是会以雄伟的身姿出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看球孩童已变老翁，叫好观众作古何处！斯大林晚年对衰老的自己说：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着。不妨借用他的话收尾：观众来复去，工体却留着。
编辑／向阳
对于奥运会主办城市来说，最棘手和最难以“可持续发展”的是比赛场馆资金投入后的回收问题。中国奥运会后的重点是要解决好体育场馆的后续利用问题，否则耗资巨大的体育场馆就会成为北京2008年后学生的负担。也被列为奥运会场馆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后续利用上无疑是令人宽慰的范例。
秋天第一批落下的叶子在北京工体空地上扬来撒去。三里屯居民已经习惯把这里当作晨练的聚集地。工体从来没有寂寞萧索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各个时期，工体始终是风云际会的工体，呼啸呐喊的工体，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工体……
志气工体
工人体育场与它毗邻的工人体育馆都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为了迎接1959年的十年大庆，并迎接第一届全运会，它成为北京这座古城建起的十大建筑之一。
47年前，当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元勋坐在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时，拥有当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中国正是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有能力办好大型运动会。按当时全运会的规模与气势，不要说韩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难望其项背，连日本也感到惊叹。巨大的8万人工体在中国人民心中早已超出一个运动场所的范畴，它代表着中国人绝不屈服的精神和凛然不可侵犯的志气。第一届全运会，毛泽东缓缓走向主席台中央，全场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毛主席万岁!万岁！”飘拂在上空，毛泽东稳如泰山，喜怒不形于色，平静地看待着眼前的一切。
两年以后，人祸与天灾让中国人民忍受着饥肠辘辘的折磨，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工人体育馆如期召开了。根据记载，毛泽东没有去过工人体育馆，但在家中电视机里把中日比赛从头看到尾。当比赛极度白热化的时候，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曾被敌人围追堵截面不改色的统帅也很紧张，他对着屏幕上生龙活虎的庄则栋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中国乒乓球队拿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团体冠军。中国国球最辉煌的时代从这一时刻开始了。工体馆的搏杀牵动着多少人的心，又让多少人的饥饿感都减轻了。
人物之一：陈人康，男，54岁，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工会干部
陈人康是解放初期出生的，工人体育场建成的时候他才上小学一年级。他和工体的多次渊源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开国上将陈士榘，是井冈山时期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常委之一。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经常派秘书给陈士榘送票，于是陈人康等几个兄弟也就有了常常光顾工人体育场的机会。记得第一次随父亲来工体，他简直惊呆了，他的父亲作为工程兵司令员当然很懂工程，他对陈人康说：“这个体育场很了不起，能容纳8万人，这在全世界也是不多的。你看，建筑物是椭圆形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完全是依靠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建成的。”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开幕式在工体举行，他们兄妹6人只有一张票，都抢着去，因为都知道毛主席要去，最后通过抓阄陈人康有幸抓着。他记得当时坐在18下台，距离毛泽东有100多米距离，他带上了望远镜，虽然团体操气势磅礴，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抻长了脖子看毛主席了。他至今还记得毛主席在主席台上时而鼓掌，时而点燃火柴抽烟，还看到毛主席戴上眼镜。那时他眼中的毛泽东是神。
