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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了斯坦贝克多部小说，探究了斯坦贝克小说文本中复杂多元的女性形象群体。通过不同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斯坦贝克表达了对父权制社会下备受压抑女性的同情及对采取极端方式抗争现实社会女性的担忧，并通过塑造“双性同体”的新女性形象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促进自身发展、获得自由和尊严而谋求出路。
关键词： 约翰·斯坦贝克 女性形象 父权社会 双性同体
约翰·斯坦贝克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坛的著名小说家之一，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美国文坛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既有压抑的“天使”，又有反叛的“妖妇”与快乐的妓女，还有伟大的“圣母”。这些复杂多元的女性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父权社会中男性价值观念和标准的运用，是父权社会道德伦理和男性欲望外化的物质表现。
一、压抑的“天使”——可悲的传统女性
斯坦贝克以冷静而敏锐的目光观照两性关系中女性生存处境的原生态和被动态，对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生命过程进行冷静的思索。在他写作的年代，真正的女性应该是“虔诚的、纯洁的、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并将此定义强加于女性的身上”[1]。他在多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正是被安置在这种传统伦理规约下的生存环境里，痛感迷失、倍感压抑。
在《菊花》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通过伊莉莎这个人物的塑造，把生活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父权社会里女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历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按照当时父权社会的价值标准，伊莉莎可谓是典型的好女人形象，她勤劳、缄默、屈从。然而，这位典型的“房中天使”却承受着无声的压抑，内心经历着自我身份找寻和梦想破灭的焦虑和绝望。伊莉莎花园的围栏不仅象征了男女交流的障碍，而且成了限制女性的藩篱。围栏外，作为男权代表的亨利和补锅匠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自由，而伊莉莎只能被囿于围栏内从事修建菊花、整理庭院等重复性的工作。更可悲的是，伊莉莎自觉地把花园的围栏内化为压抑自己本我需求的道德界限。当补锅匠向围栏靠近了点时，伊莉莎变得“警觉”的眼睛无声中显露了心迹。尽管如此，但伊莉莎在围栏内不时地对男性世界的张望还是表达了她想跨越身份界限的强烈愿望。
伊莉莎在既定规范的压抑中自我意识苏醒、膨脹，灿烂而美丽，但又在释放中被践踏、扭曲和窒息。在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至上的亨利和补锅匠看来，这位被界定了身份的房中“天使”对于默契、欣赏的渴望和追求毫无价值。亨利认为菊花再大也不能像“种苹果”一样可以赚钱；在亨利的眼里，盛装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伊莉莎是“强壮”而不是“漂亮”，因为他认为“强壮”的伊莉莎更能操持好家务。对于补锅匠而言，菊花不能解决他“饿肚子”的问题，而花盆却可以卖掉换几个钱以免“挨饿”，因此他会把菊花抛弃在路边而留下了花盆。故事的最后，梦想被彻底击碎的伊莉莎只能在“像老妇人一样，虚弱地哀声哭泣”中表达“哀莫大于心死”的悲凉。
