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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下午，岳麓大道旁，烈日下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二楼的茶室，马笑泉比较着书法和小说的写作：“小说跟书法是相通的。书法是第一笔决定第二笔，第二笔决定第三笔；小说也是这样的，第一句决定第二句，第二句决定第三句，最后生成一个什么东西，是无法预料的。小说的第一句至关重要。”
《迷城》的第一句，是从一碗粉开始的——“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在入云桥那家有百年历史的老粉店品过早粉后，杜华章照例不走主街，而是潜入粉店侧对面的小巷中。”有人当宝、有人当尿壶（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语）守着的古城“迷城”的故事由此展开。
马笑泉认为会讲故事是小说家的基本功，他早在少年时候就展露出了这种讲故事的天赋，和小伙伴玩时，他会用故事换弹弓或者糖。
他高超的讲故事的能力，以及他性格的一部分，源于他祖父——“我爷爷肯定是有文墨气的，他在国民政府的时候，做到过县政府的秘书，同时，他又有强烈的遁世倾向，1948年让他去当一个镇的镇长，他不去，宁可把秘书这个工作辞掉，回到我们镇里的清真寺做一个管账的寺师傅，他在清真寺里住了半辈子，直到老死，他不愿意把自己搞得很苦，宁可过得比较清贫。他讲故事的能力特别强，他去过一次北京，回来后他就跟周边的人讲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很多细节他都讲得一清二楚，这种对细节的描绘能力是小说家必备的天赋。”
马笑泉说，《迷城》有太多的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但因为是小说，这些生活体验又不能是简单的照搬。他自称现在还没办法写出《一九八四》或者《城堡》那样“把一切的地方痕迹都抹掉”的东西，所以，他必须把它还原到世俗层面。“我的诉求还是要写出那些让我着迷的东西，用一本书保留一座城——若干年后，这座城可能消失了，但在我的书里面它还栩栩如生。”
如果迷城是真实存在的一座城，我最想去的，是梁静云的茶馆“静云轩”。
马：静云轩完全是虚构的。虚构一个茶馆不是什么难事。它是一个类似桃花源一样的东西。中国传统里，一座有文化的城市。要有这么一个文化名媛。以前是在家里搞沙龙，像林徽因那种。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家里不大可能了，沙龙的场所转移到了会所和茶馆。一个县城，可能有一个梁静云就足矣；在长沙，要是每个区都有一两个文化名媛主持沙龙。氛围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县城。还是有名媛的，只是她们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名媛不是一回事，她可能不像梁静云那样能够谈佛、谈书法，她们更多的有俗世的烟火气，谈麻将、谈生意经更在行。
在迷城这样的文化古城里，出现像梁静云这样的人，是在情理之中的。她和这个城很协调。像我接下来要写的一座充满暴力的城，它就不会出现梁静云，而会出现《新龙门客栈》里的金镶玉那样的女人。人物要跟他的氛围要合。要符合小说的情理逻辑。
这里你说的情理逻辑，它和现实里的逻辑，是有着一些差异的。
马：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理逻辑和现实逻辑是重叠的。另一种是现实中没有，但其实应该要有的逻辑。文学具备的一个功能是把现实中应该要有、但实际没有的那些写出来。也许正因为小说的这个可能并不是作者特意预设的功能，现实世界会受到影响。例如。就像某個开茶馆的女人，她可能并不喜欢书法，也不喜欢佛，但读了这个小说后。她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心摹手追，效仿她，只要她能坚持，慢慢地就能够弄假成真。很多杰出的人物，都是弄假成真的，得有个养成的过程。
对“迷城”的解读，有多种，可以解读为在城里迷失，也可以解读为对城市着迷，你自己是怎么解读的？马：这些解读都有。这个迷，是精神与现实的双重迷路，主人公最终似乎找到了一条出路。是不是真的是一条出路，我也不确定，读者应该会有他的想法。
我最初想给迷城定一个具体的名字，后来觉得还是模糊化好一些。迷城，实际上可以是中国大地上任何一座小城。去掉南北、东西那些差异化的东西，任何人都能找到他所熟悉的那座城的影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就是这样，有些彷徨。
《迷城》写的事情大多是官场上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把它当作官场小说？
马：我认为小说就是小说，没有官场小说或者农业小说之分，它最终要处理的是人性与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官场也好，民间也好，甚至武侠也好，只是一个壳而已。我也从来不把金庸的小说当作武侠小说，像他的《笑傲江湖》《鹿鼎记》，写的其实是很严肃的命题。《迷城》中，只是那些人物在官场而已。
你在一些场合也说过，这是一部写文化人的小说。你怎么看待乡村或者小县城文化人要么集中在公务员队伍。要么被更大的城市吸引走这种现象？
马：人都是这样的，从底层崛起，一步步往上走，极少数的能够走到最上面。就像土壤里，长了很多树，只有一棵树，它从树丛里面冲了出来，特别高大，更多的树还在那里，更重要的是，那个土壤还在那里。
