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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骥
1935年生，广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的教学和研究。担任系主任时，创立了“一百篇作文”教学传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2006年，获第二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6月12日，中山大学怀士堂门口，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吴陈饶纪念讲座基金”捐赠签约仪式开始前，学生们正分列阶梯两边预备合影，黄天骥轻快地拾级而上，满头银发在风中颤动，微微泛红的面庞含着笑。身着学校白色纪念衫的他一出现，人群中便形成一小股呼唤“黄老师”的声浪。
一名工作人员从礼堂走出，迎上前和他打招呼：“黄天老师！”
“你们在干嘛？”
“我们列队欢迎您。”看着她狡黠的眼神，黄天骥的表情迅速转变成了“我不相信”。他在阶梯上停住，也不说话，圆睁双目作质询状。对面的人知道被识破了，笑嘻嘻揭开谜底，引着他往前走。
几天之后，中大举行全校的毕业典礼，人文学院场次的权杖，一如既往地由黄天骥手擎。为了这个缘故，他“只好戴领带来”。那天下午，又正好是我们约定的访谈时间。
摄影师给他拍照前，他取出领带，“你看我不用镜子，自己就这样打……人家都知道我是打得很熟练的。我要拍照，所以只好装模作样了。”话还没说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
许多熟悉黄天骥的人说，没有哪个老师比他更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如今，他在中大任教已是第62个年头，同侪、弟子习惯称呼他“黄天”，有些晚辈，则干脆管他叫“黄爷爷”。
今年5月，15卷的《黄天骥文集》出版，里面的学术著作跨度颇大，既有戏曲本行的“创作论”作品，也有诗词领域的论著，甚至还有一本《周易辨原》。文集出版前，黄天骥白天的时间都花在了《全明戏曲》整理，他的很多书是晚上写出来的，本科生的一百篇作文，也会坚持每天看一些。
在学术写作之余，黄天骥以“老广州”的视角为报纸撰写专栏，集结成岭南文化散文集，又把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求学到执教的中大往事记录成册。
“我这个文集无非就是说，几十年来，我和我们这一辈的学者思想发展的过程。让读者能了解我这一辈学者，不是很好嘛。”
黄天骥自认从来不是大师，他总是以“一座桥”来表达对其个体生命的期许。
1952年，17岁的荔湾少年黄天骥负箧康乐园。漫漫治学之路上，黄天骥遇见了三位“明师”——戏曲研究巨擘王起、董每戡和词学大家詹安泰。他们的学问面目迥异、各显所长，恰好从各方而启发了这名后学。
王起在黄天骥班上讲课时，就注意到他不像一般同学那样埋头记笔记，而只在偶有会心时，双眸炯炯，用左手搔他的鬓角和耳轮。
如何引导这样一个思维活跃、调皮好动的学生？王起长于版本校勘和文献研究，于是让黄天骥来校对最复杂的、有几十个版本的《西厢记》，三四年时间，磨炼他养成踏实严谨的态度，能够坐稳冷板凳，也打下了校注、考证的基本功。
既是戏曲史家，又是编剧、导演的董每戡，在研究上，重视文本与舞台表演相结合。黄天骥问学于董每戡，留校任教后，还遵师嘱跑到剧团实习，翻跟头是学不了了，唱念做打，基本的程式都能够接触。从此，看戏剧文本，黄天骥的心中有戏，人物都是活泼泼的，突破了拿戏剧只作案头文章看的局限。
给学生讲课时，黄天骥操着一口“不普通”的普通话，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并且讲着讲着，一定要表演。很像董每戡当年的讲课风格。
一次，黄天骥在礼堂上课，讲的是梅兰芳演白娘子、即兴救场的片段。