工人工体
50年代工人的地位至高无上，不仅是宣传上也是实际意义上的“领导阶级”“国家主人”。当时的国家体育场以工人命名，是与时代的主旋律同步的。工人体育场的管辖单位是北京市总工会，既然以工人命名，当然要全心全意地为工人服务。五六十年代，很多工厂的工人在这里进行比赛，除去草皮场，所有的足球场、篮球场都向工人开放。每到星期天，就是各个工厂的联赛。那时群众体育的普及程度很高，带着翻身做主人感觉的“老大哥”总会自豪地说：“旧社会咱们工人哪儿能到这么好的体育场来啊！”工体非常照顾工人看高水平比赛，凭工会证可以优惠，进工体的球票是2角、4角、6角，可当时人们的感觉好像比今天掏50块都艰难，因为一般青年工人的工资才四五十元，那年月1毛钱就可以吃两根油饼、一个烧饼和一碗豆汁儿！
人物之二：何树林，73岁，北京水暖一厂退休工人
何树林老师傅1951年从河北农村来北京学徒，他是一个很出色的车工，多次获得先进生产者的称号，这得益于他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也得益于他有个好身体。何师傅酷爱篮球，他身高1．86米，不仅是厂队绝对主力，也是崇文区工人篮球队的主力。何树林师傅最难忘的是到工人体育场打北京工人联赛，那是1962年，当他听说到工人体育场比赛，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国家体育场啊！他记得联赛开始，北京市总工会的一位领导讲话，他非常亲切地说：“欢迎工人同志来工人体育场比赛。工人体育场只有多为工人服务，才算名副其实啊!”那几周的比赛，让他对工人体育场有种“回家”的感情。在一场比赛后，一个省篮球队的教练找到他，对他说：“何师傅，我已经知道你叫什么了。我一直看你打球，你愿意到我们省打球吗？如果愿意，你以后就是专业运动员了。”何师傅没想到，在工体露脸就能改变他的命运。何师傅高兴地回到工厂和领导商量，厂领导面带难色地说：“党总支其实已经讨论过了，为你在工人体育场的出色表现感到光荣。但是你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又是篮球队离不开的主力……”何师傅说 “那我无条件听组织的！”那个年代，工人阶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他失去了当运动员的机会。
多少年来，何师傅对工人体育场一直有深厚的感情。2006年夏天，他让儿子开车送他到当年打球的篮球场，他有些骄傲也有些伤感地对儿子说：“你爸爸当年在这里打球，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那喝彩声真给人提气。那时候我差点儿当上运动员，我听组织的话放弃了这个机会，如果要去，工资要比现在高，医疗劳保也比工厂好，可惜啊!”让何师傅多少有些不平衡的是，前几年有个老年篮球队让他参加，在一个健身中心，可每年会费1000元，何师傅有些怀念地说“当年我在工人体育场打球，1分钱都不收，每场球还补助我4毛呢!现在什么都是钱，这些健身中心至少是白领才能去得起的地方，那里已经是我们工人去不起的地方了。当年的工体多好啊!”
竞技工体
工体建成后一直热闹非凡，无论是在全民族陷入虚幻的大跃进的时刻，还是受到重创的困难年代，比赛也从没有断过。但当时在我们孩童的心里工体显得非常 遥远，主要是公交车太少，更没有地铁，临近的地方还有土路，给人在近郊区的感觉。我们一些小伙伴常常将腿掏在车挡里摇摇晃晃地去工体，因为我们比自行车都高不了多少。在崭新的体育场里，我曾如醉如痴地看了当时是世界强队的苏联和匈牙利的比赛，他们是为中国十年大庆被邀请到北京的。一年后，我在工体看了北京体院队(实际是国家队)与欧洲劲旅莫斯科斯巴达克队的比赛，8万人的体育场挤得没有一点空间，对手比我们强不少，中国队拼得很凶，输得还算体面。那时工体里的观众都很规矩，北京联队同白俄罗斯队比赛时，年维泗被对方守门员扑成重伤。如果放在今天，谴责的声浪一定会让对方感到不自在。那个年代的观众给中国队加油都很节制，对手踢出好球也给予掌声，更没有辱骂对手的声音，真是温文尔雅。我们在赞美那个年代观众的文明时，也不得不说，那一代观众同那个时代一样，缺少的是张扬的个性和自在的发泄。
计划经济时代，似乎一切重要比赛都安排在北京，安排在中国最大的工人体育场。那时连上海都很少有重要国际比赛，如今球市很火的成都、沈阳、大连几乎看不到重要的赛事。比如全运会直到1983年才在北京以外的上海举行，世界杯外围赛到1989年才轮到沈阳，可以想见工体那时会有多么繁忙。电视远没有普及，一条大街也找不到一台家用电视机，因此北京球迷只有到工体去看球，精彩一些的国际比赛总是爆满，甲级联赛也常能坐上两三万人。那时没有主客场，一些和北京不相干的比赛，北京球迷也能津津有味儿地看下去。