《人鼠之间》发表于1937年，是斯坦贝克的成名作。他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刻画农场主儿子柯利的妻子这一形象，反映了女性在窥视中的孤独感及来自环境与自我的焦虑。小说自始至终柯利的妻子一直以“柯利的妻子”被指代，时刻提醒她没有独立身份，仅仅是她丈夫柯利的延伸和附属。柯利的妻子年轻时曾梦想成为好莱坞电影明星，但现实却让她的理想化为泡影。为了逃避和生存，她嫁给了农场主的儿子柯利，其实她并不喜欢柯利。柯利把她盯得很紧，不许她和别的男人说话。她那没有爱情的婚姻给她带来无尽的孤独和压抑。生活枯燥、孤独苦闷的她试图靠近工人时，被当作“轻浮”的“婊子”而遭到嘲笑。她只有在有些痴呆的莱尼那里，才能找到倾诉的机会。然而，倾诉并没有改变她的悲剧结局。最终，柯利的妻子被莱尼扭断脖子而无辜地死去，成为另一个男权中心价值观下陈旧生活方式的殉葬者。柯利妻子身上体现了大萧条背景下女性个人和群体的生存逻辑和现实困境，是很多承受经济和性别双重压迫女性的典型代表。
另一位备受压抑，然而更令人心酸的女性是《紧身甲》中的女主人公艾玛。艾玛生活的兰德尔农庄庭院前的“栅栏”不仅作为围住庭院的有形障碍，把多病的艾玛困于家庭的藩篱内，而且是使艾玛边缘化的菲勒斯文化无形屏障，把她排除在男性世界之外。同时，艾玛房间里的那张巨大的“胡桃木制双人床”，也具有禁锢意义，使艾玛无法跨越自身的性别界限，无力摆脱社会为她既定的妻子角色和道德观念。艾玛的丈夫每年都会花上一周的时间，到旧金山喝酒、逛妓院。尽管艾玛知道真相，她还是会跟邻居谎称丈夫是“出门办事”。由于艾玛在经济上依赖于丈夫，没有独立自主的身份，而且深受“男主外、女主内”及“夫贵妻荣”传统观念的束缚，只能压抑心中的苦闷，内心充满着悲苦、凄凉和无奈。
二、反叛的“妖妇”与快乐的“妓女”——极端化抗争的女性
斯坦贝克那个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使一些年轻女子具有了追求自由独立的强烈愿望，开始反叛父权社会中虚伪的道德风尚和“房中天使”的女性角色。部分女性将这种形式的反叛推向极致，使得原来被父权文化压抑的女性肉体本质在这种畸形反叛中日益显现出来。
《伊甸之东》中的卡西是一位融合了夏娃、伊甸园里的蛇和该隐妻子特征的女性形象，经常被评论界贴上“邪恶”和“魔鬼”的标签。她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现成的自我身份找寻和经济独立的工具对父权社会“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的规约发起了挑战和颠覆。卡西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引诱两个男孩进行性虐游戏；稍大一点，她和教拉丁文的教师詹姆斯·格鲁发生性关系，导致老师愧疚自杀；后来，她离家出走当上妓女，接着成了妓院老板爱德华兹的情妇，利用性控制他并试图卷款逃走。尽管父权社会为维持男性统治的稳定，规定忠贞为女性必备的品格并把女性的性权利限制在婚姻之内，卡西却在和亚当结婚的当晚与亚当的弟弟查尔斯通奸，就在卡西这一次次地处理与男性的两性关系中，她不动声色地挑战了父权社会中的文化秩序。在开枪打伤丈夫亚当后，卡西改名“凯特”来到费叶的妓院，后来她谋杀了老鸨费叶，自己当上了妓院老板，使她的妓院脱离男性掌控和父权秩序约束。卡西的这种极端的反叛行为，不仅反映了她备受压抑和束缚，以至于自我意识以扭曲变态的方式觉醒与爆发，而且反映了斯坦贝克对当时女性被排斥在男性社会之外、处于从属地位的这一社会现实的愤懑不满。 斯坦贝克在《烦恼的冬天》这部小说里还刻画了另一个妓女形象——玛姬·扬·亨特，一个曾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使小城里的许多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亦巫亦娼的人物。她出卖自己的好友玛丽，并引诱玛丽的丈夫伊坦通奸。小说这样描写玛姬﹒扬﹒亨特：她穿着一件曲线毕露的肉色紧身衣，走进杂货店对伊坦进行色诱。但对玛姬·扬·亨特来说，纯洁的伊坦是个挑战，这越发激起了她要把这个圣人从神坛上弄下来的欲望。尽管面对玛姬·扬·亨特充满色情的话语和动作，伊坦背起《圣经》福音书中的经文摆脱了玛姬·扬·亨特的色诱，但玛姬·扬·亨特对伊坦进行的莎士比亚《麦克白》中女巫式的预言却起到了效果，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伊坦的灵魂。通过塑造玛姬·扬·亨特这一妓女形象，斯坦贝克颠覆了男性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控制，打破了传统的男女间固定性别角色的规约，把女性从欲望对象还原为欲望主体，体现了她们对不受父权秩序支配的自由空间的渴望。