“你这个负心汉！”他伸出指头，满脸愠怒，狠狠地“哼”了一声，引起哄堂大笑。“谁知道呢，有一次，糟了，这个俞老先生（许仙扮演者）跪得太近了，本来应该‘哼’，就对了嘛。谁知道，‘哼’！”他现场取材，拿麦克风当许仙，戳了一指头，又在它倒下之际，拽回原位。看到老师激情的表演，学生们乐不可支。黄天骥复又坐下，徐徐道来这场表演大受好评的原因，“正是这一推一拉，表现出白蛇对许仙又爱又恨。”
黄天骥写过有关纳兰性德、吴伟业、陈维崧、朱彝尊等一系列文人及其诗词作品的论著，一些观点至今堪称经典。这些成果，彰显了其融会贯通的学养，自然也与老师詹安泰的指教分不开。
“反右運动”中，詹安泰、董每戡被错划为右派。1967年，詹因绝症离世。而董在1957年后离开校园，迁家湖南长沙。
长沙的生活极度艰苦，买不起稿纸，董每戡把捡来的烟盒展开，在上面写作。往日，他由于右手病颤，字写得歪歪斜斜，通常一张稿纸写不了十多个字。为节省纸张，他竟将字写得小如蝇头，齐整工细。他以右手横握笔杆，左手推动笔尖书写的方式，写出了百万字的书稿。
“文革”结束后，董每戡得以重返中大。天意偏弄人，仅在九个月后，他因肺心病不治，溘然长逝。
两位恩师的学术贡献，黄天骥皆曾撰写专文论述。三大卷的《董每戡文集》，也是黄天骥与另一位学者陈寿楠合作编定的。为了整理手稿，黄天骥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他一个眼睛的视力，还因此急剧下降。
“文革”时，王起受到了冲击，健康受影响，晚年生活起居由妻子姜海燕一手操持。黄天骥等一众同门没想到的是，师母染登革热，先一步而去了。
当天晚上，黄天骥派学生董上德去王起家“侦察”，让他看看王先生现在家里的灯还亮不亮，如果不亮，睡觉了，说明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算紧张;如果灯亮，就是一直在等消息。
家中没有亮灯。确定了老师的情况，大家又想到，不能马上把消息告诉老人家，黄天骥于是想了个办法一师母在广医二院，那么让老师也去那儿检查身体。万一他听闻消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方便抢救。 王起住进病房后，黄天骥每天向他报告师母的“病情”，有时“严重”，有时“缓和”。一段时间后，才向他报告了实情。经过这样充分的铺垫，王起安然渡过了难关。
那年春节，在一派喜庆热闹的气氛中，黄天骥尤为惦挂自己的老师，“他和女儿静静地守岁，心情不知怎样？”年初一大清早，他带了些糕点，赶往老师的寓所。当看到王起家门上贴着一副老人亲拟的、红彤彤的对联时，他不禁眼眶一热，心上的那块石头，也落下了。
在学生心里，黄天骥是个“资深年轻帅小伙”，丝毫没有年龄的隔阂。“偶然校园里碰见，居然从脚踏车飞身而下，打个招呼，说声‘游泳去’，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为中大学生的陈平原说。
中文系教授董上德是黄天骥早年的博士生，作为同事也一起共事了多年。他提到黄天骥生活中有另一大爱好一“喜欢看足球比赛。”“哦！世界杯。”“噢不，世界杯是一方面，他是很特别的。他特别喜欢恒大，凡是恒大比赛必看。然后呢，排球，只看女排不看男排。”
黄天骥一直频繁往返于学校和家。除了给博士生上讨论课，2000年，中大办珠海校区，他请缨为中文系本科一年级上了一学期的基础课，此后也常为本科生上专业课和开设讲座。2016年，他讲了一学期的《诗词概论》。去年，他还与董上德合开了一门校公选——中国戏剧史，给80个本科生上课。
有记者问他心目中的好学生，他说没有一定标准，能提出跟老师不同意见的便是好学生。
曾有一个本科生，撰文“挑战”黄天骥关于李渔的“权威”观点。学生的结论很稚嫩，但是黄天骥很高兴，认为这种探索精神是可贵的，并且文章写得很扎实，他亲自推荐去发表。
黄天骥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散步，可以看作是他培养学生的一种另类方式。
当年董上德经常与老师一同散步，黄天骥会讲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故事、当年轻教师时的故事，种种悲欢，他毫无保留地讲给自己的学生听。作为一个老师，把从社会、人生、历史里面所得的感悟告诉学生，潜移默化中，学生获得的教益不言而喻。