因为文化生活太单调，工体成了调剂北京人业余生活的重要场所，也不时吸引大人物来观看。有一次比赛正在进行，主席台周边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原来周恩来总理抽空来看球，他也不时向观众招手致意。有一年上海和吉林比赛，邓小平坐在工体主席台中央，全神贯注地看比赛，手中的香烟一根接一根，显得非常投入。还有一次国家队和上海队比赛，不少观众被突如其来的雨水浇跑了，我们几个小孩在主席台旁的19台，任凭滂沱大雨直浇头顶，中场休息时，我们向主席台张望，只见彭真正笑呵呵地指着我们，好像在说“那几个小孩真是球迷。”
人物之三：年维泗，73岁，原中国足协主席、国家队主教练
年维泗在中国足球界是不可替代的人物，他在足球界的经历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但不幸降临了，而且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1960年10月31日，中国队在与苏联白俄罗斯队比赛时，年维泗作为中锋插到门前右侧抢点射门，对方守门员在紧急中不择手段地从他侧后方狠命地向他脚上扑来，那虎背熊腰加上高速助跑，其力量之大可想而知，事后有人说，在场外听到“咔”的一声，仿佛树干折断的声音，年维泗的腿顿时动不了了。只见他的左脚脚跟折到小腿边，腿骨已经裸在皮外了，血顿时染湿了护袜并流了一地。年维泗被呼啸的急救车送出工体，开往积水潭医院，手术长达3个多小时，无疑是伤势太严重了。他感到一会儿有手术刀的划动，一会儿有水的冲洗声。手术完毕，他看见满地都是血水，医生告诉他，为了消毒，肉和骨头都冲白了。医生还说，他的腿是胫腓骨开放粉碎性骨折，他知道，他的运动生命就这样短暂地结束了。当他扔掉拐杖，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近两厘米，踝关节长了骨刺，背屈已无法恢复正常。几十年来，他拖着这条伤残的腿，处处感到不便，走不了远路，爬不了坡，上楼梯都费劲，一到阴天下雨，它便折磨他，这条腿愈发成了累赘……但他不后悔，一个运动员在赛场就如同在战场，如果总顾及个人的安危，怎么打胜仗呢？后来当了教练和足协主席，他始终用这种精神来教育运动员。当了国家队主教练。他多少次地坐在工体教练席上指挥；当了足协主席，他多少次在工体主席台为中国队着急；1990年国庆节也是在这里，中国队在亚运会上败给泰国与决赛无缘，他用辞职来表达自己的愧疚。
2006年7月，吉林电视台《回家》栏目要拍他的专题，他再一次来到工体。体育场为2008年奥运会正在改建，他找到了当年急救车送他走的看台出口，对记者说：“我在工人体育场不幸成为残废，我青春的汗水与鲜血洒在这里，我无愧于这项勇敢的运动，我不后悔，真的不后悔！”
人物之四：武文杰，37岁，某电脑公司股东之一
1985年秋天，武文杰才16岁，是北京66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当时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个名字的，因为他是“5·19”所谓的“工体闹事”球迷之一。我接受了一家杂志的约稿，写一篇全景式的长篇报告文学，武文杰当然是一个需要剖析的新闻人物。
那时我采访武文杰比采访曾雪麟还难。学校认为家丑绝不外扬，坚决谢绝。后来在学校门口憋到他，他犹如惊弓之鸟，对一个16岁的孩子来讲，公安局的拘留和报纸的围攻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压力！他是那样文静、彬彬有礼，那样羞涩，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我一眼就觉察出他的家教绝无问题。那一天，在工人体育场他和所有的球迷一样为中国队焦急，当时的宣传机械地把球场上的输赢同爱国主义相连也让青少年产生误区。球赛完了，他们在工体场外一起高喊“中国队解散！曾雪麟下台!”他看到附近有人群在掀一辆轿车，在“一——二——三——”的巨大声浪中，他也跟过去搭了一把手；就在别人干完了纷纷逃离的时候，他还幼稚地站在那里看热闹，当场被带走了。在和我谈话时，他的悔恨与羞愧溢于言表，稚气的脸上挂着清纯的泪珠。
回忆起来，那时的球迷犯错也带有一种单纯和片面的理想，他们与如今的足球流氓和亡命赌徒截然不同。渗透进现代文化的北京在造就着新一代城市青年。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工体发生的“5·19”事件的意义超出了足球本身。
去年“5．19”20周年，我在一家报纸发表了《寻找武文杰》的文章，他的助手看到后给我打电话，他已经是一家电脑公司的股东。回忆起20年前在工体被抓的经历，中年武文杰轻松地说：“那是青春的代价。”
