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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教育改革不是某个机构的事,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或者我用一个词是“教育当事人”的事,所有人都是“教育当事人”。
历时一年半、易稿数十次、关系到中国教育未来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发各界热议。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是继去年1月后,《规划纲要》的第二轮征求民意工作,标志着中国教育将开始全方位的改革,并将决定到202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走向。
围绕《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公平、高考改革、高校“去行政化”三大热点问题,本刊对《规划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进行了专访。
《规划纲要》的亮点与遗憾
中国报道:此次教改《规划纲要》的出台。最大的亮点有哪些?
储朝晖:我认为,此次《规划纲要》的最大亮点有两个,一是广泛征求意见的工作方式;一是确立了以人为本、强调科学发展的纲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强调育人为本,“科学发展”强调遵从教育内在的发展规律。中国报道:《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储朝晖: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体制这一块,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各方面的权益、利益,如何把握是最难的事,就怕改到最后又改回去了。
中国报道:那现在出台的《规划纲要》是各方面权衡的结果还是已经足够明确?
储朝晖:还是不够明确。我认为在改革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时候,一定要以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未来为重,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得到。现在很多人看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看的很紧,但实际上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对国家、民族的伤害是很大的,像《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很难落到实处。
《纲要》热点一:教育公平
中国报道:教育公平是此轮教育改革的热点之一,您觉得教育公平的标准是什么?
储朝晖:现在大家都认为教育公平的标准是,如果东部地区每个学生享受的教育资源是—万块钱,西部学生也应该享受—万块钱。我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对的,这是外在的方面。我所认为的教育公平,是每个人能获得适合他自己成长发展的机会,这是我给它下的一个操作层面的定义,也是内涵上的教育公平。
中国报道:这个操作层面上的教育公平,具体怎么解释?
储朝晖:每个人有不同的潜能,他对教育的需求就不一样。就好比吃饭,有的人喜欢吃米饭,有的人喜欢吃面食,你一定要吃米饭的人跟吃面食的人吃一样的数量和内容,这不合适,也不公平。现在理论上对于教育公平的定义有很多分裂,像起点公平、过程公平、机会公平、内在公平、外在公平等等……具体到每个人怎么去操作定义呢?那就是每个人能获得适合他自己成长发展的机会,那就是教育公平,而且实际上可以做到。
中国报道: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有状况下,如何能做到满足每个学生不同的成长需求?
储朝晖:教育资源是相对的,但是提供教育的方式可以改变。我们现在办学的差别很大,就是因为是以学校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学生为出发点。现在的思考角度是我这个地方要有一重点学校,要有考试尖子,我要每年考上重点多少人。但是如果一切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满足学生的第一需要,就不会出现当下这种非常悬殊的不平衡情况。
中国报道:新出台的《规划纲要》列项细致,是否可以有力推动相关的改革?
储朝晖:我认为,教改纲要绝对不要像学生做试卷一样一条条去列项解决,这个方式是错的。大家一说择校问题,就说应该怎么样,说把好学校的老师流动到差学校去吧,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之一,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应该找到各种相联系的问题其背后的关键点。
中国报道:那么由谁来判定政府的教育资源分配?
储朝晖:这就需要在政府与学校之间有顺畅的相互沟通与相互表达。现在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反馈、纠错的机制,只有上面对下面的指令,没有下面对上面的表达。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实行那种简单的由行政的方式来管理教育,而不是着眼于满足每个学生适合他成长发展的这样一种教育。如果继续这种行政为中心的管理,就会有资源判定的问题,校长跟上面的行政关系密切一点,资源可能就获得的多—点。形成一个反馈机制之后情况自然会改变。
中国报道:所以不仅仅是高等院校要去行政化?
储朝晖:对,所有的学校,包括幼儿园,包括成人教育,都是如此。
《规划纲要》热点二:高考改革
中国报道:如何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状?
储朝晖:高考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打个比方,要让高校跟考生之间形成一个互相谈恋爱的关系。学生能找到他希望上的学校,学校也能招到他希望要的学生。前段时间我们做过一个调查,有超过60%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不满意,对自己上的大学不满意。
那是因为谈恋爱的双方都互不见面,而只是通过一个像婚姻介绍所的高考中介,去掉了互相了解的通道。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根本的一点就是让学校与学生之间实行双向选择。其实在很多国家,以及在1949年以前,中国实行的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后来我们实行的是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现在统一分配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学生与单位之间进行双向选择了,统一招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让学校与学生之间实行双向选择的前提,是让学校与学生成为一个可以自主决定的主体。
中国报道:现有情况下,如何将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双向选择落到实处?