文史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刘根勤师从王起、黄天骥的博士生黄仕忠，向我讲述对黄天骥这位师爷兼师伯的印象时，感慨地说，“他作为老师啊，是超强的。他最领时代风气的，是他的人缘和人伦。这个伦就是师生之伦。”
2016年秋，一册《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出版。各个年龄段的学生，用一篇篇回忆文章或论文，表达对老师的敬爱。回忆师恩，除课业的尽责辅导之外，生活中的关怀、精神上的熏陶更是屡被学生提及。
为什么黄天骥能给学生学问、生活和精神全面的照顾与提升？董上德沉吟片刻，认真说道：“一方面，王起先生的榜样作用是存在的，因为王先生也是这样培养学生。而另一方面，也跟他个人的性情、胸襟有关，他真的是无私地培养学生，不是为自己，是为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有诗人情怀诗人一般都是很真挚的，无功利的，但又是全身心地来投入，去帮助一个人，去爱护一个人，去培养一个人。”
有一位年轻教师，出了本古代文学的论文集，托人带给一些师长。师长们工作繁忙，只有黄天骥给这位素昧平生的年轻学者亲笔回复。当时，黄天骥任研究生院的常务副院长，工作亦十分忙碌。
“忽闻花外啼声脆，老凤将雏过小桥”，是黄天骥伴随王起游武汉东湖，有感而书的诗句。这位昔日沐浴在融融师生情谊中的学生，如今已成为“老师的老师”，六十多年过去，黄天骥又护佑过多少学生度过他们人生的桥呢？
陈平原在中大读了本科及硕士，1977年入学，正值久旱逢甘霖的时代。黄天骥经常与学生在家中围坐讨论。不过，由于性格羞涩，加之念大学时只顾补课，陈平原极少拜访老师。跟黄天骥熟稔起来，是他念研究生乃至毕业以后的事。
他告诉我，“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黄老师对于桥上走过的无数学生的在意。我多次见到，黄老师与毕业多年且未谋面的老学生见面，居然能叫出对方名字，让老学生热泪盈眶。这虽是异禀，也见性情。”
起初，黄天骥的兴趣在于诗文，后被董每戡发掘，从事戏曲研究，但对诗文的关注一直不减。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很想重拾诗文研究，便和几个人聊自己的想法，其中一个是中大历史系教授姜伯勤。姜先生反对，“第一。摘诗文的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第二，如果你不搞戏曲，那么中大戏曲团队会散，这个学科会衰落。”黄天骥听了。确实不好意思，也深知傳承的责任，因此决然减少诗文方面的力气，重心继续同到戏曲上。
1984年，黄天骥与王起共同招收首批博士研究生薛瑞兆、康保成。往后，王起再没有单独带过博士，都是与黄天骥合带。因此在中大的戏曲研究团队里，黄天骥对许多教授来说，是亦师亦兄长的关系。“王起老师考虑到。他自己年纪大了，我当时还年轻，不同年代的教师，老中青。当时我是属于中了，那么大家会有不同的角度去影响学生。当然了，本身也是对我的一个锻炼。是合作，也是锻炼。”黄天骥娓娓道来先师的用心。
他紧接着说：“我们无所谓合带不合带。”这已成为戏曲团队一个特殊的传统。研究生报考导师，只是名义上的。上课时十个导师分为两组，与学生讨论，课下一起辅导。“如果他的论文选题我不太熟悉，某位老师熟悉，那他也可以去找那位老师。名义上是我的学生，但是往往求教于他们，更多于我。”“转益多师”，始终是黄天骥坚持的教育理念。
他试过在别的团队推行这种做法，发现做不到。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个学科有个传统，另一方面，团队内老师比较团结，不至于说“切，你的学生怎么找我呢”。
评职称是高校教师最切身的问题，“义”与“利”的交锋在此尤为激烈。曾有两位老师同时有资格评职称，但指标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但不争，反而一而再地互相礼让。为了让团队能够精诚团结，互相砥砺，黄天骥多次向后辈讲述这个故事。 黄天骥的学生、学者周松芳在《