在斯坦贝克的小说世界里不仅有上述“妖妇”式妓女，而且有一些美好、纯真和善良的妓女形象。譬如说《煎饼坪》中的雷米姿、格雷茜，《罐头厂街》中的多拉，以及《甜蜜的星期四》中的芳娜、苏琦，她们都懂得如何利用自己姣好的身材和出众的姿色吸引男人的注意，并如何转化自己的身体资本。尽管她们的谋生方式都带有职业性的粗俗和狡猾并遭人唾弃，但她们无一例外地都非常诚实、善良、慷慨。在《甜蜜的星期四》中，斯坦贝克甚至借主人公多克之口来夸熊旗饭店中的妓女苏琦“可能是我遇到的最诚实的人”。在《罐头厂街》和《甜蜜的星期四》中，老鸨多拉是个受到尊敬的女人，她奉公守法、童叟无欺，还经常救济罐头厂街生活困苦的人们；多拉手下的十二名姑娘其中有半数信奉基督教和科学，她们都讨人喜欢，甚至可以与以麦克为代表的流浪汉、赌徒和盗贼结为朋友。
斯坦贝克通过刻画卡西、玛姬这样反叛的“妖妇”及众多“快乐、善良、简单”的妓女，从社会、情感及心理的层面上反思了女性的命运。在斯坦贝克看来，一方面男权的压迫使女性蔑视并挑战社会文化秩序，树立了独立不倚的女性人格，另一方面女性自身的弱点又使她们没有确立新的范式，以至于她们在文化抑制下衍生出病态的人性。
三、双性同体的"圣母”——探索救赎之途的新女性
尽管斯坦贝克笔下的大多数女性都没有跳出毁灭的范式，但在《愤怒的葡萄》里塑造的乔德妈和罗撒香及《珍珠》这部小说里采珠人奇诺的妻子胡安娜，以及《伊甸之东》里出现的阿布拉这些女性人物身上，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女性救赎希望的。在这些女性身上，斯坦贝克消解了女性原有的被男性定义的传统身份，通过逆反二元思维扩大了这些女性的性别含义，她们的身上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了“双性同体”意识，“性别的中性化或双性化，决非一般的带有否定和扭曲含义的所谓‘不男不女’的同义语，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较多的男性气质和较多的女性气质的人格特征”[2]。
《愤怒的葡萄》中的乔德妈慈爱、勤劳、善良、刚毅，特别是在苦难中逐渐表现出的坚毅让读者看到了父权社会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转变。在小说中，不管乔德一家遇到什么困难，周围的情形多么糟糕，乔德妈总是毫不畏缩地迎接挑战，显示出了她在混乱中自我鼓励及团结家人的能力。在他们一家穿越加利福尼亚大沙漠时，为了让家人能穿过这凶险之地，乔德妈隐瞒奶奶已死的秘密，抱着她的尸体。正是这种决断力和为家人战斗的勇气使得乔德妈在整个旅途中代替了乔德爸而成为家庭的中心和决策人。
在《愤怒的葡萄》中，除了乔德妈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宣称之外，斯坦贝克向读者展示了乔德妹妹罗撒香在乔德妈的女性力量和不屈精神的激励下，学会如何承担责任并通过正义的奉献实现了她成为伟大女性的转变。故事开始时，罗撒香是个“充满激情的撒嬌小女孩”，和自己的丈夫康尼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在迁途中，当罗撒香和未出生的孩子被康尼抛弃时，罗撒香陷入绝望和痛苦当中，却还抱有幻想认为康尼还会再回来，然而最终罗撒香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困难，经受磨难和死亡。
在困难时刻，当乔德家的男人们逃避、无能为力和不知所措的时候，罗撒香勇敢而坚定地代替男人们承担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尽管身心疲惫，她还尽力帮忙洗衣做饭，下床摘棉花挣钱养家，帮助妈照看临死前的奶奶。随着故事的发展，罗撒香在很多方面逐渐成为妈的接班人和新女性的希望。小说中的两个重要的情节使这一点得到了印证。一个是通过穿耳坠，妈象征性地把火炬传给了罗撒香。罗撒香为了戴耳坠要忍受穿耳孔的疼痛，象征着她必须忍受痛苦和考验才能证明自己做好接替妈的准备。另一个是，妈鼓励罗撒香用自己的乳汁救助那名垂死的男子，揭示了罗撒香在困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无私，也实现了自己的提升，超越了以前那个只需要别人帮助和关心的自我，预示着罗撒香要继承妈的角色，成为忍辱负重的女家长、新女性的代表。