政治工体
在中国没有一座体育场像北京工人体育场，经历了这样多的世事沧桑，能在一座纯粹的体育场上演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活剧。
60年代中期，体育工体变成了政治工体。那个时候经常有抗议美帝、苏修的大型群众集会，8万人体育场加上场地内草皮场座的人总共10万，第二天所有报纸头版头条就会出现“昨天首都10万群众集会，抗议美帝入侵……”记得每次回来后经常要高唱一首歌：“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怎抵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在全民族陷入疯狂和集体 无意识的年代，工体成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上演了无数次闹剧。在这里游斗过彭陆罗杨，在这里给多少老人戴过高帽子，在这里疯狂的红卫兵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在这里宣判了只是反对歧视出身而被拉到刑场的遇罗克的死刑。工体无奈地任凭这一切在它的眼前发生，工体注定了要承载不同的时代的缩影。
人物之五：孟固，56岁，北京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
孟国第一次到工体是1964年，那一年他14岁，是看中国足球队和巴基斯坦队的比赛，那一场中国队以0:2输了，欣喜若狂的巴基斯坦队还绕场一周。40多年后孟固还说，中国足球从爷爷那一辈儿就臭，如今孙子辈更臭！
能去工体，小伙伴儿们都很高兴，因为可以少上一天学，有时还能补助一个面包。一次召开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斗争大会，陈毅副总理主持，郭沫若发言，刚刚念了几句就说：“错了，这是另一个会的发言稿。”小同学们都笑了，笑声在体育场上空回荡。
可是“文革”开始后，孟固感到工体不轻松了，反而很可怕。红卫兵在工体召开誓师大会。孟固不敢不参加，他不得不举手跟着高喊无数个“打倒”。他感到那潮水一样的叫喊要淹没的正是他，他害怕只要有一个人喊“孟固是黑七类子弟”，马上就会有鞭子向他抽来。他对工体的看台有一种恐怖的感觉。1967年，他又不得不到工体看台看红卫兵批斗陆定一、罗瑞卿等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红卫兵喊把“罗瑞卿带上来”时，悲惨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已经没有行走能力的罗瑞卿被放在一个大筐里抬到工体的跑道上，罗瑞卿低着头，任凭红卫兵对他的谩骂和羞辱。孟固真想闭上自己的眼睛，他想念在内蒙古被批斗的父亲。而另一个所谓“黑帮”陆定一并不服气，面对质问，说自己从来没有反过毛主席；红卫兵又问“你的臭老婆严慰冰为什么写信反对林副主席”，陆定一说：“我不知道。”孟固见过无数人挨斗，但在工人体育场的陆定一是他唯一看到的敢顶撞造反派的人。
40年来，孟固很少再去工体，想起红卫兵在这里宣誓“红色恐怖万岁”就感到恶心。直到2005年，作为文化学者研究文化产业，他才再一次去工体。他感叹自己这一代人很值得反思，至今居然没有人对当年的行为表示忏悔。
经济工体
1977年的夏天，长征杯足球决赛前麦克风里宣布：“来观看这次比赛的有邓小平同志……”观众情不自禁地喊叫起来。这是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消息顷刻间被发往全世界各大通讯社，这是工体的荣耀。
1997年香港回归，最高领导人与百姓普天同庆的地方是北京工人体育场。
随着新时代的来到，职业联赛的兴起使工体重新变得欢快。谁都记得1981年的世界杯外围赛，记得中国队3:0大胜科威特的激动人心的场面。AC米兰、英格兰、马拉多纳、古力特、罗马里奥、马尔蒂尼的出场，使工体第一次迎来绿茵场上最高贵的客人，也使工体的球票成为面值甚高的硬通货。国安迁到工体，这里成为多少北京人牵肠挂肚的地方。“国安永远争第一”的高亢歌声伴随着球迷的呼喊，成为北京一景。“牛×”“傻×”的呼喊，成为外地人贬低北京人的口实。国安两次夺得足协杯冠军与9:1大胜申花，曾给座无虚席的观众带来节日般的欢快。然而，好景不常，国安糟糕的成绩，尤其是中国的足球环境，使大多数球迷疏远了工体，这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盛况，门可罗雀、空空如也的看台让人感到孤单。
工体犹如菜地般的球场让外地球迷不解：首都怎么竟找不到一块漂亮的草皮？好在工体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经营者知道，只有全面开拓市场才有生路。工体大搞全民健身，工体让刘德华、王菲、张信哲、周杰伦、李玟、那英、零点乐队一大群歌星相继一顿足折腾，出租房屋、出租场地，工体又成了娱乐工体、经济工体。