1935年生，广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的教学和研究。担任系主任时，创立了“一百篇作文”教学传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2006年，获第二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6月12日，中山大学怀士堂门口，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吴陈饶纪念讲座基金”捐赠签约仪式开始前，学生们正分列阶梯两边预备合影，黄天骥轻快地拾级而上，满头银发在风中颤动，微微泛红的面庞含着笑。身着学校白色纪念衫的他一出现，人群中便形成一小股呼唤“黄老师”的声浪。
一名工作人员从礼堂走出，迎上前和他打招呼：“黄天老师！”
“你们在干嘛？”
“我们列队欢迎您。”看着她狡黠的眼神，黄天骥的表情迅速转变成了“我不相信”。他在阶梯上停住，也不说话，圆睁双目作质询状。对面的人知道被识破了，笑嘻嘻揭开谜底，引着他往前走。
几天之后，中大举行全校的毕业典礼，人文学院场次的权杖，一如既往地由黄天骥手擎。为了这个缘故，他“只好戴领带来”。那天下午，又正好是我们约定的访谈时间。
摄影师给他拍照前，他取出领带，“你看我不用镜子，自己就这样打……人家都知道我是打得很熟练的。我要拍照，所以只好装模作样了。”话还没说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
许多熟悉黄天骥的人说，没有哪个老师比他更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如今，他在中大任教已是第62个年头，同侪、弟子习惯称呼他“黄天”，有些晚辈，则干脆管他叫“黄爷爷”。
今年5月，15卷的《黄天骥文集》出版，里面的学术著作跨度颇大，既有戏曲本行的“创作论”作品，也有诗词领域的论著，甚至还有一本《周易辨原》。文集出版前，黄天骥白天的时间都花在了《全明戏曲》整理，他的很多书是晚上写出来的，本科生的一百篇作文，也会坚持每天看一些。
在学术写作之余，黄天骥以“老广州”的视角为报纸撰写专栏，集结成岭南文化散文集，又把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求学到执教的中大往事记录成册。
“我这个文集无非就是说，几十年来，我和我们这一辈的学者思想发展的过程。让读者能了解我这一辈学者，不是很好嘛。”
黄天骥自认从来不是大师，他总是以“一座桥”来表达对其个体生命的期许。
杏坛风雨得同归
1952年，17岁的荔湾少年黄天骥负箧康乐园。漫漫治学之路上，黄天骥遇见了三位“明师”——戏曲研究巨擘王起、董每戡和词学大家詹安泰。他们的学问面目迥异、各显所长，恰好从各方而启发了这名后学。
王起在黄天骥班上讲课时，就注意到他不像一般同学那样埋头记笔记，而只在偶有会心时，双眸炯炯，用左手搔他的鬓角和耳轮。
如何引导这样一个思维活跃、调皮好动的学生？王起长于版本校勘和文献研究，于是让黄天骥来校对最复杂的、有几十个版本的《西厢记》，三四年时间，磨炼他养成踏实严谨的态度，能够坐稳冷板凳，也打下了校注、考证的基本功。
既是戏曲史家，又是编剧、导演的董每戡，在研究上，重视文本与舞台表演相结合。黄天骥问学于董每戡，留校任教后，还遵师嘱跑到剧团实习，翻跟头是学不了了，唱念做打，基本的程式都能够接触。从此，看戏剧文本，黄天骥的心中有戏，人物都是活泼泼的，突破了拿戏剧只作案头文章看的局限。
给学生讲课时，黄天骥操着一口“不普通”的普通话，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并且讲着讲着，一定要表演。很像董每戡当年的讲课风格。
一次，黄天骥在礼堂上课，讲的是梅兰芳演白娘子、即兴救场的片段。
