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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以色列举行议会选举，右翼的“利库德—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联盟取得明显优势，内塔尼亚胡成功连任以色列总理。
回望内塔尼亚胡本次执政的四年（2009年至今），以色列可谓内忧外患。从经济增长放缓到“以色列之夏”，从加沙战争到巴勒斯坦“入联”，从阿拉伯剧变到穆斯林兄弟会上台，从伊朗核问题到美以关系紧张……可以说，自阿以进入冷和平状态以来，以色列从未经历如此困难的国内形势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近年来，以色列选举不再是政党间的角力，而是演变成右翼、极右翼和中左翼政党阵营之间的竞争。然而，在这次选举中，胜利的天平还是明显向“利库德—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联盟一边倾斜。显然，以色列目前面临的处境和挑战不但没有削弱右翼的实力，反而使以色列政治继续“向右转”。
巴以谈不起来，打不明白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上任后曾满腔热情推动巴以和谈，然而和谈甫一恢复，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便成了绕不过去的坎，其强硬政策最终使美国的劝和努力无果而终。巴以和平进程在过去四年停滞不前说明，与右翼谈“两国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在利库德看来，巴勒斯坦顶多可以获得几块自治的地盘，就连这也需要巴方满足以方设定的“治理标准”等诸多条件。早在1996年选举时，内塔尼亚胡便发誓上台后将废止《奥斯陆协议》。后来之所以没有履行诺言，是因为“两国方案”在内塔尼亚胡看来，不过是水中之月，他没必要当恶人。联合执政的右翼政党“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态度更强硬，只同意就约旦河西岸与巴方谈判。
在和谈问题上，以色列右翼执政联盟的策略一贯清楚：上策是以各种理由拖着不谈；下策是可以谈，但决不让步。这样，和谈沦为工具，只要谈判机制还在，以方就可以向国际社会交代。右翼深知在和谈和定居点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顺应了以色列社会“向右转”的潮流，有利于维护其在选举中的基本盘。相比而言，中左翼支持和谈的立场缺乏说服力，至少在巴勒斯坦内部分裂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相信和谈能够产生有利于以色列安全的结果。
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2005年单方面撤离加沙，实际上是甩掉了加沙这个“负资产”。以色列不仅不再需要花费人力、财力管理加沙，而且以军撤出后，在加沙根基深厚的哈马斯迅速填补权力真空，与西岸的法塔赫对峙，造成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巴方陷入法塔赫想谈谈不成、哈马斯想打打不过的尴尬境地。而以色列不但可以“反恐”之名随时敲打哈马斯，右翼还获得了一张助选的“安全牌”。
伊朗成了右翼的“稻草人”
伊朗是为以色列右翼所利用的另一张“安全牌”。伊拉克战争后，伊朗成为地区内惟一能够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的国家，伊朗与以色列的战略对峙转变为中东安全结构的主要矛盾。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将触角伸向阿拉伯世界，树立其巴勒斯坦事业支持者的形象，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更使以色列担忧的是伊朗核计划，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制裁、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但伊朗顶住压力，坚决捍卫其核研发权利，显示了较强的战略意志和决心。
过去几年中，伊朗核问题谈判时断时续，毫无进展，以色列认为伊朗正在向核国家迈进。围绕是否应单方面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色列右翼和左翼产生严重分歧。右翼大肆渲染伊朗核威胁，频繁宣称要对伊朗动武，成功将伊朗打造成吓唬麻雀的“稻草人”，告诉选民选择右翼就是选择安全。左翼反对武力摧毁伊朗核能力的立场，则被右翼指责为出卖国家利益。
周边环境恶化，选择右翼=选择安全
自《戴维营协议》以来，以色列通过与土耳其和埃及的友好关系，在中东构筑了一个抗衡反以激进势力的“战略三角”，其外围是约旦和沙特等温和派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为以色列提供了较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