在《珍珠》中，胡安娜往往作为一个被描述者，但她不甘于作为一个旁观者。她积极参与，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男女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当胡安娜和丈夫奇诺在去首都卖珍珠途中遇到三个追踪者时，胡安娜坚决反对丈夫让她一人先躲起来的提议。这时她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等待男性保护的弱小女性，而是在面临危险时，没有丝毫软弱、害怕或犹豫，希望和丈夫共同进退，可以为整个家庭做出牺牲，追求男性世界平等和理解，以获取更多生存空间的新女性。在这次男女两性较量中，胡安娜成功了。从此之后，在家庭决策中，胡安娜不再是作为一个他者被排除在外，而是成了一个参与者。后来，胡安娜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主动地叙述、表达自己，建议奇诺把那颗让人产生罪恶、占有欲望的珍珠扔到海里，奇诺最终听从了胡安娜的建议。故事结尾，胡安娜和丈夫奇诺不再像以前那样奇诺在前胡安娜在后地走着，而是开始并排走着了。这个简单的细节隐喻了胡安娜从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上升为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同样的胡安娜，在经过这些执着的努力和追寻之后却处于不同的状态，她的尝试和努力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些启示。
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另一位双性同体的新女性是《伊甸之东》里出场不多的阿布拉。阿布拉不仅像天使一样纯洁、美丽，而且想法独立、成熟稳重。她始终以母亲般的体贴、温柔和成熟呵护着似乎永远长不大、耽于幻想的亚伦，但她同时能保持理智和冷静，看透了亚伦脆弱的信念，拒绝因为亚伦虚幻和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强迫自己表现得十全十美。为了找回独立的人格，而不是活在亚伦的阴影下，阿布拉勇敢地接受现实，选择亚伦的兄弟迦尔。在亚伦死去以后，阿布拉勇于承担责任，一如既往地照顾亚伦年迈孤苦的父亲，热心地帮助仆人老李料理家务。阿布拉以自己的善良、能干和热情赢得了亚伦一家人的喜爱。对他们来说，阿布拉无疑是一位精神型的核心人物，是力量和信念的代表。 在父权制社会中，完全接受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会承受令人窒息的压抑，而公然挑战这种已然内化的价值体系势必会承受极大的压力。斯坦贝克小说中的第一类女性以自我压抑来寻求自我保护，第二类女性以自我否定作为对现实的极端反叛。这两种选择都是消极的人生观，最終都会导致女性自身的悲剧性命运。斯坦贝克试图通过乔德妈、罗撒香、胡安娜及阿布拉等这些双性同体人物的塑造为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发展、获得自由和尊严谋求出路。在他看来，男性和女性作为平等的个体的差异不能被忽视、被排斥也不能被抹杀，而只有两性平等地对待彼此，互相包容，逐渐融合，人类社会才能逐渐实现两性和谐统一的美好性别理想。斯坦贝克的“双性同体”思想无疑是具有辩证精神和发展眼光的，鉴于他当时所处的父权制社会，能具备如此思想尤其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1]鲍晓兰.美国的妇女研究和女史学家[A].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73-94.
[2]冷东.理想完美人格的追求-教育学、心理学中的"双性同体"[J].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2001（12）：1-8.
[3]John Steinbeck. The Long Valley [M].New York： Penguin， 1966.
