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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村和城市的孩子受到一模一样的教育，让边远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孩子受到一模一样的教育，让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受到一模一样的教育，软件硬件一模一样，老师一模一样，做得到吗？做不到！那么我们在这里讨论可以解决什么问题？”著名学者易中天的几句话，让在场的数十名教育学者、数百名听众一片哗然。
4月1日至4月2日，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教育公平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举行。
此次论坛囊括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程介明等著名教育学者，同时还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等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参与论道。
对于易中天提出的“天问”，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世界上很难实现绝对的教育公平”。
那么，如果没有“绝对公平”的教育，什么才是人们追求的教育公平？
什么是可实现的教育公平？在学者易中天与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的一番头脑风暴后，二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首先，要在基础教育上保持基本的一致;再进一步，就是通过教育，让每个人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就是教育公平。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给出了教育公平的国际视野，他认为，国外的一般经验表明，教育公平的第一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第二步是让所有人受到基本教育，让更多的人受到更多的教育;第三步是让所有人都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杨小微对此表示认可。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教育总量再大、教育程度再高，如果没有保住基础教育的底线，也是不可取的。教育过程公平是每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既包括平等对待每个人，又包括差别对待不同的人。而每个人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关键。
杨小微发现，在完成基本教育供给的前提下，中国教育的总体趋势应该向着多样、优质、均衡的目标发展。同时，衡量教育公平与否的指标还应向个体维度转换，也就是说，在教育过程中，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教育公平。
对于这种在教育中注重学生个性的价值取向，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深表认同。“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教育公平接下来的指向应该是不断提升教育供给的多样化和学生个体多样化的匹配度，”他说，这个问题一直受到教育界的忽视，“所以导致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学生没有享受到教育改革的红利。”
论坛上，方展画给出了这样几组耐人寻味的数据：2012年，教育部面对全国中小学生的一次调查报告显示，四年级学生中具有抑郁倾向的占30.9%;2014年自杀的学生里，中学生的比例超过80%，很多是学习很好、甚至在年级中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全国学生的辍学率超过20%。“这些辍学的学生不是不想读书，而是读书后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教育，没办法只能选择退学。”
方展画认为，教育如果无法与学生的需求匹配，那么对于学生个体来说很难实现教育公平。也正因为如此，当国内高歌猛进、大刀阔斧地发展教育时，人们出国留学的欲望不减反增，“我们的教育和学生的诉求差得太远了。”
云南文山州马关县夹寒箐镇么龙小学学生。文山瓦漫和中国大部分乡村一样，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家。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虽然有想走出大山的欲望和动力，但却与现实极难对接。图/CFP
张力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教育公平的理念滥觞于冷战结束后的全民教育，至今正好经历了1/4个世纪，目标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演进。“第一阶段是上世纪最后十年，主要以教育统一水平的提高为标准。”张力解释说。而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通过的《达喀尔行动纲领》，又将教育公平带入了第二个阶段。“纲领中，教育公平的目标扩展了很多，受益人群从过去的学龄人口拓展到了成年人、老年人，从知识的学习拓展到了对生存的技能学习。”
在中国，人们对教育公平的理解和关切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通过梳理25年来报纸、期刊中“教育公平”一词出现的频率，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谢维和对中国教育公平的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划分。
从词频上看，1990年至1999年间，中国几乎没人关注教育公平。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很低，城乡差别极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显然很不公平。谢维和认为，那10年中，人们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待教育公平。而消极背后的原因，一是教育的资本性效益尚不清晰，很少有人把教育看成改变命运直接相关因素;二是教育规模、受教育者群体较小，在教育方面的剥夺感并不十分强烈。
然而，1999年的高校扩招、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成为国人关注教育公平的拐点。从那时起，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积极力量，教育的意义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谢维和认为，进入2001年后，教育发展的节奏、水平都在大幅提高，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批评、不满来积极对待教育公平。此时，教育公平的复杂性明显提高，很难再用单一的政策力量去满足教育需求。”
与此同时，对教育公平的关注逐渐提升到国家层面。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介绍，2002年，全国教育事业“十五规划”中第一次出现“坚持社会主义教育公平与公正性原则”这样的表述。200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010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促进公平”被列入指导未来工作的20字方针。到了2013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等，均被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家加强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建设，提高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也得到大幅上调。此外，“28个省份实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
