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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跨年一夜发生了太多事情，以至于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事实出现了互相矛盾的怪状：很大部分是真相，很大部分是臆想;一部分是偶然事件，一部分是夸大事实。当然共性在于，它们都引发了无止境的社会恐慌。
科隆事件极具讽刺地恰好按照部分人心中早就排练好的那个剧本如实上演了。无论是对左派的移民欢迎者还是右派的排外者而言，这一夜无疑都是一场噩梦。甚至对远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来说，科隆事件无疑都是值得借题发挥的良好题材。他用“床破式”的煽动语言说：“这就是放任移民入境的后果。”
反难民者半愤怒半开心地认为自己的预言终于成了真，欢迎难民者则认为自己长期以来所担惊受怕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那就是，部分违法难民的丑陋行径最终消耗掉了曾经弥漫在德国全境的积极迎接难民的公众情绪。
一个不甚准确的事实是，科隆事件之后的倒霉日子还多了去。它带来了几个严肃的疑问：德国真的确定它能应对如此棘手的难民涌入问题吗？德国人真的有勇气在难民危机上继续充当欧盟的领头羊吗？
科隆性侵案应该被视为一场触发心灵最深处恐惧并验证长期刻板印象（外国移民涌入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和犯罪率上升）的转折性案件。新年夜的科隆，有无数的案件目击者指出，罪犯大多数是有着北非长相的醉酒男子。他们组成团伙，集体性侵或抢劫女性。
他们的行为不仅触发了柏林的政治角力以及全欧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网络讨论，还可能引发柏林对其难民和移民政策的风向突变。这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即便只是一个孤立的嫌疑犯以及一桩孤立的案件，引发的压力同样不会小。
难民、庇护寻求者、移民、外国人、友好或邪恶、新来或是长期居民：这些区分都不再重要。似乎针对这一问题的辩论已经开始涉及德国的未来。而默克尔所谓“我们能搞定”的观点也不再具有市场。科隆事件印证了一个事实：德国国家力量在应对混乱和大规模犯罪时的绝对无力感。
巴黎袭击发生仅仅两月后的科隆，人们开始发现，它似乎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暴力袭击”。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警方在事件中处于完全的被动状态，事前没有情报通告、发生时没有紧急预案。
一些政客的反应也同样可悲。除了老调重弹地声称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以外，没有人提出一个如何让移民真正、快速融入德国社会的切实方案——而这才是案件背后最核心的问题所在。
默克尔总理，除了她去年夏天以来重复多次的那种盲目自信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然而对选民来说，如果默克尔无法直面解决问题，他们就会寻找其他的替代方案，哪怕替代方案是近乎疯狂的极右翼。科隆事件诚然已经成为柏林最大的考验。
“总的来说，社会安宁”
1月7日，也就是事件发生后一周，才有消息披露说科隆新年夜当晚发生了性侵案，报案超过两百起，抓获嫌疑犯16人。
1月1日的早上8点57分，科隆警察局的新闻处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条官方通稿。大致内容是“新年夜科隆人民在节日气氛中愉快度过——总的来说，社会安宁”。但对于科隆民警沃尔法特来说，他刚刚经历的一晚却并非如此。
沃尔法特当警察已经将近20年，但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像2015/2016跨年夜这样混乱的时刻。
他所在的岗位从2015年12月31日晚10点开始值班，他被上级分派到大教堂以及周边一些街道进行例行巡逻。当晚的警力据称比起上一年增加了两倍，主要是为了应对巴黎恐袭后整个欧洲严峻的反恐形势。科隆警察局要求配备124名防暴警察，但州一级最终只批准了80名。