然而，近年来以色列所处的地缘环境开始恶化。在土耳其，伊斯兰党派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与以色列的关系不断恶化。2009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入侵。2010年，因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遇袭一事，土以爆发外交危机，土耳其禁止以空军进入其领空训练。土耳其在官方文件中首次将以色列列为主要威胁。2011年，联合国出台调查报告，谴责以色列对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过度使用武力。土耳其随即驱逐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将外交代表级别降至二等秘书，并暂停与以方的所有军事合作。
此外，2011年以来政治剧变席卷阿拉伯世界，多个威权政权垮台，彻底改变了以色列周边的政治生态。其中，尤以埃及的剧变对以色列的影响最直接、最深远。多年来，穆巴拉克执政的埃及与以色列保持密切合作，配合以色列打压中东激进势力，成为以色列地缘政治的重要支点。但是，埃及剧变后穆斯林兄弟会登台执政，虽然较为务实地处理埃以关系，没有撕毁《戴维营协议》，但是埃以关系倒退的趋势不可逆转。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关系遭到民众广泛质疑。在去年底发生的加沙冲突中，埃及世俗和宗教力量同仇敌忾，旗帜鲜明地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埃及总统穆尔西更是高调介入，与美国一道成功调停冲突。可以肯定，今后无论谁执政埃及，都不会像穆巴拉克那样与以色列合作。此外，以色列的另一个隐忧是叙利亚。一旦巴沙尔政权倒台，叙利亚新政权可能不会再像巴沙尔政权那样，与以色列保持高度默契，维持叙以冷和平状态，或将对以色列采取更激进的政策。
事实上，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也是以色列“向右转”的重要背景，选民相信右翼能够比左翼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周边环境。
美以关系现裂痕，无损右翼实力
以色列与美国之间是特殊的战略盟友关系，然而近年来，美以关系开始受到美国政界和学界的质疑，主张反思美以关系的声音越来越高。以米尔斯海默和瓦尔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对以政策被犹太院外集团操纵，美国为支持以色列付出高昂的政治和安全代价，软、硬实力均严重受损，以色列已成为美国的“负债”。
奥巴马上任之初，曾试图在推动中东和平上取得突破，以彻底消除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根源。他派特使米切尔几番赴中东斡旋，力促巴以恢复和谈。然而，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严重干扰了奥巴马政府的劝和促谈计划，再次引发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批评。在伊朗核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也曾多次向奥巴马施压，要求美国给伊朗核问题“划红线”。不少美国人认为以色列企图在伊朗核问题上“绑架”美国，甚至想迫使美国对伊朗动武。然而，美以关系出现裂痕，不仅无损以色列右翼的实力，以色列右翼顶住美国压力，坚持对巴勒斯坦和伊朗采取强硬政策，反而帮助其巩固了基本盘。
右翼难撼，“右强左弱”将延续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近年来以色列经济增长明显放缓。2011年8月，以色列爆发了罕见的被称为“以色列之夏”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暴露了以色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由于长期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色列经济出现寡头化趋势，中产阶级生活艰难，百姓无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不过，由于在发达经济体中以色列的经济增长率还算可以，因此中左翼借经济和民生问题向右翼发难无功而返。更重要的是，虽然经济议题越来越受到选民关注，但以色列政治仍被安全议题主导，这使右翼的优势很难被撼动。
在过去四年中，以色列面临的重重挑战非但没有压垮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联盟，反而帮助其扩大了对中左翼的优势。原议会第一大党、中左翼的前进党在分裂后迅速衰落。工党、运动党和未来党三党此次也未能就组成统一联盟达成一致，无法对右翼集团构成实质威胁。可以说，以色列面临的外部威胁越多，地缘政治环境越复杂，右翼可做的文章就越多。鉴于影响以色列安全环境的因素短期内不会消除，在未来四年以色列还将继续“向右转”。选举前夕，贝内特领导的极右翼“犹太人家园党”的异军突起，以及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决定在东耶路撒冷E1地区修建定居点，都说明了这一趋势。