尽管如此，中国在教育公平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中国教育报》主编翟博通过对比2011年至2013年的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公报发现，各地方用于教育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北京最高，小学、初中、高中的生均教育经费与最低省份分别相差八倍、九倍、十倍。
据翟博统计，1995年至2010年间，中国基础教育虽然正在逐步走向均衡，但区域差距、区域内部城乡差距依然很大。2014年，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曾经表示，现在全国贫困地区共有1100个县，其中义务教育薄弱的学校占到40%，学生约占到全国的33%。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长期致力于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据他观察，对于中国农村教育薄弱的问题，公众一直认知不足。当人们追求“更好的教育”时，基础教育并未得到有力保障。近十年来，中国的农村教育发生了千古未有的巨大变化：一是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二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三是在农村大规模撤点并校。“所以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以后，我们又出现了新的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问题。”
杨东平指出，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出现了两个新生教育边缘化群体：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弟，以及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同时，城镇地区的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学校、由于“上学远”产生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农村教学点等小规模学校，成为三类特别值得关注的农村学校。
针对这些问题，参与讨论的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决之道。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法治是促进教育公平最根本、最长远的保障。然而，中国目前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还缺少一些基本法律，如学校法、农村教育法、学前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等;与此同时，颁布实施多年的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也需要修订。“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针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进行问责追责。”周洪宇说。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经常在各大教育论坛力挺近两年出现并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慕课”理念，此次也不例外。慕课是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可以把各种课程的视频网络共享。它既能让教育资源、尤其是软实力稀缺的地区分享“高大上”的课堂视频，也可以依据用户个人需求，选取小众课程自主学习。
在论坛现场，汤敏为观众们展示了这样一幅照片，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某所中学内，一个班级的学生们正在通过网络学习北京人大附中的数学课。一个学期下来，该班学生的数学成绩平均提高20多分;而在广西百色的一所乡镇中学，用同样的方法，学生成绩平均提高40分。汤敏说，这种课堂模式通过慕课正在18个省的130多所贫困乡县的学校里试验推行。
汤敏认为，在中国，慕课首先可以惠及到贫困地区，把最好的教师资源送到那里;同时，还能帮助渴望知识的农民工和想跳槽的蓝领、白领，学习职业技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是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的时代。”汤敏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教育也要革命，而慕课正是这场革命的工具。
4月1日至4月2日，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教育公平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举行。
此次论坛囊括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程介明等著名教育学者，同时还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等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参与论道。
对于易中天提出的“天问”，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世界上很难实现绝对的教育公平”。
那么，如果没有“绝对公平”的教育，什么才是人们追求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应有之义
什么是可实现的教育公平？在学者易中天与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的一番头脑风暴后，二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首先，要在基础教育上保持基本的一致;再进一步，就是通过教育，让每个人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就是教育公平。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给出了教育公平的国际视野，他认为，国外的一般经验表明，教育公平的第一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第二步是让所有人受到基本教育，让更多的人受到更多的教育;第三步是让所有人都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杨小微对此表示认可。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教育总量再大、教育程度再高，如果没有保住基础教育的底线，也是不可取的。教育过程公平是每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既包括平等对待每个人，又包括差别对待不同的人。而每个人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关键。
杨小微发现，在完成基本教育供给的前提下，中国教育的总体趋势应该向着多样、优质、均衡的目标发展。同时，衡量教育公平与否的指标还应向个体维度转换，也就是说，在教育过程中，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教育公平。
对于这种在教育中注重学生个性的价值取向，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深表认同。“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教育公平接下来的指向应该是不断提升教育供给的多样化和学生个体多样化的匹配度，”他说，这个问题一直受到教育界的忽视，“所以导致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学生没有享受到教育改革的红利。”
论坛上，方展画给出了这样几组耐人寻味的数据：2012年，教育部面对全国中小学生的一次调查报告显示，四年级学生中具有抑郁倾向的占30.9%;2014年自杀的学生里，中学生的比例超过80%，很多是学习很好、甚至在年级中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全国学生的辍学率超过20%。“这些辍学的学生不是不想读书，而是读书后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教育，没办法只能选择退学。”
方展画认为，教育如果无法与学生的需求匹配，那么对于学生个体来说很难实现教育公平。也正因为如此，当国内高歌猛进、大刀阔斧地发展教育时，人们出国留学的欲望不减反增，“我们的教育和学生的诉求差得太远了。”
教育公平的中国路径
