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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晚清政府势力日趋衰弱，刚刚兴起的北洋军阀还未发展完全，各党派利益冲突刚刚突显，此时中国的公共领域处于不断发展向上的势头，中国早期的女报人们也在进行建构公共领域的尝试，如秋瑾、吕碧城之流，她们办报纸、建团体、闹革命，企图建立一个女性能够自由表达观点和意见的公共领域，虽然最终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但是她们对此的尝试值得我们铭记。本文对以秋瑾、吕碧城为代表的近代女报人如何建构公共领域的尝试进行分析。
【关键词】秋瑾 吕碧城 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所产生的是社会公共舆论，并以此成为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渊源。①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批判型的公共领域不同，“中国的公共领域缺乏欧洲这样的广泛的市民阶层的支持和铺垫,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并非是公众的，而只是狭隘得多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②，不同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以欧洲经验为历史底色的公共领域，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有自身的特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欧式的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
女权问题一直以来不断的被人们所谈起，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背景又总会有新的特征。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一批女性知识分子就较早的关注女性社会生活参与度的问题，想要营造一个女性话语的公共领域，如康同薇（康有为之女）、李惠仙（梁启超之妻）、陈撷（陈范的长女）、吕碧城、秋瑾等，她们办报纸发言论，建学堂开女智，希望能够唤醒女性对自由的渴望，对民族对国家的关注，希望她们能够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参与到社会时事的讨论中来。而吕碧城和秋瑾的传奇人生经历又使其成为这一批女报人中的佼佼者。本文尝试从吕碧城和秋瑾的办报办学堂等经历看近代女报人如何进行女性公共领域建构的尝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 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 学会背后有学校。③秋瑾、吕碧城等近代女报人们在建构公共领域时亦充分利用了报纸和学会这两种机构。
一、运用报刊进行思想启蒙，倡导女权，激发女性的觉悟
一首新词让年仅20岁的吕碧城被英敛之看中，成为了《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一阙《百字令》让世人都知道《大公报》有个才华横溢不拘俗世的女编辑吕碧城。吕碧城进入《大公报》后，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兴女权和办女学的文章，包括《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关注和反响。④吕碧城以各种方式将自己推向社会公共空间，调动《大公报》报纸媒体的宣传力量，宣传自己有关兴办新式女子学校和提倡女权的思想主张。
秋瑾更是女报人中的佼佼者，她很早就萌发了男女平权的思想，写过“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持句赐蛾眉。吾鹤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样的诗句，很多人喜欢用“英雌”一词来称呼她。参加革命后，她深刻体会到，广大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与腐朽的封建家庭制度、宗法思想有密切联系。于是秋瑾想要改变广大妇女的生存状况，引导女性摆脱这种不自由的生活。
留学日本以及创办《白话》月刊的经历使秋瑾充分认识到报刊的宣传作用，于是1907年，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任主编兼主笔。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她响亮地提出：“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报纸而何?”⑤。她在《中国女报》上刊载了大量文章，号召妇女进学堂、学文化、学工艺，取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该报主要有社说、论说、译编、传记、小说、文苑、新闻、调查等栏目，内容涉及到争女权、结团体、必女学、反缠足等妇女解放的方方面面。同时，还通过传记、小说等栏目，介绍女界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⑥为了使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广大妇女喜爱。
我们说中国的公共领域不是公众的，而是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而这其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就更小，这与自古传承下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脱不了关系。在当时的社会中，很大一部分女性都不识字，对于外界的接触都是通过与别人的交谈得来，而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使得她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就更加狭隘，更别提参与讨论形成公众舆论。秋瑾、吕碧城等人通过报纸这个平台，对当时存在的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予以批判，同时将新的思想传达给女性们，启发她们的觉悟。
二、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供其自强自立的基础
在英敛之等人的帮助下，1904年吕碧城首创北洋女子公学（后易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并出任总教习，开女子教育风气的先河，不仅总揽教学事务，而且还亲自教授国文等课程。邓颖超、许广平皆毕业于此校。
秋瑾留学日本于1906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1907年回绍兴，又主持明道女学和大通学堂。此时的秋瑾是共爱会、十人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会员，还是同盟会评议部的浙江省主盟人。
吕碧城把新式女子学校的兴建看成是改造女子国民素质、培养女子与男子竞争能力的有力武器，她不满足于把女子仅仅培养成读书识字、能写会算、精于家政的贤妻良母，认为女子和男子一样，同是国家的主人，应该接受全面的知识训练，所以新式女子学校的课程设置德育、智育、体育并重。⑦