[4]John Steinbeck. Of Mice and Men [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5.
[5]John Steinbeck. East of Eden[M]. New York： Penguin， 1992.
[6]John Steinbeck.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M].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
[7]John Steinbeck. The Grapes of Wrath [M].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7.
[8]约翰·斯坦贝克，著.张澍智，译.约翰·斯坦贝克选集：中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版社，1983.
[9]蔡荣寿.约翰·斯坦贝克女性观流变探析[J].外国语文，2011（2）：22-26.
[10]陈俊松.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女性世界[J].世界文学评论，2010（1）：150-154.
关键词： 约翰·斯坦贝克 女性形象 父权社会 双性同体
约翰·斯坦贝克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坛的著名小说家之一，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美国文坛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既有压抑的“天使”，又有反叛的“妖妇”与快乐的妓女，还有伟大的“圣母”。这些复杂多元的女性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父权社会中男性价值观念和标准的运用，是父权社会道德伦理和男性欲望外化的物质表现。
一、压抑的“天使”——可悲的传统女性
斯坦贝克以冷静而敏锐的目光观照两性关系中女性生存处境的原生态和被动态，对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生命过程进行冷静的思索。在他写作的年代，真正的女性应该是“虔诚的、纯洁的、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并将此定义强加于女性的身上”[1]。他在多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正是被安置在这种传统伦理规约下的生存环境里，痛感迷失、倍感压抑。
在《菊花》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通过伊莉莎这个人物的塑造，把生活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父权社会里女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历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按照当时父权社会的价值标准，伊莉莎可谓是典型的好女人形象，她勤劳、缄默、屈从。然而，这位典型的“房中天使”却承受着无声的压抑，内心经历着自我身份找寻和梦想破灭的焦虑和绝望。伊莉莎花园的围栏不仅象征了男女交流的障碍，而且成了限制女性的藩篱。围栏外，作为男权代表的亨利和补锅匠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自由，而伊莉莎只能被囿于围栏内从事修建菊花、整理庭院等重复性的工作。更可悲的是，伊莉莎自觉地把花园的围栏内化为压抑自己本我需求的道德界限。当补锅匠向围栏靠近了点时，伊莉莎变得“警觉”的眼睛无声中显露了心迹。尽管如此，但伊莉莎在围栏内不时地对男性世界的张望还是表达了她想跨越身份界限的强烈愿望。