回望内塔尼亚胡本次执政的四年（2009年至今），以色列可谓内忧外患。从经济增长放缓到“以色列之夏”，从加沙战争到巴勒斯坦“入联”，从阿拉伯剧变到穆斯林兄弟会上台，从伊朗核问题到美以关系紧张……可以说，自阿以进入冷和平状态以来，以色列从未经历如此困难的国内形势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近年来，以色列选举不再是政党间的角力，而是演变成右翼、极右翼和中左翼政党阵营之间的竞争。然而，在这次选举中，胜利的天平还是明显向“利库德—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联盟一边倾斜。显然，以色列目前面临的处境和挑战不但没有削弱右翼的实力，反而使以色列政治继续“向右转”。
巴以谈不起来，打不明白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上任后曾满腔热情推动巴以和谈，然而和谈甫一恢复，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便成了绕不过去的坎，其强硬政策最终使美国的劝和努力无果而终。巴以和平进程在过去四年停滞不前说明，与右翼谈“两国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在利库德看来，巴勒斯坦顶多可以获得几块自治的地盘，就连这也需要巴方满足以方设定的“治理标准”等诸多条件。早在1996年选举时，内塔尼亚胡便发誓上台后将废止《奥斯陆协议》。后来之所以没有履行诺言，是因为“两国方案”在内塔尼亚胡看来，不过是水中之月，他没必要当恶人。联合执政的右翼政党“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态度更强硬，只同意就约旦河西岸与巴方谈判。
在和谈问题上，以色列右翼执政联盟的策略一贯清楚：上策是以各种理由拖着不谈；下策是可以谈，但决不让步。这样，和谈沦为工具，只要谈判机制还在，以方就可以向国际社会交代。右翼深知在和谈和定居点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顺应了以色列社会“向右转”的潮流，有利于维护其在选举中的基本盘。相比而言，中左翼支持和谈的立场缺乏说服力，至少在巴勒斯坦内部分裂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相信和谈能够产生有利于以色列安全的结果。
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2005年单方面撤离加沙，实际上是甩掉了加沙这个“负资产”。以色列不仅不再需要花费人力、财力管理加沙，而且以军撤出后，在加沙根基深厚的哈马斯迅速填补权力真空，与西岸的法塔赫对峙，造成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巴方陷入法塔赫想谈谈不成、哈马斯想打打不过的尴尬境地。而以色列不但可以“反恐”之名随时敲打哈马斯，右翼还获得了一张助选的“安全牌”。
伊朗成了右翼的“稻草人”
伊朗是为以色列右翼所利用的另一张“安全牌”。伊拉克战争后，伊朗成为地区内惟一能够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的国家，伊朗与以色列的战略对峙转变为中东安全结构的主要矛盾。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将触角伸向阿拉伯世界，树立其巴勒斯坦事业支持者的形象，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更使以色列担忧的是伊朗核计划，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制裁、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但伊朗顶住压力，坚决捍卫其核研发权利，显示了较强的战略意志和决心。
过去几年中，伊朗核问题谈判时断时续，毫无进展，以色列认为伊朗正在向核国家迈进。围绕是否应单方面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色列右翼和左翼产生严重分歧。右翼大肆渲染伊朗核威胁，频繁宣称要对伊朗动武，成功将伊朗打造成吓唬麻雀的“稻草人”，告诉选民选择右翼就是选择安全。左翼反对武力摧毁伊朗核能力的立场，则被右翼指责为出卖国家利益。
周边环境恶化，选择右翼=选择安全
自《戴维营协议》以来，以色列通过与土耳其和埃及的友好关系，在中东构筑了一个抗衡反以激进势力的“战略三角”，其外围是约旦和沙特等温和派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为以色列提供了较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