有一个堪忧的地方是，基层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它有个回馈基层的机制或者传统，它还有田园在那里，还可以告老还乡回到那里培育子弟、维持一个地方的风俗和秩序。但，现在没有了那种传统，像我们到了长沙，就回不去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家可能被拆掉了，这怎么回去？
你在邵阳日报工作多年，媒体人相对来说，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迷城》中有没有哪些取材于你所了解到的新闻信息？
马：小说中原来是老师的副县长鲁乐山的“被抑郁”，他的学生龚致远的“被旅游”都是现实的直接引用。另外，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从事舆情工作的，小说中有关舆情处理的一些套路，就是身边熟人的常用套路。小说中空降的宣传部长杜华章的一些同事对舆情的处理，套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猪一样的队友”。
《迷城》中传统文化的元素非常多，把官场的背景淡化掉，《迷城》也可以看作写的是传统文化以及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在当下的一种状态。
马：《迷城》的最大价值在于有思考怎样激活传统文化中那些好的、积极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出来的当代的士，这些人的境遇、思考，他们能不能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试图探寻的是在我们的语境中，士的建构的力量在哪里？建构的可能性如何？它现实的基础在哪里？小说中，鲁乐山和杜华章都是建构性的人物，包括县委书记雷凯歌，他有一部分也是有建构性的，我相信大家对雷凯歌不会有十分的恶感，他不像完全充满着毁灭性的、黑暗力量的康忠和阮东风。康忠和阮东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卑鄙无耻的那一部分，没有任何建构性的东西——我们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解构的东西特别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慢慢恢复元气了，但是文化上、精神上的建构还要继续努力——批判也很有用，很珍贵，但我觉得对士来说，更重要的是建构。
《迷城》的故事讲述，现在进行时和过去进行时交替，这样的处理是出于什么原因？
马：这是一个“复式结构”，我分两条线讲述故事，为确保它们在最后有交集和吻合，我不断地调整两条线的叙述速度。再就是我要让人感觉鲁乐山虽然在第一节就死了，但后面还有他的戏，他虽死犹生，他的精神力量始终在影响和作用于这座城。另外，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有扑朔迷离的感觉，跟迷城的小巷的格局一样，也让《迷城》更像迷城。
《迷城》的第一句，是从一碗粉开始的——“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在入云桥那家有百年历史的老粉店品过早粉后，杜华章照例不走主街，而是潜入粉店侧对面的小巷中。”有人当宝、有人当尿壶（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语）守着的古城“迷城”的故事由此展开。
马笑泉认为会讲故事是小说家的基本功，他早在少年时候就展露出了这种讲故事的天赋，和小伙伴玩时，他会用故事换弹弓或者糖。
他高超的讲故事的能力，以及他性格的一部分，源于他祖父——“我爷爷肯定是有文墨气的，他在国民政府的时候，做到过县政府的秘书，同时，他又有强烈的遁世倾向，1948年让他去当一个镇的镇长，他不去，宁可把秘书这个工作辞掉，回到我们镇里的清真寺做一个管账的寺师傅，他在清真寺里住了半辈子，直到老死，他不愿意把自己搞得很苦，宁可过得比较清贫。他讲故事的能力特别强，他去过一次北京，回来后他就跟周边的人讲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很多细节他都讲得一清二楚，这种对细节的描绘能力是小说家必备的天赋。”
马笑泉说，《迷城》有太多的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但因为是小说，这些生活体验又不能是简单的照搬。他自称现在还没办法写出《一九八四》或者《城堡》那样“把一切的地方痕迹都抹掉”的东西，所以，他必须把它还原到世俗层面。“我的诉求还是要写出那些让我着迷的东西，用一本书保留一座城——若干年后，这座城可能消失了，但在我的书里面它还栩栩如生。”
如果迷城是真实存在的一座城，我最想去的，是梁静云的茶馆“静云轩”。
马：静云轩完全是虚构的。虚构一个茶馆不是什么难事。它是一个类似桃花源一样的东西。中国传统里，一座有文化的城市。要有这么一个文化名媛。以前是在家里搞沙龙，像林徽因那种。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家里不大可能了，沙龙的场所转移到了会所和茶馆。一个县城，可能有一个梁静云就足矣；在长沙，要是每个区都有一两个文化名媛主持沙龙。氛围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县城。还是有名媛的，只是她们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名媛不是一回事，她可能不像梁静云那样能够谈佛、谈书法，她们更多的有俗世的烟火气，谈麻将、谈生意经更在行。