伊莉莎在既定规范的压抑中自我意识苏醒、膨脹，灿烂而美丽，但又在释放中被践踏、扭曲和窒息。在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至上的亨利和补锅匠看来，这位被界定了身份的房中“天使”对于默契、欣赏的渴望和追求毫无价值。亨利认为菊花再大也不能像“种苹果”一样可以赚钱；在亨利的眼里，盛装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伊莉莎是“强壮”而不是“漂亮”，因为他认为“强壮”的伊莉莎更能操持好家务。对于补锅匠而言，菊花不能解决他“饿肚子”的问题，而花盆却可以卖掉换几个钱以免“挨饿”，因此他会把菊花抛弃在路边而留下了花盆。故事的最后，梦想被彻底击碎的伊莉莎只能在“像老妇人一样，虚弱地哀声哭泣”中表达“哀莫大于心死”的悲凉。
《人鼠之间》发表于1937年，是斯坦贝克的成名作。他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刻画农场主儿子柯利的妻子这一形象，反映了女性在窥视中的孤独感及来自环境与自我的焦虑。小说自始至终柯利的妻子一直以“柯利的妻子”被指代，时刻提醒她没有独立身份，仅仅是她丈夫柯利的延伸和附属。柯利的妻子年轻时曾梦想成为好莱坞电影明星，但现实却让她的理想化为泡影。为了逃避和生存，她嫁给了农场主的儿子柯利，其实她并不喜欢柯利。柯利把她盯得很紧，不许她和别的男人说话。她那没有爱情的婚姻给她带来无尽的孤独和压抑。生活枯燥、孤独苦闷的她试图靠近工人时，被当作“轻浮”的“婊子”而遭到嘲笑。她只有在有些痴呆的莱尼那里，才能找到倾诉的机会。然而，倾诉并没有改变她的悲剧结局。最终，柯利的妻子被莱尼扭断脖子而无辜地死去，成为另一个男权中心价值观下陈旧生活方式的殉葬者。柯利妻子身上体现了大萧条背景下女性个人和群体的生存逻辑和现实困境，是很多承受经济和性别双重压迫女性的典型代表。
另一位备受压抑，然而更令人心酸的女性是《紧身甲》中的女主人公艾玛。艾玛生活的兰德尔农庄庭院前的“栅栏”不仅作为围住庭院的有形障碍，把多病的艾玛困于家庭的藩篱内，而且是使艾玛边缘化的菲勒斯文化无形屏障，把她排除在男性世界之外。同时，艾玛房间里的那张巨大的“胡桃木制双人床”，也具有禁锢意义，使艾玛无法跨越自身的性别界限，无力摆脱社会为她既定的妻子角色和道德观念。艾玛的丈夫每年都会花上一周的时间，到旧金山喝酒、逛妓院。尽管艾玛知道真相，她还是会跟邻居谎称丈夫是“出门办事”。由于艾玛在经济上依赖于丈夫，没有独立自主的身份，而且深受“男主外、女主内”及“夫贵妻荣”传统观念的束缚，只能压抑心中的苦闷，内心充满着悲苦、凄凉和无奈。
二、反叛的“妖妇”与快乐的“妓女”——极端化抗争的女性
斯坦贝克那个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使一些年轻女子具有了追求自由独立的强烈愿望，开始反叛父权社会中虚伪的道德风尚和“房中天使”的女性角色。部分女性将这种形式的反叛推向极致，使得原来被父权文化压抑的女性肉体本质在这种畸形反叛中日益显现出来。
《伊甸之东》中的卡西是一位融合了夏娃、伊甸园里的蛇和该隐妻子特征的女性形象，经常被评论界贴上“邪恶”和“魔鬼”的标签。她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现成的自我身份找寻和经济独立的工具对父权社会“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的规约发起了挑战和颠覆。卡西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引诱两个男孩进行性虐游戏；稍大一点，她和教拉丁文的教师詹姆斯·格鲁发生性关系，导致老师愧疚自杀；后来，她离家出走当上妓女，接着成了妓院老板爱德华兹的情妇，利用性控制他并试图卷款逃走。尽管父权社会为维持男性统治的稳定，规定忠贞为女性必备的品格并把女性的性权利限制在婚姻之内，卡西却在和亚当结婚的当晚与亚当的弟弟查尔斯通奸，就在卡西这一次次地处理与男性的两性关系中，她不动声色地挑战了父权社会中的文化秩序。在开枪打伤丈夫亚当后，卡西改名“凯特”来到费叶的妓院，后来她谋杀了老鸨费叶，自己当上了妓院老板，使她的妓院脱离男性掌控和父权秩序约束。卡西的这种极端的反叛行为，不仅反映了她备受压抑和束缚，以至于自我意识以扭曲变态的方式觉醒与爆发，而且反映了斯坦贝克对当时女性被排斥在男性社会之外、处于从属地位的这一社会现实的愤懑不满。 斯坦贝克在《烦恼的冬天》这部小说里还刻画了另一个妓女形象——玛姬·扬·亨特，一个曾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使小城里的许多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亦巫亦娼的人物。她出卖自己的好友玛丽，并引诱玛丽的丈夫伊坦通奸。