当时的中国女性被许许多多的问题所困扰着，身体不自由，爱情不自由，婚姻不自由，部分人有摆脱封建家庭和买卖婚姻的想法，但是没有有效的途径。秋瑾、吕碧城等人通过报纸这个平台，将女性争取自由的观念传播开来，使得女性开阔了眼界，对于自身以及周围的环境有个更加清楚的定位。女学的兴起让广大的女性同胞有了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思想的场所，为她们营造了一个相互交流的空间，让女性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毒害，开始用自己的双眼看世界，开始享有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为建构女性公共领域准备了基本条件，使其成为可能。 三、将妇女解放与民族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女性初步涉足公共领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是时代的主旋律，作为一名民主主义者，秋瑾将妇女解放运动看作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适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成功的吸引了社会民众的注意力。女性有了表达意见和观点的平台和欲望后，不能总是围绕婚姻家庭这类关乎自身利益的事件，关心时事才能显示出其公共性，才能使得女性的观点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所承认。
中国近代很多女报人是集女作者、女报人、女社会活动家三位于一体的，如秋瑾任《中国女报》的主编兼主笔，而且为这个刊物写了《敬告姐妹们》、《勉女权歇》、《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同时她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主义者。虽然秋瑾也曾在很多学堂执教，但是当时的秋瑾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发动民主革命以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上。
1907年，吕碧城在写给《中国女报》的发刊词中直截了当的说：“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创。吾愿与同胞共勉之。”⑧认为应该将所有的女性同胞团结起来，互通有无，“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把兴女学、争女权与民族民主运动结合在一起。
秋瑾的死更是让举国上下为之一震，尤其在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新时代女性觉醒的契机。
虽然这个时期公共领域所涉及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是女性已经逐步接触公共领域，并尝试涉足。
随着秋瑾的离开，《中国女报》停刊，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吕碧城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后辞官离京，出国留学，之后专注于诗词方面的研究。
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秋瑾和吕碧城关于建构公共领域的尝试并不十分成功，我觉得主要是以下原因，首先，秋瑾和吕碧城等人本身处于当时那个社会大背景下，无法完全跳出来看问题，对于当时妇女问题存在的社会根源缺乏深层次的认识，也未能提出非常实用的解决办法；其次，秋瑾的死亡虽然鼓舞了大部分的女性，但是对她尝试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最后，吕碧城更倾向于用文学作品来影响女性群体，对于实际的社会活动并不热衷。
然而无论如何，女性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所参与和创办的报刊虽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公共领域方面也不是特别的活跃，但这也是当时女性寻求自我、表现自我的重要方式之一。女性报人以她们独特的魅力尝试着对公共领域的建构。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②③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2）
④⑦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⑤⑧陈晓华，《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社会科学研究》，2003（6）
⑥张莉红，《秋瑾与中国女报》，《文史杂志》，2005（3）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李小娟
【关键词】秋瑾 吕碧城 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所产生的是社会公共舆论，并以此成为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渊源。①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批判型的公共领域不同，“中国的公共领域缺乏欧洲这样的广泛的市民阶层的支持和铺垫,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并非是公众的，而只是狭隘得多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②，不同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以欧洲经验为历史底色的公共领域，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有自身的特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欧式的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
女权问题一直以来不断的被人们所谈起，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背景又总会有新的特征。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一批女性知识分子就较早的关注女性社会生活参与度的问题，想要营造一个女性话语的公共领域，如康同薇（康有为之女）、李惠仙（梁启超之妻）、陈撷（陈范的长女）、吕碧城、秋瑾等，她们办报纸发言论，建学堂开女智，希望能够唤醒女性对自由的渴望，对民族对国家的关注，希望她们能够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参与到社会时事的讨论中来。而吕碧城和秋瑾的传奇人生经历又使其成为这一批女报人中的佼佼者。本文尝试从吕碧城和秋瑾的办报办学堂等经历看近代女报人如何进行女性公共领域建构的尝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 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 学会背后有学校。③秋瑾、吕碧城等近代女报人们在建构公共领域时亦充分利用了报纸和学会这两种机构。
一、运用报刊进行思想启蒙，倡导女权，激发女性的觉悟
一首新词让年仅20岁的吕碧城被英敛之看中，成为了《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一阙《百字令》让世人都知道《大公报》有个才华横溢不拘俗世的女编辑吕碧城。吕碧城进入《大公报》后，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兴女权和办女学的文章，包括《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关注和反响。④吕碧城以各种方式将自己推向社会公共空间，调动《大公报》报纸媒体的宣传力量，宣传自己有关兴办新式女子学校和提倡女权的思想主张。
秋瑾更是女报人中的佼佼者，她很早就萌发了男女平权的思想，写过“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持句赐蛾眉。吾鹤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样的诗句，很多人喜欢用“英雌”一词来称呼她。参加革命后，她深刻体会到，广大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与腐朽的封建家庭制度、宗法思想有密切联系。于是秋瑾想要改变广大妇女的生存状况，引导女性摆脱这种不自由的生活。