在迷城这样的文化古城里，出现像梁静云这样的人，是在情理之中的。她和这个城很协调。像我接下来要写的一座充满暴力的城，它就不会出现梁静云，而会出现《新龙门客栈》里的金镶玉那样的女人。人物要跟他的氛围要合。要符合小说的情理逻辑。
这里你说的情理逻辑，它和现实里的逻辑，是有着一些差异的。
马：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理逻辑和现实逻辑是重叠的。另一种是现实中没有，但其实应该要有的逻辑。文学具备的一个功能是把现实中应该要有、但实际没有的那些写出来。也许正因为小说的这个可能并不是作者特意预设的功能，现实世界会受到影响。例如。就像某個开茶馆的女人，她可能并不喜欢书法，也不喜欢佛，但读了这个小说后。她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心摹手追，效仿她，只要她能坚持，慢慢地就能够弄假成真。很多杰出的人物，都是弄假成真的，得有个养成的过程。
对“迷城”的解读，有多种，可以解读为在城里迷失，也可以解读为对城市着迷，你自己是怎么解读的？马：这些解读都有。这个迷，是精神与现实的双重迷路，主人公最终似乎找到了一条出路。是不是真的是一条出路，我也不确定，读者应该会有他的想法。
我最初想给迷城定一个具体的名字，后来觉得还是模糊化好一些。迷城，实际上可以是中国大地上任何一座小城。去掉南北、东西那些差异化的东西，任何人都能找到他所熟悉的那座城的影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就是这样，有些彷徨。
《迷城》写的事情大多是官场上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把它当作官场小说？
马：我认为小说就是小说，没有官场小说或者农业小说之分，它最终要处理的是人性与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官场也好，民间也好，甚至武侠也好，只是一个壳而已。我也从来不把金庸的小说当作武侠小说，像他的《笑傲江湖》《鹿鼎记》，写的其实是很严肃的命题。《迷城》中，只是那些人物在官场而已。
你在一些场合也说过，这是一部写文化人的小说。你怎么看待乡村或者小县城文化人要么集中在公务员队伍。要么被更大的城市吸引走这种现象？
马：人都是这样的，从底层崛起，一步步往上走，极少数的能够走到最上面。就像土壤里，长了很多树，只有一棵树，它从树丛里面冲了出来，特别高大，更多的树还在那里，更重要的是，那个土壤还在那里。
有一个堪忧的地方是，基层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它有个回馈基层的机制或者传统，它还有田园在那里，还可以告老还乡回到那里培育子弟、维持一个地方的风俗和秩序。但，现在没有了那种传统，像我们到了长沙，就回不去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家可能被拆掉了，这怎么回去？
你在邵阳日报工作多年，媒体人相对来说，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迷城》中有没有哪些取材于你所了解到的新闻信息？
马：小说中原来是老师的副县长鲁乐山的“被抑郁”，他的学生龚致远的“被旅游”都是现实的直接引用。另外，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从事舆情工作的，小说中有关舆情处理的一些套路，就是身边熟人的常用套路。小说中空降的宣传部长杜华章的一些同事对舆情的处理，套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猪一样的队友”。
《迷城》中传统文化的元素非常多，把官场的背景淡化掉，《迷城》也可以看作写的是传统文化以及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在当下的一种状态。
马：《迷城》的最大价值在于有思考怎样激活传统文化中那些好的、积极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出来的当代的士，这些人的境遇、思考，他们能不能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试图探寻的是在我们的语境中，士的建构的力量在哪里？建构的可能性如何？它现实的基础在哪里？小说中，鲁乐山和杜华章都是建构性的人物，包括县委书记雷凯歌，他有一部分也是有建构性的，我相信大家对雷凯歌不会有十分的恶感，他不像完全充满着毁灭性的、黑暗力量的康忠和阮东风。康忠和阮东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卑鄙无耻的那一部分，没有任何建构性的东西——我们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解构的东西特别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慢慢恢复元气了，但是文化上、精神上的建构还要继续努力——批判也很有用，很珍贵，但我觉得对士来说，更重要的是建构。
《迷城》的故事讲述，现在进行时和过去进行时交替，这样的处理是出于什么原因？
马：这是一个“复式结构”，我分两条线讲述故事，为确保它们在最后有交集和吻合，我不断地调整两条线的叙述速度。再就是我要让人感觉鲁乐山虽然在第一节就死了，但后面还有他的戏，他虽死犹生，他的精神力量始终在影响和作用于这座城。另外，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有扑朔迷离的感觉，跟迷城的小巷的格局一样，也让《迷城》更像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