小说这样描写玛姬﹒扬﹒亨特：她穿着一件曲线毕露的肉色紧身衣，走进杂货店对伊坦进行色诱。但对玛姬·扬·亨特来说，纯洁的伊坦是个挑战，这越发激起了她要把这个圣人从神坛上弄下来的欲望。尽管面对玛姬·扬·亨特充满色情的话语和动作，伊坦背起《圣经》福音书中的经文摆脱了玛姬·扬·亨特的色诱，但玛姬·扬·亨特对伊坦进行的莎士比亚《麦克白》中女巫式的预言却起到了效果，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伊坦的灵魂。通过塑造玛姬·扬·亨特这一妓女形象，斯坦贝克颠覆了男性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控制，打破了传统的男女间固定性别角色的规约，把女性从欲望对象还原为欲望主体，体现了她们对不受父权秩序支配的自由空间的渴望。
在斯坦贝克的小说世界里不仅有上述“妖妇”式妓女，而且有一些美好、纯真和善良的妓女形象。譬如说《煎饼坪》中的雷米姿、格雷茜，《罐头厂街》中的多拉，以及《甜蜜的星期四》中的芳娜、苏琦，她们都懂得如何利用自己姣好的身材和出众的姿色吸引男人的注意，并如何转化自己的身体资本。尽管她们的谋生方式都带有职业性的粗俗和狡猾并遭人唾弃，但她们无一例外地都非常诚实、善良、慷慨。在《甜蜜的星期四》中，斯坦贝克甚至借主人公多克之口来夸熊旗饭店中的妓女苏琦“可能是我遇到的最诚实的人”。在《罐头厂街》和《甜蜜的星期四》中，老鸨多拉是个受到尊敬的女人，她奉公守法、童叟无欺，还经常救济罐头厂街生活困苦的人们；多拉手下的十二名姑娘其中有半数信奉基督教和科学，她们都讨人喜欢，甚至可以与以麦克为代表的流浪汉、赌徒和盗贼结为朋友。
斯坦贝克通过刻画卡西、玛姬这样反叛的“妖妇”及众多“快乐、善良、简单”的妓女，从社会、情感及心理的层面上反思了女性的命运。在斯坦贝克看来，一方面男权的压迫使女性蔑视并挑战社会文化秩序，树立了独立不倚的女性人格，另一方面女性自身的弱点又使她们没有确立新的范式，以至于她们在文化抑制下衍生出病态的人性。
三、双性同体的"圣母”——探索救赎之途的新女性
尽管斯坦贝克笔下的大多数女性都没有跳出毁灭的范式，但在《愤怒的葡萄》里塑造的乔德妈和罗撒香及《珍珠》这部小说里采珠人奇诺的妻子胡安娜，以及《伊甸之东》里出现的阿布拉这些女性人物身上，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女性救赎希望的。在这些女性身上，斯坦贝克消解了女性原有的被男性定义的传统身份，通过逆反二元思维扩大了这些女性的性别含义，她们的身上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了“双性同体”意识，“性别的中性化或双性化，决非一般的带有否定和扭曲含义的所谓‘不男不女’的同义语，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较多的男性气质和较多的女性气质的人格特征”[2]。
《愤怒的葡萄》中的乔德妈慈爱、勤劳、善良、刚毅，特别是在苦难中逐渐表现出的坚毅让读者看到了父权社会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转变。在小说中，不管乔德一家遇到什么困难，周围的情形多么糟糕，乔德妈总是毫不畏缩地迎接挑战，显示出了她在混乱中自我鼓励及团结家人的能力。在他们一家穿越加利福尼亚大沙漠时，为了让家人能穿过这凶险之地，乔德妈隐瞒奶奶已死的秘密，抱着她的尸体。正是这种决断力和为家人战斗的勇气使得乔德妈在整个旅途中代替了乔德爸而成为家庭的中心和决策人。
在《愤怒的葡萄》中，除了乔德妈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宣称之外，斯坦贝克向读者展示了乔德妹妹罗撒香在乔德妈的女性力量和不屈精神的激励下，学会如何承担责任并通过正义的奉献实现了她成为伟大女性的转变。故事开始时，罗撒香是个“充满激情的撒嬌小女孩”，和自己的丈夫康尼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在迁途中，当罗撒香和未出生的孩子被康尼抛弃时，罗撒香陷入绝望和痛苦当中，却还抱有幻想认为康尼还会再回来，然而最终罗撒香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困难，经受磨难和死亡。