在9点的准备会议上，沃尔法特得知在火车站附近出现了突发情况：有接近500名醉酒人士聚集起来，不时做出一些过激举动。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男性，手持烟花爆竹，开始对路人乱扔。然而仅仅两小时后的11点，聚集人数就快速上升到了超过1000名，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描述为“北非或阿拉伯长相”。
沃尔法特大概10点50分时到达火车站前广场，他预计人数在1000到1500之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些人对警方的出现丝毫不畏惧，没有任何要收敛的意思。
沃尔法特回忆说，这些人重复用法语大声吼道“没问题”，并继续点燃更多的烟花。“警方完全没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他说，他的同事报告说有两名摩洛哥人试图抢劫一位伊朗难民的手机，但实际上要确认罪犯和受害者的国籍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去认定受害者的难民身份了。
沃尔法特最早从警方电台里听到有关性侵的报告。他听说自己的一位女同事居然遭到了暴力袭击。这位便衣女警察和其他两位执法人员当时正在附近巡逻，女警察的腰包最后被抢劫。沃尔法特听到的版本是，由于“情况十分复杂”，其他两位同事根本“无力保护这位女警，只能任由她被抢”。
到11点半，警方陆续抵达车站，试图展开清场。联邦警方也开始介入，帮助关闭火车站的出入口。整个行动持续了约40分钟，但从教堂一侧，刚刚清退的人员又开始聚集起来，情况开始变得不可控制。
但在案件发生整整四天之后，才有一位联邦警察开始把当晚的真正情况记录在案。他写到，当晚的聚集人员大多都有移民背景。但在稍后的另一份报告中，他又写到，“犯罪者的身份无法辨识”。
这位警察的报告指出，在站前广场，“无论只身一人还是有同伴的女性，都面临来自醉酒罪犯的威胁。”部分在场群众担心，“情况可能失控，并升级成有伤亡的袭击事件。”
一些嫌疑犯试图挑衅警方。报告称有人“当着警方的面撕毁自己的居留许可，并说明天就去领一张新的”;还有嫌疑犯发表言论称：“我是来自叙利亚的，你最好别乱动我，我可是默克尔女士邀请来的。”
到1月1日早上，警方报告称拘留11人，逮捕4人，接到32起报案，另外还有其他71人被警方盘问。但公众却在事情发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此事毫不知情。
在社交网络上，有关事件的最初讯息出现在1月1日的Facebook主页上。一个名叫“科隆网络”的地方公共主页上有人发表了相关的内容——这个有着14万成员的主页平常主要刊登一些寻人寻物启事之类的东西，但却意外地成为了首个刊登当晚事件的自媒体。
新的德国就是这样？
1月1日当天，一位自称经历了当晚事件的网友在“科隆网络”上发布了一个描述事件发生时“恐怖情况”的帖子。他写到：“无数女性被性侵”，他描述自己尽管紧紧地牵着女朋友的手，但由于作案团伙人数太多，他的女友还是被嫌犯“上下其手”。他质疑称：“我把我衣柜里超过半数的衣服都捐了出去（给难民），这就是我得到的回报吗？这就是新的科隆？新的德国？”
这个帖子虽然很快就被管理员以“造谣滋事”为理由给删除，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被迅速截图转发了。部分极右翼的网友开始在网络上疯狂传播这个帖子，要求默克尔政府“给一个说法”。
ZDF电视台的Facebook官方主页也像“科隆网络”一样被迅速占领，愤怒的网友们留言怒骂，称这家电视台是“撒谎媒体、阴谋家和政府的喽啰”。原因在于，ZDF电视台对于跨年夜事件并没有像其他媒体一样展开大规模的报道。
到1月5日晚间，ZDF不得不发表了一份声明，对此次事件表示歉意。其高层人员在Facebook上解释说：“遗漏报道纯属意外，背后没有其他动机。”但这并没有让批评者停止质疑。
部分原因在于，ZDF这家国有电视台存在像其他德国国有媒体一样的“原罪”。在德国，批评者一直认为ZDF这样的媒体是政府控制的“暗黑势力”，要尽量压制住有关外国人的负面报道，以迎合政府欢迎难民的政策。
给ZDF留下辱骂评论的网友当然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但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41%的德国民众相信默克尔政府会“刻意压制对难民群体的负面报道”。在极右翼群体里，这个观点则更是成为不可动摇的共识。
在某种程度上，极右翼的民粹和极端分子甚至已经开始“庆祝”科隆事件，因为它证明了他们长期以来宣扬的阴谋论——外国人和他们的“谎言媒体”同盟正在毁掉德国和德国人的未来。