张力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教育公平的理念滥觞于冷战结束后的全民教育，至今正好经历了1/4个世纪，目标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演进。“第一阶段是上世纪最后十年，主要以教育统一水平的提高为标准。”张力解释说。而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通过的《达喀尔行动纲领》，又将教育公平带入了第二个阶段。“纲领中，教育公平的目标扩展了很多，受益人群从过去的学龄人口拓展到了成年人、老年人，从知识的学习拓展到了对生存的技能学习。”
在中国，人们对教育公平的理解和关切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通过梳理25年来报纸、期刊中“教育公平”一词出现的频率，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谢维和对中国教育公平的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划分。
从词频上看，1990年至1999年间，中国几乎没人关注教育公平。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很低，城乡差别极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显然很不公平。谢维和认为，那10年中，人们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待教育公平。而消极背后的原因，一是教育的资本性效益尚不清晰，很少有人把教育看成改变命运直接相关因素;二是教育规模、受教育者群体较小，在教育方面的剥夺感并不十分强烈。
然而，1999年的高校扩招、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成为国人关注教育公平的拐点。从那时起，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积极力量，教育的意义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谢维和认为，进入2001年后，教育发展的节奏、水平都在大幅提高，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批评、不满来积极对待教育公平。此时，教育公平的复杂性明显提高，很难再用单一的政策力量去满足教育需求。”
与此同时，对教育公平的关注逐渐提升到国家层面。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介绍，2002年，全国教育事业“十五规划”中第一次出现“坚持社会主义教育公平与公正性原则”这样的表述。200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010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促进公平”被列入指导未来工作的20字方针。到了2013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等，均被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基础教育仍是薄弱环节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家加强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建设，提高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也得到大幅上调。此外，“28个省份实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
尽管如此，中国在教育公平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中国教育报》主编翟博通过对比2011年至2013年的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公报发现，各地方用于教育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北京最高，小学、初中、高中的生均教育经费与最低省份分别相差八倍、九倍、十倍。
据翟博统计，1995年至2010年间，中国基础教育虽然正在逐步走向均衡，但区域差距、区域内部城乡差距依然很大。2014年，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曾经表示，现在全国贫困地区共有1100个县，其中义务教育薄弱的学校占到40%，学生约占到全国的33%。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长期致力于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据他观察，对于中国农村教育薄弱的问题，公众一直认知不足。当人们追求“更好的教育”时，基础教育并未得到有力保障。近十年来，中国的农村教育发生了千古未有的巨大变化：一是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二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三是在农村大规模撤点并校。“所以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以后，我们又出现了新的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问题。”
杨东平指出，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出现了两个新生教育边缘化群体：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弟，以及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同时，城镇地区的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学校、由于“上学远”产生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农村教学点等小规模学校，成为三类特别值得关注的农村学校。
针对这些问题，参与讨论的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决之道。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法治是促进教育公平最根本、最长远的保障。然而，中国目前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还缺少一些基本法律，如学校法、农村教育法、学前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等;与此同时，颁布实施多年的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也需要修订。“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针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进行问责追责。”周洪宇说。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经常在各大教育论坛力挺近两年出现并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慕课”理念，此次也不例外。慕课是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可以把各种课程的视频网络共享。它既能让教育资源、尤其是软实力稀缺的地区分享“高大上”的课堂视频，也可以依据用户个人需求，选取小众课程自主学习。
在论坛现场，汤敏为观众们展示了这样一幅照片，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某所中学内，一个班级的学生们正在通过网络学习北京人大附中的数学课。一个学期下来，该班学生的数学成绩平均提高20多分;而在广西百色的一所乡镇中学，用同样的方法，学生成绩平均提高40分。汤敏说，这种课堂模式通过慕课正在18个省的130多所贫困乡县的学校里试验推行。
汤敏认为，在中国，慕课首先可以惠及到贫困地区，把最好的教师资源送到那里;同时，还能帮助渴望知识的农民工和想跳槽的蓝领、白领，学习职业技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是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的时代。”汤敏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教育也要革命，而慕课正是这场革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