在困难时刻，当乔德家的男人们逃避、无能为力和不知所措的时候，罗撒香勇敢而坚定地代替男人们承担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尽管身心疲惫，她还尽力帮忙洗衣做饭，下床摘棉花挣钱养家，帮助妈照看临死前的奶奶。随着故事的发展，罗撒香在很多方面逐渐成为妈的接班人和新女性的希望。小说中的两个重要的情节使这一点得到了印证。一个是通过穿耳坠，妈象征性地把火炬传给了罗撒香。罗撒香为了戴耳坠要忍受穿耳孔的疼痛，象征着她必须忍受痛苦和考验才能证明自己做好接替妈的准备。另一个是，妈鼓励罗撒香用自己的乳汁救助那名垂死的男子，揭示了罗撒香在困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无私，也实现了自己的提升，超越了以前那个只需要别人帮助和关心的自我，预示着罗撒香要继承妈的角色，成为忍辱负重的女家长、新女性的代表。
在《珍珠》中，胡安娜往往作为一个被描述者，但她不甘于作为一个旁观者。她积极参与，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男女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当胡安娜和丈夫奇诺在去首都卖珍珠途中遇到三个追踪者时，胡安娜坚决反对丈夫让她一人先躲起来的提议。这时她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等待男性保护的弱小女性，而是在面临危险时，没有丝毫软弱、害怕或犹豫，希望和丈夫共同进退，可以为整个家庭做出牺牲，追求男性世界平等和理解，以获取更多生存空间的新女性。在这次男女两性较量中，胡安娜成功了。从此之后，在家庭决策中，胡安娜不再是作为一个他者被排除在外，而是成了一个参与者。后来，胡安娜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主动地叙述、表达自己，建议奇诺把那颗让人产生罪恶、占有欲望的珍珠扔到海里，奇诺最终听从了胡安娜的建议。故事结尾，胡安娜和丈夫奇诺不再像以前那样奇诺在前胡安娜在后地走着，而是开始并排走着了。这个简单的细节隐喻了胡安娜从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上升为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同样的胡安娜，在经过这些执着的努力和追寻之后却处于不同的状态，她的尝试和努力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些启示。
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另一位双性同体的新女性是《伊甸之东》里出场不多的阿布拉。阿布拉不仅像天使一样纯洁、美丽，而且想法独立、成熟稳重。她始终以母亲般的体贴、温柔和成熟呵护着似乎永远长不大、耽于幻想的亚伦，但她同时能保持理智和冷静，看透了亚伦脆弱的信念，拒绝因为亚伦虚幻和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强迫自己表现得十全十美。为了找回独立的人格，而不是活在亚伦的阴影下，阿布拉勇敢地接受现实，选择亚伦的兄弟迦尔。在亚伦死去以后，阿布拉勇于承担责任，一如既往地照顾亚伦年迈孤苦的父亲，热心地帮助仆人老李料理家务。阿布拉以自己的善良、能干和热情赢得了亚伦一家人的喜爱。对他们来说，阿布拉无疑是一位精神型的核心人物，是力量和信念的代表。 在父权制社会中，完全接受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会承受令人窒息的压抑，而公然挑战这种已然内化的价值体系势必会承受极大的压力。斯坦贝克小说中的第一类女性以自我压抑来寻求自我保护，第二类女性以自我否定作为对现实的极端反叛。这两种选择都是消极的人生观，最終都会导致女性自身的悲剧性命运。斯坦贝克试图通过乔德妈、罗撒香、胡安娜及阿布拉等这些双性同体人物的塑造为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发展、获得自由和尊严谋求出路。在他看来，男性和女性作为平等的个体的差异不能被忽视、被排斥也不能被抹杀，而只有两性平等地对待彼此，互相包容，逐渐融合，人类社会才能逐渐实现两性和谐统一的美好性别理想。斯坦贝克的“双性同体”思想无疑是具有辩证精神和发展眼光的，鉴于他当时所处的父权制社会，能具备如此思想尤其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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