然而，近年来以色列所处的地缘环境开始恶化。在土耳其，伊斯兰党派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与以色列的关系不断恶化。2009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入侵。2010年，因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遇袭一事，土以爆发外交危机，土耳其禁止以空军进入其领空训练。土耳其在官方文件中首次将以色列列为主要威胁。2011年，联合国出台调查报告，谴责以色列对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过度使用武力。土耳其随即驱逐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将外交代表级别降至二等秘书，并暂停与以方的所有军事合作。
此外，2011年以来政治剧变席卷阿拉伯世界，多个威权政权垮台，彻底改变了以色列周边的政治生态。其中，尤以埃及的剧变对以色列的影响最直接、最深远。多年来，穆巴拉克执政的埃及与以色列保持密切合作，配合以色列打压中东激进势力，成为以色列地缘政治的重要支点。但是，埃及剧变后穆斯林兄弟会登台执政，虽然较为务实地处理埃以关系，没有撕毁《戴维营协议》，但是埃以关系倒退的趋势不可逆转。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关系遭到民众广泛质疑。在去年底发生的加沙冲突中，埃及世俗和宗教力量同仇敌忾，旗帜鲜明地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埃及总统穆尔西更是高调介入，与美国一道成功调停冲突。可以肯定，今后无论谁执政埃及，都不会像穆巴拉克那样与以色列合作。此外，以色列的另一个隐忧是叙利亚。一旦巴沙尔政权倒台，叙利亚新政权可能不会再像巴沙尔政权那样，与以色列保持高度默契，维持叙以冷和平状态，或将对以色列采取更激进的政策。
事实上，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也是以色列“向右转”的重要背景，选民相信右翼能够比左翼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周边环境。
美以关系现裂痕，无损右翼实力
以色列与美国之间是特殊的战略盟友关系，然而近年来，美以关系开始受到美国政界和学界的质疑，主张反思美以关系的声音越来越高。以米尔斯海默和瓦尔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对以政策被犹太院外集团操纵，美国为支持以色列付出高昂的政治和安全代价，软、硬实力均严重受损，以色列已成为美国的“负债”。
奥巴马上任之初，曾试图在推动中东和平上取得突破，以彻底消除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根源。他派特使米切尔几番赴中东斡旋，力促巴以恢复和谈。然而，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严重干扰了奥巴马政府的劝和促谈计划，再次引发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批评。在伊朗核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也曾多次向奥巴马施压，要求美国给伊朗核问题“划红线”。不少美国人认为以色列企图在伊朗核问题上“绑架”美国，甚至想迫使美国对伊朗动武。然而，美以关系出现裂痕，不仅无损以色列右翼的实力，以色列右翼顶住美国压力，坚持对巴勒斯坦和伊朗采取强硬政策，反而帮助其巩固了基本盘。
右翼难撼，“右强左弱”将延续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近年来以色列经济增长明显放缓。2011年8月，以色列爆发了罕见的被称为“以色列之夏”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暴露了以色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由于长期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色列经济出现寡头化趋势，中产阶级生活艰难，百姓无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不过，由于在发达经济体中以色列的经济增长率还算可以，因此中左翼借经济和民生问题向右翼发难无功而返。更重要的是，虽然经济议题越来越受到选民关注，但以色列政治仍被安全议题主导，这使右翼的优势很难被撼动。
在过去四年中，以色列面临的重重挑战非但没有压垮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联盟，反而帮助其扩大了对中左翼的优势。原议会第一大党、中左翼的前进党在分裂后迅速衰落。工党、运动党和未来党三党此次也未能就组成统一联盟达成一致，无法对右翼集团构成实质威胁。可以说，以色列面临的外部威胁越多，地缘政治环境越复杂，右翼可做的文章就越多。鉴于影响以色列安全环境的因素短期内不会消除，在未来四年以色列还将继续“向右转”。选举前夕，贝内特领导的极右翼“犹太人家园党”的异军突起，以及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决定在东耶路撒冷E1地区修建定居点，都说明了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