留学日本以及创办《白话》月刊的经历使秋瑾充分认识到报刊的宣传作用，于是1907年，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任主编兼主笔。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她响亮地提出：“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报纸而何?”⑤。她在《中国女报》上刊载了大量文章，号召妇女进学堂、学文化、学工艺，取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该报主要有社说、论说、译编、传记、小说、文苑、新闻、调查等栏目，内容涉及到争女权、结团体、必女学、反缠足等妇女解放的方方面面。同时，还通过传记、小说等栏目，介绍女界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⑥为了使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广大妇女喜爱。
我们说中国的公共领域不是公众的，而是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而这其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就更小，这与自古传承下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脱不了关系。在当时的社会中，很大一部分女性都不识字，对于外界的接触都是通过与别人的交谈得来，而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使得她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就更加狭隘，更别提参与讨论形成公众舆论。秋瑾、吕碧城等人通过报纸这个平台，对当时存在的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予以批判，同时将新的思想传达给女性们，启发她们的觉悟。
二、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供其自强自立的基础
在英敛之等人的帮助下，1904年吕碧城首创北洋女子公学（后易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并出任总教习，开女子教育风气的先河，不仅总揽教学事务，而且还亲自教授国文等课程。邓颖超、许广平皆毕业于此校。
秋瑾留学日本于1906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1907年回绍兴，又主持明道女学和大通学堂。此时的秋瑾是共爱会、十人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会员，还是同盟会评议部的浙江省主盟人。
吕碧城把新式女子学校的兴建看成是改造女子国民素质、培养女子与男子竞争能力的有力武器，她不满足于把女子仅仅培养成读书识字、能写会算、精于家政的贤妻良母，认为女子和男子一样，同是国家的主人，应该接受全面的知识训练，所以新式女子学校的课程设置德育、智育、体育并重。⑦
当时的中国女性被许许多多的问题所困扰着，身体不自由，爱情不自由，婚姻不自由，部分人有摆脱封建家庭和买卖婚姻的想法，但是没有有效的途径。秋瑾、吕碧城等人通过报纸这个平台，将女性争取自由的观念传播开来，使得女性开阔了眼界，对于自身以及周围的环境有个更加清楚的定位。女学的兴起让广大的女性同胞有了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思想的场所，为她们营造了一个相互交流的空间，让女性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毒害，开始用自己的双眼看世界，开始享有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为建构女性公共领域准备了基本条件，使其成为可能。 三、将妇女解放与民族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女性初步涉足公共领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是时代的主旋律，作为一名民主主义者，秋瑾将妇女解放运动看作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适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成功的吸引了社会民众的注意力。女性有了表达意见和观点的平台和欲望后，不能总是围绕婚姻家庭这类关乎自身利益的事件，关心时事才能显示出其公共性，才能使得女性的观点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所承认。
中国近代很多女报人是集女作者、女报人、女社会活动家三位于一体的，如秋瑾任《中国女报》的主编兼主笔，而且为这个刊物写了《敬告姐妹们》、《勉女权歇》、《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同时她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主义者。虽然秋瑾也曾在很多学堂执教，但是当时的秋瑾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发动民主革命以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上。
1907年，吕碧城在写给《中国女报》的发刊词中直截了当的说：“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创。吾愿与同胞共勉之。”⑧认为应该将所有的女性同胞团结起来，互通有无，“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把兴女学、争女权与民族民主运动结合在一起。
秋瑾的死更是让举国上下为之一震，尤其在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新时代女性觉醒的契机。
虽然这个时期公共领域所涉及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是女性已经逐步接触公共领域，并尝试涉足。
随着秋瑾的离开，《中国女报》停刊，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吕碧城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后辞官离京，出国留学，之后专注于诗词方面的研究。
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秋瑾和吕碧城关于建构公共领域的尝试并不十分成功，我觉得主要是以下原因，首先，秋瑾和吕碧城等人本身处于当时那个社会大背景下，无法完全跳出来看问题，对于当时妇女问题存在的社会根源缺乏深层次的认识，也未能提出非常实用的解决办法；其次，秋瑾的死亡虽然鼓舞了大部分的女性，但是对她尝试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最后，吕碧城更倾向于用文学作品来影响女性群体，对于实际的社会活动并不热衷。
然而无论如何，女性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所参与和创办的报刊虽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公共领域方面也不是特别的活跃，但这也是当时女性寻求自我、表现自我的重要方式之一。女性报人以她们独特的魅力尝试着对公共领域的建构。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②③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2）
④⑦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⑤⑧陈晓华，《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社会科学研究》，2003（6）
⑥张莉红，《秋瑾与中国女报》，《文史杂志》，2005（3）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李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