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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个季风吹拂的城市，每当夏秋时节，总会有风暴掠过，遇到台风过境，大家都要观风球，辨风势，安排行程。当然，风源都不是发端于这座城市，而是从海洋上生成后一路吹来。文化的情势大抵也是如此，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从外面吹来，不是西（欧美）风就是东（华文）风，出版业也未能免俗。声名显赫的三联书店，八十年代初期在香港则大抵是一个图书发行机构，主要代理发行大陆的出版物，一个规模不大的编辑部主要刊行一些中文繁体字版的大陆图书，偶尔也策划几套适合白领阅读的励志与生活休闲的普及读物，或出版一些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发行量都不大，常常只有二三千册，毕竟这里的华文图书市场太狭小，而且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存在着断裂，精英阶层大多直接购买、阅读西文原版图书，在精神汲取上完全对接于欧美文化圈，而华文大众图书市场则完全是娱乐化、实用性的另一番风景。那时的香港出版业很少有反映自身文化成果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图书出版。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一副“陌生”而“热切”的眼光来到香港的。
一九八九年初，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调我去香港工作，但因各种原因，一九九一年五月我才到香港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半年后任总编辑。抵港后，我出手策划的第一套丛书是“走向一九九七的香港经济丛书”，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是逐渐突显的香港社会经济的过渡期特征。进入八十年代末，香港经济的某些重要指标已达到发达经济的水平。例如，一九九一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高达一万四千美元，这一指标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超过了欧洲某些发达国家。又如，香港服务业的产值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已达到本地生产总值的65%，超过了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数。这表明香港进入了战后第五个发展阶段（前四个阶段是：一、战后复元和转口贸易恢复阶段，二、工业化阶段，三、经济起飞阶段，四、现代化、多元化阶段），即由新兴工业化经济开始向成熟的发达经济过渡的阶段，香港经济已经站在了“发达经济”的门槛上了。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向更高层次转变或过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和遇到一系列的问题。香港当然也不例外。香港经济在进入第五个阶段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有高通胀、高楼价、社会福利，以及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国际化、多元化与加强监管等。所不同的是，香港的经济转型或过渡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由英国管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过渡的后半期，不得不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已经暴露的经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对此，在人们惊叹香港的经济成就，企望洞悉其成功奥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他们对这些经济问题不同程度的困惑和担忧。而且，他们更加关心，在走向一九九七的征途中，香港的经济乃至全社会还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还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策划了这套丛书，希望提供一个园地，来发表探讨过渡期香港经济问题。
经过努力，这套丛书终于获得香港经济学家的认同。香港社会科学研究会主席、浸会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邓树雄博士第一个允诺参加丛书写作，他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后负笈加拿大，主攻财政理论，对香港公共财政有很深的研究，于是承担《后过渡期香港公共财政》一书的著述，随后，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莫凯等也欣然接受我的稿约。我的一些朋友也向我伸出了支持的友谊之手。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一九九一年出访美国路过香港时向我介绍了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友、香港大学副校长王于渐教授；周八骏博士向我推荐了国际著名货币金融学家、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饶余庆教授，饶教授《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一书对香港后过渡期在亚太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如何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这套丛书试图对香港过渡期尤其是后过渡期的经济问题，包括货币金融、财政、资本、产业结构、经济管理、通货膨胀、国际贸易、资源、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等十个方面的演变，从可能遭遇的困难、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发展的若干可能性，以及应该采取及可供选择的对策，来展开理论的探索和实证的分析。多年后，香港大学副校长王于渐教授碰到我时还说及这套丛书对香港后过渡期的影响，并为其未能完成所承担的选题而沮丧。
我赴香港工作之时，遭逢了“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民主新政”。它在国际上引起普遍关注，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也引发巨大震动，还引起中英政府关于香港过渡期稳定的诸多争议和论辩。自从一百五十年前，清政府在屈辱中被迫割让香港、租借新界以来，港英当局一直奉行殖民地管制，香港民众，尤其是华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然而，就在中英政府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联合声明发布之后几年内，英国政府又玩弄起在所有殖民地撤退时惯用的花招，打出所谓的“民主政治”牌。彭定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这样的任务来香港的。他来港的三个多月后就抛出了所谓的“香港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要强行、快速推行包括立法会普选在内的“高度民主”的政体建设，这显然是别有用心。因为民主政治的奉行必须符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渐进式发展原则，一是文化适应性原则。世界上许多“揠苗助长”式的民主建设或者“水土不服”的民主制度输入的教训证明，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能“硬植”，不然，只会给当地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麻烦，甚至动荡。