储朝晖:解决的方式是仍然需要有一个统一考试,但这个统一考试就像美国的SAT、ACT考试,只是一个参照,到底要不要录取你,仍由学校决定,也就是提高高校的自主招生权。
中国报道:万众瞩目的高考户籍改革此次未能写入教改《规划纲要》,为什么?
储朝晖:因为教育改革这一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写进去。
中国报道:此次《规划纲要》明确提出202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要提高到40%,对此您怎么看?
储朝晖:当初为了让规划本身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做支撑,就提了这个数据。我个人认为不提这个数字更好,因为从1953年起就做“五年规划”。但现在回过头去跟当时的“五年规划”一对照,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按它自然的成长和发展达不到这个数据,就会采取一些人为的方式令它到达,有的时候按它自然的成长和发展可能超过数据要求,可能又会采取另外一些措施。所以,我的主张是教改纲要不要把数据写的那么多,应更加注重发展的内在驱动,而不要给它外加很多外在指标。我打个比方,我有个孩子,我不会给他确定你今年长到多高,我只会关注让他吃饱,让他穿暖,让他自身的发展需求得到满足。从现在看,目标、比例的确立、规划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高校怎么发展由政府来确立,高 校由政府所支配。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可以跟国外相对照,像美国,是没有很细的指标发展要求的。
中国报道:现在看到的那些数字是怎么确立的?
储朝晖:推算的嘛,但是推算本身是不是符合教育的内在发展规律,是很难讲的。
《规划纲要》热点三:去行政化
中国教育:教育行政化倾向严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储朝晖:专业性被边缘化,学者权利被边缘化,教师沦为“打工仔”,整个大学围着校长转。
中国报道:《规划纲要》提出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是否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信号?
储朝晖:“去行政化”的方向是对的。《规划纲要》的提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目前中国高校体制存在行政化的弊端。但我们说的“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机构,而是让行政机构回归其本身的职能。
中国报道:对于“去行政化”,目前推出的《规划纲要》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储朝晖:《规划纲要》还缺乏可操作性。我个人认为,解决行政化问题应该通过“管评力”分离的方式来实现——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依法管理学校,不该伸手时不能伸手;而学校要有自主权,内部民主管理,校长通过民主程序而非行政任命产生;教育评价机构也应该独立于政府部门,不应该由政府对学校进行评价和排序。
此外,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关键。过去的教育改革,一直没有树立学校的主体地位。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总结起来就是两个词,“给钱”和“放权”。中小学的管里权下放到乡镇是放权,但是放错了位置,乡镇财政没法负担,造成了大量的拖欠教师工资现象,又收归县市一级。其实,权力真正应该下放给学校,而不是任何一级教育行攻部门。
中国报道:高校去行政化,政府和高校间如何平衡?
储朝晖:两个字,依法。现在这个法,我们有,但还不大恰当,也不太充分。那未来十年应该怎么做呢?那就是去完善这个法律,细化这个法律,使这个法律真正符合满足不同人成长发展需要的要求,这是一个大方向。
在完善法律方面,其实这次《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已经提出了要修改包括《高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
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走过了60多年,依靠的是行政手段管理学校的方式,这种方式要逐渐地淡出,直到最终抛弃,不能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学校,就是要依法管理。你违背法律了我再找你,你没有违背法律你办你的学校,我们之间不要相互干扰。中国报道:政府放权后,政府、社会、家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储朝晖:政府、社会、家庭都应该服务于教育,实际上,应该让学生成为教育的主人,使教师成为教育的主角,政府、社会、家庭扮演服务教育的角色。具体来说,政府的角色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义务教育阶段就要提供经费,社会主要提供一种环境,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
中国报道:《规划纲要》出台之后。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前景如何?