“你这个负心汉！”他伸出指头，满脸愠怒，狠狠地“哼”了一声，引起哄堂大笑。“谁知道呢，有一次，糟了，这个俞老先生（许仙扮演者）跪得太近了，本来应该‘哼’，就对了嘛。谁知道，‘哼’！”他现场取材，拿麦克风当许仙，戳了一指头，又在它倒下之际，拽回原位。看到老师激情的表演，学生们乐不可支。黄天骥复又坐下，徐徐道来这场表演大受好评的原因，“正是这一推一拉，表现出白蛇对许仙又爱又恨。”
黄天骥写过有关纳兰性德、吴伟业、陈维崧、朱彝尊等一系列文人及其诗词作品的论著，一些观点至今堪称经典。这些成果，彰显了其融会贯通的学养，自然也与老师詹安泰的指教分不开。
“反右運动”中，詹安泰、董每戡被错划为右派。1967年，詹因绝症离世。而董在1957年后离开校园，迁家湖南长沙。
长沙的生活极度艰苦，买不起稿纸，董每戡把捡来的烟盒展开，在上面写作。往日，他由于右手病颤，字写得歪歪斜斜，通常一张稿纸写不了十多个字。为节省纸张，他竟将字写得小如蝇头，齐整工细。他以右手横握笔杆，左手推动笔尖书写的方式，写出了百万字的书稿。
“文革”结束后，董每戡得以重返中大。天意偏弄人，仅在九个月后，他因肺心病不治，溘然长逝。
两位恩师的学术贡献，黄天骥皆曾撰写专文论述。三大卷的《董每戡文集》，也是黄天骥与另一位学者陈寿楠合作编定的。为了整理手稿，黄天骥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他一个眼睛的视力，还因此急剧下降。
“文革”时，王起受到了冲击，健康受影响，晚年生活起居由妻子姜海燕一手操持。黄天骥等一众同门没想到的是，师母染登革热，先一步而去了。
当天晚上，黄天骥派学生董上德去王起家“侦察”，让他看看王先生现在家里的灯还亮不亮，如果不亮，睡觉了，说明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算紧张;如果灯亮，就是一直在等消息。
家中没有亮灯。确定了老师的情况，大家又想到，不能马上把消息告诉老人家，黄天骥于是想了个办法一师母在广医二院，那么让老师也去那儿检查身体。万一他听闻消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方便抢救。 王起住进病房后，黄天骥每天向他报告师母的“病情”，有时“严重”，有时“缓和”。一段时间后，才向他报告了实情。经过这样充分的铺垫，王起安然渡过了难关。
那年春节，在一派喜庆热闹的气氛中，黄天骥尤为惦挂自己的老师，“他和女儿静静地守岁，心情不知怎样？”年初一大清早，他带了些糕点，赶往老师的寓所。当看到王起家门上贴着一副老人亲拟的、红彤彤的对联时，他不禁眼眶一热，心上的那块石头，也落下了。
老凤将雏过小桥
在学生心里，黄天骥是个“资深年轻帅小伙”，丝毫没有年龄的隔阂。“偶然校园里碰见，居然从脚踏车飞身而下，打个招呼，说声‘游泳去’，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为中大学生的陈平原说。
中文系教授董上德是黄天骥早年的博士生，作为同事也一起共事了多年。他提到黄天骥生活中有另一大爱好一“喜欢看足球比赛。”“哦！世界杯。”“噢不，世界杯是一方面，他是很特别的。他特别喜欢恒大，凡是恒大比赛必看。然后呢，排球，只看女排不看男排。”
黄天骥一直频繁往返于学校和家。除了给博士生上讨论课，2000年，中大办珠海校区，他请缨为中文系本科一年级上了一学期的基础课，此后也常为本科生上专业课和开设讲座。2016年，他讲了一学期的《诗词概论》。去年，他还与董上德合开了一门校公选——中国戏剧史，给80个本科生上课。
有记者问他心目中的好学生，他说没有一定标准，能提出跟老师不同意见的便是好学生。
曾有一个本科生，撰文“挑战”黄天骥关于李渔的“权威”观点。学生的结论很稚嫩，但是黄天骥很高兴，认为这种探索精神是可贵的，并且文章写得很扎实，他亲自推荐去发表。
黄天骥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散步，可以看作是他培养学生的一种另类方式。
当年董上德经常与老师一同散步，黄天骥会讲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故事、当年轻教师时的故事，种种悲欢，他毫无保留地讲给自己的学生听。作为一个老师，把从社会、人生、历史里面所得的感悟告诉学生，潜移默化中，学生获得的教益不言而喻。
