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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些券商的宏观及策略报告，发现又有一种新的共识正在形成，即只有制度性变革才能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而制度性的东西，从政治体制改革到经济结构调整，从医改到各种产业规划，从十二五到结构性的货币宽松等等不一而足。这方面形成共识是好事，至少说明制度改革真的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迫切性。
本轮经济的衰退，与以往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是在2008 年政府强力干预下，把本来两年前该发生的向下趋势延展至现在。由于经济周期自身的规律，以及当初救市付出的成本需要偿还，导致目前衰退具有双重压力。同时从大环境看，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朱镕基同志国企改革、整顿银行业、确立地产支柱地位的政策红利，以及我国特有的人口红利等几大红利的贡献逐渐达到最大边际。这些因素造成的共同结果就是，如果没有制度性变革刺激某一种生产要素（如人口红利的劳动力要素，或货币政策的资金要素）进行再次的升级性释放，中国整体经济水平将不可能延续过去三十年的辉煌。
但从投资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倾向于认为，政府是感性的，其最终做出何种政策决策，可以预测，但不可能完全猜对。因而，重要的是分析其事件发展的方向有几种可能，如果发生了该如何应对。
制度性变革是方向之一，如果能实现某种生产要素的释放（如联产承包），或者某种利益的转移或转让（如国退民进、股权分置），或者形成能吸收大量货币的支柱产业（如房地产），这无疑会使得经济重新具备了发展活力，再次的繁荣可期。如果这成为现实，那么寻找制度性机会进行投资无疑是靠谱的，比如确立水利为支柱产业，那就买水利股，其它亦然。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把时间区间放到明年一年，这种制度性红利出现的可能有多大。按照我们对于中国变革历史的理解，一年时间绝无可能。所以，如果执着的沉迷于寻找和等待制度性红利，那么明年的市场中，我们可能一无所获。中国变革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变革都是偶然的时机或人物与必然的需求相结合，但无一例外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虽然目前我们看到制度性变革是多么的重要与迫切，但却不能指望这样的变革一定会在明年发生。
同时，我们更加不能忽视传统的力量，在传统面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重复发生。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讨论的未来政策的另一种可能路径，即传统路径。所谓传统路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结合，以巨大的货币体量与低廉的资金价格相结合，以投资为主来拉升经济走出低谷。这样的政策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时最为受到关注，并对挽救危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在关注制度性变革的同时，绝对不能忽略传统政策组合的再次推出和发挥作用，而且我们也相信，如果类似的组合推出，依然能将经济拉高走出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中的机会就不只是制度性机会那么简单了，一个空间较大的波段是非常有可能的。而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大家就制度性变革达到共识时，反而会忽略一些重要的地方。
如果第二种政策路径在明年或者未来两三年发生，那么经济很有可能还会像往年历次一样走出低谷，我们也可以享受稳定的经济环境，并从中寻找投资机会。但这并不会构成牛市的基础，并且，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因为恰恰由于政策和经济发展路径没有变化，以往的问题依旧存在，而且由于又一次的传统政策，原有问题将更加突出，这意味着，未来危机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并且危害也要更大。所以，如果中央层面实施传统政策路径，我们倒可以尝试做个波段或者结构性参与，但时刻保持警惕。
本轮经济的衰退，与以往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是在2008 年政府强力干预下，把本来两年前该发生的向下趋势延展至现在。由于经济周期自身的规律，以及当初救市付出的成本需要偿还，导致目前衰退具有双重压力。同时从大环境看，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朱镕基同志国企改革、整顿银行业、确立地产支柱地位的政策红利，以及我国特有的人口红利等几大红利的贡献逐渐达到最大边际。这些因素造成的共同结果就是，如果没有制度性变革刺激某一种生产要素（如人口红利的劳动力要素，或货币政策的资金要素）进行再次的升级性释放，中国整体经济水平将不可能延续过去三十年的辉煌。
但从投资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倾向于认为，政府是感性的，其最终做出何种政策决策，可以预测，但不可能完全猜对。因而，重要的是分析其事件发展的方向有几种可能，如果发生了该如何应对。
制度性变革是方向之一，如果能实现某种生产要素的释放（如联产承包），或者某种利益的转移或转让（如国退民进、股权分置），或者形成能吸收大量货币的支柱产业（如房地产），这无疑会使得经济重新具备了发展活力，再次的繁荣可期。如果这成为现实，那么寻找制度性机会进行投资无疑是靠谱的，比如确立水利为支柱产业，那就买水利股，其它亦然。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把时间区间放到明年一年，这种制度性红利出现的可能有多大。按照我们对于中国变革历史的理解，一年时间绝无可能。所以，如果执着的沉迷于寻找和等待制度性红利，那么明年的市场中，我们可能一无所获。中国变革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变革都是偶然的时机或人物与必然的需求相结合，但无一例外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虽然目前我们看到制度性变革是多么的重要与迫切，但却不能指望这样的变革一定会在明年发生。
同时，我们更加不能忽视传统的力量，在传统面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重复发生。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讨论的未来政策的另一种可能路径，即传统路径。所谓传统路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结合，以巨大的货币体量与低廉的资金价格相结合，以投资为主来拉升经济走出低谷。这样的政策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时最为受到关注，并对挽救危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在关注制度性变革的同时，绝对不能忽略传统政策组合的再次推出和发挥作用，而且我们也相信，如果类似的组合推出，依然能将经济拉高走出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中的机会就不只是制度性机会那么简单了，一个空间较大的波段是非常有可能的。而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大家就制度性变革达到共识时，反而会忽略一些重要的地方。
如果第二种政策路径在明年或者未来两三年发生，那么经济很有可能还会像往年历次一样走出低谷，我们也可以享受稳定的经济环境，并从中寻找投资机会。但这并不会构成牛市的基础，并且，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因为恰恰由于政策和经济发展路径没有变化，以往的问题依旧存在，而且由于又一次的传统政策，原有问题将更加突出，这意味着，未来危机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并且危害也要更大。所以，如果中央层面实施传统政策路径，我们倒可以尝试做个波段或者结构性参与，但时刻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