储朝晖:我认为《规划纲要》本身写不到那么具体,但是这个事怎么做,我认为就好比天上在打雷了,这个雨从哪里下呢?它肯定有个地点,从哪里先下起呢?这就不是靠打雷,而是靠各个地方怎么依据这个大的方向,大的方针,自己去行动自己去做。所以,我一直认为教育改革不是某个机构的事,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或者我用一个词是“教育当事人”的事,所有人都是“教育当事人”。
历时一年半、易稿数十次、关系到中国教育未来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发各界热议。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是继去年1月后,《规划纲要》的第二轮征求民意工作,标志着中国教育将开始全方位的改革,并将决定到202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走向。
围绕《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公平、高考改革、高校“去行政化”三大热点问题,本刊对《规划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进行了专访。
《规划纲要》的亮点与遗憾
中国报道:此次教改《规划纲要》的出台。最大的亮点有哪些?
储朝晖:我认为,此次《规划纲要》的最大亮点有两个,一是广泛征求意见的工作方式;一是确立了以人为本、强调科学发展的纲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强调育人为本,“科学发展”强调遵从教育内在的发展规律。中国报道:《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储朝晖: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体制这一块,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各方面的权益、利益,如何把握是最难的事,就怕改到最后又改回去了。
中国报道:那现在出台的《规划纲要》是各方面权衡的结果还是已经足够明确?
储朝晖:还是不够明确。我认为在改革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时候,一定要以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未来为重,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得到。现在很多人看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看的很紧,但实际上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对国家、民族的伤害是很大的,像《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很难落到实处。
《纲要》热点一:教育公平
中国报道:教育公平是此轮教育改革的热点之一,您觉得教育公平的标准是什么?
储朝晖:现在大家都认为教育公平的标准是,如果东部地区每个学生享受的教育资源是—万块钱,西部学生也应该享受—万块钱。我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对的,这是外在的方面。我所认为的教育公平,是每个人能获得适合他自己成长发展的机会,这是我给它下的一个操作层面的定义,也是内涵上的教育公平。
中国报道:这个操作层面上的教育公平,具体怎么解释?
储朝晖:每个人有不同的潜能,他对教育的需求就不一样。就好比吃饭,有的人喜欢吃米饭,有的人喜欢吃面食,你一定要吃米饭的人跟吃面食的人吃一样的数量和内容,这不合适,也不公平。现在理论上对于教育公平的定义有很多分裂,像起点公平、过程公平、机会公平、内在公平、外在公平等等……具体到每个人怎么去操作定义呢?那就是每个人能获得适合他自己成长发展的机会,那就是教育公平,而且实际上可以做到。
中国报道: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有状况下,如何能做到满足每个学生不同的成长需求?
储朝晖:教育资源是相对的,但是提供教育的方式可以改变。我们现在办学的差别很大,就是因为是以学校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学生为出发点。现在的思考角度是我这个地方要有一重点学校,要有考试尖子,我要每年考上重点多少人。但是如果一切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满足学生的第一需要,就不会出现当下这种非常悬殊的不平衡情况。
中国报道:新出台的《规划纲要》列项细致,是否可以有力推动相关的改革?
储朝晖:我认为,教改纲要绝对不要像学生做试卷一样一条条去列项解决,这个方式是错的。大家一说择校问题,就说应该怎么样,说把好学校的老师流动到差学校去吧,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之一,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应该找到各种相联系的问题其背后的关键点。
中国报道:那么由谁来判定政府的教育资源分配?
储朝晖:这就需要在政府与学校之间有顺畅的相互沟通与相互表达。现在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反馈、纠错的机制,只有上面对下面的指令,没有下面对上面的表达。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实行那种简单的由行政的方式来管理教育,而不是着眼于满足每个学生适合他成长发展的这样一种教育。如果继续这种行政为中心的管理,就会有资源判定的问题,校长跟上面的行政关系密切一点,资源可能就获得的多—点。形成一个反馈机制之后情况自然会改变。
中国报道:所以不仅仅是高等院校要去行政化?
储朝晖:对,所有的学校,包括幼儿园,包括成人教育,都是如此。
《规划纲要》热点二:高考改革
中国报道:如何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状?
储朝晖:高考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打个比方,要让高校跟考生之间形成一个互相谈恋爱的关系。学生能找到他希望上的学校,学校也能招到他希望要的学生。前段时间我们做过一个调查,有超过60%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不满意,对自己上的大学不满意。
那是因为谈恋爱的双方都互不见面,而只是通过一个像婚姻介绍所的高考中介,去掉了互相了解的通道。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根本的一点就是让学校与学生之间实行双向选择。其实在很多国家,以及在1949年以前,中国实行的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后来我们实行的是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现在统一分配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学生与单位之间进行双向选择了,统一招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让学校与学生之间实行双向选择的前提,是让学校与学生成为一个可以自主决定的主体。
中国报道:现有情况下,如何将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双向选择落到实处?