“政治不正确新闻网”评论称：疯狂的默克尔让数百万性饥渴的非法中东、非洲移民来到德国，金发的德国女性就这样成为他们的性奴;“欧洲优先”网站写到：左翼绿党都是骗子……他们都应该被移民强奸。
网友“Hans-Werner Link”在Facebook上写到：那些叫嚣说要欢迎难民的蠢女人这个时候怎么不发声了？这些“妓女”一定很享受被难民强奸的过程吧;另一位名叫“Stephan Tautz”的网友则说：把那些移民全都扔到船上，然后沉到大西洋底部去。
比上述更极端的言论比比皆是。但与此同时，网络上用更文明的措辞发表类似观点的情况则要更为普遍。《新右翼》杂志的施密特认为，德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被不可逆转地改变着;另一本右翼杂志《Blaue Narzisse》的门泽尔则强调要把拒绝融入德国主流价值的外国人“通通驱逐出去”，要求减少提供给新到达难民的社会福利，并在北非和中东就近兴建更多的难民营。
失去耐心的德意志
光是在科隆一地，过去三年里就有超过11000人遭遇类似跨年夜那样的街头暴力犯罪。警方数据显示，作案者大都是来自北非地区的成年男性。一位被警方要求参与调查的匿名人士指出，大部分嫌疑犯虽然抵达德国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但仍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警方也无法验证他们的真实来源。可见，这些案件和过去一年里刚刚抵达德国的叙利亚、伊拉克或是阿富汗难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大。
作案者（其中也包括一些德国人）大部分年龄介于16至25岁，通常采取小规模的团体作案。即使是非跨年夜这样的日子，也有可能在科隆街头遭遇他们的袭击。出于各种原因，嫌疑犯最终被定罪的概率不高——即使确认罪名，也无非缴纳罚款了事，这使得执法机关无法树立起应有的震慑力。
但跨年夜的事件改变了一切：小规模偷抢升级成了大规模集体行动。性侵案更是同时出现在多个城市，似乎背后有隐藏的势力在进行操纵一样。在科隆，有两起案件最终演化成了恶性强奸，这种重罪已经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相比的了。
拉雅、珍妮特和保罗是从波恩到科隆来跨年庆祝的三位大学生，当他们刚刚走出科隆火车站出站口时，珍妮特就发现自己的钱包被偷走了——尽管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当三人看完莱茵河畔的烟花表演后准备搭车回波恩时，他们遭遇到了人群的推挤。拉雅开始发现有人不停地乱摸她的隐私部位，她意识到，自己遭遇到了“咸猪手”。保罗试图保护两位女同学，但他迅速发现这完全是徒劳之举，因为对方人数实在太多。场面混乱之下，拉雅和珍妮特都无法确认究竟是谁袭击了她们。似乎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把他们包围起来的人都讲着类似于阿拉伯语的同一种语言。
警方报告称，当晚在汉堡、斯图加特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袭击事件。
就连默克尔的态度也发生了大转弯。在面向基社盟（该党是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的姐妹政党）的一场讲话中，默克尔首度提出了削减接收难民数量的想法。
尽管如此，她仍然没有打算背离其原本的政治路线。她拒绝了基社盟领导提出的每年20万难民指标。她表示，一旦德国开始在边境设卡，申根区的运作就会分崩离析。“一定能有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
她把希望寄托在了整个欧洲身上。在土耳其的协作下，默克尔打算构建起欧盟外部边境的坚固防线——但这个长期提案对正在失去耐心的德国民众而言，并不具有吸引力。
或许同德国社会一道，开诚布公地讨论现状才是最佳方案。德国民众不是需要远离残酷现实的三岁小孩。尤其对于那些张口闭口就说要“继续帮助难民融入”的政客而言，他们需要了解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和代价究竟是怎样的。
早在科隆之前，德国社会就搭上了两极民意分化的快车。现在，跨年夜事件就像加速器一样，让它往极端对立的方向走得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