文史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刘根勤师从王起、黄天骥的博士生黄仕忠，向我讲述对黄天骥这位师爷兼师伯的印象时，感慨地说，“他作为老师啊，是超强的。他最领时代风气的，是他的人缘和人伦。这个伦就是师生之伦。”
2016年秋，一册《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出版。各个年龄段的学生，用一篇篇回忆文章或论文，表达对老师的敬爱。回忆师恩，除课业的尽责辅导之外，生活中的关怀、精神上的熏陶更是屡被学生提及。
为什么黄天骥能给学生学问、生活和精神全面的照顾与提升？董上德沉吟片刻，认真说道：“一方面，王起先生的榜样作用是存在的，因为王先生也是这样培养学生。而另一方面，也跟他个人的性情、胸襟有关，他真的是无私地培养学生，不是为自己，是为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有诗人情怀诗人一般都是很真挚的，无功利的，但又是全身心地来投入，去帮助一个人，去爱护一个人，去培养一个人。”
有一位年轻教师，出了本古代文学的论文集，托人带给一些师长。师长们工作繁忙，只有黄天骥给这位素昧平生的年轻学者亲笔回复。当时，黄天骥任研究生院的常务副院长，工作亦十分忙碌。
“忽闻花外啼声脆，老凤将雏过小桥”，是黄天骥伴随王起游武汉东湖，有感而书的诗句。这位昔日沐浴在融融师生情谊中的学生，如今已成为“老师的老师”，六十多年过去，黄天骥又护佑过多少学生度过他们人生的桥呢？
陈平原在中大读了本科及硕士，1977年入学，正值久旱逢甘霖的时代。黄天骥经常与学生在家中围坐讨论。不过，由于性格羞涩，加之念大学时只顾补课，陈平原极少拜访老师。跟黄天骥熟稔起来，是他念研究生乃至毕业以后的事。
他告诉我，“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黄老师对于桥上走过的无数学生的在意。我多次见到，黄老师与毕业多年且未谋面的老学生见面，居然能叫出对方名字，让老学生热泪盈眶。这虽是异禀，也见性情。”
薪尽火传光不灭
起初，黄天骥的兴趣在于诗文，后被董每戡发掘，从事戏曲研究，但对诗文的关注一直不减。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很想重拾诗文研究，便和几个人聊自己的想法，其中一个是中大历史系教授姜伯勤。姜先生反对，“第一。摘诗文的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第二，如果你不搞戏曲，那么中大戏曲团队会散，这个学科会衰落。”黄天骥听了。确实不好意思，也深知傳承的责任，因此决然减少诗文方面的力气，重心继续同到戏曲上。
1984年，黄天骥与王起共同招收首批博士研究生薛瑞兆、康保成。往后，王起再没有单独带过博士，都是与黄天骥合带。因此在中大的戏曲研究团队里，黄天骥对许多教授来说，是亦师亦兄长的关系。“王起老师考虑到。他自己年纪大了，我当时还年轻，不同年代的教师，老中青。当时我是属于中了，那么大家会有不同的角度去影响学生。当然了，本身也是对我的一个锻炼。是合作，也是锻炼。”黄天骥娓娓道来先师的用心。
他紧接着说：“我们无所谓合带不合带。”这已成为戏曲团队一个特殊的传统。研究生报考导师，只是名义上的。上课时十个导师分为两组，与学生讨论，课下一起辅导。“如果他的论文选题我不太熟悉，某位老师熟悉，那他也可以去找那位老师。名义上是我的学生，但是往往求教于他们，更多于我。”“转益多师”，始终是黄天骥坚持的教育理念。
他试过在别的团队推行这种做法，发现做不到。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个学科有个传统，另一方面，团队内老师比较团结，不至于说“切，你的学生怎么找我呢”。
评职称是高校教师最切身的问题，“义”与“利”的交锋在此尤为激烈。曾有两位老师同时有资格评职称，但指标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但不争，反而一而再地互相礼让。为了让团队能够精诚团结，互相砥砺，黄天骥多次向后辈讲述这个故事。 黄天骥的学生、学者周松芳在《