要认清彭定康“新政”的真实底牌，需要有政治学理论上的应对，既不能背上反对民主政治的黑锅，又要从维护香港过渡期稳定的大局出发，揭露彭定康式“民主新政”囫囵吞枣，硬植、照搬英式民主制度，不利于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与长治久安。当然还不能是高头讲章，需要专家以通俗的文字来讲清这些道理。于是，我和时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赵斌先生策划了一套“现代政治透视丛书”，邀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和青年教师分头撰稿。短短九个月，就推出十种新书，包括公民政治、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民主政治、官僚政治、政府政治、司法政治、自治政治、多元政治十个方面，大体覆盖了民主政治体系运转的基本领域。
一九八九年初，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调我去香港工作，但因各种原因，一九九一年五月我才到香港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半年后任总编辑。抵港后，我出手策划的第一套丛书是“走向一九九七的香港经济丛书”，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是逐渐突显的香港社会经济的过渡期特征。进入八十年代末，香港经济的某些重要指标已达到发达经济的水平。例如，一九九一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高达一万四千美元，这一指标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超过了欧洲某些发达国家。又如，香港服务业的产值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已达到本地生产总值的65%，超过了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数。这表明香港进入了战后第五个发展阶段（前四个阶段是：一、战后复元和转口贸易恢复阶段，二、工业化阶段，三、经济起飞阶段，四、现代化、多元化阶段），即由新兴工业化经济开始向成熟的发达经济过渡的阶段，香港经济已经站在了“发达经济”的门槛上了。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向更高层次转变或过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和遇到一系列的问题。香港当然也不例外。香港经济在进入第五个阶段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有高通胀、高楼价、社会福利，以及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国际化、多元化与加强监管等。所不同的是，香港的经济转型或过渡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由英国管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过渡的后半期，不得不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已经暴露的经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对此，在人们惊叹香港的经济成就，企望洞悉其成功奥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他们对这些经济问题不同程度的困惑和担忧。而且，他们更加关心，在走向一九九七的征途中，香港的经济乃至全社会还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还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策划了这套丛书，希望提供一个园地，来发表探讨过渡期香港经济问题。
经过努力，这套丛书终于获得香港经济学家的认同。香港社会科学研究会主席、浸会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邓树雄博士第一个允诺参加丛书写作，他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后负笈加拿大，主攻财政理论，对香港公共财政有很深的研究，于是承担《后过渡期香港公共财政》一书的著述，随后，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莫凯等也欣然接受我的稿约。我的一些朋友也向我伸出了支持的友谊之手。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一九九一年出访美国路过香港时向我介绍了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友、香港大学副校长王于渐教授；周八骏博士向我推荐了国际著名货币金融学家、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饶余庆教授，饶教授《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一书对香港后过渡期在亚太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如何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这套丛书试图对香港过渡期尤其是后过渡期的经济问题，包括货币金融、财政、资本、产业结构、经济管理、通货膨胀、国际贸易、资源、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等十个方面的演变，从可能遭遇的困难、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发展的若干可能性，以及应该采取及可供选择的对策，来展开理论的探索和实证的分析。多年后，香港大学副校长王于渐教授碰到我时还说及这套丛书对香港后过渡期的影响，并为其未能完成所承担的选题而沮丧。
我赴香港工作之时，遭逢了“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民主新政”。它在国际上引起普遍关注，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也引发巨大震动，还引起中英政府关于香港过渡期稳定的诸多争议和论辩。自从一百五十年前，清政府在屈辱中被迫割让香港、租借新界以来，港英当局一直奉行殖民地管制，香港民众，尤其是华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然而，就在中英政府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联合声明发布之后几年内，英国政府又玩弄起在所有殖民地撤退时惯用的花招，打出所谓的“民主政治”牌。彭定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这样的任务来香港的。他来港的三个多月后就抛出了所谓的“香港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要强行、快速推行包括立法会普选在内的“高度民主”的政体建设，这显然是别有用心。因为民主政治的奉行必须符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渐进式发展原则，一是文化适应性原则。世界上许多“揠苗助长”式的民主建设或者“水土不服”的民主制度输入的教训证明，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能“硬植”，不然，只会给当地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麻烦，甚至动荡。
要认清彭定康“新政”的真实底牌，需要有政治学理论上的应对，既不能背上反对民主政治的黑锅，又要从维护香港过渡期稳定的大局出发，揭露彭定康式“民主新政”囫囵吞枣，硬植、照搬英式民主制度，不利于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与长治久安。当然还不能是高头讲章，需要专家以通俗的文字来讲清这些道理。于是，我和时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赵斌先生策划了一套“现代政治透视丛书”，邀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和青年教师分头撰稿。短短九个月，就推出十种新书，包括公民政治、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民主政治、官僚政治、政府政治、司法政治、自治政治、多元政治十个方面，大体覆盖了民主政治体系运转的基本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