2003年夏天，齐达内等皇马巨星以及世界级帅哥贝克·汉姆踏上了这块斑驳的草坪，主办方也为工体留下了可观的人民币。在很多体育场馆经营困难的时候，工体全然没有这种苦恼。2004年紧邻的商务区利用外资额高达5．63亿美元!夹在中间的工体如鱼得水。这是工人体育场的一次实实在在的变革，所有体育场在重大赛事后的有效利用是世界性的难题，工人体育场已经走出了这种尴尬。
人物之六：林坦，32岁，北京某电台音乐编辑
工体对于林坦是青春时代的象征，工体是林坦和女朋友两个人的工体。
林坦刚来北京的头几年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四大天王在工体的演出一票难求，而远在山西的女朋友陶倩恰恰流萤扑火似的直奔而来。林坦刚来北京创业，还是一无所有，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工体演唱会更好的礼物了。能搞到工体票是面子，也是一种骄傲的北京身份。9月份的工体凉风习习，本来林坦有个朋友说能给解决黎明的票，陶倩特意带着另外两个好友来北京。都到门口了，林坦才得知情况有变，朋友也没办法了。林坦隔着人群看见陶倩兴致勃勃指手画脚的样子，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能让她们知道自己这么栽吗？拿不到票，自己还有什么脸说在北京混?林坦冲人堆里钻，狠着心找到黄牛，掏出了自己将近一个月的工资——1680元。那天的工体是沸腾的海洋，没有人感到寒冷，林坦把夹克脱给女朋友，拉着她的手，和大家一样跺脚、喊叫、合唱，挥舞荧光棒，那种心心相印的炽烈喜悦让两人忘乎所以。看不清黎明的脸，但林坦满心满眼都是黎明的笑，周身涌流的都是黎明的歌……一刹那，林坦的眼睛涌上了热泪一一那一时刻的工体让林坦真正有了融入北京的感觉，骄傲、自豪、踌躇满志、气宇冲天……
散场后的工体水泄不通，周围的交通似乎瘫痪了，没有出租车、公交车进不来。林坦和陶倩却一路又唱又笑，相拥着走到了公主坟的宿舍。那一晚的工体让女朋友正式决定来北京和林坦患难与共。
六年后造化弄人，千辛万苦来到北京的陶倩嫁作他人妇，林坦已经是电台出色的音乐编辑。每次开车路过工体，一种难以言说的酸楚和甜蜜会漫过林坦的心头。无论结局如何，林坦不能否认，工体是他人生的里程碑。
人物之七：郭增玮，42岁，某体育传播公司总经理
1984年还在吉林读大学外语专业的郭增玮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看了两场激动人心的“长城杯”比赛，几年后毅然放弃了已有业绩的记者生涯，听从了工体的召唤。
凭着对足球的极端喜爱和良好的外语能力，他被借调到中国足协。在1995、1996年职业联赛最红火的年代，郭增玮每年都要几十次地到工人体育场，近距离地接触了不少国内外的足球明星、经纪人和俱乐部老板。闭着眼睛在工体转一圈，他都会知道是第几看台。透过工体绿茵草坪看纷扰的观众席，他感到体育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后来一位港商要投资内地的体育产业，聘他当了总经理。北京工人体育场把他引领到经营体育产业上。
但是，从工人体育场由四五万观众减少到一两万观众，他深深地感到，和绝大多数体育商界人士一样，他们所做的工作还都处在低端的层面。耐克根本没有自己的生产线，只是用创意推广，就横扫全世界并拿到了利润的绝大部分。皇马足球队来工人体育场比赛，中国经营者忙活得死去活来，人家球员只是到你搭建好的平台上走个过场，也拿走了利润的绝大部分。郭增玮痛感，再做就要做带有创意的体育产业，打开体育产业的一扇新门。他近年来筹划的“环中国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就属于这样一个赛事。
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定在“鸟巢”主会场，同时举行足球决赛，必须有6万个以上的座位，北京只有工人体育场可以使用。但国际奥委会官员得知工体到2008年正好是50年的使用期限，不符合规定，除非找专家鉴定签字。起初没有一个专家有把握签字，这不禁让人感慨：工体毕竟老迈了。好在经过科学论证后决定进行大修，工人体育场还是会以雄伟的身姿出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看球孩童已变老翁，叫好观众作古何处！斯大林晚年对衰老的自己说：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着。不妨借用他的话收尾：观众来复去，工体却留着。
编辑／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