储朝晖:解决的方式是仍然需要有一个统一考试,但这个统一考试就像美国的SAT、ACT考试,只是一个参照,到底要不要录取你,仍由学校决定,也就是提高高校的自主招生权。
中国报道:万众瞩目的高考户籍改革此次未能写入教改《规划纲要》,为什么?
储朝晖:因为教育改革这一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写进去。
中国报道:此次《规划纲要》明确提出202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要提高到40%,对此您怎么看?
储朝晖:当初为了让规划本身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做支撑,就提了这个数据。我个人认为不提这个数字更好,因为从1953年起就做“五年规划”。但现在回过头去跟当时的“五年规划”一对照,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按它自然的成长和发展达不到这个数据,就会采取一些人为的方式令它到达,有的时候按它自然的成长和发展可能超过数据要求,可能又会采取另外一些措施。所以,我的主张是教改纲要不要把数据写的那么多,应更加注重发展的内在驱动,而不要给它外加很多外在指标。我打个比方,我有个孩子,我不会给他确定你今年长到多高,我只会关注让他吃饱,让他穿暖,让他自身的发展需求得到满足。从现在看,目标、比例的确立、规划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高校怎么发展由政府来确立,高 校由政府所支配。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可以跟国外相对照,像美国,是没有很细的指标发展要求的。
中国报道:现在看到的那些数字是怎么确立的?
储朝晖:推算的嘛,但是推算本身是不是符合教育的内在发展规律,是很难讲的。
《规划纲要》热点三:去行政化
中国教育:教育行政化倾向严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储朝晖:专业性被边缘化,学者权利被边缘化,教师沦为“打工仔”,整个大学围着校长转。
中国报道:《规划纲要》提出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是否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信号?
储朝晖:“去行政化”的方向是对的。《规划纲要》的提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目前中国高校体制存在行政化的弊端。但我们说的“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机构,而是让行政机构回归其本身的职能。
中国报道:对于“去行政化”,目前推出的《规划纲要》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储朝晖:《规划纲要》还缺乏可操作性。我个人认为,解决行政化问题应该通过“管评力”分离的方式来实现——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依法管理学校,不该伸手时不能伸手;而学校要有自主权,内部民主管理,校长通过民主程序而非行政任命产生;教育评价机构也应该独立于政府部门,不应该由政府对学校进行评价和排序。
此外,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关键。过去的教育改革,一直没有树立学校的主体地位。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总结起来就是两个词,“给钱”和“放权”。中小学的管里权下放到乡镇是放权,但是放错了位置,乡镇财政没法负担,造成了大量的拖欠教师工资现象,又收归县市一级。其实,权力真正应该下放给学校,而不是任何一级教育行攻部门。
中国报道:高校去行政化,政府和高校间如何平衡?
储朝晖:两个字,依法。现在这个法,我们有,但还不大恰当,也不太充分。那未来十年应该怎么做呢?那就是去完善这个法律,细化这个法律,使这个法律真正符合满足不同人成长发展需要的要求,这是一个大方向。
在完善法律方面,其实这次《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已经提出了要修改包括《高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
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走过了60多年,依靠的是行政手段管理学校的方式,这种方式要逐渐地淡出,直到最终抛弃,不能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学校,就是要依法管理。你违背法律了我再找你,你没有违背法律你办你的学校,我们之间不要相互干扰。中国报道:政府放权后,政府、社会、家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储朝晖:政府、社会、家庭都应该服务于教育,实际上,应该让学生成为教育的主人,使教师成为教育的主角,政府、社会、家庭扮演服务教育的角色。具体来说,政府的角色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义务教育阶段就要提供经费,社会主要提供一种环境,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
中国报道:《规划纲要》出台之后。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前景如何?
储朝晖:我认为《规划纲要》本身写不到那么具体,但是这个事怎么做,我认为就好比天上在打雷了,这个雨从哪里下呢?它肯定有个地点,从哪里先下起呢?这就不是靠打雷,而是靠各个地方怎么依据这个大的方向,大的方针,自己去行动自己去做。所以,我一直认为教育改革不是某个机构的事,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或者我用一个词是“教育当事人”的事,所有人都是“教育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